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对和平态度变化解析
原文信息
【标题】An analysis of changing Israeli and Palestinian attitudes towards peace
【日期】March 14, 2024
【来源】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中东中心（LSE Middle East Centre）
【作者】Elisa Cavatorta, Ben Groom
【链接】http://eprints.lse.ac.uk/122375/1/Analysis_of_changing_Israeli_and_Palestinian_attitudes_towards_peace.pdf
编译信息
【译者】钮松、王丹钰（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
【期数】第347期
【日期】2024年3月23日
该论文使用了以色列民主研究所（IDI）和巴勒斯坦政策和调查研究中心（PCPCR）的数据集，包括55个巴勒斯坦民意调查和262个以色列民意调查的数据，探索在2000年至2016年间，以色列、西岸和加沙和平谈判的公众舆论的水平和趋势。论文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公众是否“支持和平进程/和平谈判”和“认为和平的结果是可信的”。作者将这些观点随时间推移而变化的趋势绘制成图表，通过对这些图表的分析，说明这些趋势如何与冲突或和平谈判、和平峰会等相关的重要政治事件相匹配。
一
PCPSR和IDI的每一个数据都来自民众对于与和平谈判有关的两个问题的回答：（1）支持和平谈判或和平进程；（2）关于和平谈判是否会带来持久和平或和平是否可能的信心。
在对第一个问题“支持和平谈判或和平进程”的调查中，IDI关于以色列民众意见的数据包括自1994年以来每月进行的民意调查。IDI提出的关键问题是:“你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之间进行的和平谈判持什么立场？”该问题有以下回答选项：强烈反对；反对；一般；支持；强烈支持；不知道/拒绝。如果某人表示支持或强烈支持，则认为他支持和平谈判。PCPSR关于巴勒斯坦民众意见的数据来自2000年7月以来进行的季度民意调查。2006年3月以来，每年四次调查所提关键问题是：“总的来说，你认为自己是支持和平进程还是反对和平进程？”该问题有以下回答选项：支持和平进程；反对和平进程；在支持和反对之间；不知道/不适用。如果某人表示“支持”，则认为他支持和平进程；模棱两可的回答“在支持和反对之间”则被归类为不支持。
在对第二个问题“关于和平谈判是否会带来持久和平或和平是否可能的信心”的调查中，对以色列民众的问题是：“你是否相信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之间的谈判将在未来几年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和平？”回答选项为：不可能；不确定；稍微；肯定；我不知道/拒绝。如果以色列民众的回答是“稍微”和“肯定”，那么认定其态度为视和平是可能的。对巴勒斯坦民众的问题是：“一般来说，有无可能与以色列达成最终地位的解决方案？”，回答选项为：绝对有可能；认为这是可能的；认为这是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不知道/不适用。如果巴勒斯坦人的回答是“绝对有可能”和“认为这是可能的”，那么认定其态度为视和平是可能的。
二
通过对数据集的分析，该论文提出了以下观点：
第一，随着时间推移对和平谈判的支持背后的“时间效应”（Period Effects）。数据显示，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在2000年至2016年期间对和平进程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双方大多数人都支持进行和平谈判：平均65%的巴勒斯坦人和73%的以色列人支持或强烈支持和平谈判/和平进程。然而，数据也显示，发生具体政治事件时支持率会出现明显的峰值或下降。
第二，和平谈判会带来持久和平的信心背后的“时间效应”（Period–Effects）。在调查抽样的年份中，只有不到50%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口认为和平谈判会带来持久和平，并且从2005年沙姆沙伊赫峰会前后的高点开始下降。双方的这种怀疑态度非常相似，以色列人相信谈判能带来持久和平的比例与巴勒斯坦人相信有可能与以色列达成解决方案的比例，自2009年以来一直保持在30%左右。
第三，对和平谈判支持的变化及对谈判将带来持久和平的信心背后的“年龄效应”（Age‒Effects）。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对和平的支持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显著增加，从样本中平均20岁的60%上升到平均70岁的80%。对于巴勒斯坦人而言，对和平的支持从平均20岁的60%上升至平均70岁的70%。对谈判将带来和平及和平是可能的信心，也因年龄而有所不同。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在每个年龄段中，认为“和平是可能的”的比例在样本中平均20岁的群体中为30%，并随着年龄的增长缓慢上升，在样本中平均70岁的群体中约为40%。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说，这些信心也处在30%到40%之间，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幅度较小。以色列人比巴勒斯坦人更相信和平是可能的，“年龄效应”对以色列人信心的影响更大。
