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5日，中东研究所邹志强博士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评论文章《中国要在新兴国家合作中发挥“龙头”作用》（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9月5日第A05版），全文如下：

中国要在新兴国家合作中发挥“龙头”作用

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已成为多方共识，其中新兴国家群体在这一进程中发挥着主要推动作用，而一直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发达国家却试图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不愿兑现改革承诺，同时利用现有优势合作打压新兴国家的上升势头，并通过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等塑造新规则，削弱全球多边经济体制。实际上，这种行为正在妨碍全球经济治理的民主化进程。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艰难前行与新兴国家面临的脆弱性风险呼唤着新兴国家之间加强合作，在保障自身发展权益的同时推动全球经济体系的结构转型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民主变革。

群体性崛起的新兴国家已经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突出影响因素。新兴国家特别是“新兴十一国”（E11）在总体经济规模、经济发展速度、国际贸易、国际资本流动、大宗商品市场稳定以及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等方面已经具有世界性影响力和系统重要性，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推动力。由此引发世界经济结构变迁，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从“G7时代”迈入“G20时代”。作为国际经济合作新的主要平台，G20把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新兴国家纳入进来，使全球经济治理由西方国家单一治理走向全球多边治理，扩大了全球经济治理的合法性、民主性与有效性。因此可以说，全球经济治理的进展与变革已经离不开新兴国家的积极参与。

新兴国家在成为全球经济治理变革主要推动力量的同时，也必将承担更多的责任。通过贸易自由化和全球多边经济体制建设，新兴国家逐渐成为全球经济权力转移的主要方向，是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主要获益者。这也就意味着新兴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大。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成立表明该集团开始致力于制度性地向其他国家提供金融公共产品与服务，展现出对全球经济发展与金融稳定日益增长的国际责任。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新兴国家虽表现出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及其变革的强烈意愿，话语权与影响力也在上升，但由于受到内外诸多因素的制约，其影响全球经济治理的能力还有待提升。

中国作为新兴国家中的重要成员，要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朝着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很有必要加强与其他新兴国家的紧密合作。一方面，全球经济治理的变革、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以及相互间经济联系的日益紧密，使中国加强与新兴国家合作具有重大的经济与战略意义。中国无疑是新兴国家群体中最为耀眼的成员，但“一花独放不是春”，全球经济治理变革与新兴国家群体的发展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利益，中国与新兴国家之间已经成为利益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新兴国家在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中的比重不断上升，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与投资合作伙伴，是中国企业走出去、国际化发展的主要开拓目标。新兴与发展中国家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份额接近60%；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份额更是达到85%以上。同时中国着力于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迈进，也逐步进入主动引领全球经济合作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新时期，既要真正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也要占据有利的国际分工地位，更要在国际经济规则的变革与塑造中获得与实力相称的影响力。群体性崛起的新兴国家为中国提供了发展机会，而其他新兴国家对于与中国合作的期待也日益增大，为中国推动新兴国家间合作提供了良好机遇。

当前，全球经济形势出现了不利于新兴国家的新变化，受到发达国家政策调整、需求疲弱等外部因素以及自身经济结构固有弊端的影响，一些新兴国家资金外流加剧，金融市场大幅震荡，经济风险上升，困难与挑战增大。比如，受到较大冲击的“脆弱五国”（巴西、南非、印度、土耳其与印尼）均是G20成员与新兴大国。在此背景下，经济实力日益增强的中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扮演未来新兴国家经济增长安全港与稳定锚的关键角色，通过国内市场的虹吸作用与对外投资的助推作用，推动新兴国家在贸易、投资与金融等领域逐步改变过度依赖发达国家的局面。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及第一出口大国、第三投资大国、最大外汇储备国等，经济实力与影响力显著，市场容量巨大，资金实力雄厚，有能力成为其他国家产品的消费市场与投资资金来源。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对外贸易额达到4.16万亿美元，是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到900亿美元，作为世界投资者的作用不断增强。中国的这种新角色就长期来说，有助于逐步降低新兴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并推动新兴国家之间的相互合作迈上新台阶。

未来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中国与新兴国家合作将进一步成为引领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核心力量。中国应系统思考与新兴国家之间的合作机制建设，继续推动金砖国家合作实效化、机制化，并发挥其在新兴国家合作中的“龙头”作用，形成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为核心、交叉互补的新兴国家间合作新局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