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28日，中东所两位教授接受《新民晚报》“新民环球年终特刊”采访，中东所名誉所长朱威烈教授就2012年中东地区局势发表评论，中东所所长刘中民教授就恐怖主义新动向等问题发表评论，全文如下：

来源：《新民晚报》2012年12月28日A44、A45版 （附：全文电子版）

来源：《新民晚报》2012年12月28日A47版 （附：全文电子版）

中东北非乱局

动荡剧烈热点密集 乱后求治治中生乱

问：2012年中东北非局势有何特点？

朱威烈（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名誉所长）：从全球看，2012年的中东北非仍是世界上动荡最剧烈、热点最密集的地区。其中既有战火持续长达20个月的叙利亚内战，叙利亚与土耳其、以色列的边境交火，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一周战事，也有实现政权更迭或政府重组的阿拉伯国家内部此伏彼起的社会动荡。

从地缘政治视角看，今年中东北非局势的主要特点大致有：1.叙利亚危机走向成为地区和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2.地区以穆兄会为代表的伊斯兰主义力量明显上升；3.地区大国之争方兴未艾；4.巴勒斯坦入联，中东和平进程再次引发热议；5.伊朗核谈判进展缓慢，以色列安全焦虑加剧，对伊朗动武已提上议事日程。

李伟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所长、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今年中东北非局势基本延续上一年趋势，在两个层面深入发展并出现新特点。

一是2010年末以来的中东变局出现转折性变化，所谓“阿拉伯之春”在2011年短暂“由春而夏”达到高潮后，很快“经秋入冬”。如今不仅中东地区弥漫着悲观情绪，一度热情高涨的西方世界也以紧张不安的心情看着局势不断恶化，人们更关心这场“阿拉伯之冬”还将持续多久？

二是中东原有热点问题交替爆发，互相影响。叙利亚危机和伊朗核问题既独立发展又紧密联系，既有延续性又有新发展，成为影响地区局势及地缘政治格局发展的重要因素和变量。下半年埃及局势突变及年末巴以冲突再起，更增添了地区局势的复杂性和未来发展的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

2012年，那些“后革命国家”大多陷入乱后求治、治中生乱的困境：一方面，国家百废待兴，但经济短期难以恢复，西方援助承诺口惠而实不至，那些在推翻旧体制革命中冲锋陷阵的年轻人积蓄着对新政权的不满。另一方面，这些国家的宗教和世俗力量间、不同教派间以及不同部落和政治势力间还在为争夺意识形态主导权和部族利益斗得不可开交。

埃及：世俗力量对抗宗教

问：“后穆巴拉克时代”的埃及形势及其前景如何？

朱威烈：埃及是中东地区大国，也是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代表性国家。穆尔西总统的执政理念“世俗、民主、法治”受到国内外舆论普遍肯定，他随后出访中国、美国和海湾国家，出席伊朗举办的不结盟国家峰会，建议成立叙利亚危机“四国治理小组”，在以巴冲突中推动签订停火协议，反映出埃及积极恢复因国内动荡而被削弱的地区大国作用与影响的政策走向。

但穆兄会在治国理政方面缺乏经验，在协调与军方关系，平衡行政、立法和司法权力结构等方面不断引发社会与民众强烈不满，世俗力量与宗教势力的分歧与对立已经形成。这不但将直接影响穆尔西内外政策的执行力和影响力，而且将导致埃及较长时期的反复动荡。

李伟建：埃及本次动荡实际反映的是“后穆巴拉克时代”的埃及向何处走的严峻问题。有分析认为，穆尔西匆匆将宪法草案付诸公投，是逼迫民众选择埃及到底是成为一个宗教色彩国家，还是继续维持世俗主义和宗教的平衡。因此，埃及围绕宪法草案的争端实际已演变成伊斯兰主义者和世俗反对党关于国家身份和未来道路的斗争。如今宪法表面上似乎已获通过，但反对派不会善罢甘休，双方将继续围绕政治意识形态和国家发展路线展开博弈。

叙利亚：持续动荡冲突难止

问：叙利亚危机走向及巴沙尔政权前景如何？

朱威烈：叙利亚危机当前总态势是巴沙尔政权与反政府武装的内战呈胶着状态。反政府武装由于受到美欧和地区国家源源不断的支持，在舆论、资金和武器方面越来越呈强势；但巴沙尔政府凭借复兴党、阿拉维派和军队的基本力量以及伊朗的支持，也尚不致被迅速击溃。

