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24日，上外中东研究所钮松研究员在《环球》发表评论文章《耶路撒冷的特殊春天》（见《环球》2020年第8期），全文如下：
耶路撒冷的特殊春天
如果不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刺激，巴以“死对头”携手这样戏剧性的画面恐怕很难出现。往日炮火不断的加沙地带连日来保持了少有的宁静，巴以相关部门每天互相通报疫情动态，以方还向巴方提供病毒检测试剂盒和医务人员培训。
以色列《国土报》指出，这次巴以合作抗击疫情，是有史以来双方最为紧密的一次合作。加沙的分析人士马赞·沙梅亚说，或许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能就此形成某种形式的合作关系。不过，早前巴以官方均表示，抗疫合作无关政治。
外交说辞本就充满变数，巴以抗疫合作究竟有无政治内涵见仁见智。但一个共识是，病毒没有国籍，疫情没有国界。病毒对人类采取的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无差别侵袭，但国家及以主权国家为主要构成的专业国际组织，在抗疫合作上扮演着中流砥柱的角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巴以抗疫合作实乃双方目前最大的政治。
看似矛盾的地方其实不难理解。一方面，巴以在抗疫问题上“抱团取暖”，这说明他们深谙“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这一朴素哲理；另一方面，双方又极力回避抗疫合作背后的政治实质，这反映了他们既不能对双边关系极度受挫的残酷现实视若无睹，又必须对各自内部多元政治势力和国际利益攸关方有所交待。
巴以冲突按下“暂停键”
3月17日，以色列总统里夫林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展开“电话外交”，双方就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及影响进行深入交流。得益于双方达成的抗疫合作共识，以色列加紧对巴勒斯坦方面提供抗疫援助，分批次向巴方转交了最为急迫的病毒试剂盒和其他关键医疗防护物资，并派出专家为100余名巴勒斯坦医疗人员进行了4次培训。负责此次培训的以色列灾难与人道主义援助中心主任埃尔赫南·巴恩，表达了与巴方分享抗疫经验与信息的愉悦之情。
3月19日，以色列财政部签署法令，允许将3300万美元巴勒斯坦纳税人缴纳的税款转交巴勒斯坦政府，以维持其医疗系统的运转。3月31日，以色列与实际控制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展开抗疫合作，大批世卫组织捐赠的医疗物资在以方协调下运入加沙。
无论是双方领导人积极沟通，还是以方对巴勒斯坦税款难得的“痛快”转交，都建立在一个难以回避的事实基础上——巴以经济的高度一体化及由此而来的密集人员流动。
上世纪90年代，促进巴以和平进程的《奥斯陆协议》签署之后，巴以之间建立了一种非对称的双边关系。随着“土地换和平”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推进，以及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建立，这种非对称关系成了一把双刃剑：巴方在一定程度上受益于以色列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在经济上受制于以色列。
对以色列而言，既对巴勒斯坦保持戒备，又对巴勒斯坦廉价劳动力有着大量需求。正因如此，以色列深知在抗击疫情方面“唇亡齿寒”的道理。不过也有人指出，与其说以色列在帮助巴勒斯坦抗疫，不如说是在将自身的抗疫前线向巴勒斯坦境内大幅推进。
巴以之间经济实力上的过分悬殊也投射在医疗水平上，巴勒斯坦的医疗与卫生水平长期处在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关注之下。随着疫情加剧，巴以双方都紧急采取“关门闭户”防控措施，这种主动彼此隔离，使得以色列修建的隔离墙意外成为一道物理的病毒传播阻隔线。
以色列向巴勒斯坦境内输入医疗技术与设备并移交税款，目的也是为促成巴方增强对其国民卫生安全内部消化的能力。巴方抗疫实力增强，既有利于减缓以色方抗疫压力，又能为双方今后的持续性经济合作创造良好卫生安全环境。尽管巴以之间仍有零星冲突，但可以预见，在全球及巴以双方抗疫形势获得根本好转之前，双方间的基本合作将会是常态。
巴以政治观察新视角
而即便在此次疫情结束之后，巴以因抗疫而形成的卫生健康“准联盟”也不会完全消散，这实际上也为国际社会乃至巴以重新审视双边政治关系提供了新视角。
长期以来，国际社会对巴以关系的认知，通常停留在政治与军事等“高级政治”层面，或因巴以地区浓厚的多元宗教氛围而将目光投向特有的“宗教政治”层面，忽视了其他层面的影响。事实上，卫生治理问题对巴以地区的影响并非新鲜事。
世卫组织在完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而巴以各自在世卫组织中的地位也受到巴以关系影响。以色列作为主权国家虽得到大部分国家的承认，却遭遇广大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的普遍抵制，因而其虽然成为世卫组织成员，但只能归属总部设在哥本哈根的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管辖，而非总部位于开罗的东地中海区域办事处管辖，这种相较于实际地理位置的错位，凸显出以色列在中东地区尴尬的政治处境。
