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9月13日，上外中东研究所所长刘中民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评论文章《土耳其里拉暴跌背后的深层次危机》，全文如下：
土耳其里拉暴跌背后的深层次危机
对于近年来雄心勃勃的土耳其而言，2018年8月无疑是危机重重的一个月，对于致力于领导土耳其实现“2023愿景”、憧憬“2053辉煌”（2023年为土耳其共和国建国100周年，2053年为奥斯曼帝国建立600周年）的埃尔多安总统来说，更是备受煎熬的一个月。8月初，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释放被土耳其监禁的牧师安德鲁·布伦森，在遭拒绝后迅速启动对土耳其的制裁；8月10日，美国又宣布将土耳其钢铝产品的关税翻倍，即分别达到50%和25%，当天土耳其货币里拉对美元汇率暴跌20%，至截稿时土耳其里拉已狂跌40%，并有进一步下跌的可能。
土耳其里拉危机表面看来是由美国的制裁和贸易战所致，但在本质上却是土耳其国内经济弊端从量变到质变累积的产物，同时也是土耳其内政与外交多重危机叠加的产物。在某种程度上，里拉危机无疑是作为G20成员国的土耳其在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上面临的严峻考验，同时更是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以下简称“正发党”）执政与治理能力的严重危机，甚至直接关系到未来土耳其的国运兴衰。
里拉危机源于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
美国的制裁和加征关税只是导致里拉危机的导火索，而并非根本原因。更深刻的根源则在于其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奉行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而国内政治动荡、外交失误导致周边安全环境恶化等因素则进一步加剧了土耳其经济的脆弱性。
20世纪80—90年代厄扎尔执政时期（厄扎尔1983—1989 年任土耳其总理，1989—1993 年任总统）正是新自由主义方兴未艾的年代，当时政治经济危机深重的土耳其开始变进口替代战略为出口导向战略，大力推行私有化、自由化改革，并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指导。尽管这一选择使土耳其经济活力有所提升，融入全球经济的程度不断加深，但也造成了土耳其对外部市场和资本的严重依赖，并酿成了2001年的严重金融危机。
2002年埃尔多安率领正发党上台执政之时，正值土耳其深陷经济危机之际。在此背景下，埃尔多安政府继续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监督指导下进行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改革。所幸埃尔多安执政的前十年恰逢世界经济新一轮增长周期，土耳其经济保持了近十年的高速增长，并以世界第17大经济体的地位跻身G20之列。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02 年到2014 年间，土耳其国内生产总值从2325 亿美元增长到7995 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3571 美元飙升至10530 美元；外国直接投资从每年11 亿美元增长到125 亿美元，对外贸易额从每年876 亿美元增长到3998 亿美元。尤其引人瞩目的是，土耳其率先摆脱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2010 年和2011 年经济增长率分别达到8.9％和8.5％。
但是，由于严重依赖外国资本，土耳其经济的脆弱性在不断加深，不断加大的私有化使土耳其国民经济尤其是工业基础遭到严重削弱，同时腐败、贫富分化、失业率上升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日趋严重。这些问题在2012年以前被高速增长所掩盖，但在2012年经济增长放缓后，土耳其的经济与社会矛盾日趋凸显。例如，2011—2016年土耳其的通货膨胀率分别为10.5%、6.1%、7.4%、8.2%、8.8%和8.53%；同期失业率分别为9.8%、9.2%、9.7%、9.9%、10.3%和11.8%。2017年的通胀率更是接近12%，失业率也高达10%以上。2012—2016年，土耳其经济增长率分别为2.2%、4%、3%、4%和2.7%，远低于此前8%左右的高速增长。与此同时，土耳其外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39.2%增长至59.6%，其中短期外债从16%上升到23.8%。土耳其对外贸易也不断恶化，贸易额逐年下降，贸易赤字严重。2013—2016年土耳其外贸总额分别为4035亿美元、3998亿美元、3511亿美元和3412亿美元，贸易赤字分别为999亿美元、846亿美元、634亿美元和560亿美元。鉴于此，早有专家学者和国际评级机构把土耳其列入“脆弱五国”（南非、巴西、土耳其、印度和印尼）和“新脆弱五国”（土耳其、阿根廷、巴基斯坦、埃及和卡塔尔）之列，甚至直接预言土耳其必将有金融危机爆发。
