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北非的土耳其，抑或土耳其的中东北非：
受欢迎的原因和影响的限度
原文信息
【标题】Turkey in MENA, MENA in Turkey：Reasons for Popularity, Limits to Influence
【日期】March 15, 2024
【来源】德国国际与安全事务研究所（SWP）
【作者】Sinem Adar
【链接】https://www.swp-berlin.org/publications/products/research_papers/2024RP03_TurkeyInMENA.pdf
编译信息
【译者】汪波（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
【期数】第354期
【日期】2024年4月9日
1.问题和建议
自2010年代初以来，土耳其与其西方盟友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人们最初乐观地认为由正义与发展党统治的土耳其将更好地融入西方机制，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在的政策和安全精英（以及欧洲公众）都一致认为，土耳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远离西方，而这一进程主要是由三方面事态发展的共同作用推动的。
首先，土耳其脆弱的民主已经无可挽回地转变成了总统专制。相对于议会和司法机构，土耳其的政府行政部门拥有不受制约和不对称的权力。国内的各种异议受到抑制。那些脆弱的反对党已经被彼此之间的分歧和狭隘的利益所吞噬，尤其是他们在2023年5月的总统和议会选举中失利之后。其次，伊斯兰教向社会和政治的扩张，使人们对共和国的世俗资格产生了怀疑，这也加剧了西方对伊斯兰教在土耳其日益扩大的影响的焦虑。2000年代初流行的说法是，土耳其展示了伊斯兰教与民主的兼容性，但如今却失去了可信度。最后，美国和欧盟认为土耳其是一个难打交道但重要的伙伴。安卡拉购买俄罗斯S-400防空系统，拖延批准瑞典加入北约，发表对抗性言论以及部署硬实力，造成了各种紧张局势。2023年，土耳其与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立场的一致性依然较低，只有10%。根据2021年为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进行的一项调查，土耳其是唯一一个让欧洲人将其视为对手而非伙伴的北约国家。
在中东北非地区，人们对土耳其的看法似乎更加认同而且多样化。根据2022年的阿拉伯民意调查，尽管多年来对土耳其的支持率有所下降，但阿拉伯民众依然认为土耳其的威胁小于美国、以色列、伊朗、俄罗斯和法国。在2023年的阿拉伯青年调查（ASDA’A BCW）中，绝大多数阿拉伯青年将土耳其列为盟友，领先于中国和英国。
土耳其国内政治长期以来一直受到阿拉伯国家及其公民的密切关注。2023年土耳其总统和议会大选之前，来自中东和北非地区（及其他地区）的50名穆斯林学者（乌理玛）就发表声明，强调选举对土耳其国内外穆斯林的重要性。乌理玛号召拥有投票权的穆斯林投票给埃尔多安，而那些没有投票权的人则应该提供财政、社会和政治支持。5月28日，埃尔多安再次当选令他们兴奋不已。在黎巴嫩、摩洛哥、巴勒斯坦和卡塔尔，人们举着埃尔多安的画像和土耳其国旗走上街头。卡塔尔埃米尔、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科威特首相、巴林国王、哈马斯领导层、叙利亚全国委员会（即总部设在伊斯坦布尔的叙利亚反对派代表机构）以及许多其他政治和宗教人士都祝贺埃尔多安获胜。
如何理解这些国家对正义与发展党统治下的土耳其的这种友好态度，安卡拉是否能够将其声望转化为地区影响力。对于这些问题，2020年至2022年间在该地区进行的专家访谈和公共调查（阿拉伯晴雨表、阿拉伯民意调查和阿拉伯青年调查），系统调查和揭示了土耳其在中东北非地区对群众具有吸引力的三个主要原因：
