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共和国：塞西领导下的埃及重塑
原文信息
【标题】The Second Republic: Remaking Egypt Under Abdel-Fattah el-Sisi
【日期】May 12, 2025
【机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作者】Yezid Sayigh
【链接】https://carnegie-production-assets.s3.amazonaws.com/static/files/Sayigh-The%20Second%20Republic-1.pdf
编译信息
【译者】赵军（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
【期数】第475期
【日期】2025年6月1日
【内容提要】文章指出，埃及总统塞西正在重塑埃及，力求实现埃及的现代化，其“第二共和国”特征包括：重新定义1952年后社会契约、实施新型国家资本主义和在军事监护下增强总统权力。具体而言，塞西重新配置政治经济资源和社会契约，缩小利益分配范围，推行非市场化的经济策略，使商业阶层屈从。但在现实层面，塞西政权缺失意识形态绝对主导权，政治稳定依靠镇压与扶贫，却削减社会服务支出、改革滞后，难以达成社会共识。另一方面，塞西政权虽顶层稳固，但却选择性扩大庇护圈加重财政负担，过度依赖借债与外援，从而使政权面临崩解风险。文章认为，关于“第二共和国”的未来，短期看塞西能否成功连任或和平移交权力给军方认可的接班人；长远而言，如果财政等问题加剧导致政权动荡，其或将由被压抑的社会力量决定。
埃及总统塞西正在重塑埃及。塞西认为，埃及新行政首都的落成与启用标志着“新共和国的诞生”。“新共和国”的构建体现在三方面：消解前社会政治秩序，包括瓦解合法政治空间、重构社会契约、逆转经济发展方向及冲击官僚体系；通过极端镇压、掌控舆论、传播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并培养忠诚阶层，以强化权力控制；实现政权核心转型，将控制权集中于总统亲信，形成“军事监护体系”，准国家机构的出现使商业阶层从属化，多产者跻身政权核心。在构建“新共和国”过程中，埃及遭到多重挑战，未来“新共和国”是走向巩固、停滞或崩溃，取决于塞西能否在卸任前完成足够的国家改造。
一、解构过往的颠覆与决裂
2013年埃及军队夺权后，塞西的首要目标是解散穆巴拉克统治体系。塞西与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认为，穆巴拉克执政末期宽松的政治经济自由化，导致了革命及后续动荡。军队将裙带商人和穆兄会两大挑战归咎于穆巴拉克。塞西对埃及过往的解构表现为两种形式：消除公共政治空间、压制公民社会并将商业阶层纳入国家资本主义；冲击1952年后的社会契约与国家官僚体系。塞西的这种做法巩固了政权，但使其社会基础更狭隘、政治更脆弱。
（一）政治空心化。塞西政权排斥自主性政治组织。首先，瓦解政党政治。在维持选举与议会民主表象的同时，削弱政党的真正影响力。这种将政治简化为“群体诉求竞争”的做法导致“政治死亡”。当前，安全机构扶持的效忠政党则通过“政治控制外包”模式巩固政权，而终止司法监督选举的新立法强化了这一趋势。其次，议会功能边缘化。人民议会沦为总统法令的“橡皮图章”，失去政策争议平台的作用。政权通过制造“全国阵线党”等新政党和“全国对话”等机制，营造政治开放假象，推动政党“在议会外参与决策”，实则剥夺其合法讨论空间。最后，控制社会行动场域。通过打击伊斯兰非政府组织、颁布《公民活动管理法》等限制非政府组织活动领域，并成立“全国公民行动联盟”，遏制社会政治活动。这三重攻势共同导致埃及政治活动走向实质上的空心化。
