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2日，上外中东研究所钮松研究员在《环球》发表评论文章《新巴以冲突恩仇录》（见《环球》2021年第11期），全文如下：
新巴以冲突恩仇录
巴以停火协议达成后硝烟还未散尽，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5月25日开始了他的中东之行。布林肯当天会见了以色列领导人，承诺将为帮助加沙地带重建而“争取国际社会支持”，同时强调不会让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从重建援助中受益。路透社解读，哈马斯实际控制加沙地带，美国撇开哈马斯谈重建的设想难以实现。
显然，本轮巴以冲突的影响仍在持续。事实证明，这一轮巴以冲突的兴起、过程及停火仍然是“熟悉的配方”。冲突背后，牵扯了太多的复杂因素，在当前的国际局势下，这一“熟悉的配方”也呈现出新鲜的面目。
两国三边新事态
5月初，巴以在耶路撒冷的零星冲突骤然升级，最终酿成2014年以来最为严重的大规模冲突，并一度愈演愈烈。冲突爆发之初，国际社会众说纷纭，巴以双方各执一词，而美国等一些国家则是选择性“失明”，美国护以心切甚至行“拉偏架”之实。只见立场、不见事实，仍是一些大国评析巴以冲突的常态化操作。
有鉴于此，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国，于5月16日通过视频方式主持召开联合国安理会巴以冲突问题紧急公开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巴勒斯坦外长马勒基、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埃尔丹及美、英、俄等国代表应邀出席。巴以双方将冲突与战火延伸至此次公开会，将会场作为唇枪舌剑的舞台，表明巴以间积怨已深且积重难返，中东和平进程仍遥遥无期。
自2005年时任以色列总理沙龙单方面宣布从加沙撤军，特别是2007年哈马斯独自控制加沙以来，巴以关系实际上已经演变为以色列、加沙（哈马斯）与西岸（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即法塔赫）之间的“两国三边”特殊关系。近年的巴以冲突实际上已主要演变为哈马斯与以色列之间的冲突（哈以冲突）了，此次双方之间的大规模冲突与之前一样，保持了一种默契的有限战争模式。就本轮冲突而言，甚至可以说是一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哈马斯都期望的大规模冲突，以期为各自在自身内部政治博弈特别是选举政治中谋取优势地位。
以色列2019年4月、2019年9月和2020年3月接连举行3次议会选举，选举结果都出现了利库德集团领导人内塔尼亚胡与蓝白党候选人甘茨势均力敌的局面。2019年的两次选举中内塔尼亚胡均组阁失败，2020年3月选举后基于前两次组阁均失败的前车之鉴，内塔尼亚胡与甘茨在组阁问题上勉强达成妥协，但仅维持数月便“分手”，以色列不得不迎来2021年3月的第四次选举，至今组阁僵局仍持续。
在内塔尼亚胡再度组阁失败后，以色列总统于5月5日正式授权中左翼“拥有未来”党领导人拉皮德组阁。内塔尼亚胡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执政危机，再加上他的涉腐案指控仍在跟进，选择以强硬手段在耶路撒冷问题上铤而走险并不难理解。
哈马斯独踞加沙，与约旦河西岸的法塔赫分庭抗礼。今年1月，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签署总统令确定全面大选的时间表，但4月30日以“没有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的全面参与，就不能举行选举”为由宣布推迟全面大选，哈马斯对此强烈反对，认为这不过是法塔赫的“一场政变”。于是，利用以色列近期在耶路撒冷问题上的挑衅之机作出激烈反击，成了哈马斯的选项。
由于巴以冲突或者说哈马斯与以色列的冲突近年已成“拉锯战”，再加上双方军事实力的极度不对称，两方维持武装冲突为有限战争模式形成了不言自明的默契，升级版的巴以冲突不会改变哈马斯控制加沙的现状。在以色列看来，一个从地缘到政治上均处于分裂状态的巴勒斯坦对己有利。相较于以色列与哈马斯的水火不容，主导巴勒斯坦政府的法塔赫在面对以色列与哈马斯的冲突时，显示出无所适从的尴尬，并日益成为巴以冲突的“配角”。
一隅谋一域
