2016年8月11日，中东研究所孙德刚研究员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评论文章《土耳其政局与未来中东地区格局》（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8月11日第3版），全文如下：
土耳其政局与未来中东地区格局
土耳其是中东地区支点国家。它不仅是北约在中东唯一的成员国，而且是欧盟的候选国和上海合作组织的对话伙伴国。在全球经济领域，土耳其和沙特一道跻身二十国集团，一度成为中东国家的“佼佼者”。土耳其政府雄心勃勃，宣布到2023年即土耳其共和国成立100周年时，国内生产总值将跻身全球十强。
然而，近年来土耳其经济增速下滑，与俄罗斯、希腊、以色列、亚美尼亚、叙利亚、伊拉克等周边国家关系紧张，国内民族分裂势力抬头，恐怖主义袭击事件频发，加上300万叙利亚难民的涌入，社会矛盾激化。2016年7月15日土耳其发生未遂政变，造成1000多人死伤，埃尔多安总统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并抓捕了数千名涉嫌参与政变的军官、警察以及持不同政见的律师、记者和知识分子等。土耳其政局的动荡对中东格局、地区国际关系和中东国家国内政治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东地区格局从单极走向多极
冷战后，中东地区曾形成了美国主导的单极格局。奥巴马上台初始，土耳其、以色列和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海合会）被视为支撑美国中东霸权的“三大支柱”。2010年底中东地区爆发“阿拉伯革命”以来，美国、欧盟、俄罗斯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等域外力量在中东形成了“群龙之势”。美国、欧盟、土耳其和沙特等组成了“支持政局改变阵营”；俄罗斯和伊朗等则形成了“反政权更迭阵营”；中国、印度等亚洲大国成为第三种力量，在“不干涉内政”与“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下维护地缘经济利益，各方在联合国等多边舞台围绕叙利亚内战、也门危机和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等斗智斗勇。土耳其支持北约推翻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并参与到叙利亚的动荡局面之中。
在2015年伊朗核问题六国（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与伊朗达成核协议、美伊关系缓和后，美国的盟友沙特和以色列对奥巴马政府深表不满；2016年7月土耳其发生未遂政变后，埃尔多安政府指责流亡美国的居伦是幕后推手，甚至指责美国情报部门暗地支持居伦运动、图谋颠覆埃尔多安民选政府。美国则长期以“证据不足”为由，拒绝引渡居伦，美土之间因此出现龃龉。整体来看，美国在中东的联盟体系面临危机，北约军事联盟也受到冲击。经过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元气大伤，国内孤立主义情绪上升，中东在美国全球的战略地位下降，美国政府主导中东事务、推动民主化的热情减退，中东单极格局让位于多极格局。
英国脱欧后，欧盟更加关注自身问题，对中东事务的参与能力和意愿也大大下降。欧盟近年来恐怖主义、难民危机、经济下滑、右翼势力上升等内部问题突出，土耳其加入欧盟的可能性进一步减小。尤其是未遂政变发生后，欧盟及其成员国对埃尔多安政府所谓“打击异己”、“侵犯人权”、“践踏民主”、“法治倒退”等指责不绝于耳，土耳其也拉开了与欧盟的关系。
俄罗斯利用土耳其未遂政变扩大在中东的政治影响力。由于欧盟对俄经济制裁延长至2016年底，加上美俄关系恶化，俄急需利用中东热点问题转移国际社会对乌克兰问题的注意力。有消息称土耳其政变发生前数小时，俄罗斯即向埃尔多安政府提供重要情报，为土耳其迅速粉碎政变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受到土耳其的高度赞赏。未来，俄将进一步离间土耳其与北约和欧盟关系，甚至不排除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欢迎土耳其成为观察员国或正式加入上合组织。土耳其向俄、中、印等新兴国家靠拢，将进一步推动中东多极化。
中东地区均势从静态转向动态
