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定义中东？概念流变与地理边界的权力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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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تحولات مفهوم الشرق الأوسط وجغرافيته

【日期】June 10, 2025

【机构】埃及金字塔政治与战略中心（ACPSS）

【作者】瓦希德·阿卜杜勒·马吉德（د. وحيد عبد المجيد）

【链接】https://acpss.ahram.org.eg/News/21442.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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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马鹃（云南大学西南亚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开罗大学访问学者）

【校对】姚继德（云南大学西南亚研究所、伊朗研究中心教授）

【期数】第482期

【日期】2025年6月21日

【内容提要】文章系统梳理“中东”概念的历史演变与政治内涵，指出其作为一个源于殖民语境的政治术语，长期以来在地理边界与定义上模糊不清，缺乏统一标准。本质上，“中东”并非源于本土知识体系，而是服务于西方战略需要的外部建构。伴随冷战结束与国际格局演变，该地区成为西方重构地缘秩序的核心对象。文章进一步聚焦“新中东”战略的提出与演化路径，指出该战略由美国主导，以制度化嵌入以色列为核心目标，试图通过和平协议、经济整合、“关系正常化”以及“创造性混乱”等手段，为以色列在区域内确立主导地位提供合法性支持。文章强调，自1979年《埃以和平协议》签署以来，该战略历经和平谈判与军事干预的双重路径推进，并在特朗普政府后期转向更为激进的暴力模式。尤其自2023年加沙战争以来，“新中东”战略呈现出依靠“灭绝性暴力”消除区域抵抗力量的新特征，并借“自卫权”叙事掩盖其强制重构的本质。

“中东”作为区域性概念，自20世纪初提出以来，始终缺乏明确界定，是国际政治语境中最具模糊性的术语之一。无论是地理范围还是所涵盖国家，学界与政界均未形成共识。在不同历史时期和政治语境中，对“中东”范围的理解存在显著差异。本质上，“中东”是政治概念，而非基于客观地理标准的学术术语。尽管如此，该概念自提出以来被广泛用于国际关系与区域研究，成为分析该地区的核心参照框架。在国际格局变迁、冲突频发及研究立场分化的影响下，“中东”的地理边界呈现高度弹性。在最宽泛的定义中，其范围西起埃及、东至中亚；最狭义则仅包括埃及、伊拉克与沙特等核心国家。

长期以来，由于缺乏统一标准，相关研究在理论与实践上呈现出明显的不统一性。这一现象源于“中东”作为外部政治话语而非本土知识体系的属性，其语义内涵始终难以标准化。

为回应这一局限，一些阿拉伯学者尝试提出替代性概念，以更契合本区域历史与政治现实。最具代表性的是贾米勒·马塔尔与阿拉丁·希拉勒于1979年提出的“阿拉伯地区秩序”，旨在摆脱“中东”概念的外部建构，重建地区分析框架。该术语虽在阿拉伯学界获得一定接受，但在国际层面影响有限。“中东”仍是全球使用最广、影响力最大的区域术语，尚无其他概念能够有效替代。

尽管边界模糊，“中东”所指涉的地理区域却长期处于全球政治关注的核心。作为冲突频发、干预密集的战略空间，该区域在冷战后与东欧并列，成为外部力量主导改造的主要对象。特别是在苏联解体、东欧重组之后，中东逐步成为西方地缘战略重塑的试验场，其政治与社会面临持续的结构性干预与重塑。

一、“中东”的概念史：命名、认知与区划的政治逻辑

“中东”作为区域性术语及其所指涉的地理空间，不论边界如何划定，常被视为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地区体系（Regional System），或嵌入全球结构中的国际次级体系（International Subordinate System）。自20世纪60年代起，该术语逐渐进入学术话语，并在70年代后广泛用于区域政治、战略安全与国际互动等领域。

在学术层面，路易斯·康托里（Louis Cantori）与史蒂夫·施皮格尔（Steve Spiegel）率先尝试对“中东”进行理论建构，系统分析其互动机制、制度结构与国际功能，推动其作为分析单元的规范化应用。