从今年地区舆论看，已经出现某种理性回归，认为叙利亚问题“行动小组”外长会议有关成立叙利亚过渡管理机构的日内瓦公报应予落实，亦即联合国、阿盟、世界各大国和地区国家都认同政治解决的合法性。然而，叙利亚主要反对派中的全国委员会身居境外，缺乏本土人士，代表性差，叙利亚自由军则明显掺杂宗教极端组织甚至恐怖势力，连美国都不愿公开支持。为适应美欧和地区海湾国家的需要，全国委员会改名为叙利亚反对派和革命力量全国联盟，成员结构也有所调整，从而赢得不少国家承认和支持。但该联盟仍拒绝与巴沙尔政权谈判，同时依然整合不了在国内厮杀的叙利亚自由军。因此，即便美欧等外部力量悍然动武推翻巴沙尔政府，叙利亚阿拉维派、复兴党和军队仍有力量继续战斗，得手的各反对派又将为权位和利益争斗不休。最令人担忧的前景是：持续动荡的战乱将给叙利亚人民带来无穷苦难。李伟建：在境内外各种势力搅局之下，叙利亚问题早已脱离了叙利亚民众最初的诉求而演变成一场全面内战，更有人称其为一场地缘政治利益争夺和宗派争斗色彩浓厚的“代理人战争”。

今年叙利亚危机呈现出冲突范围扩大、烈度升级、反对派采用炸弹爆炸等极端手段更频繁等特点。但从军事角度看，如果没有外部势力全面介入，短期内反对派武装难以达到推翻巴沙尔政权的目的，政府军也无法在内战中取胜。目前美国和西方国家军事介入的政治愿望不足，更多是帮助境外反对派进行整合，为成立过渡政府作准备。政治解决依然是未来最可靠的选择，前提可能是巴沙尔以某种形式离开叙利亚政坛，但是否能换来叙利亚以及地区局势稳定依然需要打个问号。

巴以：冲突再起“见好就收”

问：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年底再起冲突，如何解读？

朱威烈：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历时最长的核心问题。从美国小布什总统后期提出两国方案，到奥巴马总统上台即表态要推进巴以谈判，都只是言不顾行、行不顾言。巴勒斯坦为图自救，去年申请加入联合国，但在安理会被美国否决。今年巴勒斯坦努力实现法塔赫与哈马斯联合，签署组建联合过渡政府协议，继而积极部署成为联合国观察员国。巴勒斯坦的要求遭到美国和以色列坚决反对，这是11月14日以色列向加沙发起“防务之柱”军事打击的政治原因。

事实上，以色列最关注的是对它构成生存安全威胁的伊朗，一旦它空袭伊朗核设施的计划付诸实施，势必会遭到伊朗、真主党甚至哈马斯报复反击。11月4日以色列宣布成功试射“铁穹”导弹防御系统，标志着以色列已拥有“箭式”、“爱国者3号”、“大卫投石索”和“铁穹”等多种导弹防御系统，足以应对远程、中程和短程导弹袭击。它造成加沙162人丧生、上千人受伤的“防务之柱”军事行动，与其说是为了报复哈马斯，不如说是要验证“铁穹”的功效。客观地看，构筑并检验应对伊朗反击的导弹防御系统，确保自身国土安全，才是以色列发起“防务之柱”军事行动的真实目的。

李伟建：2012年中东形势另一引人关注的热点是巴勒斯坦问题：一是巴勒斯坦成功“入联”，二是巴以爆发新一轮冲突，两者看似无甚关联，实则殊途同归。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不顾美以反对坚持“入联”，显然是希望通过这样的强势举动重新唤回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关注，并借此向有关各方施压，推动问题的解决。而哈马斯通过向以色列南部发射火箭弹“弄出点动静”，引起国际社会关注，也被认为是巴勒斯坦引发这次冲突的一个主要因素。当然哈马斯主动出击，一定程度上也是想利用中东大变局后阿拉伯世界普遍出现的反以情绪，摆脱自身孤立困境，赢得阿拉伯国家对自身的同情和支持。而以色列采取大规模报复行动也有明显的政治考虑：一方面让美国重新关注以色列一再强调的安全保障问题，另一方面也借机测试“铁穹”反导系统。

从实际效果看，双方都已达到目的，因此冲突最后以双方“见好就收”暂告结束。但是，诚如许多有识之士早就指出的那样，只要巴勒斯坦问题得不到公正合理解决，巴以间各种形式的冲突不会真正停止。换言之，任何停火若不能为重启和谈创造条件，那么巴以完全有可能再起冲突。

