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外中东研究所智库主任朱威烈教授就伊斯兰研究等问题接受《中国穆斯林》专访（见《中国穆斯林研究》2018年第2期），全文如下：
伊斯兰研究要坚持以中国人文理念为指导
——朱威烈教授访谈
学者档案
朱威烈，汉族，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名誉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社科委综合研究学部委员，中国中东学会顾问，中国-阿拉伯友好协会理事，上海国际关系学会顾问，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约旦皇家伊斯兰思想研究院院士，埃及阿拉伯语科学院通讯院士。出版《国际文化战略研究》《站在远东看中东》《世界热点：中东》《中东反恐怖主义研究》《简明阿汉词典》《当代阿拉伯文学词典》《无身份世界的爱国主义——全球化的挑战》《中东艺术史》《十字路口》等专著、工具书、译著30余种。
一、结缘伊斯兰研究，起于偶然，却事属必然
丁俊：朱老师好！我受《中国穆斯林杂志》委托，对您进行专访。您是我国阿拉伯研究及中东研究的资深专家，伊斯兰研究是您多年学术耕耘的一个重要方面。请您先谈谈从事伊斯兰研究的经历与体会好吗？
朱威烈：伊斯兰研究的确是我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自己结缘于伊斯兰研究，应该说起于偶然、却又属必然。伊斯兰研究并非是我最初的学术志愿，高中毕业时，我对伊斯兰知识和文明均懵然无知，只是在自己开始从事阿拉伯研究和中东研究以来才越来越感受到伊斯兰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性。我于1960年考取北京大学，进入东语系学习阿拉伯语专业，从此与阿拉伯研究结缘，进而也与伊斯兰研究结缘。以后的数十年，伊斯兰研究一直没有离开我的学术视阈。我个人的体会是，要跨入阿拉伯研究和中东研究的门径，就必须重视伊斯兰研究，这不取决于个人的主观选择，而是由我们的研究对象阿拉伯国家和中东地区的历史、民族、文化和社会与伊斯兰水**融的客观实际决定的。因此，我总认为，从事阿拉伯研究和中东研究的人多了解和掌握一些伊斯兰的相关知识和事务，是很必要的。
丁俊：说到在北大的求学经历，您时常提及马坚先生等一批回族老师的治学为师之道，还在文章中对他们赞誉有加，请您向我们分享一下其中的缘由。
朱威烈：我在北大求学期间以及毕业之后的一段时期里，都深受马坚、刘麟瑞、纳忠、马金鹏、王世清、李振中等回族老师的教诲和提携。我常为自己曾受教于马先生、刘先生等一批回族阿语老师而感到庆幸，因为他们是中国阿语教学和伊斯兰研究的前辈，奠基人，是阿拉伯国家的友人，是阿拉伯国家官员和学者都很珍视的中国穆斯林贤哲。从专攻精神和学术成就看，马坚先生、纳忠先生和刘麟瑞先生等，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前后共六批赴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留学生的杰出代表，他们为中国的阿语教学和阿拉伯研究做出的贡献，是值得我们永远珍视和铭记的史实。我一生在高校执教，对这些老师的身教言传，感受就更多更深一些，多年来我曾应邀写过一些纪念文章，如马坚先生传记的序言《德艺双磬，一代师表》、纳忠教授传记序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刘麟瑞教授传记序言《一代名师，魅力永存》和马金鹏教授纪念文集中的《马金鹏先生：一位承前启后的穆斯林学者》等。我总是感到自己责无旁贷，要对得起历史，对得起老师。以马坚先生为代表的这些阿语界回族老师们，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看，都是谦谦君子，他们学高身正，不喜张扬，诚信正直，淡泊名利，处世为人和道德操守均堪称典范，即便按照今天确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衡量，他们执着的爱国爱教信念，宽厚善良、乐于助人的品格和荣辱理念，也都显得光彩熠熠，值得我们学习和尊敬。我们在追思马坚先生、刘麟瑞先生的场合，常常会感到惋惜的是，在实行改革开放的这近40年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开明最兴旺发达的历史时期，中国的阿拉伯语学科和中东研究蓬勃发展的阶段，他们都已先后离开了我们，但我们仍应以他们为榜样，学习他们矢志钻研、永不舍弃的学术精神，更有他们以国家利益为重、关注汉回民族团结和谐的崇高理念。
二、伊斯兰文明是当代世界重要文明体系