中东缺乏全覆盖的地区组织，区域一体化程度较低，地缘政治争夺和安全零和博弈成为中东地区的“新常态”。受此影响，土耳其、伊朗、沙特、埃及、以色列等地区强国形成了一组战略平衡，而土耳其政局变化恐将打破原有的地区均势。
6年来，“阿拉伯革命”从突尼斯、利比亚、埃及一直蔓延到也门、巴林和叙利亚等国，利比亚、也门、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等国形成了“中东动荡区”，同时，土耳其、以色列、伊朗、沙特、阿联酋、卡塔尔、阿曼和科威特等国曾形成了“中东稳定弧”。后者一度发挥了“稳定器”功效，在难民救治、中东冲突管理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不仅如此，中东地区稳定国家还相继出台了国家振兴计划，如土耳其提出的“2023计划”，沙特提出的“2030愿景计划”，伊朗提出的“第6个五年发展规划”等，均希望成为中东地区发展的“领头羊”，填补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亚太后的权力真空。
然而，沙特介入也门冲突并与伊朗断交、土耳其恐怖袭击事件频发甚至爆发未遂政变，导致“中东稳定弧”中的支点国家有丧失战略发展机遇期的风险，沙特和土耳其国内发展前景尚不明朗。
此外，中东地区还有许多不可预知的风险。“伊斯兰国”组织实施外线斗争策略，库尔德人自主意识上升，沙特和伊朗等中东伊斯兰大国矛盾公开化，巴林、苏丹、索马里和吉布提等国同伊朗断交，迫使埃及、土耳其、伊朗和以色列等国纷纷调整各自的战略，中东地区大国的均势正在酝酿新变化。为改善外部环境，埃尔多安政府一方面试图与以色列、叙利亚和伊拉克等邻国缓和关系，另一方面继续推动与沙特和埃及的战略合作；伊朗则利用核协议达成之后的契机，在也门、叙利亚、伊拉克和黎巴嫩等战略利益区提前布局，主动向土耳其示好，以孤立沙特；沙特则联合逊尼派阿拉伯国家制衡伊朗，中东地区力量将重新分化组合。
中东地区权力结构走向多元
“阿拉伯革命”爆发以来，从利比亚到埃及，从也门到叙利亚，从伊拉克到土耳其，原有的威权统治受到削弱，“一元化”权力结构被打破，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极端主义甚至是恐怖主义力量等“多元”权力结构正在形成。
宗教力量与世俗力量成为中东国家内部权力结构的第一组矛盾，影响中东各国的政治生态。在土耳其，以正义与发展党为代表的政治伊斯兰力量和以军队为代表的世俗力量曾相互制衡、相互影响，成为土耳其模式的重要特征。然而，未遂政变的爆发表明，中东伊斯兰力量和世俗力量都不再是铁板一块。埃尔多安领导下的正义与发展党与居伦运动原本同属温和伊斯兰力量，现已分道扬镳，居伦运动甚至被土耳其政府贴上了“恐怖主义”和“美国代理人”的标签。除温和伊斯兰力量外，激进主义、极端主义乃至打着宗教旗号的恐怖主义力量纷纷登场，使当前中东国家内部权力结构分散化。同样，中东地区世俗主义力量也进一步分化，如被誉为“世俗主义大本营”的土耳其军队已呈现意识形态多样化，有的力挺正义与发展党，有的坚守世俗主义，有的支持民族主义，有的暗地追随居伦运动，不一而足。
军队与政治关系成为未来中东国家内部权力结构的第二组矛盾。无论是土耳其、埃及还是其他伊斯兰国家，军队始终是影响国内政治走向的重要因素之一。1960年、1971年、1980年、1997年和2016年，土耳其相继发生了五次军事政变，土耳其军队曾经是重要历史关头维护政局稳定的“压舱石”。这次土耳其发生未遂政变后，1500多名军人因涉嫌参与政变遭政府逮捕，尤其是军队中的部分高级将领已被“大换血”。除土耳其外，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伊拉克等中东转型国家局势的走向，也与军队及形形色色的地方武装存在重要关系。
近年来，中东许多国家中央政府的权威在弱化，地方政府的权威在强化；国家建设能力在弱化，族群凝聚力在强化；国家认同在弱化，教派认同在强化。中东国家中央政府治理能力的下降和地方武装派别的暗流涌动互为因果，有些地方武装在外部势力的操纵下沦为“代理人”，成为中东民族国家重建的重要挑战。中央和地方关系渐渐成为未来中东国家内部权力结构的第三组矛盾。
总之，土耳其政局动荡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域外大国中东战略的调整、中东地区大国地缘政治博弈加剧和中东国家内部权力“破碎化”等相互叠加的产物。作为中东地区的支点国家，土耳其政局的变化将牵动中东地区战略格局的神经，对世界大国之间的战略关系、中东地区大国的权力平衡以及中东国家内部宗教与世俗、军队与政治、中央与地方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