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中民:“以色列不会卷入阿拉伯世界的内斗”,《南方都市报》
发布时间: 2017-08-20 浏览次数:

2017820日,上外中东研究所刘中民教授就以色列中东政策、美以关系等问题接受《南方都市报》专访(见《南方都市报》2017820A19),全文如下:

以色列不会卷入阿拉伯世界的内斗

内塔尼亚胡涉嫌贪腐案近期有了新进展。曾任内塔尼亚胡幕僚长的阿里·哈若向检方认罪,并答应作为“污点证人”检举内塔尼亚胡。内氏这次看上去凶多吉少。若内氏下台,会对以色列的政治产生什么影响?在面临国内指控的背景下,内塔尼亚胡仍不改外交上的强硬姿态,近期威胁要关闭半岛电视台驻耶路撒冷记者站,这是否意味着以色列改变了之前的中东政策,也参与到“围剿”卡塔尔的行动中?特朗普上台后,美以关系走势如何?与以色列的预期是否还有差距?为何巴以和谈自2014年中断以后,迟迟不能恢复?就这些问题南都评论记者(以下简称“南都”)专访了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刘中民教授。

内塔尼亚胡老部下的“反戈一击”

南都:最近曾任内塔尼亚胡幕僚长的阿里·哈若认罪,并答应作为交换,将向检方举证内塔尼亚胡。内氏曾被多次指控涉嫌贪腐,但多次被免予起诉,这次是否凶多吉少?

刘中民:近年来,围绕着内塔尼亚胡涉嫌贪腐的问题,隔一段时间就会出来一些消息。从现有的资讯来看,对他的指控主要集中在家属、亲信涉嫌贪腐。他的长子雅伊尔·内塔尼亚胡涉嫌与澳大利亚富商帕克有特殊关系,包括后者为其预订头等舱机票、豪华酒店以及在特拉维夫为其提供豪华公寓等。他的亲信,现任以色列安全机构摩萨德的领导人约西·科恩也涉嫌以权谋私,私下接受帕克提供的明星演唱会的门票。

内塔尼亚胡自身也陷入德国潜艇采购案。据报道,20 11年以色列购买德国潜艇时,虽然国防部长表示赞同,但参谋总长和海军司令都明确反对,认为以色列“不需要”这种潜艇。但内塔尼亚胡力排众议,促成了这桩交易。德国潜艇制造商蒂森-克虏伯公司的代理律师恰好就是内塔尼亚胡的律师希姆龙,而希姆龙又是内塔尼亚胡的亲戚。此外,另有报道称,内塔尼亚胡还涉嫌试图与报业大亨摩西进行“利益交换”,以打压摩西旗下《新消息报》的竞争对手《今日以色列》为条件,换取前者刊登对其的“正面报道”。

但截至目前为止,尚没有确切证据证明内塔尼亚胡真的贪腐。不过,以色列是个健全的法治国家,只要“坐实”了贪腐的证据和事实,就会对政治家产生致命影响。像之前的总理奥尔默特收受贿赂约15万美元,帮助开发商低价拿地,就被判入狱。

现在哈若作为“污点证人”,要举证内塔尼亚胡,根据与检方的约定,其证词是禁止公开的。所以现在还不知道检方是否掌握了确凿证据。一旦证据明确,内塔尼亚胡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都要辞职并接受调查。

南都:若被证明贪腐,会对以色列的政治产生什么影响?

刘中民:首先,内塔尼亚胡的政治生命将结束。二是对利库德集团的影响。自20 0 9年以来,以内塔尼亚胡为首的利库德集团联合中右翼的党派一直联合执政。若内氏因为贪腐倒台,恐怕会引起利库德集团的内部地震,也会引发民众对利库德集团的信任危机。若内氏下台,根据以色列法律,总统里夫林将指明一位利库德集团的议员担任“临时总理”,然后举行大选。三是各派力量尤其是右翼力量将围绕总理人选展开争夺。根据以色列海法大学王晋博士的分析,若举行大选,除利库德集团推出的候选人外,极右翼的犹太家园党领导人贝尼特,来自“以色列我们的家园”党、现任国防部长的利伯曼(曾经是利库德集团重要成员,很可能会重返利库德集团),现任财长、以色列中间翼政党“我们大家”党领导人卡隆等,都有可能竞争总理职位。而老牌左翼工党自拉宾遇刺以后一蹶不振,很难翻盘。无论如何,若举行大选,右翼主导以色列的政治生态不会改变,观察点在于这些政党怎么分化组合。

南都:自2009年以来,内塔尼亚胡一直执政,如何评价内氏任内的政绩?