（二）重新定义社会契约。埃及政府基于内部政策需求重新定义社会契约，调整国家发展方向。塞西政权践行“没有免费午餐”理念，大幅削减面包补贴，致价格飙升，加剧社会贫困，削弱中产阶级，催生暴富精英阶层。在全球紧缩政策背景下，埃及完成了纳赛尔时代以来最深刻的社会契约变革。食品和能源补贴削减，体现国家压制有效与军方态度转变。控制人口增长被视为提升经济产出的关键，官方不再强调劳动伦理，也不再发布贫困率数据，而实际贫困率不断飙升。现金援助缓解了最贫困群体困境，却也暴露二元社会体系，军人薪资福利在2014‒2019年大幅增加，远超其他公职人员。中产阶级购买力持续下降，通胀与服务支出削减，挤压其与贫困群体发展空间。高收入家庭也受影响，埃镑贬值致储蓄缩水，数字化转型减少未纳税收入缓冲。社会不平等加剧，封闭式社区兴起，制度化收入群体空间隔离。新建高档城市、交通网络便利富人，服务工人被隔离安置，军企征用优质地产并将之商业化，进一步加剧社会差异与不平等空间，凸显埃及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
（三）逆转经济方向。自塞西执政以来，埃及经济管理模式从穆巴拉克时期的私有化转向国家资本主义，但与纳赛尔时代国有化不同。新模式以新自由主义紧缩、国有资产货币化、公共服务收费和财富集中化为特征，由权力驱动以维持对国有资产的控制。这种支配性政治经济模式存在三大矛盾：缺乏统一政策框架、裙带关系重构及高度依赖外部资本。2018年以来埃及政府公布的六项经济改革文件均未实质推进，反映出治理不善和既得利益阻力。通过土地控制，军方在城市及滨水区开展商业活动，揭示了受益者范围狭窄的政治经济重构，成为维系政权的关键。除房地产和能源外，实体经济几乎停滞。政府重视信用评级，采用会计技巧规避影响，外部伙伴默许配合，严重限制国内盈余生成能力。
（四）亦敌亦友的国家官僚体系。在重建国家资本主义时，塞西总统掏空国家文职体系并瓦解制度化治理。他认为公共部门无能，将决策权集中于自身，军方成为执行者，形成影子政府。为改革公共部门，塞西采取强硬措施，削减公共部门支出，冻结新招聘计划，通过控制监督机构加强集权，如终止行政监察局自治，赋予总统任免权、总统直接控制中央审计组织及不再公开年度报告，以及塞西自任最高司法委员会主席，获司法控制权。这些举措增强了塞西的政治控制，却削弱了机构效率，疏远了公共部门，模糊了公私界限，催生混合经济模式。埃及存在由内阁领导和直接向总统负责的两个公共部门，反映出塞西政权重视巩固政治控制，却削弱了实现抱负的能力。
二、锻造埃及第二共和国
塞西以独特方式重塑埃及的威权体制，暴露出其内在的缺陷与矛盾。这些问题虽然并未阻碍他追求政治强权，却确实妨碍了他对全面政治控制的实现。这些矛盾在支撑“第二共和国”的四大支柱中尤为明显：高度依赖严厉镇压和常态化暴力；全面接管媒体和主导公共舆论；广泛灌输极端民族主义与阴谋论；刻意培养去政治化但忠诚的青年领袖和模范官僚。塞西政权建立了一个高度国家中心化的经济体系，严重压制了自主社会阶级的形成，刻意避免建立大规模的政治动员机制，也拒绝与大资本建立明确的联盟关系。“第二共和国”完全是自上而下构建而成，过度依赖上述四大支柱来替代真实有效的政治运作，为持续经济增长埋下了潜在失败的风险。