第四，组群效应（Cohort‒Effects）是对和平谈判总体支持的决定因素。组群效应是指在大致同一时间出生的人所拥有的共同经历。如果某一特定事件在某一特定日期影响了整个社会的一群年轻人（比如10至17岁的青少年），那么由于这种共同经历而产生的态度或规范的任何变化，都将意味着这些年轻人与事件发生之前或之后的年轻人产生不同。对于以色列人而言，不同的群体在18岁时的支持水平不同，20世纪90年代出生的人在18岁时支持和平谈判的比例为60%，而70年代出生的人在相同的年龄时支持和平谈判的比例为67%。对于50年代和60年代出生的以色列人来说，年龄效应是积极的，而对于80年代和90年代出生的群体而言则相反。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说，18岁时的支持水平在不同群体中相对相似，年龄效应总是负面的。
第五，相信谈判能带来和平的人的比例对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都有显著的群体和年龄影响。对于以色列人来说，这种信心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巴勒斯坦人也有非常相似的信心趋势。巴以不同的组群效应和年龄效应表明，年轻群体对和平进程的支持和信心水平较低，年龄效应较弱，甚至是负面的。
三
论文排除了社会经济因素对支持率变化趋势的影响。文章指出，尽管这些趋势可能可以通过可观察因素的变化来解释，如人口变化或与态度和信仰形成相关的重要社会经济变量的变化，但是教育和人口的变化，与支持和平谈判及谈判将带来和平的信心的趋势变化无关。第一，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高学历人口比例随着时间的推移都有所增加，但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对和平的支持程度更高，因此这一趋势不能解释随着时间的推移，为什么在年轻人群中对和平的支持和谈判将带来和平信念的下降。第二，在以色列，人口的变化并不能解释对和平的支持和谈判将带来和平信心的下降趋势。
论文讨论了共同的暴力经历对支持和平谈判和谈判将带来和平的信心变化的影响。文章指出，90年代出生的群体可能由于共同的生活经历不同而形成了异于其他群体的公众舆论，暴力经历可能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群中这一年龄群体与相邻年龄群体之间差异的基础。从这个角度来看，90年代出生群体在冲突与和平进程的外交失败方面有着独特的经历。他们没有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以相互联系的方式生活在一起的经历。80年代和90年代出生的以色列人中，在其18至20岁时对和平支持率的下降，可通过他们一般拥有服役经历或在“铸铅行动”期间应征入伍来解释。总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90年代出生的群体，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包括80年代出生的群体，在他们年轻时共同经历过冲突。
论文提出，公众舆论支撑着谈判立场的合法性，对公众舆论的模式、历史和演变的细致梳理有助于促进谈判和达成解决方案。了解公众舆论如何随着事件、社会经济、人口和个人特点随时间的推移而产生的变化，有助于确定公众舆论如何形成，以及对和平的支持如何演变以及解决冲突的未来前景。在2000年至2016年期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公众对和平的支持远远超过了大多数人的认知。在此期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分别有73%和65%的民众支持和平谈判。这些数字背后隐藏着复杂的动态。老年人对和平的支持通常较高，但相对较年轻的人群，尤其是90年代出生的群体，其在同龄时对和平的支持往往比邻近年代群体低10%至20%。此外，以色列人比巴勒斯坦人对和平进程将带来持久和平的信心要低得多。大量的实证文献表明，年轻时的暴力和政治动荡经历会影响他们成年后的政治观点。这些发现很重要，因为人们担心，对和平谈判的支持率持续下降，以及对其最终成功的怀疑日益增加，可能会减缓或停止在该地区为达到持久和平而谈判的努力。从2016年的数据来看，尽管呈下降趋势，但是支持和平进程仍然是巴以双方民众共同与多数的意见。面对这些挑战，政治观点不断演变的趋势明确了一项当务之急：有必要开始采取切实的集体行动并与年轻群体接触，以重新推动具体的和平进程。
（本简报仅提供参考译文，以作交流之用，文中陈述和观点不代表编译者和编译机构的立场。如需引用，请注明原文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