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8月1日，上外中东研究所刘中民教授在澎湃新闻网发表评论文章《从巴以到伊朗：中东核心问题变化背后的复杂博弈》，全文如下：
从巴以到伊朗：中东核心问题变化背后的复杂博弈
当讨论中东地区的核心问题时，人们会非常习惯地把巴勒斯坦问题视为中东的核心问题，这在很长历史时期内也确实符合中东的历史和现实。但近年来，中东和平进程陷入停滞、“阿拉伯之春”以来巴勒斯坦问题不断被边缘化，而同期伊核问题却成为在全球和地区层面影响国际体系和地区格局演进的长期性热点问题，并成为影响中东地区国际关系分化组合的动力。
尽管从道义角度强调巴勒斯坦问题重要性无可厚非，但其被边缘化的处境又是一种残酷的现实。那么，伊朗问题是否已取代巴勒斯坦问题成为中东的核心问题呢？中东地区的主要矛盾是否也已经发生了变化呢？这是笔者尝试思考的问题。
一、中东地区核心问题的变化：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长期以来，巴勒斯坦问题一直被视为当代中东的根本性问题，由此产生的阿拉伯-以色列矛盾即阿以矛盾也一直被视为中东地区的根本矛盾，尤其是伴随阿以矛盾爆发的五次中东战争（1948、1956、1967、1973、1982），也成为认识当代中东历史演进的主要线索，而解决阿以矛盾特别是巴勒斯坦问题一直是国际社会关于中东事务的核心话语，中东地区国际关系分化组合以及大国关系也以此为核心展开，特别是围绕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中东和平进程更是成为20世纪70年代末至21世纪初中东事务的核心。
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巴勒斯坦问题依旧没有得到解决，并不时爆发冲突甚至酿成局部战争（如2009、2014、2021年的加沙冲突），但其烈度、规模、影响均无法与五次中东战争相比。尽管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仍在不断关注巴以冲突和巴勒斯坦问题，但自2000年中东和平进程陷入停滞以来，政治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希望更加渺茫。2011年“阿拉伯之春”以来，中东国家更加关注的国内发展转型，以及叙利亚危机、利比亚危机、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相继成为新生的地区热点问题，巴勒斯坦问题的边缘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伴随21世纪以来中东和平进程陷入停滞，中东地区的另一热点问题——伊朗核问题以及国际社会围绕解决伊核问题的博弈，则成为持续至今、矛盾张力远远超过巴勒斯坦问题的全球性问题。尤其是2015年伊核协议达成、2018年美国退出伊核协议、2021年美国重启伊核协议维也纳谈判，伊核问题P5+1谈判机制已成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常”和德国等世界权力中心广泛参与、复杂博弈的平台。
在地区层面，以色列、阿拉伯国家、伊朗各方之间基于伊核问题不断发生的分化组合，都使伊核问题成为影响中东地区格局演进的核心动力，甚至奇怪地把长期对抗的阿以矛盾转化为以色列联合阿拉伯国家共同对抗伊朗的另类组合，美国则通过异化巴以问题和所谓《亚伯拉罕协议》促成了阿以关系正常化，而美国对阿拉伯国家进行政治动员的抓手则是“伊朗威胁”。
2021年以来，复杂的内外因素导致地区大国的战略透支处境加剧，“阿拉伯之春”迸发的诸多矛盾得到相对缓释，进而使地区大国关系出现积极的缓和，伊朗与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土耳其与沙特、埃及等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海湾合作委员会内部关系、阿拉伯国家与叙利亚的关系都出现了对话、缓和的积极互动。而以色列则继续改善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在2020-2021年相继与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实现关系正常化。