其一，2002年正义与发展党掌权以来，土耳其发展了与相关国家的经济关系和网络，参与了人道主义援助，加深了安全和国防体系，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文化影响力。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土耳其已经成为一个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还吸引了来自阿拉伯国家的学生，并接收了来自这个地区的难民和政治流亡人士。同时，土耳其还提升了自己的经济形象。对许多阿拉伯人来说，作为一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土耳其享受的欧洲生活方式对他们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其二，尽管土耳其政治体系日益专制，但认为埃尔多安将其合法性与民众意愿密切相连的观点并不罕见。土耳其选举的高投票率和（脆弱的）政党竞争也突出地体现了这种情况。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土耳其民主模式已经成为整个中东北非地区赞赏的源泉。然而，它的内涵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发生了变化。安卡拉在阿拉伯动乱期间对逊尼派伊斯兰主义者的支持就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其三，土耳其作为全球被剥夺权利者的捍卫者的姿态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安卡拉通过四个方面的立场表达了这一点：第一，土耳其是巴勒斯坦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捍卫者；第二，土耳其是反对伊斯兰恐惧症的支持者；第三，土耳其反对（新）殖民主义；第四，土耳其是改革国际体系的支持者。同时，安卡拉还被视为多极时代的新兴参与者之一。
不过，大量访谈和二手资料来源对此也显示出怀疑和批评，尤其是在该地区的政治精英中。首先，安卡拉被视为一个两极分化者。它对阿拉伯伊斯兰主义者的支持以及“阿拉伯之春”后在该地区的权力扩张，都和该地区的独裁者们针锋相对，因为他们将政治伊斯兰视为对其生存的威胁。其次，埃尔多安的声望一直在持续下降，甚至在伊斯兰主义者中也是如此。鉴于在伊斯兰主义者与安卡拉的关系中，利益与意识形态同等重要，土耳其改善与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埃及甚至叙利亚政权关系的努力，显然并不符合许多阿拉伯伊斯兰主义者的要求。第三，人们也对土耳其日益专制感到沮丧，这主要是该地区国家的生存愿望所驱动的。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土耳其国内对叙利亚难民甚至阿拉伯游客日益增长的仇外心理，也严重阻碍了安卡拉实现其地区愿望。
所有这些都表明，土耳其在埃尔多安领导下所产生的吸引力，并不容易转化为土耳其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迄今为止，安卡拉在缓和加沙地区紧张局势的努力中发挥的微不足道的作用就是明证。尽管如此，安卡拉与西方对抗时采用的策略，还有可能破坏欧盟在该地区本已脆弱的软实力和信誉。欧盟应该强烈要求土耳其对国际法的无条件承诺。它还应该向土耳其发出信号，强调其支持安卡拉地区和解努力的前提是，这些努力必须符合欧盟的地区利益。最后，欧盟与安卡拉的移民合作失败，也是土耳其国内日益高涨的反移民情绪的原因。
2. 东方的巴黎？
土耳其在正义与发展党领导下的社会经济变化，并没有波及整个中东和北非地区。撇开意识形态和政治关系不谈，人们显然一致认为土耳其“不再是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中国家”，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经济大国”。如果忽略当前的高通胀、货币贬值和日益增长的收入水平，统计数据大致能够证实这一观点。自2002年正义与发展党上台以来，土耳其的GDP已经从4,150亿美元增加到2022年的1.19万亿美元。同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翻了一番，从6,291美元增至14,055美元。
这种变化在日常生活中也是显而易见的，从现代高速公路到高档购物中心，从航空服务业到科技成果展现。在一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那种所谓的欧洲生活方式显然具有格外的吸引力。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土耳其已经成为阿拉伯游客和学生的热门目的地。它还收容了来自中东北非地区的难民和政治移民。此外，土耳其的投资和产品也遍布该地区，而土耳其的国家和非国家组织则活跃在各种人道主义和文化部门。
2.1 外交政策模式的变化
