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9日，中东研究所所长刘中民教授在新浪网自媒体平台“地球日报”发表评论文章《拉夫桑贾尼——伊朗改革的开启者》，全文如下：

拉夫桑贾尼——伊朗改革的开启者

2017年1月8日，伊朗前总统、国家利益确认委员会主席拉夫桑贾尼溘然离世，使世人的目光再度聚焦于伊朗。作为伊朗改革的开启者，拉扶桑贾尼在后霍梅尼时代的伊朗历史发展中留下了深刻的历史烙印，他所开启的改革进程对于伊朗摆脱内政外交的困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出生于1934年的拉夫桑贾尼是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元老之一。从上世纪60年代起，他开始从事反伊朗国王巴列维王朝的斗争，多次被捕入狱。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后，拉夫桑贾尼先后担任伊朗革命委员会成员、内务部长等职。1980年7月，他当选为议长。1988年6月两伊战争进入关键时刻，霍梅尼任命他为武装部队代总司令，执掌三军。1989年7月，拉夫桑贾尼当选为伊朗总统。

在拉夫桑贾尼任总统期间（1989～1997年执政），作为宗教领袖哈梅内伊的黄金搭档，二者共同推动了伊朗的改革。但伴随改革派和保守派矛盾的加深，二者的矛盾也不断加深。尽管在卸任总统后仍担任国家利益确认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但对伊朗政治的影响显然已大不如前。在拉夫桑贾尼驾鹤西去之际，本文对他任总统在政治、经济和外交领域开启的各项改革进行回顾和总结。

改革宪法，跻身总统

在1989年霍梅尼去世之际，伊朗面临着严重的政治、经济与外交危机。当时，伊斯兰政权体制下改革派与保守派围绕内政与外交的斗争与较量，构成了影响伊朗经济、政治、社会以及对外关系发展的主导因素。在法基赫（宗教领袖）主导下的“宪政”体制内，无论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都借助于霍梅尼确立的伊斯兰政权体制的合法性获取其政治权威，但在内政与外交的具体政策上却通过伊朗伊斯兰“三权分立”的“宪政”体制，在总统与议会选举中进行政治角逐。

在霍梅尼生命的最后阶段，关于宗教领袖的继承方式问题，政府、议会与宪法监护委员会的矛盾问题就已经进入他的政治视野，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尚未成熟的伊斯兰政权的稳固。因此，在不涉及伊朗伊斯兰政权性质的前提下，对伊斯兰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在霍梅尼去世前就已经提上了政治议程。此后，尽管拉夫桑贾尼政府和哈塔米政府都致力于推进伊朗的改革，但两者并非没有区别，前者的改革较为务实，而后者的改革则更为开放。因此，学界有观点称前者为务实派，称后者为改革派，并形成了务实派、改革派与保守派对峙的局面。

伊朗的政治改革在霍梅尼晚年就已经开始，针对政府为增强国家对经济的控制与干预能力向议会提交的多个法案被宪法监护委员会驳回，霍梅尼于1988年1月致函哈梅内伊总统，强调伊斯兰政府是真主委托给先知穆罕默德的绝对权力的一部分。为了伊斯兰利益，政府有权限制一切活动。这表明霍梅尼支持经济上的国家主义和干预主义。为加强政府权威，霍梅尼于1988年2月下令成立“伊斯兰共和国国家利益确定委员会”，负责确定伊斯兰政权的利益，对议会和监护委员会之间存在分歧的法案进行最后审定，以制衡宪法监护委员会。该机构的成立增强了政府处理紧急事务的应变能力，加快了立法和行政过程，提高了政府效率，昭示着伊斯兰共和国开始了自我完善和自我改造。

