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22日，上外中东研究所钮松研究员在《文汇报》发表评论文章《沙伊关系走向新的历史关口》（见《文汇报》2018年6月22日第7版），全文如下：

沙伊关系走向新的历史关口

近日，以沙特为首的联军对也门荷台达港频频发动军事打击，并完全控制荷台达国际机场，将国际社会的目光从美朝峰会再度拉回中东。这反映了沙伊关系的持续恶化，似乎在很大程度上为甚嚣尘上的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教派冲突论”提供了更多的佐证。

荷台达是也门第四大城市和重要的红海港口，是也门获取进口物资的重要生命线。荷台达一役事关沙特及其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以及伊朗及其支持的胡塞反政府武装之间实力的此消彼长，可谓沙特介入也门战事三年以来的一次绝地反击。沙伊关系及其背后最具象征意义的教派关系，走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口。

沙伊及两大教派的战场博弈

伊斯兰革命以后，伊朗建立了伊斯兰共和国，积极向外输出革命，其首要的目标便是海湾阿拉伯君主国，这既是地缘政治和地缘宗教的必然选择，也是神权共和对君主制的天然排斥。作为海湾地区的两个大国以及伊斯兰世界首屈一指的两大教派的盟主和领袖，沙特与伊朗之间保持了相对的力量平衡，从而避免在双方领土上遭遇直接的军事冲突，而是在第三方战场上进行残酷的厮杀。

两大教派冲突战场博弈的第一次高潮是两伊战争，海湾阿拉伯君主国在伊朗革命输出的重压之下，一方面纷纷摒弃对萨达姆的忌惮与成见，将伊拉克视为抵御伊斯兰革命输出的最前哨，另一方面“抱团取暖”成立了延续迄今的海合会。八年的两伊战争使得伊朗与伊拉克两败俱伤，这也为伊朗暂时的“偃旗息鼓”和海合会国家与伊拉克之间准联盟的“土崩瓦解”打开了大门。

两大教派冲突战场博弈的第二次高潮，是所谓的“阿拉伯之春”后的也门内战和叙利亚内战。这场中东剧变对于阿拉伯国家而言是一次整体性的社会动荡和政治剧变，而伊朗则保持了相对的稳定。美国在“9·11”之后发起的两场反恐战争剪除了伊朗东西两翼之敌——塔利班政权和萨达姆政权，特别是后萨达姆时代伊拉克什叶派的掌权更是促成了“什叶派新月带”的贯通。沙伊高调介入也门和叙利亚的内乱和内战，双方既打代理人战争，又不惜“赤膊上阵”，即便如此，沙特关注的重心仍旧在海湾地区的也门。叙利亚内战演变至今，美俄牢牢掌控了局势发展。东古塔战役以后，沙特事实上从叙利亚进行战略收缩，将主要精力投向也门。过去三年，沙特并未在与什叶派胡塞武装间的较量中占据优势，胡塞武装甚至对沙特国土展开袭击，沙特军队深陷也门战场的泥潭，大有战争“越南化”的迹象，处于一种进退维谷的艰难抉择之中。

多管齐下恶化伊朗生存环境

沙特此次率领联军孤注一掷，试图通过对荷台达的焦土政策来彻底扼住胡塞武装的咽喉，其结果是在一定程度上打乱胡塞武装武力部署的同时，也导致25万当地居民陷入绝境。

沙特发起荷台达战事并非是铤而走险的“豪赌”之举，而是借力国际大环境和地区小环境对己有利的变化而采取的“集中优势兵力”之选。荷台达战事是沙特在中东地区牵制伊朗扩张步伐的系列“组合拳”中的一记重拳，而在此之前，美国、卡塔尔和以色列是其重要着力点，在遏制伊朗为首的什叶派扩张上美沙以之间正在形成合力。

沙特首先打造反卡“朋友圈”，以“亲伊朗，支恐怖”为名，展开对卡塔尔的断交、封锁与制裁，其矛头直指宿敌伊朗。沙特无法容忍作为海合会成员国的卡塔尔在对伊关系上偏离它所设定的轨道，认为卡塔尔与伊朗的亲密关系严重影响了海合会内部的团结，卡塔尔“小国大外交”的行事风格为伊朗染指海合会并在其中打下“楔子”提供了契机。

其次，沙特公开同以色列互动，大有关系“破冰”之势。沙以针对伊朗这一共同威胁进行过长期的军事与安全方面的秘密合作，但伊朗在叙利亚和也门的军事存在分别触及以色列和沙特的底线，沙以关系从幕后逐步走向台前。沙特方面称过去对以色列的不承认态度主要是基于政治而非宗教原因。

最后，沙特力挺特朗普政府退出伊核协议。沙特本身就对该协议极度不满，通过支持美国“退群”，使得伊朗逐步失去通过核协议所得到的红利。

总而言之，沙特在海合会内部强力“清理门户”，支持以色列在叙境内猛烈打击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力促伊核协议失效从而严重恶化伊朗的生存环境，再通过打造联军不惜血本猛攻荷台达以达到“最后一搏”的功效。

尽管伊朗在美沙以协同打压下处于劣势，但伊朗国内保守势力支持政府重启铀浓缩活动。面对来自什叶派伊朗的共同威胁，宗教和文明迥异的美沙以之间正在愈发接近，而伊斯兰两大教派之间的对立也正在发生变化，什叶派与其他亚伯拉罕宗教和教派之间的信仰与政治版图分野正在中东慢慢浮现。

来源：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