丁俊：您发表在《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2007年第7期上的《伊斯兰文明与世界》一文被多方转载，广受好评，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是您多年从事伊斯兰研究的一篇代表作。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看待伊斯兰文明及其当代发展趋势？
朱威烈：伊斯兰文明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文明体系之一，也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都高度关注却又不太深明就里的体系。原因是它历史悠久、影响深远广泛、博大精深的知识体系涵盖现代国际学界流行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门类，具有共性。同时又由于地理环境、生存生活方式、社会结构、宗教信仰和历史遭遇等要素而具有明显的独特性。在国际社会相互依存度不断上升、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日渐推进的过程中，加强加深对伊斯兰文明的了解和理解，无疑是各国特别是大国不容忽视的任务。
伊斯兰文明堪称体系，是因为它的学科架构极为宏大和周全，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形成许多分支学科。从历史的角度看，伊斯兰文明体系为人类社会的进步确实做出过卓越的贡献，集中表现在它既向当时的世界提供了数量可观的公共产品，又在东西方文化互动、传播方面居功至伟。伊斯兰文明之所以在历史上灿烂辉煌，成就卓著，根本原因在于它跟上了时代的进程，能适应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这种与时俱进的品质在很大程度上是仰仗了它不断发展的教法学和教义学才得以保持的，是与宗教人士、宗教学者密切关注社会进步促成的客观环境变化，及时准确地选择经典教义作出解读，并正确引导信众分不开的。
然而从现实的角度看，伊斯兰文明却面临着严峻的发展危机，伊斯兰世界也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因此，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了“伊斯兰文明体系向何处去”的问题，强调有效开展教法创制是当代伊斯兰文明变革发展的正确路径。事实上，伊斯兰文明的发展是与伊斯兰教法学界与时俱进地用好协商、公议、类比、创制等教法工具分不开的。其中，创制是推动伊斯兰文明发展最重要也最具活力的教法制度之一。然而，自13世纪阿拔斯王朝后期起创制之门便长期关闭，一直无法对新时代、新情况、新问题做出合乎《古兰经》、“圣训”总精神的解读，进而造成伊斯兰教信众核心价值观中时代精神的缺失。深入一点看，近现代提出的“伊斯兰复兴”口号如不与开放性创制结合起来，就会自觉不自觉地走上复古的道路，在现实环境中遭遇巨大的阻力和挑战。
伊斯兰文明体系的改革与创新，由于涉及的层面极为广泛，伊斯兰国家数量又多、国情不一，很难一蹴而就、齐头并进。当前的观察点只能放在中东伊斯兰核心国家在观念、体制和机制改革方面所取得的突破和进展上，应当重点关注的是它们是否在通过继承创新确立、构建起既符合其基本信仰又顺应时代变化和自身发展需要的核心价值观。这是因为伊斯兰文明体系的发展始终得从其本身的历史、宗教信仰和民族属性出发，在依据自身的发展利益需要选取或重新解读《古兰经》“圣训”的有关经文的基础上，制订出国家建设和民族建设的指导原则，并通过对古今文化、内外文化的兼收并蓄和继承创新才能实现。
庆幸的是，近年来，中东伊斯兰国家在这方面已经并继续在取得进展，如积极倡导重启创制，弘扬伊斯兰文明的中道思想和宽容精神，致力于用“文明对话”“文明接近”来回应和取代“文明对抗”与“文明冲突”，呼吁实现天启（真主的启示）与理性、物质与精神、权利与义务、个人与集体、求主启示与责任、经典文本与创制、理想与现实、恒数（核心价值观）与变数、恪守教义与联系时代之间的平衡。这些倡议和努力，实际上都关系到在全球化形势下，伊斯兰文明体系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和未来发展方向的确定，意义十分重大。总之，中东伊斯兰国家现正在十分困难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下进行着改革，这个过程无疑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对世界而言，伊斯兰文明体系融入和参与国际体系，带动伊斯兰国家的转型发展或重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具有重大的世界性意义。