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月17日，中东研究所钮松副研究员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评论文章《“基地”组织“建国”凸显美国中东战略失误》，（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月17日第A07版）

“基地”组织“建国”凸显美国中东战略失误

日前，“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武装力量攻占费卢杰并宣布“建国”的举动再度让世人聚焦该组织，并由此促使国际社会认真审视“基地”组织渐进式开展的“建国”实践。

“基地”组织正式成立于1988年，其思想源头则始于1979年。沙特麦加禁寺事件标志着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登上历史舞台，同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并扶植亲苏政权则是催化剂。其后以本·拉登为代表的各国伊斯兰圣战士投入阿富汗抗苏战场，本·拉登同时具备伊斯兰与西方的丰富学识，且拥有巨额财富，这为其日后成立“基地”组织提供了思想与物质保障。苏军撤出阿富汗之后，因美国在中东的一系列举动，本·拉登开始将斗争矛头转向美国。

“基地”组织显现了从物色根据地建立恐怖大本营，到依托并参与部落或地方政权，再到多地建立“国中国”的“建营”、“建政”、“建国”的“路线图”。塔利班“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政权建立之后，“基地”组织更是采取“借壳下蛋”的方式在阿富汗合法建立大批训练营。随着“9·11”之后美国中东战略的失衡以及两场战争，“基地”组织开始以阿富汗巴基斯坦边界地区和伊拉克作为根据地，加之伊斯兰极端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风起云涌，“基地”组织以现有国家或地区来命名的分支机构纷纷出现。它们要么介入有关国家传统的部落酋长自治政权，要么与地方军阀政权合作，但在大举攻城略地之后宣布“建国”却是其组织建设的新动向。其分支机构之一“也门伊斯兰圣战组织”曾于2011年5月在该国阿比扬省宣布建立“伊斯兰酋长国”，伊拉克分支则在2014年1月3日于费卢杰宣布“建国”。

“基地”组织在也门和伊拉克的“建国”行为无一例外不受美国因素的影响。也门前总统萨利赫执掌该国30余年，长期以来对伊斯兰极端主义和南也门分离主义势力进行严厉打击，但美国因萨利赫长期的威权统治而对其早有不满，“阿拉伯之春”波及也门以后，美国加大对萨利赫的打压力度，这极大地影响到双方在打击极端主义势力方面的合作。由于担心美国危及其统治，萨利赫对“基地”组织也门分支采取姑息政策，利用其牵制美国，以使美国“投鼠忌器”，不敢轻举妄动。2011年5月，在萨利赫去留未卜的特殊时期，“基地”组织在阿比扬宣布“建国”，因此反对派指责萨利赫乃“幕后推手”，目的是逼迫美国支持其继续执政。叙利亚爆发内战以后，“基地”组织将“业务”扩展至受美国支持的叙自由军活动的阿勒颇等要地，并与对阿拉维派巴沙尔政权不满的叙利亚逊尼派合流，于2014年初宣布建立以费卢杰为中心的跨境的“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

自2003年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开启了21世纪初阿拉伯世界大动荡的序幕开始，及其随后推出的“大中东民主计划”和顺势介入并鼓励“阿拉伯之春”的系列“民主组合拳”，不仅没有使美式民主在伊拉克等阿拉伯“样板”国家扎根，反而让越来越多的阿拉伯国家沦为美国所定义的“失败国家”：动荡与贫困交织，难民问题、人道主义灾难层出不穷。国家的破碎与权力的真空又为伊斯兰激进势力乃至恐怖组织的壮大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契机，美国的“魔鬼”形象则为这些组织和机构的“圣战”行为提供了绝佳的借口。尤其是“基地”组织，也已不再满足在全球范围内实施间歇性暴力恐怖袭击，其攻城略地、接管政权乃至扬出“国号”的连环举动，大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总而言之，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给“基地”组织的“建国”做了“嫁衣”。

美国在中东战略上的失衡与自相矛盾，战术上错误发动伊拉克战争后又从混乱的伊拉克大举撤军、对“阿拉伯之春”推波助澜等，为“基地”组织的壮大乃至“建国”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最终只能自食恶果，陷入“越反越恐”的泥潭。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