霍梅尼在世时开始的另一改革是着手修改宪法。在霍梅尼的亲自主持下，伊朗于1989年4月成立了修宪委员会，主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法吉赫问题，即最高领袖的继承制度及人选资格；国家行政权力的集中化；司法权力的集中化；议会中少数民族议员的选举问题；伊朗电台、电视台的集中管理问题；国家利益确定委员会的权力与义务；修宪的程序；把国家议会改为伊斯兰议会。1989年6月3日霍梅尼病逝。也正是在霍梅尼去世前后的4月26日至6月15日，宪法修改委员会举行了21次会议，并于7月28日经全民公决完成修宪。修改后的宪法中明确规定：伊斯兰信仰、政教合一体制、教规、共和制及最高领袖的绝对权力不容更改。在此基础上，取消总理职位，总统直接领导内阁，负责行政权，使之有利于政府权力的集中和统一；由总统领导新成立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取代“战时最高国防委员会”；精神领袖可由专家委员会推举一名宗教法学家担任，而不一定是最高宗教权威；设立“国家利益确定委员会”，裁决议会与宪法监督委员会在立法问题上的分歧；司法部总监领导司法权，任命最高法院院长和总检察长。因此，新宪法使总统拥有更广泛的实权并使政府拥有足够的权力在伊朗推行社会和经济政策；政府逐渐成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核心，宗教影响在政治结构中相对下降，世俗政治势力相对上升。也正是经过修改宪法，原总统哈梅内伊被专家委员会顺利推举为宗教领袖，拉夫桑贾尼顺利当选为总统。

伊朗通过成立国家利益确定委员会和修改宪法，实现了伊朗政权从霍梅尼时代向后霍梅尼时代的顺利过渡，避免了国家政治生活因霍梅尼的去世而发生政治动荡，哈梅内伊——拉夫桑贾尼政权的政治合法性得以确立，从而也为拉夫桑贾尼的进一步改革奠定了基础。

锐意推进政经改革

首先，在政府构成方面，拉夫桑贾尼构建了以“务实派”人土或“保守派”的非中坚分子为主的内阁。拉夫桑贾尼一直主张专家治国，1989年伊朗“重建内阁”的23名成员中只有3名教士，其他大部分都在美、欧的大学获得过较高学位；1993年的第二届内阁中只有司法部长和情报部长是教士，成员中有8人拥有硕士和博士学位，9人是工程师。这说明拉夫桑贾尼的内阁是技术官僚型的内阁，被西方学者称之“建设内阁”，标志着伊朗政权“从伊斯兰极权主义过渡到实用伊斯兰主义”和“伊斯兰极端主义者的边缘化”。

其次，在宗教与世俗的关系以及政治民主方面，拉夫桑贾尼政府逐步减少宗教势力对国家事务及社会生活的干预；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保证人民的基本权力，放宽政府对言论出版的控制，允许不同政党恢复活动。

由于霍梅尼推行经济领域的伊斯兰化，神职人员操纵国民经济，而他们的现代管理、文化科学知识十分贫乏，轻视或忽视生产和科学的发展，把精力集中于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致使伊朗的经济发展一直十分困难，八年的两伊战争使伊朗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引起人民的普遍不满，国内危机四伏。正是由于注重政治因素的主导性，忽视了经济建设，伊朗经济长期处于困境，亟待进行探索和调整。面对这种困境，拉夫桑贾尼经济改革的核心是摆正位置，把经济工作作为中心任务。这也正如拉夫桑贾尼所言：“如果过去的10年是团结巩固的10年，那么，未来的10年是建设和争取经济发展的10年。”

为改变伊朗的经济困境，拉夫桑贾尼政府确立了经济自由化的方针，主张利用国际分工和外国资本发展民族经济，恢复国内私人资本的投资信心，调动私人投资的积极性。其具体内容包括：对工业、矿业及其它工业、非工业活动实行私有化；解除对经济活动、银行和金融业的国家管制；鼓励外国直接进入伊朗投资；举借外债；激活、扩大德黑兰股票交易所；实现股票交易现代化；在全国建立自由贸易区；进行货币政策改革；逐步减少补贴；通过贸易自由化把贸易重新交给私有部门；放开物价管制；允许出逃的资本和专业人才回国参加建设。

为实现上述改革方针，伊朗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尤其是德黑兰股票交易所的开办，矿业及重工业私有化的推进，基什岛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货币政策改革的推行，都导致伊朗的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为实现经济改革的目标，拉夫桑贾尼政府还推行了经济五年计划，其中第一个五年计划为1989年3月～1994年3月。该计划优先发展石油、天然气工业、石化工业；优先发展能源工业、电力工业、钢铁工业、汽车工业；优先发展交通运输业；优先增加粮食产量，实现农田灌溉机械化，大力加强国际合作和交流；强调初级工业和中间工业。这是一个进口替代型发展战略，体现了拉夫桑贾尼政府的经旨在增加资本投资，鼓励私人资本参加国家重建的经济改革政策。从1995年开始，伊朗开始推行第二个五年计划，其主要内容仍然是继续推进私有化，继续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推行银行的私有化、商业化、国际化改革。伊朗经济建设中属于伊斯兰的空想的守旧的东西日益减少，相反越来越多地借鉴国际上市场经济的制度和经验，采用合理的符合经济规律的作法，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市场！实现产业多元化。总之，与伊斯兰革命头十年的经济实践相比，伊朗经济发展呈现出私有化—市场化—出口型特征，并试图籍此建立混合经济体制，实现经济多元化。

