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中民:“‘阿拉伯之春’:浪漫开场,如何收尾”,《世界知识》
发布时间: 2012-04-26 浏览次数: 211
 

近日,中东所所长刘中民教授《世界知识》(2012年第07期)发表时事评论《“阿拉伯之春”:浪漫开场,如何收尾》,全文如下:

 “阿拉伯之春”:浪漫开场,如何收尾

2010年底阿拉伯大变局发生以来,国际舆论尤其是西方媒体将这场以推翻现政权为目标、以民众抗议浪潮和反对派夺权为表现形式的地区性运动定性为“民主革命”,并冠以“阿拉伯之春”的美誉,同时认为这场革命正在终结中东不适合民主发展的“阿拉伯例外论”,其历史意义可与20年前东欧剧变和柏林墙倒塌相媲美。

但是,随着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的政治与经济重建陷入困境,叙利亚危机和伊朗危机久拖不决,伴随着无法控制的暴力、动荡抑或还有日益迫近的战争,以发展民主、改善民生为主题的“阿拉伯之春”似乎已渐行渐远。从某种程度上说,“阿拉伯之春”已经蜕变为各种势力进行地缘政治博弈的舞台。不管新一幕中东地缘政治厮杀的结局如何,浪漫开场的“阿拉伯之春”注定难逃悲剧收场的中东政治宿命。

权力碎片化困扰“阿拉伯之春”

“阿拉伯之春”蜕变为地缘政治博弈的最重要标志是,中东碎片化的地缘政治痼疾频频发作,并使“阿拉伯之春”变成“新瓶装旧酒”的地缘政治斗争。

阿拉伯世界虽然在民族、语言、宗教等方面分享共同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但是在地缘政治上具有典型的碎片化特点。从地缘的角度看,阿拉伯世界主要由三大板块组成,分别是:海湾六国所在的阿拉伯半岛,由伊拉克、约旦、叙利亚、黎巴嫩构成的“肥沃的新月地带”,以及埃及、利比亚、突尼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毛里塔尼亚组成的北非马格里布地区。其中,海湾六国为能源富集的产油国,经济实力较为雄厚,采取君主制和家族统治相结合的政教合一制度;而北非和“新月地带”的阿拉伯国家多为在民族独立后通过“军官革命”建立的共和制国家,世俗化程度相对较高,但多数为非产油国,经济实力明显弱于海湾产油国。

从民族、宗教文化的角度看,逊尼派的瓦哈比派在海湾国家占据主导地位,尤其是沙特构成了泛伊斯兰主义的大本营,倡导以泛伊斯兰主义加强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团结。北非国家多为逊尼派国家,同时也是“政治伊斯兰”--穆斯林兄弟会势力较为集中的地区,“新月地带”则多为逊尼派和什叶派混居的国家。由于近代以来与西方的接触密切,北非和“新月地带”是阿拉伯民族主义发育较早、较成熟的地区,多倡导以泛阿拉伯主义统一阿拉伯世界。

长期以来,以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为代表的奉行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共和制国家为一方,以沙特为主导、由海湾阿拉伯国家构成的奉行泛伊斯兰主义的君主制国家为另一方,围绕阿拉伯世界的主导权进行争斗,同时泛阿拉伯阵营内部也是矛盾重重。埃及曾是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中心所在,但在1979年埃及与以色列单独媾和以及与美国结盟后,埃及的领导作用不断下降。从1991年海湾战争到2003年伊拉克战争,再到去年穆巴拉克政权瓦解和卡扎菲政权崩溃,叙利亚政权已经成为惟一的复兴党民族主义政权。如果以此来看待由沙特和卡塔尔主导的阿盟和海合会对利比亚和叙利亚问题的深度介入,其最根本目的无疑是彻底铲除阿拉伯民族主义共和制政权,进而确立泛伊斯兰主义阵营的君主制国家对阿拉伯世界的领导权。

从宗教、教派、族裔矛盾的角度看,阿拉伯国家内部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如叙利亚、黎巴嫩、埃及等国家内部的基督徒)的矛盾、逊尼派与什叶派的矛盾,不仅影响阿拉伯国家内部的权力斗争,而且通过跨国教派渗透影响国家间关系乃至地区格局。什叶派伊斯兰神权国家伊朗,通过输出革命和教派渗透撬动阿拉伯世界的团结(如伊朗对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什叶派的影响),又使教派矛盾和阿拉伯民族与波斯民族的矛盾交织在一起。作为阿拉伯民族的叙利亚什叶派政权,是两伊战争中惟一支持伊朗的阿拉伯国家,并选择长期与伊朗结盟,引起了阿拉伯逊尼派国家尤其是海湾国家的不满。由此看来,当前沙特、卡塔尔等国主导海合会和阿盟致力于颠覆叙利亚政权,无疑有利于其实现削弱什叶派和宿敌伊朗的双重利益。

