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的重组
原文信息
【标题】The Realignment of the Middle East
【日期】March 5, 2024
【来源】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The 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FPRI）
【作者】Lior Sternfeld
【链接】https://www.fpri.org/wp-content/uploads/2024/03/the-realignment-of-the-middle-east-.pdf
编译信息
【译者】韩建伟，陈晨（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
【期数】第353期
【日期】2024年4月8日
引言
1987年12月9日，以色列国防军的一辆卡车在加沙地带的贾巴利亚难民营与一辆巴勒斯坦人的汽车相撞，造成车上4名巴勒斯坦人死亡，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爆发。当时，美国仍是一个全球超级大国，享有霸权威望和许多国家和机构的支持。海湾战争的胜利为美国主导中东和平进程提供了重要筹码。因此，当老布什总统宣布在马德里召开和平会议时，以色列虽然十分不满，仍派代表团（包括外交部副部长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前往马德里，开始与包括巴勒斯坦人在内的所有阿拉伯邻国进行直接谈判。这次会议事实上结束了大起义。
马德里会议及随后的公开辩论导致了1992年6月以色列选举的政治动荡。工党在伊扎克·拉宾的领导下成功组建了一个中左翼联盟政府，并宣布以实现和平为目标（尽管对目标的表述含糊不清）。然而，巴勒斯坦国从未建立起来，希望变成了绝望。2000‒2005年，第二次巴勒斯坦起义爆发，造成了超过1000多名以色列人和3000多名巴勒斯坦人的死亡。
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2002年3月，阿盟提出了一个名为“阿拉伯和平倡议”的宏伟和平计划。该计划非常简单地承诺，一旦根据1967年6月4日的边界建立巴勒斯坦国，并将东耶路撒冷作为其首都，以色列和所有阿盟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将立即正常化。尽管该计划此后多次获得批准，但在以色列的公开讨论中从未被认真提及。2005年以色列从加沙撤军后，加沙被以色列遗忘了。哈马斯通过暴力手段控制了该地区，并实施了长达15年的封锁。一轮又一轮的冲突导致了持续的、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一、21世纪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自冷战结束的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美国发现自己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并据此塑造了其政策信条。小布什总统时代，“9·11”事件之后的政策和反恐战争改变了对中东地区的考量。
美国及其全球利益组合包括伊朗核问题、反恐战争（后来扩展到打击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行动）、遏制“阿拉伯之春”后关键国家（即叙利亚、利比亚和也门）崩溃的影响、经济发展及重新安排“温和国家”和以色列的联盟以实现地区稳定。温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合作联盟是必要的，是协调反对伊朗核计划的统一战线。许多阿拉伯国家乐于使用以色列的技术，沙特阿拉伯也支持推进与以色列关系的正常化。但直到去年，沙特官方的传统立场是，这一进程应等到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解决后才会发生。可以看到，在本世纪的头二十年，美国和反美集团的形成中，伊朗是其背后的主要力量。
二、后冷战与幕后的中国
20世纪60年代，中国首次将注意力转向中东。当时，毛泽东正在推广其第三世界意识形态，支持世界范围内的反帝斗争。随后的十年，随着中苏关系恶化，由于担心苏联接管海湾地区，中国转而支持美国的伊朗和沙特“双柱”政策。整个70年代，中国先后与科威特、伊朗和阿曼建立了外交关系。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一直在稳步扩大与该地区国家的外交联系。到1997年，中国已经与土耳其、塞浦路斯、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利比亚、苏丹、以色列、埃及和科威特签订了“高级别磋商协议”。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一直在重新评估其在不断变化的中东地区的地位。中国对海湾地区的兴趣日益浓厚，部分原因是中国国内石油消费不断增长。1993年，中国成为为石油净进口国，这促使中国扩大其在海湾地区的石油利益。随着中东地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日益提升，中国政府设立中东研究机构开始着手研究该地区的大国竞争问题。
到1997年，中国已经与毛里塔尼亚、阿尔及利亚、突尼斯、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签署了经济和技术合作协议，并与伊朗、伊拉克、苏丹、沙特和阿曼举行了经济、科学和技术合作联合委员会会议。中国还与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阿联酋签署了直接石油进口协议。在一份关于与西亚和北非进一步发展关系的备忘录中，中国坚决反对外部干涉人权问题，受到中东国家的欢迎。中国的分类与美国的国家和利益清单截然不同。例如，以色列、伊朗、沙特阿拉伯和苏丹都在同一名单上。与此同时，伊朗在近20年来一直是美国制裁的目标，而美国和苏丹的关系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都非常不稳定。中国的战略始终如一，即美国的“冷战思维”是徒劳的。
