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17日，上外中东研究所钮松研究员在《北京日报》发表评论文章《“战略收缩”的美国为何又想动武 》（见《北京日报》2019年5月17日第3版），全文如下：

“战略收缩”的美国为何又想动武

近段时间，美伊关系持续恶化，特朗普政府一反试图减少在中东地区军事存在且在中东慎用武力的思路，转而派出航母大军压境霍尔木兹海峡。遏制伊朗是特朗普自竞选伊始到就任总统以来未曾动摇的坚定选项，尽管先后采取了退出伊核协议、重启全面制裁，特别是重点锁定伊朗石油出口的极限制裁“组合拳”，但最终仍将希望寄托于超强的军事威慑。这其中看似存在明显悖论，实则反映了美国在武力偏好上的历史惯性、霸权逻辑和现实考量。

首先，这反映了美国在武力使用上的历史惯性。诚如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终结论”中所指出的那样，即便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与经济制度代表着他所认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西方世界内部仍旧存在着诸多与现行制度格格不入的地方。在他看来，这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缺陷，而恰恰体现了历史的惯性，是一种过往历史的遗产。美国对武力的偏好就是这样一种惯性，即便奥巴马与特朗普均在中东地区进行了程度不一的军力收缩，但频繁出现的热点问题很容易激活美国的武力偏好。从历史上看，美国在独立后领土扩张中的武力使用、瓜分旧殖民列强地盘的美西战争等都淋漓尽致体现了这种偏好。冷战结束后，美国更是肆无忌惮挑起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作为美国历史上最为特立独行的“体制外”总统，特朗普在关键时刻仍旧选择了“秀肌肉”这一简单粗暴的方式。

其次，这反映了美国高度重视武力的霸权逻辑。欧洲霸权国从早年的西班牙与葡萄牙让位于英国与荷兰，直至最后转移至英法德。二战使得欧洲国家遭受重创，霸权顺势转移到美国，超强的军事实力也成为美国推行全球霸权的“利器”。理查德·罗斯克莱斯将世界划分为“军事政治世界”和“贸易世界”，前者的代表是美国，后者的代表则是欧洲。欧美之间在实现霸权的过渡之后，实际上进行了战略分工。欧洲往往被视为身处“后历史时代”并以“民事力量”和“规范性力量”示人，但不可忽视的真相是，其“民事”身份离不开美国作为“军事国家”的全面保护。作为冷战结束后唯一的超级大国，尽管美国也在“贸易世界”中通过相关制度工具大搞单边制裁或展开贸易战，但其对“军事政治世界”的天然迷恋真实体现了其霸权逻辑，以武制武也是美国应对地区霸权国挑战虽非唯一但却是极其重要的手段。

最后，这反映了美国面对纷繁复杂国际热点时迫切的现实考量。“解铃还须系铃人”，美国的武力介入使得诸多地区和国家战乱与内乱频繁，随之而来的现实困境便是：美国人不该来，更不好走。不论是阿富汗、叙利亚还是伊朗，都与美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直接联系。美国在发动阿富汗战争与顺势介入叙利亚危机中投入了程度不一的军事力量，极大破坏了这些国家原有的国内生态和综合安全。特朗普试图撤军叙利亚遭到巨大阻力，处在事实上的两难境地。此外，美国为了维护地区盟友利益并履行其全球义务，也不得不通过使出“杀手锏”的方式来为盟友“站台”，在巩固美以沙反伊朗准联盟方面，航母战斗群也许才是最好的“粘合剂”。

尽管特朗普上台后以“美国优先”作为施政理念，在中东大举实施战略收缩，并试图通过撤出一部分驻军来集中力量应对其他地区的挑战，但中东局势瞬息万变。正在集结的海上大军将特朗普政府打回了原形，换而言之，“胳膊拧不过大腿”，特朗普“个性”再强也难抵历史惯性、霸权逻辑与现实考量等三者形成的强大合力。

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