巴勒斯坦尽管不是世卫组织成员，但该地区卫生水平受到世卫组织的密切关注。2006年6月，世卫组织警告称巴卫生部门正面临严重资金危机，并特别提及原因之一包括“延迟转拨税收收入”和“今年3月实施经济限制”，矛头实际指向对2006年初哈马斯选举上台表示强烈不满的以色列、美国与欧盟。
以色列延迟或及时转拨税款给巴勒斯坦，源于1994年巴以双方签署的《巴黎经济议定书》对巴以经济关系进行的特别安排。在这一问题上，以色列往往依照自己的政治需求和巴以关系的现实自行其是。从2006年延迟转交税款致巴卫生部运转困难并面临人道主义危机，到如今“爽快”转交税款力促巴增加抗疫能力，反映出以色列可以凭借巴以经济关系的不对等安排对双边关系主动施加影响。
事实上，不仅普通税款问题，以色列代征巴勒斯坦关税也是巴以畸形经济关系的例证。关税是巴勒斯坦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以色列通过控制海关代征巴勒斯坦关税，并以关税移交为筹码对巴施压。此外，由于地理位置所限，围绕水资源的博弈也是巴以关系中不可忽视的方面。
可见，无论是社会领域的代征关税，还是自然领域的水资源和病毒疫情问题，都为思考巴以关系提供了新视角。但万变不离其宗，这些社会或自然领域影响因素背后，政治因素仍发挥着主导作用，即关税代征与移交、水资源争夺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都有着明显的政治化走向。
疫情之后影响巴以关系的内外因素
巴以抗疫合作意愿及执行力均可圈可点，但这并非近年巴以关系的常态，这种临时性安排中所凸显的合作精神恰是巴以和平进程中最为缺失的核心要素。新冠肺炎疫情终将告一段落，而巴以关系也将继续受到来自其内部、地区和国际层面的多重影响。
首先是巴以内部的变数。
以色列“一年三选”所造成的政府“难产”仍在继续，看守政府总理内塔尼亚胡与他的政治对手、国防军前总参谋长甘茨谁能“笑到最后”仍不确定。这“三选”中，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与甘茨领导的蓝白党之间一直处于胶着状态。势均力敌且互不妥协导致双方两度组阁均无果，而以色列政党政治中的“关键少数”在各轮大选中，又分别给予内塔尼亚胡和甘茨致命打击。
3月2日，疫情威胁下的以色列开启了第23届议会选举。选举结果与前两轮相比并无根本变化，内塔尼亚胡对此可谓忧心忡忡。以色列总统里夫林授权甘茨优先组阁，甘茨将在此后6周时间内为新政府的诞生谋篇布局。
3月26日，甘茨当选以色列新一届议会议长。3月29日，内塔尼亚胡与甘茨在一份联合声明里说，两人就组建紧急联合政府举行对话，“取得显著进展”，旨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以及以色列面临的其他挑战”。此前的2月21日，以卫生部正式确认其境内已有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该确诊病人为以色列公民，是“钻石公主号”邮轮上感染的输入性病例。
值得一提的是，耶路撒冷地方法院3月15日宣布，原定于3月17日针对内塔尼亚胡涉嫌贪腐案的开庭时间因疫情延后至5月24日。内塔尼亚胡与甘茨原定于3月29日的会谈也因当日内塔尼亚胡助手帕卢奇确诊新冠肺炎而取消，一天后以色列总理办公室称内塔尼亚胡已接受病毒检测并将自我隔离。
在巴勒斯坦方面，哈马斯占据的加沙地带对巴勒斯坦政府的离心力日显。由于地理上的隔绝，约旦河西岸与加沙地带实际上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抗疫实体。3月22日，加沙地带首度确认两名加沙居民确诊，均为输入性病例。相对于巴勒斯坦卫生部的鞭长莫及，加沙地带直接与以色列展开合作变成了优先选择。巴以抗疫合作实际上是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合作及以色列—加沙合作。疫情过后，巴以内部变数必然会对双边关系产生直接影响。
其次，围绕所谓“伊朗威胁”而来的中东国家间重新“洗牌”和反伊阵营化倾向日益明显，一些阿拉伯大国对巴勒斯坦表现出的实用主义姿态依旧。沙特将其境内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归咎于伊朗方面的不作为，指称沙特什叶派穆斯林经由第三国往返伊朗，但其护照上却没未有伊朗印戳。沙特称伊朗应为沙特境内疫情蔓延负责，并指伊朗此举对国际公共卫生构成严重威胁。事实上，沙特什叶派穆斯林绕道第三国前往伊朗且隐瞒行程，恰是卡塔尔外交危机中沙伊断交所引起的连锁反应。这也反映出在疫情面前，海湾地缘之争、教派之争和中东阵营之争未有根本缓和，疫情某种程度上还成了新的斗争工具。在此惯性操作之下，巴勒斯坦问题被边缘化似难有缓解迹象。
最后，美国选战的白热化影响值得关注。特朗普政府偏袒以色列是其一贯政策，具体表现为对内塔尼亚胡的力挺。每当内塔尼亚胡面临选情压力或贪腐指控时，特朗普便送上系列“大礼包”为其解围，如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搬迁使馆到耶路撒冷、承认戈兰高地为以色列领土、不再视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违反国际法等，直至今年1月28日正式抛出所谓“世纪协议”，其中仍有为内塔尼亚胡备战3月议会选举站台的目的。
有美国民调显示，疫情之下特朗普的支持率不降反升，这对于巴勒斯坦而言并非好消息，巴以政治走向仍与特朗普连任之路紧密缠绕。
总之，新冠肺炎疫情为巴以大规模冲突按下了“暂停键”，但在各种内外因素合力之下，巴以关系将会继续呈现出冲突与妥协并行的复杂状态。
来源：环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