（一）监禁之国的镇压。针对所有公开持不同政见者，塞西政权依赖常规化、合法化的国家暴力实施政治控制，手段包括强迫失踪、酷刑、法外处决、大规模监禁及电子监控。对视穆兄会为生存威胁的群体而言，暴力成为政权合法性来源，“恐怖主义”定性成为镇压借口，安全机构借此获广泛法律豁免权，可随意动用武力。塞西政府通过立法扩大行政部门反恐起诉异见的权力。以2015年《恐怖实体法》《反恐法》及后续修正案等有关言论自由、扩大死刑罪行范围，瓦解倡导团体、政治活动家甚至企业工会，以及未经审判冻结其资金资产。对海外异见者，政府指控其“恐怖主义”“传播虚假信息”并实施监控恐吓。利用间谍软件和监控系统收集数据等数字技术强化了镇压力度。相较穆巴拉克时期，塞西对异议的打击更为彻底，加剧了人权恶化。
（二）垄断公共话语权。塞西政府通过掌控媒体与审查制度主导公共空间，塑造总统与军队正面形象，宣扬经济基建成就，但自上而下的模式成本畸高且效果有限。情报机构下属公司收购埃及主要私营媒体。埃及政府通过将审查制度与媒体控制相结合，不经司法批准审查在线内容、封锁网站。网络犯罪法允许封锁威胁国家安全和经济的网站，安全机构在重要事件前后逮捕记者，禁止报道反对派信息，等等。政权附属媒体美化塞西与军队，将总统塑造成英雄，军队推出“埃及人”文化项目，对负面内容零容忍。
（三）争取意识形态主导权。塞西政权意识到需要构建一套意识形态话语来为统治正名并彰显治理能力。埃及政府通过夸大成就、归咎民众、散布阴谋论和强化意识形态控制构建新社会契约。但这种自上而下的方式未能解决社会分歧或赢得底层支持，反而暴露政权在社会经济挑战前的脆弱性及依赖军事控制的本质。当前，埃及政府热衷宣传“世界最大”项目，如新行政首都等诸多世界第一，标榜按最高国际标准建造以展现埃及国际地位，并将国家困境归咎于支持“2011年革命”的民众，称其破坏国家稳定。同时，为巩固中产阶级支持，塞西政权提出第四代战争概念，并将埃及面临多领域威胁的叙事纳入正式课程。外交官需军训，省长配军事顾问，公务员申请者须参加六个月军训资格课程。
（四）打造忠诚的行政精英阶层。塞西政府为应对拒绝组建执政党的政治困境，以教育与培训军事化塑造“政治忠诚的技术官僚精英”，但此举未能解决维持选举政治表象及支持总统议程的人选问题。为此，安全与情报机构主导尝试不同政治形式，既需达成目标又要确保绝对服从。2014年起，效忠派青年在“总统领导力计划”下接受“军事民族主义”培训，2017年国家培训学院强化了这一努力。但“模范官僚”无法提供全国性政治庇护网络，故2015年“国家未来党”取代青年计划，并赢得议会多数。其余青年活动家则被纳入协调委员会，凸显亲政权政党的可替代性。总统与安全机构是核心政治实体，控制“忠诚换回报”的资源分配，政党沦为拉票工具。
三、第二共和国政权的本质
“没有免费午餐”的社会伦理和向“超级总统制”模式转型是埃及“第二共和国”的两大特征。塞西通过这种模式设立了一种司法例外状态，使自己能常态、永久地凌驾于法律与宪法之上，并将共和国重塑为“军事监护体系”，权力更加集中于塞西个人手中，行使权更为统合。这一转变表明了权力和财富在塞西治下的重新分配。
（一）政权核心。塞西处于政权核心的顶端，该核心由内圈（称为“行动小组”）和外圈两个圈层构成。前者在高度个人化的权力结构中，尽管并非集体决策，但这是最接近团队磋商的层级；后者由数十名高级军官和文职官员组成，负责向下传达总统决策与政策方针，并向上汇报执行情况与需求；还有通常为第三梯队的退休资深军事及安全官员和公务员，他们构成更广泛的可靠效忠群体，可被任命为重要国家机构和全国委员会的负责人，且常轮岗任职；等待晋升至机构指挥岗位的下一代现役军官和公务员形成第四梯队，在各自业务领域执行总统指令。