安卡拉在正义与发展党领导下对阿拉伯国家的开放，源于过去二十年外交政策的结构性变化，特别是引入了经济驱动的外交政策。学者们认为，这是针对20世纪90年代以安全为重点的政策的转变，他们将这一变化描述为一个“贸易国家”的出现可能对地区和平产生的积极影响。正义与发展党精英强调，经济关系是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要素。这也反映了冷战后的这种设想，即经济自由化将带来安全、稳定和民主。
事实上，土耳其的统治精英们始终密切关注全球事态发展（并会继续这样做），并根据冷战后的形势和对世界事务日益形成的身份认同观念的理解重新调整了外交政策。他们指出，在“文明观”的推动下，“多重现代化和多向‘全球化’的新动力”将有助于土耳其通过与近邻和近邻的文化、宗教和语言联系，发挥其地理位置的优势。其目的是要“克服传统的二分法，如东方与西方、欧洲与中东”等。艾哈迈德·达武特奥卢作为正义与发展党的创始成员，2003年至2009年间曾担任时任总理埃尔多安的首席顾问，2014年之前担任外交部长，2014年至2016年担任总理，他就坚信土耳其不仅在复兴所谓的伊斯兰文明方面，而且在把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联系起来方面发挥特殊作用。
经济动机、身份认同和参与者多元化决定了正义与发展党的外交政策。
除了经济动机和文明基础外，外交政策设计和实施中参与者的多样化，也使正义与发展党的做法与早期有所不同。土耳其合作与协调局（TIKA）、宗教事务主席团（Diyanet）、海外土耳其人及相关社区主席团、尤努斯·埃姆雷研究所、土耳其马里夫基金会以及亲正义与发展党的非政府组织、智库和商业协会等组织，正越来越多地补充外交部的职能，有时甚至将其边缘化。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人道主义和文化外交已成为土耳其外交政策的积极组成部分。
2.2 土耳其对中东北非地区的经济姿态
中东北非国家紧随欧洲和中亚之后，已经成为土耳其出口的主要目的地之一。该地区在土耳其出口总额中的份额从2002年的12.4%（45亿美元）增加到了2020年的22.2%（376亿美元）。自2002年以来，土耳其与一系列阿拉伯国家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FTA）。2022年，伊拉克、阿联酋、埃及和摩洛哥都进入了土耳其前二十大出口目的地国家名单。该地区年轻且不断增长的人口为土耳其企业提供了大量机会。虽然正义与发展党领导层最初试图利用经济关系促进地区和平，并将土耳其提升为地区大国，但土耳其企业只希望开拓新的市场。例如，2006年，土耳其商会和商品交易所联盟发起了“巴勒斯坦工业促进和平倡议”，提议在以色列和加沙地带边界建立一个工业区。由于2006年加沙战争后土耳其和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局势，该项目于2009年被冻结，并于次年被转移到杰宁。土耳其和巴勒斯坦之间建立经济合作委员会的议定书于2017年生效，该委员会于次年举行了第一次会议。
土耳其的商业委员会也是土耳其经济驱动型外交政策的关键因素，而土耳其对外经济关系委员会则已成为促进土耳其海外投资的重要角色。虽然其起源可以追溯到1985年，但在埃尔多安-葛兰事件之后，2014年新制定的法律将土耳其对外经济委员会的责任扩大为“代表土耳其私营部门开展对外经济关系”。土耳其20世纪90年代就与阿尔及利亚、埃及、摩洛哥和突尼斯建立了商业委员会，并在21世纪下半叶增加了伊拉克、约旦、巴勒斯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
自掌权以来，正义与发展党领导层一直致力于创建一个穆斯林商业社区，包括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
自其掌权以来，甚至在“阿拉伯之春”后，正义与发展党领导层一直致力于创建一个穆斯林商业区，包括土耳其和阿拉伯裔。例如，2012年在突尼斯组织的一次巴勒斯坦商业论坛会议上，与正义与发展党关系密切的土耳其独立实业家和商人协会（MÜSïAD）主席就表示对“伊斯兰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崛起”表示欢迎。同年，隶属于穆斯林兄弟会的埃及商业发展协会成立，并与土耳其独立实业家和商人协会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这也是为了“加入国际商业论坛，让埃及和土耳其企业能够建立网络联系，并让埃及企业家能够参加教育研讨会”。2012年，92个国家参加了由土耳其独立实业家和商人协会组织的国际会议和国际商业论坛。同一年，土耳其与该地区的贸易创下历史纪录，达到土耳其出口总额的32.1%（约490亿美元）。
