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16日，中东所名誉所长朱威烈教授做客《东方教育时报》“博雅讲堂”，讲述叙利亚问题由来与中国对叙外交政策（见《东方教育时报》2013年10月16日第13版），全文如下：
“叙利亚问题源于阿拉伯改革诉求”
中东问题专家朱威烈做客“博雅讲堂”，讲述叙利亚问题由来与中国对叙外交政策
编者按：10月7日，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核查叙利亚化学武器专家小组先遣队继续实地销毁化武工作。自今年8月发现叙利亚化武袭击事件以来，国际社会在一片强烈谴责声中先后召开了多次会议，紧急磋商应对策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张军事打击叙利亚，而俄罗斯、中国则坚持主张通过政治外交手段缓和叙利亚局势。随着近日叙利亚主动申请加入《禁止化武公约》，以及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销毁叙利亚化武的决议，国际社会终于达成了避免军事干预的协议，叙利亚局势暂时趋于缓和。叙利亚问题何以引起各方关注？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名誉所长朱威烈教授与高校师生分享了他的看法。
目前，由叙利亚方面公布化武相关地点的第一阶段进程已接近尾声，专家小组已进入第二阶段的工作，即核查、拆解和销毁化学武器及相关设施阶段。
叙利亚问题是在什么背景下产生的？中国对叙外交政策是怎样的？9月26日，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研究中心主任朱威烈做客“博雅讲堂”，讲述阿拉伯革命的源起、阿拉伯国家的基本国情以及中、美的中东政策。
叙利亚问题是阿拉伯革命的一部分，最大诉求是改革
最近的化武袭击事件成为叙利亚问题的“导火索”，只是历时近三年的阿拉伯革命的一部分，而中东地区的这场动荡，则是源于2010年年底开始的“突尼斯政变”。朱威烈介绍，“突尼斯政变”被西方称为“茉莉花革命”，从要求改善民主、反对北非突尼斯政权的抗议活动，很快演变为全国骚乱，总统本·阿里被迫下台，逃往沙特避难，突尼斯成为阿拉伯国家中第一个因为民众抗议而倒台的政权。紧接着，阿拉伯革命蔓延到了中东北非西亚地区的多个国家。在埃及强人穆巴拉克下台后，中东明显出现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利比亚、也门、叙利亚、摩洛哥、约旦和巴林等国，各类示威抗议活动层出不穷，挑动着全球政坛的神经。
阿拉伯革命持续不断，构成了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的又一重大历史事件。有观点认为，这些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是西方国家理念中的一场“颜色革命”，是为了拷贝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和民主模式。对此，朱威烈并不认同。“尽管阿拉伯民众采取革命方式，但他们的最大诉求是改革。只是阿拉伯地区在进入社会改革的过程中，不像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间，始终高度重视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这三者的关系。缺失了社会稳定这个基础，其改革过程又被国家内部的权力斗争和外部势力的干预所干扰和误导，终于导致了中东的一场大动乱。”
“其实，中东地区对改革有着强烈的诉求，是因为阿拉伯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无论是经济的发展，还是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制度的建设，阿拉伯国家正处于从‘前现代化’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之中。”朱威烈介绍，100多年来，中东阿拉伯国家一直在追求“阿拉伯统一”、“伊斯兰复兴”这样的梦想，但实际上却始终处于动荡和战乱之中。进入新世纪，在“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先后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美欧国家企图用西方民主改造伊斯兰社会，但它们的公开插手干预中东国家内政，非但没有消灭以“基地”组织为代表的恐怖主义势力，反而造成了一次又一次的人道主义灾难。阿拉伯革命爆发以来，美英法又借机轰炸利比亚，公然支持叙利亚反对派的武装力量，在叙境内已造成10万人死亡，200万叙难民逃往周边邻国，进一步加剧了地区动荡。迄今，伊朗核问题还未解决，伊拉克国内安全局势未获好转； 巴勒斯坦问题在历经半个多世纪后仍举步维艰，宗教极端主义组织、恐怖势力更是在强劲反弹，活动范围越出了中东，蔓延到了西非、东非……朱威烈认为，中国对国际形势的总体判断，是世界处在复杂深刻的变化中，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同时，世界仍然很不安宁。这也符合阿拉伯国家的形势，阿拉伯国家需要的是和平与发展，是稳定和安宁，而不是冲突、战争和外来干预。
内外合力让阿拉伯国家持续动荡
为什么阿拉伯国家的改革和发展问题会演变成一场场持续不断的动荡呢？朱威烈表示，这与阿拉伯国家长久的“内生性问题”和“外部干预的影响问题”有关。