有鉴于此，不属于这一体系的西方国家或东方国家，都应多一些宽容和耐心，尊重伊斯兰国家的意愿和决心，珍视他们的成绩和进步，应更多地采取理解和支持的态度，尽可能地提供帮助，而不是漠视、疏远和曲解，更不应肆意歪曲、丑化甚至用暴力和战争来施加恫吓和威胁。2016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开罗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发表演讲时倡议成立“中阿改革发展研究中心”，表明中国从全球治理的视野关注中东和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改革与发展问题，愿意从治国理政、文明互学互鉴和改革发展等方面与阿方开展交流合作，应该说立意非常高远，受到了阿方的高度重视和认同。该中心已于2017年4月在上海建成，落户上海外国语大学，迄今已成功举办了两期阿拉伯国家官员研修班，取得良好效果。
三、宗教交流要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
丁俊：中阿改革发展研究中心无疑是中阿文明交流的又一个高端平台，我知道朱老师为这个中心的成立和建设做了许多工作。您怎么看“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伊斯兰国家间的宗教交往交流？
朱威烈：在中国与中东伊斯兰国家外交史上，宗教交流一直在中国人文外交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在万隆会议上，周总理率领的代表团里有宗教事务顾问达浦生大阿訇，译员有北大的回族教授刘麟瑞先生，这让埃及纳赛尔总统深受感动。万隆会议结束后不久，埃及于1955年5月派出访问中国的第一个代表团，就是由埃及宗教基金部长艾哈迈德·巴库里率领的宗教代表团，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正是在巴库里访华期间，中埃双方讨论了政治、贸易、文化和宗教问题，商讨了贸易代表团互访、签订贸易协定、互设官方贸易代表处、参加开罗博览会等诸多议题，为中埃正式建交奠定了基础。这些史实说明，中国与中东伊斯兰国家开展包括宗教交流在内的人文交流合作具有重要的基础性和引导性作用。
“一带一路”背景下，促进中国与伊斯兰国家间的宗教交流良性互动，无疑有助于双方的增信释疑，也有利于推进彼此的民心相通。我想强调的是，在把宗教交流视作中国对伊斯兰国家人文外交不可或缺的重要渠道和内容时，必须要坚持统筹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两个大局。一方面，我们应该坚持尊重伊斯兰文明，尊重伊斯兰国家对社会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的选择，不断发展双方在各个领域的务实合作，建立起稳固且充满活力的伙伴关系；另一方面，应充分了解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所采取的政策，在国内民族宗教问题上处理好与10个信仰伊斯兰教民族和2000多万穆斯林的关系方面所作出的巨大努力。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西北部穆斯林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的交流接触显著增加，各种教派教义不断传入，其中夹有带极端主义倾向的宗教主张。对这些具有极端主义倾向的宗教主张，我国坚持综合施策、标本兼治的方针，即既要防堵打压，更应疏导化解，加强思想源头治理。当前重要的是，我们应客观辩证地看问题，在看到中东伊斯兰地区确实是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滋生地的同时，也应看到伊斯兰国家和人民是宗教极端势力最主要的受害者。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是包括中国和中东伊斯兰国家在内的全人类的共同敌人。我们必须秉持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反对把恐怖主义与特定的民族、宗教挂钩，坚持国际反恐应以联合国为主导等中国特色的反恐观，加强与有关伊斯兰国家开展信息资料方面的交流合作，不断将反恐和去极端化的工作推向深入。进入21世纪以来，中东伊斯兰国家出现了伊斯兰中间主义思潮，强调弘扬和平公正、中道宽容的价值理念。这其实是伊斯兰国家应对恐怖主义的治本之道，即从自己本身的信仰着手，通过确立符合时代精神的价值观来杜绝宗教极端主义这个思想源头。这股向伊斯兰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方向发展的方兴未艾的思潮，不仅对它们由乱向治、参与国际体系转型和加快自身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等方面都极其重要和有益，而且为中国深化与它们进行去极端化的宗教交流合作和文明对话的内涵奠定了基础，也有助于配合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的解经工作，进一步推动宗教和谐的社会建设。