土耳其对中东北非地区的主要出口产品是化学品、食品、钢铁、家具、纸张、电器和电子产品以及纺织产品。2022年的阿拉伯晴雨表将土耳其与德国、美国、中国和法国一起列为以低价格生产高质量产品的前五名国家。土耳其产品以价格实惠（“与中国产品一样便宜”）和质量高（“与欧洲产品相似”）而闻名。绝大多数巴勒斯坦人认为，土耳其是首选的经济合作伙伴。相当比例的约旦人、阿尔及利亚人和摩洛哥人也认为，应加强与土耳其的经济关系。
阿拉伯社会也将土耳其视为建筑业的经济行为体。自1972年土耳其开始在利比亚开展建设项目以来，土耳其承包商一直在该地区存在。从那时到2021年，土耳其公司在131个国家承担了11,125个项目，总价值为4,530亿美元。根据正义与发展党的说法，土耳其承包商承担的国际项目价值从2002年的44亿美元增加到了2021年的307亿美元，24.8%的项目在中东，17.8%在非洲。其中，伊拉克（6.9%）、沙特阿拉伯（5.3%）、阿尔及利亚（4.4%）、卡塔尔（4.1%）和阿联酋（2.8%）。2022年，根据海外收入金额，40家土耳其公司跻身前250家国际公司之列，仅次于中国（78家）和美国（41家），位居第三。
2.3 民间交往不断增加
如果说安卡拉多样化和不断扩大的经济参与，有助于人们将土耳其视为一个经济强大的行动者，那么人道主义援助和文化外交等软实力，对于日益增长的民间联系所发挥的作用也是如此。根据外交部长艾哈迈德·达武特奥卢21世纪头十年推出的免签证制度，土耳其已经成为中东北非地区的热门旅游目的地。2000年至2022年间，中东北非地区的游客数量增加了近九倍，在土耳其游客总数中的份额从6.3%增加到13.2%。相比之下，来自经合组织欧洲成员国的游客比例，在同一时期则从56.8%下降到38.3%。
与各种软实力工具相关的民间交往不断增加，有助于提升土耳其的受欢迎程度。
除了签证自由化为许多阿拉伯国家公民提供的流动便利性以外，以更便宜的价格获得公认的欧洲生活标准也增加了该国的吸引力。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土耳其已经成为一个受欢迎的医疗旅游目的地。医疗卫生方面的旅游收入从2003年的2.03亿美元增加到2022年的20亿美元，约占2022年旅游总收入的4.5%（高于2003年的1.4%）。
同样，与许多其他非海湾阿拉伯国家相比，土耳其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和服务，以及作为一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其欧洲生活方式的吸引力也发挥了作用。这就是俗话所说的，“一边是酒，另一边是清真寺”。斋戒和祈祷等穆斯林仪式的便利实施，加上日常生活中头巾的普通化，都有助于人们对这个国家的看法持积极态度。
除了旅游业，移民也是中东北非地区公民与土耳其接触的另一个关键因素。今天，约有360万叙利亚难民以临时保护身份居住在土耳其，其中大部分居住在伊斯坦布尔，其次是东南部边境城市加济安泰普、尚鲁乌尔法和基利斯。另外，还有几十万不同民族的政治流亡者（大多数是伊斯兰主义者）。伊斯坦布尔的巴萨克赛尔、法蒂赫、埃森余尔和巴赫赛里夫勒街区，都有相当多的阿拉伯侨民。
一些来自中东北非地区的移民在过去几年中还获得了公民身份。尽管房地产投资不是获得公民身份的唯一途径，但它已被广泛用于这一目的。2009年对《土耳其公民法》的修订，为外国国民投资住房市场铺平了道路。随着2018年土耳其政体向总统制过渡，总统获得了批准入籍的权力，这之前是总统委员会的责任。
那些“在总统确定的范围和金额内通过投资获得居住许可”和“持有绿松石卡的外国人”可以获得公民身份。“购买价值至少50万美元（或等值外币或土耳其里拉）的房地产投资基金份额或风险投资基金份额，条件是至少三年内不能出售”，这也是外国投资者的一个标准。对外国国民的房屋销售份额从2013年的1.1%增加到2022年的4.5%。2015年至2022年间，埃及、伊拉克、约旦、科威特、利比亚、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也门的公民在土耳其住房部门的投资显著。2015年至2019年间，中东和北非地区的买家约占外国房地产购买量的40%至45%，但2020年降至31%，2022年降至21%。
最后，同样重要的是，教育也是土耳其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社会联系的驱动力。2017年至2021年间，土耳其的国际学生人数从108,076人增加到224,048人，排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德国、加拿大和法国之后。在土耳其，来自阿拉伯国家的外国学生占大多数，2017年为29,803人，2021年为94,075人。中东北非地区的学生中，部分有能力资助自己的学习，而另一些学生则从土耳其政府机构获得奖学金。
