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13日，上外中东研究所所长刘中民教授在《文汇报》发表评论文章《苏丹“巴希尔时代”终结耐人寻味》（见《文汇报》2019年4月13日第4版），全文如下：
苏丹“巴希尔时代”终结耐人寻味
在经历了4个多月的抗议和总统巴希尔与反对派的复杂博弈后，苏丹形势终于在4月11日发生质变。当天下午，苏丹国防部长穆罕默德·艾哈迈德·伊本·奥夫发表电视讲话，宣布革除巴希尔的一切职务，由军事委员会在两年的过渡期内接管权力，同时宣布解散立法和行政机构，暂停实施宪法，进入紧急状态，实施宵禁等。
在苏丹军队最终倒向示威民众后，长达30年之久的“巴希尔时代”宣告终结，更为耐人寻味的是，巴希尔政权建立和终结的方式都是军人政变。
“巴希尔时代”的终结已确定无疑，但积重难返的苏丹所存在的积弊并不会就此而消散。联想到不久前黯然下台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利卡，以及8年前下台的突尼斯总统本·阿里、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也门总统萨利赫，相似的历史在阿拉伯国家一幕幕重演。
阿尔及利亚、苏丹躲过了8年前的中东政局动荡，但布特弗利卡和巴希尔8年后失败的原因依然与8年前相似，2011年开始的中东政局动荡之漫长或许远超人们的判断。
无论是布特弗利卡，还是巴希尔，在8年的时间里为应对政局动荡的冲击不可谓不努力，但毫无疑问，他们并未（或许也无能力）革除其国家治理存在的沉重积弊。从这种意义上说，苏丹“变天”依旧折射出了许多阿拉伯国家的痼疾。
独立后历次政权更迭都通过政变完成
自苏丹于1956年1月1日摆脱英国殖民统治获得独立后的63年里，历次政权更迭都是通过政变完成的。1969年5月25日，尼迈里通过军事政变上台，改国名为苏丹民主共和国；1985年4月6日，达哈卜军事政变上台，改国名为苏丹共和国；1989年6月30日，巴希尔军事政变上台，成立“救国革命指挥委员会”（简称“革指会”）。由此算来，此次苏丹国防部长奥夫领导的政变，已经是这个国家60余年历史中的第四次政变，当然还不包括不计其数的未遂政变。
在历次政变后，苏丹都建立了以个人集权、长期执政为特征的威权统治，始终未能形成事实上的权力交接的民主程序。以巴希尔为例，他在1989年上台后，随即采取解散议会、内阁及地方政府，取缔一切政党，停止一切非官方新闻机构活动等举措。他本人担任救国革命指挥委员会主席，并同时担任国家元首、总理、武装部队总司令和国防部长。在其后30年的时间里，巴希尔于1993年改任苏丹共和国总统并兼任政府总理，后又于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连任总统，并谋求参加2020年大选。
从整个阿拉伯世界来看，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伊拉克、阿尔及利亚等国家政权都是在民族独立革命的过程中或革命后，由军官发动政变建立。这些政权多采取强人政治和军人政治等模式，并形成事实上的国家领导人终身任职。
阿拉伯军人政权的权力交接或在军人集团之间和平交接（如埃及），或通过军人政变的方式非正常更迭，其执政者也大多成为“革命”对象。这是8年前中东政局动荡中的典型现象，但这种怪相并未彻底终结，埃及塞西政权的建立仍具有军人政变的色彩，而终结巴希尔政权的依然是军人政变。
评价阿拉伯世界的军人政权和军人政变是一个复杂的政治学问题，它自然有维持社会秩序等正面作用，但遗憾的是，它在权力稳固后并未寻求建立正常的权力秩序。因此，“巴希尔时代”结束了，但结束“巴希尔时代”的军人政变在阿拉伯国家可能还远未结束。
多种复杂矛盾纠结，政经积弊积重难返
苏丹剧变与8年前中东政局动荡的一大共性是经济持续恶化。8年前，腐败肆虐、两极分化严重、青年人口比例较大与高失业率、高通胀率、高贫困率等经济与社会问题的交互作用，构成了导致阿拉伯国家群体性动荡的直接诱因。
这些因素在苏丹几乎无一例外都存在。在南苏丹于2011年独立后，由于石油收入锐减，以及苏丹内部及其与南苏丹旷日持久的冲突，苏丹经济可谓雪上加霜。近年来，苏丹始终面临食品、燃料短缺，通胀严重等经济困难，其通胀率在2018年高达80%，面包等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达3倍。因此，人们也把苏丹的抗议称为“面包革命”。
但是，经济和民生的困境还仅仅是苏丹危机的表象。如果说经济发展长期困难，始终无法找到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是导致巴希尔政权垮台的重要原因，那么其更深刻的根源则在于统一与分裂、宗教与世俗、独立与依附等多种复杂矛盾的存在，使苏丹始终不具备发展的内外环境。而矛盾的本质是发展与安全、改革与稳定的矛盾。
从统一与分裂的矛盾看，南北苏丹的数次内战直至南苏丹独立后依旧冲突不断，地方武装反叛力量多如牛毛，使苏丹鲜有片刻安宁。南苏丹独立不仅导致苏丹分裂，更重创苏丹经济。
从宗教与世俗的矛盾看，尼迈里政权和巴希尔政权都曾利用伊斯兰力量推行伊斯兰化，而在双方矛盾激化后又强力打压，导致苏丹一度成为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大本营之一。苏丹因与“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有染，长期遭美国制裁，使其国际环境严重恶化。
从对外关系中独立与依附的矛盾看，苏丹曾一度追随苏联，后又在处理与西方关系上多有摇摆，或因长期遭西方制裁而难以融入国际社会，或在转向西方后成为美国操控的对象。
阿尔及利亚和苏丹的事态表明，阿拉伯国家固有的政治和经济积弊在中东政局动荡8年后仍未得到足够缓解，更谈不上根治。因此，2011年的中东政局动荡作为阿拉伯历史转型中的一个“长周期”还远未结束，类似的动荡也还会重演。
来源：文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