“阿拉伯之春”已走上“歧途”

从整个阿拉伯变局来看,突尼斯和埃及的和平变革色彩较为浓厚,外部势力的影响相对较小。这两个国家长期受欧洲影响,市民社会和中产阶层相对成熟,较强的民族凝聚力能够保障国家避免在政治变革中走向内战或分裂,进而也使外部尤其是西方难以找到军事干预的理由,因此西方采取了顺水推舟的政策。

但在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国家,盘根错节的部族、教派矛盾导致国家认同与民族凝聚力异常脆弱,民众抗议浪潮与部族、教派冲突相交织,导致暴力冲突乃至内战,则为外部力量的军事干预提供了借口。在利比亚问题上,西方广泛争取国际合法性以及地区组织和国家的支持,充分利用和强化当事国政治反对派的力量,以内外联合的方式颠覆卡扎菲政权,创造了新干涉主义的“利比亚模式”。在也门问题上,萨利赫长期充当美国的反恐盟友,并最终同意交权,西方开辟了和平过渡的“也门模式”。在海湾国家尤其是巴林问题上,西方则坚持双重标准,默许甚至纵容了海湾国家对抗议浪潮的严厉打击。

除美欧和地区力量的深度介入外,俄罗斯也是影响阿拉伯大变局的另一重要因素。在叙利亚危机爆发前,俄罗斯基本上采取了相对超然的政策,既对西方施加一定的压力,但又不与西方发生强烈对抗,甚至在必要时予以一定的配合,充分显示了其中东政策的务实与灵活。但由于叙利亚是俄罗斯在中东的惟一盟友和海军基地所在地,俄采取了力挺叙利亚的政策,进而导致美俄的对抗加剧。

以上态势表明,由于西方和地区力量的外部干预和双重标准,“阿拉伯之春”日益从内生性的政治变革转变成内外力量相交织的复杂的地缘政治博弈。

下一幕剧本何在

除阿拉伯国家的地缘政治博弈异常活跃外,阿拉伯国家内部变革与地区力量博弈的相互交织,尤其是叙利亚危机和伊朗核危机的不断加剧,也进一步激活了四大中东地区传统力量——阿拉伯国家、以色列、伊朗、土耳其之间的复杂矛盾,同时以核安全、能源安全等重大安全议题搅动全球政治,并催化大国之间乃至部分大国内部的政治博弈。

从地区格局看,当前阿拉伯世界整体地位下降,以色列安全环境持续恶化,以色列不断发出军事打击伊朗的威胁,甚至扬言不排除采取单边行动的可能,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以此向美国和西方施压,通过核安全问题强化美国对以色列的重视,扭转受阿拉伯变局影响战略地位不断下降的态势。

在加入欧盟的战略失败后,土耳其积极回归中东,试图确立对中东乃至伊斯兰世界的领导地位。但是,奥斯曼帝国统治阿拉伯民族数百年的历史,以及土耳其模式的世俗主义本质,都将在未来引起阿拉伯民族意识和宗教意识的觉醒,并导致反土意识的强烈反弹;而一旦叙利亚政权崩溃,库尔德民族分离运动一旦高涨,将对土耳其产生致命冲击。

面对美国和以色列的威胁,伊朗不断举行军事演习,威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高调宣示核开发进展成就,对欧盟石油禁运采取“先发制人”的反制措施,进而导致国际能源价格急剧上涨。国际原油价格走高的影响甚至已波及美欧等大国的国内政治,美国舆论指出,如油价持续飙升将会导致奥巴马连任失败。而美欧在调动日韩等盟友减少进口伊朗石油的同时,不断向中国、俄罗斯、印度等新兴国家施压,进而加剧了大国间的能源政治博弈,而俄罗斯在国际能源政治中的优势则不断上升。

作为当前中东地区地缘政治角逐的风暴眼,叙利亚危机和伊朗核危机不仅都有因局势失控引发地区大乱的可能,同时也使大国矛盾渐趋紧张,大国博弈更加复杂。与此同时,巴以冲突的战火重燃,阿富汗形势的急剧恶化,都进一步增强了中东形势的复杂性。在此背景下,无论是长期主导中东并多次犯下严重错误的西方大国,还是中东地区的各大力量,都还没有写好、当然也更难导演好“阿拉伯之春”的下一幕剧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