坚持和平与正义 中国提供正能量

问：中国在中东问题上起何作用？

朱威烈：中国与中东国家长期保持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友好合作的良好关系，2010年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建立起全面合作、共同发展的战略合作关系，双边关系提升到新的高度。阿拉伯国家出现动荡至今，中国始终秉持尊重他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武力干预原则，这不但符合《联合国宪章》精神和国际关系准则，也有利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维护阿拉伯国家民族尊严和根本利益。在利比亚、叙利亚危机中，中国多次派出特使与当地的反对派接触沟通，邀请有关组织访华，并多次向难民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虽然美欧及部分地区国家舆论对中国在安理会3次否决含有对叙利亚动武内容的提案表示不满，但经过一段时间直接接触与交流，地区国家已有越来越多政界和学界人士认识到，中国对叙利亚问题的政策主张是与联合国两任特别代表安南和卜拉希米的意见一致的，也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可以说，中国在中东变局中坚持了和平与正义，提供的是正能量。

李伟建：2012年中国在中东问题上采取了更为积极进取的政策，尤其在中东热点问题上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引发全球关注。

在叙利亚问题上，中国始终坚持政治解决、反对外部武力干预的原则立场。年初中国就提出关于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六点倡议，成为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安南六点建议的重要组成部分。安南辞职后，中国又在其继任者卜拉希米特使来访时提出以停火止暴、开启谈判、国际斡旋、人道主义援助为主旨的四点倡议，受到联合国和国际社会欢迎。中国同包括反对派在内的叙利亚问题有关各方都保持联系和沟通，为缓和局势做了大量工作，并向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在巴以冲突问题上，中国与巴勒斯坦、以色列和埃及都始终保持密切联系。中国积极支持巴勒斯坦“入联”，在巴以冲突期间接待巴勒斯坦特使，承诺向巴勒斯坦提供100万美元援助，同时明确支持埃及发挥斡旋作用。

恐怖主义新动向

中东剧变形成恐怖活动狂潮

问：2012年国际恐怖主义呈现怎样特点?

潘光（国家反恐办公室软科学专家上海反恐研究中心副主任）：2012年国际恐怖主义呈现新的发展态势，极端、恐怖活动在剧变中的中东地区形成新一波狂潮，并向全球迅速扩展，呈现几个明显的特点。

其一，“萨拉菲主义”（“萨拉菲”一词的词根原意是“祖先”，萨拉菲派人士特指严格遵循伊斯兰教先知和祖先的生活方式、严格奉行伊斯兰教教法教律的穆斯林）极端、恐怖团伙表现得最为活跃。如叙利亚反对派中被美国列为恐怖组织的“救国阵线”、也门的“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北非的“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发源于中东而在中亚迅速扩展的“伊斯兰解放党”（伊扎布特）、哈萨克斯坦新出现的“哈里发斗士”等极端、恐怖组织，都打着“萨拉菲主义”的旗帜。

其二，极端、恐怖团伙在反对世俗独裁政权的斗争中充当暴力攻击急先锋。在利比亚、也门和叙利亚，极端、恐怖团伙“绑架”了民众的反独裁运动，通过发动恐怖暴力攻击，将所谓的“阿拉伯之春”转变为内战。目前，他们的行动已从中东向外迅速扩展。从利比亚流出的恐怖分子和武器，对地中海沿岸、北非和西非造成巨大冲击，导致马里等国的政变和动荡。在中亚，哈萨克斯坦的“哈里发斗士”声称其目标是“推翻纳扎尔巴耶夫叛教者政府”，“建立伊斯兰哈里发国家”。

其三，带有强烈的反美、反以色列色彩。美国、西方对伊斯兰国家实施的军事干涉导致大量无辜平民伤亡，同时对伊斯兰主流意识形态形成冲击，再加上美国一直支持以色列，使伊斯兰世界反美、反以情绪高涨，极端、恐怖组织便乘机掀起反美、反以攻势。

其四，意识形态化进一步加强。“9·11”事件后将许多新生极端、恐怖分子凝聚在一起的便是“圣战”理论。中东剧变发生后，伊斯兰极端组织进一步通过互联网等手段强化意识形态宣传，使那些“失望”群体和“愤怒”青年受“圣战”诱导，参加自杀性爆炸等恐怖行动。

刘中民（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教授）：“9·11”事件以来恐怖主义呈本土化、网络化、分散化、高科技化、草根化、个体化、意识形态化等发展趋势依然存在。

在从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到北非的“动荡弧”地带，除东南亚相对沉寂外，其他地区仍是恐怖主义泛滥的重灾区，尤以“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和马格里布分支的活动最为猖獗。据12月初澳大利亚经济与和平研究所（IEP）发布的全球恐怖主义活动最猖獗的国家排名中，伊拉克、巴基斯坦、阿富汗、印度、也门、索马里、尼日利亚等国家都处在“动荡弧”地带。

主要针对西方并已影响中国

问：恐怖活动主要指向哪些国家地区?

