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4日，《文汇报》长文刊发了记者对《中东地区发展报告》（2012年卷）的解读（见《文汇报》2013年6月4日第6版）。《中东地区发展报告》为我校2011年获得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培育）项目，今年出版的第一辑全称为《中东地区发展报告：中东变局的多维透视（2012年卷）》，主编刘中民、朱威烈。评论全文如下：

透视中东变局的一面良镜

——读《中东地区发展报告》（2012年卷）所得所思

始于2010年底的中东政局动荡已进入第三年，迄今无平息迹象，媒体报道虽一日未辍，权威且全面解读则良久鲜闻。这一状态因《中东地区发展报告》（2012年卷）一书问世而改变。

本书主编、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新老所长刘中民、朱威烈在序言中对本书主旨归结为：“全面总结和归纳中东变局的性质、特点、根源和影响，深入分析中东变局发生以来主要中东国家转型发展动态与演变趋势，考察地区格局深刻变化尤其是阿拉伯国家、以色列、伊朗、土耳其四大主体力量的地位变化，回顾和前瞻美、欧、俄等世界大国中东战略的变化与调整，总结中国应对中东变局的经验、分析中国中东外交的机遇与挑战并提供政策咨询。”

全书分一个总报告和三个专题报告。总报告为“中东变局的宏观透视”，专题报告分别为“中东变局对主要阿拉伯国家及地区格局的冲击”、“中东变局与大国的战略应对”、“中东变局与中国的中东外交”。四个报告通过18篇论文以分报告形式展述。

读书有如观山，成岭成峰，观者因处所而异；见仁见智，读者以学养而殊。对于肤浅的记者而言，本书作用有四。

一，填补空白。中东变局推高地缘政治风险，致使国际原油市场波动，而2011年的利比亚战火更是把中资企业逼离该国。这种形势下的中国能源供应状态对记者来说是一个盲区，而“中东变局对中国海外利益的影响及对策”一文指出，“就总体态势而言，中东变局并未导致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动荡，也未对中国的能源供应产生灾难性的影响。”文章给出以下四条理由：除利比亚外，动荡国家均非主要产油国；除中国外，如美日等能源消费大国的原油储备水平普遍较高；埃及虽有动荡，但军方保持了苏伊士运河的能源通道畅通；沙特等主要产油国增加了石油供应。又如，“萨拉菲”一词在媒体报道中屡屡出现，印象中这是个极端组织，真实性如何却很茫然。“中东变局与伊斯兰主义力量的发展趋势”一文解释说，与穆斯林兄弟会等伊斯兰温和派相比，该组织具有“保守性、甚至极端的特征”。但文章又依据其政治取向将其分为三类：第一类主张用暴力推翻现存体制，建立统一的哈里发国家；第二类倡导非暴力的政治行动主义；第三类则主张远离政治，禁止所有公开的政治组织。

二，拓展视野。从埃及到利比亚，重建道路如何走；由伊朗至以色列，应变之牌如何出；美国中东战略调整该如何评估；欧洲中东政策将走向何方；俄罗斯应变得失几何；中国中东外交如何开展；这一系列问题在《中东地区发展报告》中都有深度解读，让记者有行道山阴而目不暇接之感。埃及新政府执政后致力于与伊朗改善关系，“埃及政局变化和内外政策的调整”对此的解读是，此举不仅引起了“海湾国家的关注甚至是指责，同时使以色列十分气馁。”又如，利比亚战后政治重建曾被西方媒体大肆渲染，但“利比亚战争与利比亚的政治重建前景”一文则得出这样结论:“西方国家在利比亚的基本利益得到实现的背景下，它们对利比亚政治重建的支持严重不足。”该文引述利比亚过渡政府前总理贾布里勒的话说，“西方国家抛弃了利比亚，后者正处于权力真空和安全失序的状态下。”再如，美国利用网络影响中东变局并非新闻，但“中东变局与美国的战略应对”一文却举出两个实例，证明了“美国网络外交的实用性和双重标准”。埃及前政府因“脸谱”在示威爆发后推出支持抗议网页而关闭该网站，由此引发白宫发言人和“脸谱”、“推特”及美国许多非政府组织的同声抗议，但是当巴勒斯坦人利用“脸谱”号召在2011年5月11日发动“巴勒斯坦人大起义”时，网页很快被“脸谱”网管关闭。

三，启发思考。“阿拉伯人最基本生存法则是‘联合近亲抵抗远族’。亦即‘部落不论大小，基于血亲关系，每个部落成员都有责任保护本族成员，并攻击外敌’。”这是“中东变局的社会文化分析”一文中的一段叙述，它为记者打开了一扇窗户。自伊拉克战争之后，从伊拉克到利比亚再到叙利亚，外来阿拉伯武装人员在冲突中始终扮演重要角色。对于这一现象，记者曾一直用政治对立和教派冲突来解释，而“联合近亲抵抗远族”的部落文化也许更揭示了问题的深层一面。

在“中东变局与阿拉伯世界的分化重组”一文中，作者对中东变局中一直盛行的“教派冲突论”提出反诘。作者指出，分别代表什叶派和逊尼派的伊朗和沙特在伊朗1979年伊斯兰革命前关系密切，双方当时是“美国维护海湾安全的双支柱”。作者由此认为，“两国的教派差异和矛盾始终存在，因此，用教派矛盾无法解释两国关系从20世纪70年代的友好到80年代的对抗、从90年代的缓和到21世纪初的紧张。”而对于作者这一“反教派冲突”观点，美国《外交政策》最近刊出的“阿拉伯世界战争”一文似可作为旁证，该文作者认为，“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仇恨在中东问题中微不足道，而未来的地区问题应该用逊尼派内部争斗来定义。”对于教派冲突论广泛传播这一现象，“中东变局与阿拉伯世界的分化重组”作者认为，自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来中东分为亲美和反美两大阵营，两派尖锐对立才致使教派矛盾强化。因此，“教派矛盾是表象，当前的战略格局才是实质。”从中东地区目前现实来看，上述观点具有说服力。

四，欲知其详。对如何增强我国对中东战略地位认识这一重大问题，“关于中东变局与中国中东外交的若干思考”一文认为，不能仅仅停留在习惯认识上的老三条，即“政治上的战略依托、安全上防范‘三股势力’的屏障、经济上的能源保障和经贸利益。”而应当从“两个高度”入手，即全球治理高度和“大中东”的地缘政治战略高度。文章认为，就全球治理而言，中国在能源、贸易、金融、气候变化等问题上都需要中东国家支持，而中东的安全和发展对中国而言也责无旁贷。就“大中东”地缘政治而言，“当前，包括中东、中亚、南亚的‘大中东’地区在地缘政治上”的一体化趋势日益突出，美国在中东的战略收缩和重返亚太的战略东移，使中国西北陆疆与东南海疆安全压力呈现同时吃紧的态势。因此，中东对于中国安全的重要性已远远超过防范‘三股势力’的简单范畴。”

去年10月记者曾参加过一次全球治理研讨会，会上有专家指出：一方面全球治理削弱了霸权，但另一方面霸权主导全球治理的局面在短期内难以改观。记者希望进一步了解的是，在全球治理中当美国从两线挤压中国的情况下，中国该如何在稳固疆防和在中东推进全球治理之间找到平衡点？（作者：唐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