四、学术研究也要广交朋友，以诚相待
丁俊：您不仅在中东、阿拉伯国家人脉广，享有高知名度，而且在中国伊斯兰教界及中国穆斯林中也有很高声望，他们中的青年学人也都对您十分敬重和仰慕，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啊！
朱威烈：我受到的教育，是必须尊重和理解自己的研究对象，要注重交友，用以诚待人的理念在阿拉伯国家交朋友、有朋友。记得赵朴初老先生曾批评一些长期研究宗教的人竟然一辈子在宗教界没有朋友。除了前面提到的我的回族老师外，改革开放这四十年，我也与北京、上海、宁夏、云南、甘肃等地的伊斯兰教界和回族学者有交往、交流与合作，亦师亦友，令人难忘。例如向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的负责人沈遐煕、宛耀宾、陈广元等会长请益，与马人斌、林松、杨怀中、余振贵、杨宗山、冯今源、马忠杰、马通等先生的交往或合作，有不少值得回忆的往事。马人斌先生曾是上海市伊斯兰教协会的负责人，他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即委托我译注《<古兰经>选》（《亥听》）。马老告诉我，十年动乱造成中国穆斯林严重缺乏最基本的宗教读物，希望我能帮忙译注出版《亥听》。我知道他是出于对我这个马坚、马金鹏学生的信任，我理当效力，但作为一名非穆斯林学者，译注出版宗教读物自应谨慎，故在完成译注后便赴京请中国伊协研究部马贤主任审核并希望同意联名出版，受到了马贤主任的支持。这本《<古兰经>选》在获得国家宗教局批准后于1981年2月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一经问世，便受到全国各地穆斯林特别是回族同胞的广泛欢迎，短短几年间多次印刷，发行量达数十万册。即便从今天看，这部流传中国数百年的《亥听》文献，也是研究伊斯兰教中国化进程的重要史料之一。
说到《古兰经》和“圣训”这样的宗教经典文献的中文译注工作，我的希望一是领导部门能长期予以重视，二是这项工作本身要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精神，符合中国国情发展的需要。这是因为它不但是我国伊斯兰研究领域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更是引领中国穆斯林坚持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的重要举措，对促进中阿文明交往、提高解经水平方面也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这方面，值得提及的是林松教授的奉献。我在北大读书时，曾听马坚先生谈论过他对一些《古兰经》译文的评价，当时只是从语言翻译的角度去倾听，而不曾意识到其中包含的伊斯兰文化史上的意义。多少年过去了，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以来，频频听到看到《古兰经》中译本问世，就产生了一窥全豹的想法，盼望着有一位穆斯林学者能从史和论两个角度对我国的《古兰经》翻译做个全面的阐述。这是一项颇有难度的研究工作，因为写史得真实全面，评述须客观公允，不是此道中人，是很难胜任的。幸运的是，20世纪90年代初，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中东学会上，我结识了林松教授。他家学渊源，久在学界执教，著述颇丰，又译成了《古兰经韵译》本，是一位我心仪已久的穆斯林学者。攀谈之间，我提议在我主编的《阿拉伯世界》期刊上辟出专栏，请他撰写连载《<古兰经>在中国史话》，当即蒙林松教授慨允。自此之后的四年中，我们之间鸿雁不断。每次接到他的信稿，拜读他流畅工整的文字，我总是十分钦佩和感慨，因为这种研究性评述很不好写，不仅资料必须确凿，而且落笔置评如悬千斤，绝对不敢稍有疏虞。林松教授不愧是积年有学的行家里手，他的每篇文稿均做到考证翔实，言之有据，而且各有侧重，浓淡相宜。他的中文功底，更是值得称道，大量的史料、丰富的引证，在他挥洒自如的笔下流出，只觉得铺排有序，斐然成章。
五、中国的伊斯兰研究成就突出，前景广阔
丁俊：您如何评价中国伊斯兰研究的成就？目前的研究尚有哪些不足？