然而，“中东”的政治用法远早于其学术化。早在20世纪初，英国等西方的政治与军事精英便将其用于指称介于欧洲与英属印度之间、具有高度战略意义的地缘区域。更早可追溯至19世纪60年代，当时的英属印度事务局（British India Office）便使用“中东”一词。该概念最初产生于殖民治理与军事战略需求，并非出于学术研究的逻辑，其形成深受帝国扩张与安全考量驱动。

“中东”一词最初是在欧洲殖民势力干预该地区的政治互动框架下逐步形成的。学界在发现该术语已被广泛使用后，开始尝试追溯其历史起源，并试图对其含义和边界进行明确界定。该概念原是对早在15世纪地理大发现时期出现的“近东”（Near East）一词的替代，而“远东”（Far East）则通常指涉中国、印度及东亚、中亚等更遥远的东方国家。

进入20世纪初期，英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政治与军事官员开始频繁在政策话语中使用“中东”这一表述。1921年，英国殖民地事务部在温斯顿·丘吉尔任殖民大臣期间，正式设立“中东事务管理部”（Middle East Department），标志着该术语被纳入英国殖民行政体系。然而，该机构的管理权限在当时仅限于巴勒斯坦、外约旦和伊拉克，尚未涵盖后来的“中东”概念所指涉的广泛区域。这一时期“中东”的界定相当狭窄，主要包括东地中海与欧洲之间的若干国家，如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伊拉克、土耳其、阿拉伯半岛及埃及。北非国家除埃及外多被排除在外，这一界定方式在后续的政治话语与学术研究中长期延续。

直到1993年《奥斯陆协议》签署，西方国家试图将“以色列”纳入区域合作体系，才推动“中东与北非”（MENA）这一更广义术语的形成，以适应新的安全与经济战略目标。由此可见，“中东”的地理范围缺乏统一标准，常因使用者的政治立场、战略利益与地缘视角而变化，展现出极强的主观性与操作性。

例如，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OHCHR）与英国查塔姆研究所（Chatham House）对“中东”的划分存在明显差异。前者在“中东与北非”中涵盖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但排除苏丹、毛里塔尼亚、索马里、吉布提与也门，同时纳入伊朗与“以色列”，反映其划分标准更侧重于议题导向与机构职能。查塔姆研究所则将“中东”界定为涵盖埃及、叙利亚、黎巴嫩、约旦、伊拉克、海湾国家、伊朗、土耳其、塞浦路斯、“以色列”及苏丹等，更强调政治安全与能源地缘政治的分析逻辑。

二、殖民分割阴影下的“中东”格局

中东地区的地缘冲突与权力竞逐，可追溯至奥斯曼帝国衰败前夕，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逐步成形。彼时，英法两国已在战事尚未结束之际，提前启动对奥斯曼遗产的分割谈判。1916年，英国外交官马克·赛克斯与法国外交官乔治·皮科签署秘密协议，划定双方在阿拉伯东方（المشرق العربي）地区的势力范围。尽管谈判细节不必赘述，但需指出，英法两国（初期还包括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基于对奥斯曼帝国战败的预判，着手规划中东未来政治版图。

在这一背景下，英国公开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并于1917年发布《贝尔福宣言》，承诺协助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家园”，从而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埋下百年冲突的祸根。此举不仅开启了巴以对立的长期格局，也为外部势力在中东核心区域植入“以色列”这一国家实体提供了制度正当性。无论“中东”概念的地理边界如何变化，以色列的确立与存在，始终构成制约区域发展、激化地缘矛盾与阻碍区域整合的关键变量。在西方主导的“秩序构建”话语中，其角色被不断正当化，而在阿拉伯世界的认知中，则始终承载着殖民主义遗产与地区动荡的制度性根源。

除了巴以冲突及其衍生的多轮战争与安全危机外，中东地区所面临的一系列结构性困境，在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以色列这一“殖民–定居–替代型”国家形态的深度嵌入。其存在不仅是部分冲突的直接诱因，更在多数地区矛盾中发挥着“催化剂”作用。这一国家实体始终与西方大国在不同时期的战略安排高度绑定，构成外部力量干预中东的重要抓手与安全借口。