当前中东地区国际关系的缓和主要有三条主线，即以沙特、土耳其、以色列三个主要国家为主体推动的地区国际关系缓和，在此过程中，伊朗与阿拉伯国家的有限缓和也是地区国际关系缓和的一部分，但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与伊朗的对抗仍在加剧，沙特与伊朗的对话缓和仍然动力不足。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极力推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建立中东版北约即“中东战略联盟”，其针对的对象显然是伊朗。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不仅退出伊核协议并重启对伊朗制裁，而且推动沙特、以色列对抗伊朗。而在巴以问题上，美国则强推令巴方难以接受的所谓“世纪协议”，并在被占领土、耶路撒冷地位和犹太定居点问题上极力偏袒以色列，完全置巴勒斯坦利益和感受于不顾。
美国现任总统拜登上台以来，其中东政策的内容主要包括重启伊核协议谈判、减少对沙特和阿联酋等盟友的政治和军事支持、为热点问题降温、重提解决巴以问题的“两国方案”，但由于其战略重点转向对抗中俄的大国战略竞争，对中东继续执行减少投入的战略收缩政策，其中东政策鲜有建树。伴随俄乌冲突的演进，中东盟友特别是海湾能源大国在美对俄制裁中的地位日趋上升。因此美国近期在推动加快伊核协议谈判的同时，企图通过拜登访问中东，组建“中东防空联盟”，以此实现遏制伊朗和控制盟友的双重目的。由此可见，美国的中东政策的重心再度聚焦于伊朗。
因此，在笔者看来，从影响大国关系、地区格局的动力来看，伊朗问题都已经取代巴勒斯坦问题成为中东地区的核心问题。需要说明的是，伊核问题只是伊朗问题的一部分，并非伊朗问题的全部，它只是特定时期伊朗问题最突出的表现形式，而伊朗问题是包括伊朗与西方矛盾特别是美伊矛盾、伊斯兰革命、伊朗崛起、伊朗与地区国家矛盾等一系列问题的综合问题。
二、伊朗问题相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地区重要性不断上升
在中东地区事务中，巴勒斯坦问题的地位逐渐下降，伊朗问题的影响不断上升，中东地区国际关系特别是阿拉伯国家、以色列、伊朗三方的关系已经发生重大变化。
众所周知，巴勒斯坦问题是西方殖民主义特别是英国分而治之政策的产物，曾经长期是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反对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主题。在阿拉伯民族主义高涨的年代，在埃及领导下，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和西方进行了长期斗争，其突出表现是前四次中东战争。
但是，伴随阿拉伯民族主义衰落，在1973年发动“以打促谈”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后，埃及与以色列进行单独媾和（1979），导致阿拉伯世界严重分裂。此后阿拉伯民族主义经过两伊战争、海湾危机和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及“阿拉伯之春”的冲击已近于消亡。正是伴随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衰落，巴勒斯坦问题开始从代表阿拉伯集体事业的阿以矛盾转向巴勒斯坦自身的问题，即阿以冲突向巴以冲突转换。尽管阿拉伯国家仍在道义和政治层面支持巴勒斯坦，但其支持力度和影响已远不能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同日而语。
在中东事务中，巴以问题作用下降、伊朗问题作用上升，均始于1979年，其标志性事件是埃及与以色列媾和、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前，伊朗作为美国的盟友，主要作为美国在海湾地区的战略支柱发挥作用，对阿以冲突和巴勒斯坦问题的作用相对有限，伊朗和以色列同时作为美国的盟友，尽管关系并不紧密，但也在安全领域有密切合作。由于伊朗伊斯兰国家的属性，伊朗在巴勒斯坦问题上自然也不能公然亲以色列，伊朗与阿拉伯国家矛盾也并不突出。
但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彻底改变了阿拉伯国家、伊朗、以色列三方关系的格局，伊朗在意识形态上把以色列、亲美的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海湾阿拉伯国家）视为美国和西方的附庸加以反对。以色列作为“大撒旦”美国的追随者，是必须消灭的“小撒旦”，反以成为伊朗革命意识形态的核心，并服务于伊朗在伊斯兰世界建立合法性和领导地位。沙特、伊拉克等海湾国家成为伊朗输出革命的对象，并由此成为1980-1988年两伊战争的原因之一。由此，伊朗与以色列、阿拉伯国家的意识形态矛盾、民族矛盾、宗教矛盾同时上升，事实上伊朗成为沙特等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共同反对的敌人。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阿以冲突背后也有伊朗对抗以色列的因素。其突出表现是伊朗扶植的黎巴嫩真主党，作为伊朗的代理人开始长期对抗以色列，这是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即第五次中东战争以及2006年黎以战争的原因之一；巴勒斯坦哈马斯作为反对以色列的激进力量，更是得到伊朗长期支持。