朱威烈说，阿拉伯国家的“内生性问题”包括民族、领土、宗教等历史遗留问题。中东四大民族阿拉伯人、犹太人、土耳其的突厥人以及伊朗的波斯人都有悠久的历史，千百年来，一直在中东土地上生存繁衍发展，既有和平相处的一面，也有因为争夺资源、领导权而冲突斗争的另一面。近年，库尔德人正在崛起，很可能成为中东的“第五大民族”。他们不时提出的各类民族诉求不断地外化为国家内部和地区间的政治运动和争端。阿拉伯国家的领土问题则是因为最初领土的划分，大多是欧洲列强为分割势力范围在地图上划线设定的，而非实际勘探调查的结果，这给中东留下了众多的后患。宗教问题在中东地区尤为突出，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发源地都在中东，各民族杂居的现实使宗教问题经常成为发生冲突的敏感原因。比如，伊斯兰教分为什叶派和逊尼派两大派，下面又有许多分支派别，教派斗争长期存在，不时加剧着地区的动荡。
内生性问题的另一部分，是阿拉伯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制度，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家加快现代化进程中，已经严重滞后，未能做到与时俱进，明显满足不了民众的需求。
“外部干预的影响问题”从来都是造成中东局势动荡的重要原因。朱威烈介绍，国家和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加剧，西方国家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都让阿拉伯国家的和平发展诉求难以实现。“从二战结束到上世纪末，中东地区先后打了4场阿以战争，还有持续8年的两伊战争（1980～1988），以及也门内战、黎巴嫩内战、海湾战争等，都让地区经济和人民生活深受影响……在这些战争背后，都有外国的政治势力通过直接间接的操纵、经济支持、军事干预等手段，影响着阿拉伯地区的局势，从中攫取它们的政治和经济利益。”
此外，阿拉伯国家残存的部落文化中的血亲复仇等传统陋习，伊斯兰教教派斗争被极端主义和恐怖势力所利用等，也都是阿拉伯国家现代化转型道路上的障碍； 而其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丰富油气资源，既凸显了阿拉伯国家内部巨大的贫富差距矛盾，又长期为西方国家所觊觎，成为各方势力插手和介入的诱因。“总的看来，处在欧亚非三大洲结合部战略要冲的阿拉伯国家，它们的和平与发展之路不会走得一帆风顺。”朱威烈强调。
对叙立场考验中国外交政策
叙利亚局势的紧张再次引起了国际社会对阿拉伯问题的重视，大国间不同的中东政策也再度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对此，朱威烈指出，中国秉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原则，基于与阿拉伯国家间的长久友谊和全面合作、共同发展的战略关系，中国对叙外交是“原则性”和“灵活性”并重，即既要坚持不干涉内政、反对外来军事干预，反对恐暴活动，坚持政治解决为唯一合法途径，又要积极维护与阿拉伯国家的双边良好关系和经贸合作，尽力帮助阿拉伯国家和平转型发展。
“尽管美国多年来对中东的外交政策经历了克林顿政府时期的‘东遏两伊，西促（阿以）和谈’，小布什政府时期的‘反恐、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反无赖国家’，以及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巧实力外交’，但无论政策怎么变，美国针对中东地区的三大基本原则并未改变，那就是确保以色列的绝对安全和与绝对优势，主控中东主要事务的主导权，以及确保美国对中东油气流向的控制。”这实际上导致了美国对中东国家内政的干涉，严重阻遏了阿拉伯国家的发展。
中国在中东变局出现以来的应对是积极主动的。从利比亚危机开始，中国通过各种渠道展开灵活的外交政策，通过与反对派接触，劝和促谈，努力推动他们国内政局的和平过渡。中方虽曾因在叙利亚问题上3次在安理会上使用否决权，遭到了地区舆论的一些非议与不满，但随着时间推移与局势发展，这种声音已经明显下降，中方观点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阿拉伯国家和民众的理解与支持，中国的立场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
“应该说，中阿关系的基本面至今并没有发生变化，新世纪的双边关系已从互利合作提升到了全面合作、共同发展的战略伙伴关系。当前阿拉伯世界的主要关切，一是未来如何开展变革，中国的有关经验完全可以与之分享；二是重建过程中需要的基础设施建设，有关的商品、技术与设备，都是中国有能力提供合作的。”朱威烈表示。
【朱威烈小传】
朱威烈，196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东方语系阿拉伯语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名誉所长。教育部社科委综合研究学部委员，中国中东学会顾问，中国—阿拉伯友好协会理事，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约旦皇家研究院通讯院士，埃及阿拉伯语科学院通讯院士。
1978~1980年国家公派赴开罗大学进修。1980年起任《阿拉伯世界研究》期刊主编至今。历任阿拉伯文化研究室主任（1980~1984）、阿语系副主任（1984~1987）、主任（1987~1996）、社科研究院院长（1996~2002），2000年12月起任职中东研究所至今。
朱威烈执教48年，先后担任本科、研究生多门课程讲授。1988年晋升教授，1998年任博导。已出版 《国际文化战略研究》《站在远东看中东》《世界热点：中东》《简明汉阿词典》《当代阿拉伯文学词典》《无身份世界的爱国主义——全球化的挑战》《中东艺术史》、《中东反恐怖主义研究》等专著、工具书、译作约30种。
（记者：臧莺）
来源：东方教育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