在接下来的20年里，中国实施了全面的投资和发展政策，促进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并扩大了其在其他地区（主要是亚洲和非洲）的立足点。在基础设施、能源、铁路、港口、工业区、技术等领域的投资使中国成为传统上由美国提供的经济支持的可行替代者。
2014年，埃及外交部长纳比勒·法赫米（Nabil Fahmi）在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主办的研讨会上表示，“埃及希望中国成为一个可靠的伙伴：不仅在经济方面，也在国际政治方面；埃及希望世界体系中的力量变得更加平衡，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中，推动世界体系从力量平衡走向利益平衡。”而埃及是美国援助的最大受援国之一。
在此期间，中国一直关注着印度取得的进步和政策制定。印度参与I2U2计划（印度、以色列、阿联酋和美国）以及“西联战略”，拉近了与海湾国家的距离，并使其进一步远离巴基斯坦。这在中国政府看来是一种路径：创建一个由美国领导、阿联酋提供资金、以色列提供技术、印度提供廉价劳动力的合作关系，以服务于美国在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地缘政治利益，并防止该地区的大国和其他大国损害美国的利益。与此同时，中国通过与伊朗、俄罗斯和委内瑞拉签署能源协议，逐渐增强了自己的存在和政治资本。
三、伊朗：中等强国
自1979年以来，伊朗一直站在中东反美斗争的最前沿。作为其宣称的教义的一部分，伊朗支持那些有助于其在该地区内外实现其目标的组织和国家。真主党、哈马斯、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巴沙尔政权下的叙利亚以及最近也门的胡塞武装都是伊朗的门徒，在不同战线上与伊朗合作。当中国被视为对抗美国制裁体系的力量时，伊朗将中国变成了主要的贸易伙伴，这一关系成为了伊朗的生命线。
美伊关系并非总是处于紧张之中。在拉夫桑贾尼和哈塔米执政时期，伊朗试图改善与西方的关系。在“9·11”事件发生后，哈梅内伊公开谴责了恐怖袭击，并在美国入侵阿富汗后，伊朗主动提出愿意协助美国及其北约盟国以实现阿富汗的稳定。2005年，当伊斯兰合作组织通过《阿拉伯和平倡议》时，伊朗投了弃权票。伊朗并没有反对这项倡议。在不同政府任期内，伊朗一再主张，如果巴勒斯坦领导层同意与以色列达成和平协议，伊朗将不会继续扛起巴勒斯坦斗争的旗帜。即使在艾哈迈迪·内贾德总统任内，这一被认为是对美国和西方最敌对的伊朗政府时期，伊朗也曾经考虑过这一想法。
但在特朗普政府退出伊核协议《联合全面行动计划》之后，在伊朗引以为豪的革命卫队领导人卡西姆·苏莱曼尼将军被暗杀后，伊朗与西方的对抗似乎越来越不可避免。伊朗恢复了核活动，并似乎正在拉拢其在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和也门的地区盟友，以升级与美国支持的中东国家的冲突。随着伊朗和沙特代理人在也门的战争愈演愈烈，2019年9月，伊朗对沙特石油设施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也使得直接对抗进一步升级。
四、多极中东的出现
如前所述，随着以色列、伊朗、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成为代表当地和全球利益的中等强国，中国的多极中东理论成为了现实。在打击“伊斯兰国”的战争期间，俄罗斯和美国都展现了自己在该地区的实力，中国则在核谈判中发挥了作用。
2019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人员指出，美俄竞争正进入一个对双方都有利的冷却期。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的力量已经耗尽。这一认识为中国打开了大门，伊朗和沙特领导人都表示愿意对话。他认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机遇，中国可以借此机会发挥更大地区影响力，因为近年来中国增加了由北京主导的多边区域对话的频次和强度。
特朗普于2020年推出了他标志性的外交政策成就——《亚伯拉罕协议》，该协议促成了以色列与阿联酋、巴林、摩洛哥和苏丹之间的一系列正常化协议。该协议是对2002年《阿拉伯和平倡议》的首次重大背离。该协议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反伊朗阵营的形成，但同时也展示了加入美国联盟的好处。阿联酋完成了一项重要的军火交易，其中的头等大事就是购买F-35战斗机。摩洛哥获得了其长期寻求的美国对其西撒哈拉争议主权的承认，苏丹则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被移除。沙特阿拉伯没有参与最初的协议，但公开表示了支持，并首次向以色列航空公司开放了其领空，这是关系正常化谈判取得进展的标志。这些协议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对抗和遏制伊朗影响力的一种手段。
2020年11月，特朗普在选举中败给了乔·拜登，后者于2021年1月上任。同年晚些时候，伊朗总统鲁哈尼带着残酷的现实结束了自己的第二个任期：最大外交成就《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化为泡影，制裁再次削弱了伊朗经济，新冠肺炎仍在肆虐。易卜拉欣·莱希是1988年大规模处决政治犯期间德黑兰的前副检察官。他在总统选举中获胜，这清楚地表明伊朗已不再尝试和解。
五、中国与中东