冷战后，海湾战争曾使得伊朗与阿拉伯国家、以色列的矛盾受到一定的控制。但伴随21世纪以来伊朗在伊拉克战争后的崛起，伊朗核开发被沙特等阿拉伯国家视为威胁，“阿拉伯之春”以来伊朗与沙特的民族矛盾、教派矛盾、争夺地区领导权矛盾全面加剧，阿拉伯国家与伊朗的矛盾全面加剧。
以色列与伊朗的矛盾也持续加剧，双方从舆论攻击到影子战争再到在第三方的冲突（如叙利亚）此起彼伏。伊朗支持真主党、哈马斯等攻击以色列，以色列则对伊朗国内外目标和人员极尽各种手段进行打击，并极力反对伊核协议。
21世纪以来，尽管巴以冲突依然存在并时有冲突爆发，但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却在不断改进，而美国的推动以及共同对抗伊朗则是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不断走近的动力。除早先与以色列建交的埃及（1979）、约旦（1994），在特朗普政府《亚伯拉罕协议》的推动下，以色列在2020-2021实现与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关系正常化，至此以色列已经与近1/3的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且仍有可能在短期内继续增加。美国、以色列、阿联酋、印度还建立了“四方对话机制”。
2022年，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异常迅速，经济和安全合作不断深入。以色列已经与阿联酋建立自由贸易区，并在阿联酋、巴林部署雷达装置，其合作可谓如火如荼。美国目前还在推动以色列与沙特建交，并推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建立针对伊朗的“中东防空联盟”。2022年4月以来，美国、以色列、埃及、阿联酋、巴林、摩洛哥举行了内盖夫沙漠峰会；埃及、以色列、阿联酋举行了沙姆沙伊赫三方会议；约旦、埃及、阿联酋、伊拉克四方召开亚喀巴峰会。这一系列活动都与以色列、阿联酋的极力推动密切关联，旨在加强针对伊朗的政治和安全合作。
从某种程度上说，在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巴以问题和阿以关系的分离趋势日益明显，即阿拉伯国家尽管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反对以色列，但更多仅停留在道义和舆论层面。但阿以双方针对伊朗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合作却是实实在在，其本质是巴以问题在三方关系中作用下降，而伊朗问题的作用上升。
三、伊朗问题相对巴以问题的全球重要性不断上升
在国际体系和大国关系层面，巴勒斯坦问题也日趋边缘化，而伊朗问题则成为大国博弈的焦点，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中的战略重要性和迫切性都越来越高于巴勒斯坦问题。
毋庸置疑，巴勒斯坦问题曾经是大国斗争的焦点，中东和平进程也曾经是冷战后美国主导下的中东事务的核心。在冷战时期，阿以冲突曾经是美苏矛盾斗争的焦点，美国和苏联基本上分别是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主要支持者，当然美苏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分化组合异常复杂。