潘光：从目前的情况看，这股狂潮的矛头主要指向西方，特别是美国。然而，“萨拉菲极端主义”思想在与中国山水相连的中亚国家、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进一步扩散，对中国形成严重威胁。

伊扎布特于1953年创建于巴勒斯坦，苏联解体后进入中亚，后来也渗入中国新疆，是当前中亚最具影响力的宗教极端组织，中东动乱发生后拓展的势头更为强劲。

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乌伊运”）在阿富汗北部实行武装割据。受“萨拉菲主义”跨国“圣战”思潮的影响，“乌伊运”的目标不再局限于推翻乌政府，而宣称要进行全球“圣战”，其新招募人员来自许多国家，包括中国新疆。在新疆从事分裂、恐怖活动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东伊运）被列入国际恐怖组织名单后，改头换面成立了“突厥斯坦伊斯兰党”（TIP）。东伊运/TIP目前已成中亚地区极端、恐怖势力中的一大集团，在阿—巴边境有训练营地，并用阿拉伯语编写网络出版物《伊斯兰突厥斯坦》，极力将其在新疆的分裂、恐怖活动纳入到全球“圣战”之中。

美国反恐趋于内向化功利化

问：美国反恐战略有什么变化?

刘中民：在奥巴马的反恐战略中，“基地”组织被确定为首要恐怖威胁，美国本土、南亚、阿拉伯半岛、东非、欧洲、伊拉克、马格里布、东南亚、中亚为反恐的重点区域，由此所确立的战略目标即“打击、瓦解直至最终战胜基地组织及其分支机构和支持者，以确保美国公民和美国利益的安全。”这种战略较之布什政府将“恐怖分子—恐怖主义—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国—邪恶轴心—暴政前哨”确定为反恐战争“打击链条”，进而导致美国反恐目标泛化、反恐战争扩大化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区别。

在反恐手段上，除强调反恐合作、综合运用多种手段、支持地区国家增强反恐能力建设等举措外，奥巴马政府选择了更加灵活、机动的反恐手段，重点采用无人机打击和特种部队定点清除等手段，以增强反恐的实战效果。

美反恐战略收缩的重要特征在于维护本土安全的内向化，以及服务美战略东移的功利化，但美国驻利比亚大使遇袭事件已经向美国发出了信号，短期内摆脱恐怖主义的牵制仍是美国的一厢情愿。

反恐合作中国作用日益重要

问：中国在国际社会反恐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今后将如何继续?

潘光：国际社会加强反恐合作，中国在其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首先，在全球性国际合作中发挥建设性作用。中国积极支持联合国在国际反恐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努力推动构建国际反恐法律体系，在联合国维和行动、打击制毒贩毒、反海盗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

其次，努力加强区域性的多边反恐合作。如上海合作组织的反恐机制，特别是大型活动安保合作机制在确保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等重大活动顺利举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泰国、缅甸、老挝在打击湄公河跨国犯罪集团方面的合作也取得了显著成果。

再次，建立和发展双边反恐合作。如中美现在已建立了中长期反恐交流与合作机制，就集装箱运输安全和民航安全等达成了合作协议，最近还举行了联合搜救和反海盗演习。其他如中俄、中巴（巴基斯坦）、中英、中法、中德、中澳、中印（印度）、中日等均已进行了安全、反恐问题对话和合作。

第四，促进文明对话，强调综合治理。中国一直认为不能把恐怖主义与特定的宗教或民族挂钩，呼吁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倡导“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并强调：只有标本兼治，实行综合治理，推动教育文化发展，促进民生，才能最终铲除恐怖主义毒瘤。

刘中民：当前中国反恐政策的调整应侧重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更加积极地推动和参与在全球、地区和双边领域的多层次反恐合作，尤其要在国际和地区安全机制建设，如议题设置、资金投入等方面体现中国的主体性。

第二，以我周边地区为重点，加强与俄罗斯、中亚、南亚、东南亚等国家的反恐合作，在加强地区安全机制建设的同时，增强发展援助和发展合作，以根除恐怖主义的土壤。

第三，在继续加强自身预警防范能力、快速反应能力等反恐能力建设的同时，应重点加强对国民的反恐教育，增强全民族的反恐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