在此语境中，“改变中东”的各类战略构想，本质上旨在实现以色列在区域秩序中的制度化嵌入与合法化扩展，即将其“常态国家”地位通过“关系正常化”加以确认。这一进程始于1979年《埃以和平协议》的签署，随后逐步演化为西方主导下的“新中东”蓝图，其深层逻辑在于通过和平协议或区域合作机制，重塑中东地区的政治生态，使之更符合以色列与西方的长期战略利益。

三、“新中东”：模糊话语下的清晰图谋

“中东”自其作为区域性概念提出以来便缺乏明确定义与稳定边界，而西方的“新中东”计划在话语构建上更显模糊与抽象，缺乏清晰的制度架构与推进路径。然而，其模糊外衣下所隐藏的战略意图却异常清晰，即：在美国主导下，推动以色列实现对区域秩序的制度性嵌入与主导地位，并通过“变革”叙事赋予其政治合法性与正面形象。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以色列作为一个外部强行植入的殖民性国家，其存在构成了中东长期冲突的结构性根源，也是制约该地区政治整合与自主发展的主要障碍。然而，“新中东”战略却试图将其塑造成“现代化驱动者”与“和平缔造者”，反转其在地区冲突中的真实角色，将其嵌入到区域治理的核心结构中。

值得注意的是，该战略逐渐在部分阿拉伯国家政权中获得有限接纳，其动因并非源于国家整体利益或民意支持，而更多的是出于对政权安全的考虑与对外部庇护的依赖。在国家利益与统治稳定之间，不少政府更倾向于后者，由此推动“关系正常化”在脱离社会共识的背景下缓步推进。

自1979年《埃以和平协议》签署以来，直到21世纪20年代中期，以“和平进程”与“军事介入”为双轨并行的“新中东”战略从未间断，尽管手段不断调整，其核心目标始终未变，即构建一个由以色列主导、服务于西方利益的新型区域秩序。

该战略最早可追溯至1981年4月，美国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访中东时提出，借《埃以和平协议》经验，推动其他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达成双边和平协议，建立“基于新原则”的区域合作机制。然而，这一构想忽略了中东国家间冲突的非对称性。除埃及外，多数国家并未与以色列直接交战，缺乏签署和平协议的现实基础，《埃以和平协议》的特殊性决定其难以成为通用范式。彼时，沙特王储法赫德提出和平倡议，或可视为对黑格战略的回应。而黑格构想在阿拉伯世界激起强烈反对，社会力量普遍抵制，部分政权虽未公开表态，但态度消极甚至回避。

外交努力受挫后，美国转而押注在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试图借围困贝鲁特促成《黎以和平协议》，但迅速遭遇伊朗与叙利亚支持的新一轮抵抗。1983年，美国驻黎巴嫩目标遭遇严重袭击，暴露出战略设想的局限与高风险。此后，“改变中东”的主导战略虽退居次位，仍通过西方主导的区域合作机制悄然延续。其中，1995年启动的“巴塞罗那进程”尤具代表性，作为地中海制度合作平台，其隐性目标之一，即为以色列的融入与主导创造条件，推动“新中东”构想在多边机制中以隐形路径推进。

四、构建“新中东”的政策设想与路径探索

1993年9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与以色列签署《原则宣言》（即《奥斯陆协议》），就巴勒斯坦临时自治达成初步共识，被视为继1979年《埃以和平条约》后中东和平进程的重要突破，也为区域重构提供了契机。

在此背景下，以色列外长西蒙·佩雷斯于1994年出版《新中东》一书，系统提出以色列主导的区域一体化构想。该设想以欧盟为蓝本，主张构建一个由“以色列的技术与智慧”与“阿拉伯的资本与劳动力”共同支撑的合作体系。以色列不仅被定位为地区创新中心，更被塑造为引领发展与塑造地区秩序的核心力量，合作领域涵盖安全、政治、基础设施、水资源、能源与旅游等关键议题。

佩雷斯及其盟友认为，《奥斯陆协议》为推进区域主导战略提供了“重要窗口”。在他们看来，巴解组织通过一份存在严重缺陷的协议交出几乎全部政治筹码，仅换取象征性自治；这一安排反而使以色列在维持实质控制的同时规避了法律与国际责任。