（二）军事监护者。塞西掌控所有权力杠杆，军队是其统治的核心。他与军队之间的关系并非对立，而是利益与认知高度趋同甚至融合。塞西允许军队扩大经济影响力，这种财政自主权不仅巩固了军官团的忠诚，也成为其物质和意识形态基础。尽管如此，双方也存在偶尔摩擦。军队曾抵制塞西推动的将军工企业私有化、苏伊士运河设施租赁给阿联酋等举措，并否决了安置加沙巴勒斯坦人于西奈的外国提案。但作为2024年房地产交易的一部分，军队也被迫交出大片土地控制权。2019年宪法修订体现了双方利益交换。军队获得“可自行决定介入维护国家秩序”的权利，而塞西则获得延长任期。尽管如此，塞西仍居主导地位，通过频繁调整军事与情报架构确保无人挑战其权威。此外，塞西持续投入资源升级军备、维护战略自主，并在外交政策上与军方保持一致。面对日益严峻的内外挑战，塞西与军队更可能加强合作而非分裂。
（三）平行政府。在塞西领导下，国家资产大规模向半官方机构转移，这些实体名义上代表国家，实则受总统直接控制。埃及军队及其企业长期免于政府和议会监督，此特权现已扩至塞西控制的半官方机构。2014年成立的“埃及万岁”基金由军方将领管理，后因表现不佳被迫移交政府。更重要的半官方活动由军事机构主导，军队工程局管理大量政府基建项目，参与新行政首都建设；国防部下属组织获优质旅游地产商业用益权；空军机构成为国家唯一小麦进口商。这形成了内阁控制的国有企业和直接向总统汇报的机构两大公共部门。两者既合作又竞争，塞西的权力促使规范性国家与国家特权角力，总理因执行指令获影响力，各类委员会常架空部委，军方和情报官员渗透各领域。军队和半官方机构利用法律自设薪资福利，净收入再投资，加剧公私界限模糊，国家收入日益被政权精英支配，当下愈益严重。
（四）必要却从属的商业阶层。埃及军队长期视商业阶层为政治对手，穆巴拉克末期军队势力被总统之子的裙带商人盖过。“革命”瓦解了穆巴拉克时期政商群体，塞西政府遂重组经济精英，重申国家主导权，依赖商业阶层技术资本推进公共工程，却以恐吓、强制收购等手段压制，仅以低企业税率等有限亲商措施维持。塞西掌权十多年来，双方形成多元关系：独立巨头因海外业务获得自主，新兴企业承接国家项目，政权衍生势力借军队创建集团。商业阶层是政权基础但处从属地位。随着军队主导经济战略，双方关系生变，军队移交项目管理权以拓展新领域，外部市场机会向关联方倾斜，渐成“新资产阶级”。
四、结论
塞西修正了埃及新家长制体系，但未彻底变革，导致制度内核被掏空、国家长期脆弱。其重塑政治经济与社会契约，收窄利益分配圈，推行非市场化经济模式，使商业阶层屈服，迫其为国有资产注资或被挤出市场。理论上政府可让渡治理权促使经济复苏，但此举会动摇执政根基，故难以打破现有权力结构。
塞西政权缺意识形态绝对主导权，难获社会共识，虽控意识形态、垄断信息，却无治理共识。埃及政治稳定靠镇压与扶贫，然社会服务支出削减、改革滞后。选择性扩大庇护圈加重财政负担，过度依赖借债与外援，政权面临崩解风险。
“第二共和国”命运系于权力博弈。短期看塞西能否继续连任或移交权力给军方认可的继任者；长期看，政权维存手段或致其失败。若财政等挑战加剧致政权动摇或重组，被压制的社会力量或崛起，决定着“第二共和国”的未来走向。
（本简报仅提供参考译文，以作交流之用，文中陈述和观点不代表编译者和编译机构的立场。如需引用，请注明原文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