虽然以色列与哈马斯是此轮巴以冲突当仁不让的“主角”，但从数十年的巴以冲突及中东和平进程的历史来看，冲突背后有着清晰的大国介入因素。具体地讲，冲突的升级与有限战争实现停火，都离不开美国、伊朗和埃及等世界与地区大国在其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
尽管拜登政府相较特朗普政府在巴以问题上不甚积极，但美国仍是巴以冲突背后那只有形或无形的“操盘手”。本轮巴以冲突持续扩大之时，特别是加沙经历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后，拜登政府仍老调重弹，以支持所谓“两国方案”为说辞，并对巴以双方“各打五十大板”。
美国实质上仍是“小骂大帮忙”式地偏袒以色列，只是程度与特朗普政府有所不同罢了。正是因为美国，安理会难以就巴以局势形成联合声明。拜登政府甚至对以色列炸毁加沙有美联社入驻的媒体大楼“轻描淡写”，对以色列的反噬行为充满“难言之隐”，这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美国在巴以冲突问题上已“被绑架”。总的来说，美以在共同遏制哈马斯并在加沙“画地为牢”将其彻底困住上，存在着立场与观点的高度一致。
以色列方面，狠狠打击哈马斯也有趁机“搅局”美伊（朗）关系之意。以色列期望通过展示其能掌控战争主导权来“硬核”震慑对手的同时，顺势施压美国，给拜登政府正谋篇布局“对以降温、对伊升温”的中东平衡外交政策，特别是对有关伊核协议的新谈判“泼冷水”。
伊朗作为哈马斯的重要支持者，自然不会对巴以冲突无动于衷，如伊朗外长扎里夫取消了访问维也纳的计划，起因是奥地利总理府大楼在巴以冲突期间高调升起以色列国旗表达挺以态度，这被伊朗视为挑衅。由此可见，本轮巴以冲突确如以色列所愿，给伊核协议的重启添了堵，即冲突已对在欧洲推进的伊核协议谈判产生联动性影响，延缓了美伊关系和伊朗国际处境改善的步伐，也为6月即将开始的伊朗总统大选增添新的变数。
埃及在调停巴以冲突、促成并监督双方停火上扮演了独一无二的特殊角色。事实上，在巴以冲突的利益攸关方中，埃及并非是一个耀眼的存在。相较于美国和其他地区大国，埃及能够为以色列与哈马斯提供一个“下台阶”的机会，得益于其与巴以“两国三边”均有着直接对话的渠道，及其国土在地缘上与以色列和加沙地带毗邻。
具体而言，第一，埃及是首个与以色列实现单独媾和且建交的阿拉伯国家，再加上其传统上的阿拉伯大国地位，以色列方面重视其调停意见。埃及还与法塔赫、哈马斯保持着基本的互动。换言之，埃及是唯一一个能够同时跟以色列、法塔赫、哈马斯“说得上话”的阿拉伯大国，它同时向特拉维夫与加沙派出安全代表团监督停火，便顺理成章了。
第二，埃及与以色列在地理上对加沙地带呈现合围之势，以塞西政府为代表的具有浓烈军方背景的埃及世俗政权，利用地势之便，在与以色列共同严密封锁哈马斯掌控的加沙地带这一问题上，存在着利益的一致性。在此情形下，“地道经济”受制于埃及的哈马斯也只能“见好就收”。
“巴勒斯坦不是我的事业”
与2020年以色列与几个阿拉伯国家关系高歌猛进、巴勒斯坦问题持续被边缘化相比，此次巴以关系突然恶化及冲突白热化颇给人“剧情”反转之感。然而，尽管冲突使得巴勒斯坦问题持续边缘化的态势有所减缓，仍难以从根本上导向“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核心”这个人们曾长期坚持的基本判断。
相较于伊朗和土耳其等非阿拉伯国家针对以色列的“火力全开”，去年以来与以色列实现关系全面正常化和实现建交的阿拉伯国家，在本轮巴以冲突中不同程度上回避谴责以色列。比如，阿联酋的报纸几乎没有报道此次巴以冲突，甚至沙特与巴林这两个暂未与以色列实现关系全面突破的阿拉伯国家，对事件也保持了沉默。
阿联酋等国的表现，实际上进一步打破了长久以来阿拉伯世界内部的某种“政治正确”，反映了在“以支持巴勒斯坦事业来维护阿拉伯世界整体利益”与维护各自切实的国家利益之间，这些阿拉伯国家日益偏向后者。对于阿联酋政府而言，防范伊朗、土耳其和穆兄会的威胁，远比操心巴以冲突更有现实意义。
目前看来，这些阿拉伯国家内部的民意实际上也并非铁板一块，很多人秉持传统的“反以挺巴”基本立场，也有不少人在社交媒体公开发声——“巴勒斯坦不是我的事业”，反映出两种政治社会思潮在诸多阿拉伯国家内部的激烈碰撞。
实际上，就整个阿拉伯世界乃至伊斯兰世界内部而言，反以情绪在各国都有着程度不一的民意基础，这背后有着复杂的政治、宗教和地缘因素。但就阿拉伯国家整体的政治体制和政治社会传统来说，民意对政府的影响力实则相对有限，对此不能熟视无睹，更不宜过于放大，如阿联酋政府在对国内谴责以色列的民意保持高度警惕的同时，寄希望于冲突早日告一段落。
来源：环球网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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