伊朗的经济改革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使经济保持了较高的增长。但是，由于受到一系列主客观因素的制约，该计划的推行遭遇了许多困难：首先，海湾战争后国际油价下滑，导致伊朗石油收入下降，建设资金出现短缺。其次，货币贬值、关税下降危害了伊朗国内工业，导致企业家纷纷抗议，物价上涨和失业率提高导致民众不满。第三，自由贸易区未发挥应有的作用。伊朗设立自由贸易区意在吸引外商投资生产活动，鼓励技术转让，通过出口增加收入。而自由贸易区利用优惠政策进口非基本消费品，危害了民族工业。第四，伊朗接受的世界银行贷款和外国借款在1992年面临还债高峰期，使伊朗经济雪上加霜。此外，1990年地震等自然灾害造成的巨大损失、大量邻国难民的涌入，伊朗官僚机构膨胀（政府官员从1977/78年度的80万人增加到1992/93年度的200万人），也都给伊朗经济造成了沉重压力。

大胆进行外交调整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世界经济一体化加速发展，国家之间意识形态的矛盾冲突下降，国家利益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上升。实践证明，伊朗“输出伊斯兰革命”的外交方针和路线，是一条把意识形态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的对抗性外交路线，虽然具有一定的反帝民族主义色彩，但最终造成伊朗空前孤立，损害了自身利益。在地区形势变化方面，海湾战争使伊朗宿敌伊拉克遭到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的沉重打击，经济军事实力受到极大的削弱。与此同时，美国军事力量进入海湾，与伊朗的地区战略发生冲突，美国对伊朗和伊拉克采取“双重遏制”战略。在这种国际背景下，伊朗的外交政策已不适应变化了的国际形势，其外交政策的调整已成必然。

在外交政策的总体方面，尽管伊朗并没有放弃“输出伊斯兰革命”的客户，但在实践上却呈现出逐步降温的趋势。伊朗领导人认识到，海湾战争结束后，输出伊斯兰革命的政治口号已不能促使伊朗外交目标的实现，因此必须改善与海湾邻国的关系。拉夫桑贾尼指出，伊朗对外政策的基本准则是“尊重（他国）领土完整以及其他国家人民的社会和宗教价值”，“我们不想成为警察，伊朗既不会羞辱他的邻国，也不会使他们感到有威胁，我们应当全体合作来建设我们这个地区，波斯湾地区应该成为像家园一样的地区，像一个共同的农场”，这意味着伊朗将遵守普遍公认的互不干涉内政的国际关系准则，其结果是伊朗必然要逐步降低输出伊斯兰革命的调门。

第一，伊朗外交政策走向务实与开放，并集中体现在对海湾和整个中东地区外交政策调整，尤其是与海湾国家关系的改善和发展。

首先，伊朗与伊拉克改善了关系。持续八年之久的两伊战争全面恶化了两伊关系。1988年，两伊战争结束，但战争状态并没有完结，双方仍处于敌对状态，两国间的许多问题仍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由于伊朗政策的变化，两伊关系得到了突破性的改善，1990年，两国正式恢复外交关系。此后，由于在国际上两伊的处境相似，共同面临美国的威胁与制裁，因此两国的矛盾有所缓解。此外，伊朗与沙特也实现了和解。沙特是海湾六国的核心，也是海湾地区的一个大国，两国因1987年朝圣***件而于1988年中断了外交关系。自1990年10月1日伊沙两国外长在纽约会晤以后，两国于1991年3月26日恢复了外交关系。伊朗与科威特、卡塔尔、巴林等国的关系也得以改善。在1990年海湾危机中，伊朗坚持中立立场，但对科威特深表同情。海湾战争期间，伊朗政府一直与科威特流亡政府保持外交关系。海湾战争结束后，科威特积极回报伊朗，主张在海湾地区安全体系安排中不应该排除伊朗，这一原则立场对两国恢复关系很有积极作用。1991年12月伊朗外长访问了卡塔尔、阿曼、巴林和阿联酋，双方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