刘中民:在发展经济上,内塔尼亚胡有一套完整的思路和理念,强调“自由市场”和“科技创新”。上台以来,以色列的经济一直保持了较好的发展势头,去年以色列的GDP增速是3 .8%,在发达国家中位居前列。而以色列的科技创新能力很强,已经是全球的引领者了。

在政治上,他联合其他中右翼政党,迄今已经执政了8年,创造了以色列历史上少见的、较长时期的政治稳定局面,可以说是一个“奇迹”。

在外交上,内塔尼亚胡信奉强硬外交。在巴以问题上,任内两次发动加沙军事行动来打击哈马斯,在推动犹太定居点建设问题上,也毫不妥协和让步;强烈反对伊朗拥核,并反对美国和伊朗签订的伊核协议;在涉及以色列的核心利益问题上,甚至不惜和地区大国土耳其撕破脸皮。因为在外交上的强硬立场,他也饱受国际社会的批评。在奥巴马当政期间,美以关系甚至龃龉不断。

阿拉伯国家内斗对以色列有利

南都:最近以色列威胁要关闭半岛电视台驻耶路撒冷的记者站,原因是什么?此举是否意味着以色列也与阿盟的一些国家一起,公开“围剿”卡塔尔?

刘中民:第一,半岛电视台自身的因素。半岛电视台在中东独树一帜,经常批评和指责以色列的巴勒斯坦政策。因此,以色列对半岛电视台不满已久。第二,穆斯林兄弟会因素。以色列面对的重要敌人是哈马斯,而哈马斯实际上是穆兄会在巴勒斯坦的分支。卡塔尔支持穆兄会,而穆兄会支持哈马斯。穆兄会在中东作为一个组织网络,反以色列是其长期立场。这次沙特纠集“海合会”国家和埃及等国围绕穆兄会问题来打压卡塔尔,符合以色列的利益。第三,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沙特和以色列的“默契”。伊核协议签署后,日益崛起的伊朗构成了以色列和沙特的共同敌人,双方在遏制伊朗方面有共同利益,而卡塔尔则与伊朗关系“暧昧”。尽管两国的“合作”比较低调,没有多少公开报道,但实际上在安全上已有比较多的“合作”。

也应该看到,以色列不会大张旗鼓地、高调地和沙特等“海合会”国家进行机制化的合作,只会是低调的、有限的合作。以色列若卷入阿拉伯国家的内部冲突,对其并没有好处。沙特等国由于有巴勒斯坦问题的存在,也不便与以色列进行大张旗鼓的合作。而卡塔尔和沙特两国的关系有缓和的余地,以色列也不好直接得罪卡塔尔,况且卡塔尔又是美国在该地区的重要盟友。所以,这一动作更像是警告,未来不一定会真的关闭半岛电视台驻耶路撒冷的记者站。

南都:以色列的中东战略诉求是什么?为什么也把伊朗视为头号敌人?

刘中民:最基本的诉求就是生存安全。犹太人经过亡国、流散的两千多年历史后,到近代通过发起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英美的支持下,在1948年实现建国,即以色列。但其位置又处在阿拉伯国家、伊朗、土耳其的夹缝中,建国后与阿拉伯国家发生过四次中东战争。建国以来,生存安全一直是其第一位的追求。

为实现这一目标,以色列的做法包括:一是对威胁其生存安全的激进组织和力量进行坚决的打击,尤其是对巴勒斯坦的哈马斯和黎巴嫩的真主党,多次展开行动。二是重视改善相邻的周边国家的关系,以确保自身安全,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处理与其接壤的埃及和约旦的关系。1973年中东战争之后,埃及逐渐淡出巴以冲突,1978年双方签署戴维营协议,一年后两国建交。上世纪90年代在中东和平进程启动后,以色列又实现了与约旦建交。三是坚决对抗反以色列的中东地区大国,主要是伊朗。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开始作为巴勒斯坦利益的代言人,把反对以色列作为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国近40年来一直针锋相对。而在2010年的加沙援助船事件上,以色列甚至不惧和另一个地区大国土耳其进行对抗。四是尽力避免该地区的任何一个大国主导中东事务。五是确保美国和以色列的“特殊关系”,发挥美国“安全保护伞”的作用。六是在中东地区之外的大国,以色列都寻求建立友好合作的关系,以拓展其在国际社会的生存空间,打破其被阿拉伯世界包围和孤立的局面。