朱威烈：中国的伊斯兰研究，成就很突出、成果也很丰富，这是一代又一代学人筚路蓝缕、辛勤耕耘的结果。中国研究伊斯兰文明的历史，历时几百年，是从译经、释经开始的，研究者基本都是穆斯林，主要为回族学者，着重在经训教义的阐释。明清时期的王岱舆、伍遵契、马注、刘智、马德新以及民国时期的王静斋、庞士谦等都是如此。20世纪50年代起，随着国家积极开展亚非外交，工作需求增多，研究队伍结构遂发生变化，形成了由教学、翻译、研究、出版等领域的国家部门主力团队，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这40年期间，是文化繁荣发展阶段，发表出版的伊斯兰文化文明的研究成果，堪称丰硕。以马坚先生为代表的《古兰经》翻译、译注约二十种，《布哈里圣训实录》译作两种，纳忠先生在翻译出版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后，又编写了《阿拉伯通史》，李振中先生翻译出版了《历史绪论》，而由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宛耀宾先生领衔主编的《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更是里程碑式的鸿篇巨制，至今仍是我们重要的学术参考。之所以仅举以上为例，是因为依我拙见，倘欲稍深一步了解和研究伊斯兰文明，总当以经（《古兰经》）、训（“圣训”）、法（沙里亚法，伊斯兰教法）、史（历史典籍）为其大端。其中经、训的翻译与研究，已具基础，而伊斯兰教法因入世性强，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且争论也多，在国内开展翻译与研究，只怕还未必合乎时宜。历史部分则是中国学者长期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研究的一个长项，成果丰硕。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于2004年建立了合作论坛，“文化交流与文明对话”是论坛的重要机制之一，有这方面的现实需要和学科建设需要。李振中老师《历史绪论》译作的问世，应该说是恰逢其时，同时能满足这两种需要。
说到存在的不足，我想主要是我们尚缺乏对伊斯兰文明较为全面、系统的综合性研究，一些领域还存在盲点甚至盲区，高质量成果和标志性成果也还不多，相关领域的知识供给不足，社会认知赤字突出，研究队伍也较薄弱和分散。总之，尚有许多工作要做，有许多处女地等待开发。但只要我们努力不懈，中国的伊斯兰研究前景十分广阔。
六、中国的伊斯兰研究要坚持以中国人文理念为指导
丁俊：可否对推进我国伊斯兰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点建议？
朱威烈：要推进中国伊斯兰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最重要的应是加强学科建设，其中，坚持以中国的人文理念为指导，着力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的中东学、阿拉伯学和伊斯兰学的话语体系尤为重要。研究工作以怎样的人文理念为指导，关系到研究话语体系的特色，更直接涉及学科建设中的思维方法问题。进入21世纪以来，中东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也是美国对全球战略的重点。相继发生的“9.11”事件、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叙利亚战乱、“IS”的逞凶肆虐等都与中东地区和伊斯兰问题有关。在美国占有唯一超级大国地位、并握有舆论话语主导权的情况下，不仅中东一些国家被贴上了“无赖”、“邪恶”的标签，而且伊斯兰教也被直接或间接地与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甚至与法西斯主义联系在一起，众多伊斯兰国家和广大穆斯林群众更成为美国“大中东民主改造”的对象。但实际上，中东乱局的深层原因，是与百年以来欧美西方国家已形成的有关伊斯兰的东方学话语体系分不开的。西方这套话语体系是一种定式、一种传统，也是当今美国政治和学术文化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客观上，要改变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这套根深蒂固的话语体系短时间内很难做到，因为对它们维护既得利益和谋求现实的全球利益而言，这套话语体系实在是须臾不可离且得心应手的工具。