第二，伊朗务实外交的另一重要体现是与西方的关系得到相对缓解与改善，但与美国的关系依然处于紧张的对峙状态。

众所周知，“拉什迪事件”是影响伊朗同西方改善关系的主要障碍。1989年，霍梅尼指控英国籍作家拉什迪所著的《撤旦诗篇》是对伊斯兰教的攻击，并要求全世界的穆斯林将拉什迪及该书的出版商处死。拉什迪事件严重恶化了伊朗与西方尤其是欧洲国家的关系，英伊首先断交，荷兰外长取消访伊计划欧洲共同体成员国先后召回驻伊朗的使节，伊朗也召回驻共同体使节，取消了住房部长访问联邦德国的计划。1989年霍梅尼去世时，伊朗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仍比较强硬。海湾战争后，美国想联合西方一起对伊朗实施“遏制”战略。显然这对伊朗极其不利。为挫败美国的企图，开拓外交领域，也为了把经济改革稳步向前推进，伊朗在“拉什迪问题”上逐渐松动。1995年，伊朗明确表示，将尊重西方的原则和价值观，不再派杀手刺杀拉什迪。1996年初，在经过国内激烈争论后，拉夫桑贾尼总统公开宣布，撤销杀死拉什迪的命令，从而主动排除了伊朗与西方之间的政治障碍。伊朗与西方国家的经济联系也日趋密切。从1989年到1993年，西方国家（主要是德国、日本、意大利、法国、英国、比利时和卢森堡）在伊朗的进出口总额中每年都占40%左右。其中，德国和日本分别是伊朗最大的工业制成品进口国和石油输出国。1993年，德国在伊朗的进口总值中占17.5%，日本在出口总值中占14.8%，均位居前列。

在老布什政府执政时期，由于美国对伊朗实行遏制和孤立政策，指责伊朗推行国家恐怖主义、侵犯人权、制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以及传播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伊朗与美国的关系依然处于敌对状态。但是，在经济领域，伊朗与美国仍有一定的接触，包括赔偿美国石油公司在伊斯兰革命期间遭受的损失、同美国两家公司签订石油购销合同等。克林顿上台后执行对伊朗和伊拉克的“双重遏制”政策，以确保美国及其盟国石油供应和海上石油运输通道的安全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导权。1995年，美国政府下令禁止美国公司与伊朗签订合同进行石油开采合作，同时对伊朗实施全面经济制裁，中止与伊朗的所有贸易和投资；1996年，美国国会通过达马托法，对在伊朗进行巨额投资（4000万美元以上）的外国公司实行制裁。针对美国的伊朗政策，伊朗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例如，1996年伊朗议会通过拨款2000万美元的议案，以对付美国众议院拨款2000万美元用于支持伊朗反政府势力的法案；伊朗强烈谴责达马托法案违反了世贸组织的自由贸易原则，并通过积极改善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发展与欧洲国家和日本的经贸往来，减轻美国经济制裁的压力。

难能彻底的伊朗改革

从拉夫桑贾尼改革的总体特征来看，在不触及伊斯兰体制的框架下，通过政治、经济、外交领域的局部调整实现伊朗的国家利益尤其是经济发展，构成了拉夫桑贾尼改革的主要特点。在政治改革方面，意识形态的淡化以及总统实权的增强，并没有改变伊朗的国家体制的伊斯兰神权性质，国家领袖仍旧是伊朗人民的精神支柱，伊斯兰意识形态仍旧是国家的指导思想，但在具体运作中吸取了一些新精神和新因素，表现出温和、务实的倾向。在经济改革方面，私有化和对外开放基本上也没有超出伊朗伊斯兰经济制度的范畴，因为1979年伊朗宪法就规定应当实行国有、合作经营和私营三种成份并存的混合经济体制。霍梅尼时期的国有化措施，主要源于政治独立、经济独立的政治需要。拉夫桑贾尼推行的私有化措施与对外开放均符合伊朗宪法的精神和承认私有制的伊斯兰经济思想。在外交调整方面，伊朗在执行睦邻友好与改善与西方关系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建立“伊斯兰世界秩序”的长远目标，如伊朗对中亚穆斯林国家以及对阿富汗、巴基斯坦积极施加影响；在中东和平问题上，继续坚持拒不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反对由美国推动的中东和平进程等激进主张。但是，与过去相比较，伊朗更强调通过加强自身建设树立伊斯兰典范来扩大影响，更注重以经济、文化和人道主义援助等和平方式参与世界事务。