1994年10月，约旦与以色列签署和平条约，“新中东”战略加速推进。随后，以“中东和北非”（MENA）为框架的多边会议与非正式接触日益频繁，部分阿拉伯政界人士和知识分子与以色列展开对话，试图为“正常化”营造政策与社会基础，推动以色列实现制度性嵌入。

但该进程迅速遭到阿拉伯社会的广泛反对。在多数国家，民众视“正常化”为对巴勒斯坦正当权利的背弃，坚决反对与以色列建立关系。即便是已签署和平协议的埃及，在国内舆论与地区氛围的影响下，也对“新中东”战略表现出明显保留。

叙利亚诗人纳扎尔·卡巴尼的长诗《奔跑者》（al-Muharwilūn）在阿拉伯世界广为流传，成为反对“新中东”战略的文化象征。诗中以“最后一堵廉耻之墙倒塌，我们竟欢呼、祝福懦夫的和平”开篇，以“这件衣服不是我的，这种耻辱也不属于我”结尾，表达了对失去民族正义与尊严的深刻忧虑。

在和平路径受阻后，以美国为主导的外部力量逐步转向军事干预。2003年，小布什政府在新保守主义主导下发动伊拉克战争，其理论基础是伯纳德·刘易斯提出的“创造性混乱”理念，即在一些阿拉伯国家制造或支持内部骚乱，以推翻和取代其统治政权，重塑有利于西方的区域格局，伊拉克被视为重构的起点。

然而，战争并未达成既定目标。尽管萨达姆政权被推翻，伊拉克新政权却未展现出推动与以色列正常化的意愿，反而日益成为明确反对“新中东”战略的代表。这一结果表明，无论通过和平协议还是军事手段，该战略均难以突破其结构性困境与政治合法性缺失的问题。

五、以“灭绝性暴力”推进区域重构：“新中东”战略的激进演变

在“新中东”战略经由和平协定与传统战争均未奏效的背景下，美国及其盟友自2020年起调整策略。特朗普政府在第一任期内通过“激励与施压”并举的方式，借助部分阿拉伯国家对关系正常化的开放立场，推动战略进入新阶段。阿联酋、巴林、摩洛哥先后与以色列签署双边协议，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尽管尚未促成沙特与以色列正式建交，但整体区域整合格局初步确立。

然而，在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临近、特朗普宣布再次参选的关键节点上，一场重大事件突发，成为推动战略升级的新契机。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抵抗力量（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袭击，引发以色列及其西方盟友对“国家安全”与区域主导权的强烈危机感。以色列随即发动大规模军事报复，特别是在加沙展开具有“种族灭绝性”特征的战争，并在约旦河西岸和黎巴嫩南部实施定点打击，意图铲除其所认为的“新中东”战略主要乃至唯一障碍——巴勒斯坦武装抵抗力量。尽管部分阿拉伯国家对该战略仍持拒绝或保留态度，但美以联盟显然已决定抓住此次“历史性机遇”。

2024年底，随着叙利亚巴沙尔·阿萨德政权的垮台，局势进一步倾斜。叙利亚新政权自上台伊始便公开表示不将“以色列”视为敌人，也未反对其控制南部缓冲区。这一变化为以色列主导的区域重构提供了战略窗口，加速其在安全版图上的扩张。

当前这轮自2023年10月启动、持续至今的战略行动，相较以往呈现出四个显著特征：第一，明确以“灭绝性战争”作为核心手段，特别是在加沙的全面打击；第二，以“自卫权”叙事争取国际合法性；第三，部分阿拉伯政权对以色列主导地位态度转向接受甚至配合；第四，区域抵抗力量遭受系统性打击，战略阻力被有意清除。

尽管手段激进、节奏紧凑，该战略仍面临多重挑战：阿拉伯社会普遍舆论仍坚决反对“正常化”；部分阿拉伯国家政府明确拒绝强迫加沙人口外迁，反对通过战争改变人口结构；区域秩序高度不稳定，“新中东”构想仍面临现实与合法性的双重危机。

（本简报仅提供参考译文，以作交流之用，文中陈述和观点不代表编译者和编译机构的立场。如需引用，请注明原文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