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 源】《欧洲研究》2025年第3期
【摘 要】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议题。作为中东地区的关键国家,土耳其在该问题上的长期积极介入,成为研判该国“欧洲化”取向的重要指针,反映出土耳其的本体安全焦虑。冷战期间,土耳其与欧洲的巴勒斯坦政策基本保持一致,共同服务于西方阵营的整体平衡。冷战结束后,土耳其利用“阈限”地位积极调解巴勒斯坦问题,将欧洲认同纳入国家本体安全建构。“铸铅行动”后,土欧立场出现分野,土耳其强化对巴勒斯坦国的支持,升级对以色列的谴责。“阿克萨洪水行动”以来,尽管土耳其与欧盟均呼吁停火并主张“两国方案”,但在界定巴以冲突主体、人道主义援助机制、承认巴勒斯坦的联合国正式成员国等方面,土耳其的主张与陷入道德困境的欧洲形成鲜明差异。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以来,本体安全焦虑便与凯末尔主义者主张的“欧洲化”路径深度绑定。数十年的入盟努力不仅未能缓解焦虑,进程的停滞反而加剧了身份困境。从积极融入的“欧洲化”,到削弱欧洲共识的“去欧洲化”,再到对“欧洲化”的反思性调整,土耳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摇摆与坚持,本质上是欧洲对土耳其身份接纳程度的动态映射:每当欧洲呈现出排斥态度,土耳其的“欧洲化”惯性便会遭遇本土质疑,继而推动其强化奥斯曼帝国继承者的历史叙事。
【关键词】土耳其“欧洲化”;巴勒斯坦问题;本体安全焦虑;加沙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