以色列之所以把伊朗视为头号敌人,有四个原因。一是伊朗持有强烈的反以立场。巴列维王朝时代,两国都是美国的盟友,并无矛盾。但伊斯兰革命后,反以色列成为伊朗国内政治合法性的依据之一。霍梅尼一直把以色列视为撒旦,视为罪恶的象征,认为它是西方插入伊斯兰世界的一把尖刀。伊朗在保守派执政期间,反以的主张更激进。例如,在内贾德时期,他多次放言要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二是在具体行动上,伊朗支持了很多反以色列的力量,包括巴勒斯坦的哈马斯和黎巴嫩的真主党,都得到过伊朗资金和军事装备上的支持。三是美国因素,美国是以色列的特殊盟友,而美国与伊朗自伊斯兰革命以来对抗了数十年了,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与伊朗自然是敌对关系。四是近年来尤其是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和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倒台后,伊朗越来越呈现出成为地区霸主的趋势。“阿拉伯之春”以来,阿拉伯世界陷入动荡中,也不够团结,强烈反对以色列的现在不是阿拉伯人,而是波斯人。在这种背景下,以色列自然而然把伊朗视为中东地区的头号敌人。

南都:“阿拉伯之春”以来,以色列的中东政策思路是什么?现在威胁关闭半岛电视台的记者站,是否意味着政策有些调整和变化?

刘中民:“阿拉伯之春”对以色列来说是个机遇。因为对巴以问题有重大影响的埃及陷入内部动荡,其他阿拉伯国家也不得不把更多精力放在解决国内问题上,再加上相互间矛盾的加深,使得它们无暇顾及巴以问题。以色列采用的策略就是静观其变,避免卷入其中。在埃及、突尼斯问题上冷眼旁观。在叙利亚问题上,以色列的底线是冲突不能外溢到以色列,威胁其安全。在戈兰高地上出现叙利亚的反对派时,以色列坚决予以打击;以色列也曾对叙利亚的军事目标进行轰炸,主要针对黎巴嫩真主党。但这些都是局部的、有限的行动,它并没有介入到叙利亚内战中。

前面已经谈到了,以色列的中东政策目前不会发生大的变化或调整,也不会全面介入阿拉伯世界的内部冲突中。这对以色列来说只能招致麻烦,刺激阿拉伯世界团结起来对付它。去年初,沙特和伊朗的冲突表面化,沙特和其他一些海合会国家与伊朗断交。今年6月份,海合会内部又发生内斗,沙特与其他国家围攻卡塔尔。无论是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对抗还是阿拉伯人的内部分裂,皆对以色列有利,它根本无需介入并发力。

巴勒斯坦问题被严重边缘化

南都:在奥巴马执政的最后时段,美以交恶。特朗普当政后,两国关系有所恢复,但似乎利益诉求也不一致,你怎么看未来美以关系的走势?

刘中民:在奥巴马执政时期,美以关系多有不睦。总的来说,奥巴马任内明确提出以“两国方案”解决巴以问题,在定居点扩建问题上也不断向以色列施加压力,这些都引起以色列不满。奥巴马之所以这么做,一个深刻的根源是奥巴马在中东地区进行战略收缩,并转向亚太再平衡,想减轻在中东方面的投入,同时希望通过解决巴以问题,来改善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而2013年到2016年,在奥巴马第二个任期内美伊(朗)关系的改善,尤其是20 15年伊核协议的签署,均引起了以色列的不满。而内塔尼亚胡和奥巴马的个人关系的不睦,国际媒体也多有披露。