尽管从表面上看，伊朗和美国的盟友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渐行渐远，并退出了《联合全面行动计划》，但在中国，观察结果却大相径庭。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另一研究人员认为，“沙特并没有完全投入到反伊朗运动中。”这一观察对中国理解中东地缘政治至关重要。在《亚伯拉罕协定》谈判期间，中国将自己定位为伊朗与其他海湾国家（主要是沙特）之间的调解人。这一介入促成了伊朗与阿联酋、巴林和沙特之间外交关系的重启。
前述研究人员还看到了中东地区敌友定义的流动性：“中东地缘政治最鲜明的一大特点就在于，尽管当前地区‘阵营化’对峙和‘冷战式’对抗的趋势愈发明显，但各方千丝万缕的利益联系和情感纽带使得其相互间的竞争与合作经常交织得难解难分，‘敌‒我‒友’的关系处于时刻可以变换的状态中。”《亚伯拉罕协议》签署之后，他于2020年12月写道：“当前，中东地区主要矛盾正从传统的阿以冲突转向阿以对抗伊朗、土耳其，即美国主导下的以色列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对抗伊朗、土耳其领衔的地区什叶派与穆斯林兄弟会（穆兄会）力量，正成为中东地缘博弈新主线。……不过，虽然巴勒斯坦问题会被淡化，但不会被淡忘。特别是其道义属性仍能左右阿拉伯国家的民心向背，各国与以色列的走近实属官热民冷。”
20多年来，中国一直致力于在中东建立多国平衡。这一政策赋予了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等国中等强国的实力。《亚伯拉罕协议》表明，归属美国阵营毕竟还是有好处的（安全保障、外交成就和军火合同）。然而，这些“交易”是因为中等强国相对较强的地位而达成的。这种鼓励可能促使沙特在2023年9月向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又迈出了一步，当时沙特王储宣布即将与以色列达成协议。
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问题可以被搁置一边的想法就此打住。多年来，内塔尼亚胡和其他以色列官员一直认为，与巴勒斯坦人的和平将在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的其他国家的关系正常化之后到来，因为到那时，他们就会发现自己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并放弃他们在领土和其他要求上的立场。那一天，哈马斯领导了对加沙边境附近的以色列城市和农业社区的协同袭击。同一天，以色列向哈马斯宣战，战争已经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和人道主义危机。
六、伊朗的国内和地区挑战
2022年9月16日，22岁的伊朗女子玛莎·阿米尼（Mahsa Amini）因未能正确戴头巾而在伊朗道德警察的监管下死亡。她的死引发了一场持续六个月的反政府抗议浪潮。抗议活动发生后，该政权放宽了对头巾法规的执行，同时展现在应对再次抗议时的毫不示弱态度。
然而，莱希总统深知他和他所领导的政权在伊朗社会的广大民众中是多么不受欢迎，他必须想办法捍卫政权的重要利益，确保政权的生存。做到这一点的方法是尽量减少与外部势力的冲突。起义被镇压后，莱希政府发出了愿意恢复核谈判的信号。它开通了与西方的一些渠道。伊朗释放了拥有双重国籍的美国囚犯，以换取解冻伊朗资产，并就制定核谈判的新框架进行磋商：在中国的斡旋下，伊朗与沙特、阿联酋和巴林重新签订了外交协议，并与中国签署了一项为期25年的新协议。此外，伊朗受邀于2024年夏天加入金砖组织。
尽管公众普遍认为伊朗是10月7日袭击的幕后黑手，但策划或者同意发动这次袭击并不符合伊朗的利益。虽然伊朗对哈马斯和其他组织（如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和黎巴嫩真主党）的资助行为臭名昭著，但这次袭击的破坏性要大得多。一些消息人士认为，伊朗力图将此次袭击推迟到与美国的换俘协议完成和伊朗资产60亿美元解冻之后，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伊朗破坏《亚伯拉罕协议》的一种方式。看起来伊朗和其他各方一样对袭击的时机和规模感到惊讶。根据多方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11月初告诉哈马斯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你们在10月7日袭击以色列时没有向我们发出任何警告，我们不会为你们参战。”报道同样认为，真主党对袭击也毫不知情。
结语
冷战的结束深刻重塑了中东的地缘政治。苏联消失了，美国成为霸权国家。然而，有些事情保持不变。美国和其他地区国家继续无情地以竞争对手为代价推进自己的利益。俄罗斯和中国在该地区不断变化的动态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可以说，最成功的推动是将该地区变成了一个多极战区。中国在与美国结盟的国家（比如埃及和以色列）的关系上取得了进展，并与非美国盟友（最突出的是伊朗）建立了长期伙伴关系。而美国从来都以同样的冷战视角看待该地区。这也是《亚伯拉罕协议》的逻辑基础。中国从更多层面的角度出发，促成了伊朗与其邻国的和解（即使只是出于工具性原因）。
巴以冲突的核心地位不容忽视。10月7日的袭击更加凸显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美国成功维护其在该地区霸权地位的关键在于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以色列‒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稳定的核心。解决巴以冲突可以为美国赢得许多阿拉伯国家的支持，并深刻影响伊朗的幕后操纵。民权和人权问题不应被忽视或搁置。但是，开展人权和民权运动的同时致力于永久解决巴以冲突和打破伊朗‒以色列力量平衡，似乎比仅关注人权与民权问题本身容易得多。
（本简报仅提供参考译文，以作交流之用，文中陈述和观点不代表编译者和编译机构的立场。如需引用，请注明原文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