尽管拉夫桑贾尼的改革并没有动摇伊朗伊斯兰体制的框架，但依然引起了传统保守派势力的强烈反对，并在某种程度上引发了伊朗政治势力发生了务实派与保守派的政治分化。以拉夫桑贾尼为代表的务实派势力占据了伊朗政坛的主导地位，主张在伊斯兰体制内对伊朗的内政与外交进行改革与调整，其社会基础主要是城市的中上层力量。而在1992年第四届议会选举中败北的原议长卡鲁比等一批激进派议员，自称代表伊朗广大贫困阶层利益。在经济上他们主张国有化，制订保护工人福利的劳工法，要求优先解决群众住房、医疗和教育问题；在政治反对向“自由分子”开放民主，坚决镇压政治反对派；在外交上坚持输出革命，捍卫国家独立，不依附帝国主义，依靠自力更生，反对借债，主张同欧洲和日本等“无侵略企图”的国家建立联系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在1992年的议会选举中，相对以往三届议会选举，尽管务实派的力量有所增强，尤其是代表保守派势力的教士阶层的人数大为减少，但教士阶层依然掌握这对议会的控制权，并通过议会对政府进行掣肘。

在1996年第五届议会选举前夕，议会与政府之间的分歧进一步公开化、表面化。来自政府部门的多位官员联合发表声明，强调发展经济和提高综合国力的重要性，对议会掣肘政府表示强烈不满，呼吁群众将务实的技术专家选进新一届议会。而保守派议员则联名发表公开信反对上述声明，强调伊朗的发展不能以牺牲伊斯兰革命原则和价值为代价，主张实现社会公正，呼吁民众在选举中应支持坚持革命原则、拥护神权统治的人士。1996年议会选举后，务实派与保守派的分裂进一步加剧，拉夫桑贾尼改革遇到的阻力增加，传统保守派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机构对改革计划百般阻挠。对于拉夫桑贾尼提出的“二五”计划和财政预算，议会都迟迟不予批准。为换取改革的延续，平衡保守派对私有化、市场化改革的批评，拉夫桑贾尼被迫撤换副总统兼规划和预算组织的主任罗哈尼·赞贾尼，并从此放慢了改革步伐，向保守派妥协。

伊朗的政治分化不仅体现为统治阶层内部发生了保守派与务实改革派的分裂，而且也体现在宗教领袖哈梅内伊与总统拉夫桑贾尼关系的微妙变化。在霍梅尼去世后初期，拉夫桑贾尼帮助哈梅内伊快速接替霍梅尼的领袖位置，哈梅内伊则支持拉夫桑贾尼参选总统，以及同步进行大大强化总统权力的宪政改革，因此他们之间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根据宗教领袖与总统的职责，拉夫桑贾尼负责经济重建和外交事务，哈梅内伊负责指导道义和精神问题。哈梅内伊作为伊朗最高领袖，对于平衡保守派的反对，支持拉夫桑贾尼的改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改革的推进，拉夫桑贾尼不断加强中央集权，培植自己的势力，重用大多是受过西方教育、务实、温和的世俗知识分子，从而直接威胁到宗教领袖的地位和极端保守派的利益，并对伊斯兰政权的性质产生重要影响，导致两人的关系开始表现出竞争性的一面。1992年，时任伊斯兰文化指导部长的赛义德·穆罕默德·哈塔米被迫辞职，就预示着哈梅内伊与拉夫桑贾尼竞争关系的公开化。更何况，哈梅内伊作为宗教弱势的领袖需要得到更多的宗教认可，而传统保守派则是这种认可的重要来源。此外，拉夫桑贾尼寻求西方贷款和私人投资的改革、开明的人事任用以及开放妇女权利等，也将传统保守派赶到了最高领袖身边。因此，尽管哈梅内伊与拉夫桑贾尼的关系尚未出现尖锐对立，但两者关系的微妙变化表明宗教领袖的立场与态度将在保守派与务实派斗争的天平上发挥重要作用，这或许也正是保守派（内贾德执政期间）能够在伊朗卷土重来的体制性原因之一。

自霍梅尼1989年去世后，在拉夫桑贾尼（1989～1997年执政）和哈塔米（1997～2005年执政）任伊朗总统期间，是改革派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艾哈迈德·内贾德执政时期（2005～2013）保守派执掌伊朗政权，伊朗内政外交走向保守；2013年执政的温和保守派再次开启伊朗的改革。伊朗能否走出改革与保守势力轮回的历史怪圈尚需拭目以待。

来源：地球日报（上篇；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