特朗普上台前给了以色列很多期待,甚至提出把以色列的首都迁到耶路撒冷。上任后的首次出访,也把以色列作为重要一站。但目前美国对以色列的现实支持,又远远低于以色列的期待,存在很大落差。一是特朗普竞选期间多有豪言壮语,但上台后才逐渐认识到巴以关系的复杂性。在访问以色列期间,围绕美国大使馆搬到耶路撒冷的问题,他只字不提。二是特朗普在其他问题上面临的压力很大,国内的经济问题、医改、团队组建和“通俄门”事件等,耗费了他很多的精力。而在国际问题上,今年以来朝鲜半岛形势的恶化,美俄关系的对峙和恶化,加上打击IS问题和叙利亚的重建问题,在重要性和迫切性上都超过巴以问题。

总体来说,特朗普时期的美以关系会好于奥巴马时期,但期望特朗普有惊人的举动来支持以色列,是不现实的。在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内,美俄关系、美中关系的重要性,都会超越美以关系。

南都:巴以和谈自20144月中断以来迟迟未能恢复,主要原因是什么?

刘中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巴以双方严重缺乏信任。20 0 0年以色列总理沙龙强行进入阿克萨清真寺,引起了所谓巴勒斯坦“第二次大起义”。自此之后,巴以双方虽然进行了断断续续的和谈,但摩擦冲突不断,缺乏和谈氛围。2008年和2014年又发生过两次加沙战争,严重破坏了双方的互信基础。20 0 6年哈马斯在巴勒斯坦大选中取胜,出现了哈马斯在加沙掌权,而法塔赫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掌权的局面。巴勒斯坦内部分裂割据,双方甚至同室操戈,发生了武装冲突。而以色列自2009年内塔尼亚胡执政以来,在巴以问题上一直持有强硬立场,不愿妥协让步。

二是地区因素。“阿拉伯之春”引发阿拉伯国家内部局势动荡,地区热点层出不穷,包括叙利亚和利比亚的内乱、IS的崛起、沙特和伊朗的冲突表面化、阿盟国家的内斗等,使得巴以问题被严重边缘化。尤其是在巴以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的埃及的衰落,严重影响了巴以和平进程的推动,而阿拉伯大国沙特则把注意力转向遏制伊朗,并深陷也门战事。

三是国际社会和大国对巴以问题的关注在下降。美国和俄罗斯一直围绕叙利亚问题进行缠斗,使得原来以美国、俄罗斯、欧盟和联合国为主的四方机制名存实亡。美国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伊核协议、打击IS和巴沙尔政权上,俄罗斯的关注点在支持巴沙尔政权,以求保住俄罗斯在中东的战略利益和地缘政治支点。巴以问题虽然屡被提及,但国际社会现在缺乏持续的、机制化的推进渠道。

南都:一种声音认为,巴勒斯坦要建国,巴以和谈要推进,一个前提是巴内部要统一,才有和谈的可能。因为哈马斯和法塔赫的诉求分歧严重,以色列明白任何和谈都是徒劳无功的,你怎么看?

刘中民:这种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并不全面。巴勒斯坦内部两派要解决分歧,在巴以问题上有共同立场,才能推进巴以和谈。但哈马斯和法塔赫从理念、目标到具体做法上都存在巨大分歧。首先,法塔赫是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一支力量,而哈马斯是一支伊斯兰主义的力量。前者是基于民族认同的世俗主义,后者则是基于宗教的伊斯兰主义,双方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认同差距很大。其次,在建国目标问题上,基于意识形态的分歧,法塔赫是要把巴勒斯坦建成世俗的、基于阿拉伯民族属性的、共和的国家,而哈马斯是要把巴勒斯坦建成实行伊斯兰教法的政教合一国家。三是对以色列的看法不同。法塔赫实际上已经承认了以色列的生存权,而哈马斯则以消灭以色列,把以色列“赶下海”为目标。四是政治活动方式和手段不同。自1988年阿拉法特宣布巴勒斯坦建国以来,法塔赫基本上主张以和谈来实现建国目标,而哈马斯则是主张以武装斗争来实现建国目标。

两个组织在这四个问题上的严重分歧,在某一程度上也是巴勒斯坦的悲剧所在。在力量上和以色列相比本就处于下风,而内部又兄弟阋于墙。因此,巴内部实现和解对于以统一的立场参与巴以和谈十分重要,而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从外部推动巴以和谈也十分重要。

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