以上宏观经济数据表明，土耳其里拉危机的元凶是已经令众多新兴国家陷入危机和劫难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这是土耳其和其他新兴国家必须汲取的沉痛教训。
里拉危机折射土耳其内政外交困局
土耳其经济颓势是2012年开始显现的，这一时期恰是土耳其国内政治加速调整、急剧动荡的时期，也是“阿拉伯之春”以来土耳其周边地区环境剧烈变化和其外交不断“变脸”式调整的时期。但是，正发党尤其是埃尔多安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内部集权、对外四面出击，导致其未能对危机重重的经济结构进行根本性的变革与调整。
土耳其的政治危机几乎与经济危机相生相伴，其核心问题是正发党不断集权以及推行伊斯兰化所引发的威权与民主、伊斯兰主义与世俗主义、官方伊斯兰与社会伊斯兰（以“居伦运动”为代表）等一系列政治矛盾的加剧。正发党执政的基础在于新世纪前十年的经济业绩，以及通过温和伊斯兰化打下的民众基础。在此过程中，埃尔多安通过寻求加入欧盟获得外部支持，通过国内司法程序削弱了军方力量，通过利用居伦领导的社会伊斯兰运动扩大其社会根基，同时通过与资本联姻推动安纳托利亚地区经济发展获得了中下层选民的支持。但2013 年发生的伽齐公园抗议是新世纪土耳其政治的分水岭，它是土耳其民众对埃尔多安不断集权的第一次大规模抗议，随后正发党又在2015年的议会选举中遭遇挫折，同时面临受叙利亚战争影响崛起的库尔德力量的挑战，直至2016年7月未遂政变发生。
未遂政变后，埃尔多安进一步加强集权，以策划未遂政变为由对“居伦运动”分子进行清洗，导致土耳其政治和社会气氛异常紧张。2017 年的修宪公投以微弱多数获得通过， 2018年提前举行的总统大选也使埃尔多安如愿以偿。但无论是2015年议会选举正发党失去单独组阁的绝对多数优势，还是2017年宪法公投和总统选举的微弱优势，都表明正发党和埃尔多安的执政基础正在弱化。
土耳其因身份定位不清、战略目标定位错误和外交政策失误引发的外交危机同样深重。在身份和战略目标定位方面，土耳其的现实定位应该是基于自身西方盟友、中东地区大国、新兴经济体等身份的中等强国，但近年来自身的发展、西方的相对衰退、中东地区格局的剧烈变动，都使土耳其的政治雄心不断膨胀。但是，土耳其充当全球性大国和中东地区领袖的错误定位，不仅因远远超出其国力而难以实现，更是造成其具体外交政策频频失误而陷入重重危机的根源所在。
在东西方关系上，土耳其虽因国力的增强而不断萌生摆脱西方、成为全球性大国的冲动，同时埃尔多安本人的个性又使其不断以批评和触犯西方来获取国内民族主义力量的支持，但土耳其又难以迅速摆脱美国盟友、北约成员国等身份的羁绊，更无全面挑战西方的资本，这是其与西方关系龃龉不断，但又无法自立的根源所在。土耳其与俄罗斯的关系同样如此，起初谋求以对抗俄罗斯洗刷近代以来屡遭俄罗斯压制的耻辱，但面对西方在叙利亚问题尤其是库尔德问题上侵蚀其现实利益时，又不得不与俄罗斯交好。
在中东地区，土耳其同样因为误判形势和具体的外交政策失误而陷入重重危机。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爆发对重返中东的土耳其十分有利，本该静观其变、确保自身稳定发展的土耳其，却因充当中东地区领袖的政治雄心而四面出击。当时，土耳其一改此前的“零问题”外交，通过积极支持阿拉伯国家反对派，介入阿拉伯国家的政治转型。在埃及，土耳其支持穆斯林兄弟会建立的自由与正义党，并不惜在穆尔西政权遭军方废黜、穆斯林兄弟会遭到致命打击后与塞西政权对抗。在叙利亚，土耳其的介入更为全面，在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层面全面支持叙利亚逊尼派，旨在颠覆什叶派支派阿拉维派的巴沙尔政权，但后来又被迫调整。在此过程中，土耳其与埃及、沙特、以色列等地区大国的矛盾不断加剧，与美国和西方因反恐、难民、库尔德和“居伦运动”等问题而矛盾不断，与俄罗斯、伊朗的关系则经历逆转。更为严重的是，恐怖袭击、难民问题与库尔德势力的不断坐大，都使土耳其的国内和地区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综合来看，里拉危机或许只是土耳其全面危机的开始而非结束。对于正发党尤其是埃尔多安而言，全面总结教训，对国家发展进行重新定位和彻底改革已是无法回避的选择。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