中国则不然。中国人民在历史上与中东人民有密切的文化和文明交往，近代以降双方的历史遭遇相似，半个多世纪来又面临共同的发展任务，通过交流与合作，彼此结有深厚的传统友谊，也已拥有自己特色的交流话语。从中国伊斯兰研究的学术历程看，有两点值得我们重视。一是中国研究伊斯兰教的学术活动推动了伊斯兰教实现中国化的过程；二是中国对伊斯兰教的研究始终高度重视与中国的主流文化观念相结合，努力做到交融互补，而不是对立排斥。因此，中国自近代以来由这种研究特色构建起来的研究话语体系，与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为掠夺、控制伊斯兰地区的东方学话语体系是迥然不同的。中国从20世纪起，对伊斯兰研究除宗教经典著作的翻译外，也开始注意向历史、文化、民族等知识领域扩展，以拓展国民对伊斯兰文化的了解。这些学术成果的话语基调，都具有相互尊重和平等相待的特点。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积极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映在对中东和伊斯兰的学术研究方面，则是更加自觉地维护并发展以中国人文理念和价值观为指导的研究特色，秉持求同化异、增信释疑精神，既体现出对对象国及其人民的尊重，也尽可能客观准确地反映、描述相关的事件和问题，以增进我国人民对伊斯兰文明体系的理解，增进双方的友谊。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不仅见诸半个多世纪中国与伊斯兰国家政府间的交流合作、外交文件及媒体报道，而且在文人、作家和学者的笔下，也有充分的反映。
需要强调的是，这一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正有待在建设中国特色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体系的大框架下提炼总结，并不断完善和创新。当前，我们特别要重视的是紧密结合新时代中国确立的全球治理观与文明互学互鉴观，在研究工作中树立国际视野，坚持中国立场，努力践行“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的中国理念，不断深化和开拓研究领域，推进民心相通，服务“一带一路”，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添砖加瓦，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团结与宗教和谐作出应有的贡献。
汉回各民族合作，是中国伊斯兰研究乃至阿拉伯学和中东学研究的优良传统，在相关学科建设中，我们也不能忘记这个传统。明清以来的中国穆斯林学者皓首穷经，为伊斯兰教的中国化、本土化做出了了重要贡献，对后代学者有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以马坚、纳忠等先生为代表的我国20世纪穆斯林优秀学者，进一步把伊斯兰教中国化提升到了一个新境界，他们身体力行地弘扬爱国爱教的基本原则，迄今已成为我国穆斯林的优良传统。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马坚先生和他的回族同学、同事们，急国家所急，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心全意地为我国对阿拉伯国家交往工作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外交、经贸、文化、新闻等领域的阿语人才，其中包括我在内绝大多数都是汉族。几十年过去了，由于历史的原因，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外事部门、教学单位里，从事涉阿事务交往和教学科研工作的人员中，虽然也有回族、维吾尔族同胞，但数量不多，有的高校阿拉伯语专业连一名回族教师都没有。其实，从历史事实和现实需要两个层面看，还是应该重视组建起汉回和谐合作的教学、科研队伍。因为构建中国特色的阿拉伯学、中东学和伊斯兰学，都需要注重加强各民族学者间的精诚团结、和谐合作，各展所长、互补共事，才能推动学科的长足发展。这也是我的一个夙愿。今年初党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我真心希望在这份重要文件的精神指引下，高度重视包括各民族在内的人才培养，加强教学、研究队伍建设，重视相关研究机构和智库平台的建设。
丁俊：您的这些学术思想，特别是对于学科建设的意见都非常有价值，期盼有机会再与您深入交流，向您请教学习。感谢朱老师接受访谈，请您多保重！
朱威烈：也谢谢你，并借此机会祝愿创刊60年的《中国穆斯林》杂志越办越好，祝愿我国的伊斯兰研究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取得更大的成就，以不辜负于我们今天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访谈人：丁俊，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来源：中国穆斯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