伴随苏联衰落、冷战缓和、阿拉伯世界的分化，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并成为美国建立中东地区秩序和全球领导地位的重要路径。上世纪90年代，美国推动的中东和平进程取得重大进展。1991年西班牙马德里会议召开，1993年《奥斯陆协议》确立“两国方案”和“土地换和平”原则；1994年，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建立。但美国克林顿政府推动的中东和平进程最终功亏一篑，并在2000年以后伴随巴以冲突加剧陷入停滞，而此后反恐战争、伊核问题、“阿拉伯之春”相继成为美国中东战略的主要议题，奥巴马政府以来美国持续进行中东战略收缩，都导致巴勒斯坦问题持续边缘化。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也尝试推动中东和平进程，但已经明显力不从心并收效甚微。2007年召开的巴以问题安纳波利斯会议失败，美国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已经江郎才尽。2013-2014年，美国推动巴以双方举行的华盛顿和平谈判无果而终。
在特朗普时期，美国中东政策的核心是在继续进行战略收缩、减少投入的情况下，通过遏制伊朗整合在奥巴马时期日渐疏远的盟友关系，重点强化美国与沙特和以色列的盟友关系，使其在遏制伊朗、反恐等领域承担更多任务和成本，进而增强美国对中东事务的主导权。
特朗普涉及巴以问题的政策内容包括：首先，美国在巴以问题上采取明显偏袒以色列的政策，企图强推解决巴以问题的所谓“世纪协议”，其中包括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承认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部分领土的主权；在巴勒斯坦建国问题上，美国拟建立一个解除武装、没有军队，即主权不完整的巴勒斯坦国，这完全颠覆了巴以和谈的基础。其次，推动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建交，分化阿拉伯世界。
总之，2000年以来，中东和平进程不断受挫并陷入停滞状态，而美国失败的中东政策和巴以政策与中东形势巨变相结合，都进一步加剧了巴以问题的严重边缘化。
再来简单分析一下伊朗问题重要性的不断上升。
首先，伊朗问题的根源之一是美国和伊朗的深刻矛盾，美伊双方长期对抗是制约伊核问题和伊核协议谈判屡次陷入困境的结构性矛盾，并使伊朗问题特别是伊核问题成为全球性和地区性战略问题。
美伊关系逆转同样始于1979年，即伊朗伊斯兰革命推翻了美国支持的巴列维王朝，使伊朗从亲美走向反美，对抗和遏制伊朗从此成为美国中东战略的核心议题。苏联解体和海湾战争后美国独霸中东，美国依靠“西促和谈，东遏两伊”的政策主导中东事务，美伊矛盾持续恶化，其对抗也延续至今。
从伊朗方面看，反美、反西方、反以色列作为伊斯兰革命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直接关系到伊朗伊斯兰政权的政治合法性，伊朗通过“输出革命”支持和塑造地区内反美力量，威胁美国地区盟友等对抗美国和西方的做法，都是美国仇视伊朗的意识形态和现实根源。从美国方面看，美国在政治上长期寻求颠覆伊朗伊斯兰政权，在经济上长期制裁导致伊朗经济深陷困境，在军事上不断威慑使伊朗的不安全感不断加剧，都是伊朗长期奉行反美主义的根源所在。
自2015年伊核协议签署尤其是特朗普政府退出伊核协议以来，美伊双方博弈内容既包括伊核问题本身，但更加难以解决的问题是伊核问题之外的一系列结构性矛盾，其核心是双方的意识形态斗争和地缘政治对抗。
从更深层次上说，伊朗与西方的矛盾异常复杂，既涉及古代波斯帝国与古希腊、古罗马长期冲突的历史，又涉及近代以来西方列强欧美对伊朗的侵略与干涉，其历史和现实因素异常复杂。
此外，伊核问题作为伊朗问题的集中体现，不仅是美国中东政策的重点，更是国际原子能机构、联合国以及P5+1机制下大国博弈的焦点，也是全球治理的难题。自伊核问题产生以来，围绕伊核问题的谈判在欧盟、国际原子能机构、联合国安理会、P5+1机制等多种机制下展开复杂博弈，并受到以色列、沙特等地区国家的影响和掣肘，同时更受到美国退约的严重消极影响，也受制于美国和伊朗国内政治的特殊制约，进而异常复杂，可谓新世纪以来国际关系中最为跌宕起伏、充满张力的热点问题。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在地区和国际层面，巴以问题呈现地位下降、和平进程陷入僵持，并被各方严重边缘化的处境；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问题对地区和国际的影响不断上升，其引发的国际博弈张力也不断扩大。因此，伊朗问题已取代巴以问题成为中东地区的核心问题。笔者持此看法并非在主观上轻视巴以问题，更不是厚此薄彼，做出上述判断主要是强调中东问题的现实复杂性。事实上，巴以问题和伊朗问题也存在复杂关联，正视伊朗问题的战略重要性，国际社会合力解决伊朗问题，也有助于为解决巴以问题创造条件。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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