2.4 土耳其国防工业：硬实力的体现
安卡拉硬实力的部署和该国日益增长的国防工业也强化了人们的这种看法，即土耳其已成为正义与发展党统治下的地区大国。作为土耳其贸易的一个重要方面，国防出口从2011年的8.83亿美元增加到了2021年的32亿美元。2021年，土耳其是欧洲军事化程度最高的十个国家之一。
尽管创建本土国防工业的雄心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但在正义与发展党的领导下得到了更加显著的发展和扩展。该行业在过去二十年中持续增长，特别是自从2016年以来。这一时期恰逢土耳其在境外部署军事力量的重要时期，例如2016年至2019年间对叙利亚北部的军事入侵，2020年第二次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战争期间对阿塞拜疆的重要军事支持，以及2019年至2020年在东地中海推行的边缘政策。鉴于正义与发展党对逊尼派伊斯兰主义者的支持所引发的地区竞争，安卡拉自2016年以来对防卫和安全的明显强调也符合重新调整外交政策的政治和经济需要。最后同样重要的是，这也恰逢正义与发展党与葛兰主义者的非正式伙伴关系结束。这不仅预示着2016年的政变企图失败，也表明了与极端民族主义行为者结成了新的联盟。
作为“唯一一个生产无人机的穆斯林国家”，这是对土耳其的一种典型评价。
土耳其深化了与阿尔及利亚、卡塔尔、突尼斯以及最近和沙特阿拉伯以及阿联酋等多个阿拉伯国家的国防和安全关系。土耳其也销售国防产品，最著名的是其无人机。在中东北非地区，阿尔及利亚、伊拉克、科威特、摩洛哥、卡塔尔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迄今已购买了土耳其国防制造商拜卡公司（Baykar）生产的拜拉克塔尔TB2无人机，该公司为埃尔多安女婿塞尔柱克·拜拉克塔尔家族所拥有。最近，沙特阿拉伯又与拜卡公司签署了一项协议，为其制造无人机。据报道，埃及最近也从土耳其购买了无人机。土耳其国防工业的发展，正如安卡拉军事化的外交政策和不断扩大的国防销售所体现的那样，似乎赢得了阿拉伯世界的钦佩。“甚至沙特或阿联酋都无法生产无人机”，土耳其是“唯一生产无人机的穆斯林国家”，这是最典型的评论。
3. 霸权野心：介于民众合法性和逊尼派领导野心之间
对土耳其相对竞争激烈的政治制度和高投票率的钦佩，是中东北非地区国家对土耳其持好感的另一个因素。同样，正义与发展党领导层提出的观点是，埃尔多安的合法性来源于民众意愿，这种说法并不罕见。土耳其统治精英将促进民主作为外交政策的战略工具，也促成了这种积极的看法，尽管方式更加两极分化。正义与发展党在阿拉伯之春爆发后，为其支持逊尼派伊斯兰主义辩护，强调民主进程和穆斯林兄弟会所属政党正在赢得整个地区的选举。作为这项政策的一部分，土耳其为许多伊斯兰主义流亡者提供了庇护，并慷慨支持他们的组织。安卡拉经常被阿拉伯伊斯兰主义者视为埃及、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平衡力量，而这些国家将政治伊斯兰视为对其生存的威胁。
3.1 土耳其的政治制度：介于政治代表制和多数主义之间
2023年5月28日埃尔多安在第二轮选举中获胜，以84%的投票率获得52.2%的选票，并将再统治这个国家五年。他的人民联盟（正义与发展党与各种极右翼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政党的联合体）在议会中占多数。在2028年的下一次选举之前，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将努力稳定总统制度，赋予行政部门对立法和司法部门不受制约的权力。
2023年大选之前，土耳其观察员和土耳其选民对土耳其的民主韧性和反对派可能获胜的热情并不罕见。一批意识形态多元化的反对党在反对总统制的基础上走到了一起，这在现代土耳其是第一次。尽管反对党联盟的某些方面受到了批评，但人们有理由期望土耳其公民能够投票罢免独裁者。
长期以来，政党竞争一直是土耳其政治的重要特征，该国的民主遗产可以追溯到1876年（第一部）奥斯曼宪法的颁布和奥斯曼议会的成立。1934年，投票权扩大到女性，这比法国、希腊或瑞士更早。1950年以来，土耳其一直举行竞争性的选举，尽管政府和立法机构间歇性地暂停或停止。土耳其公民将投票视为表达政治观点和追究政治行为者责任的主要手段。投票率历来很高，最低的是1969年的64.3%，最高的是1987年的93.3%。
尽管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前举行的选举也不能免受透明度问题的影响，而且至少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库尔德城市就一直存在系统性的违规行为。随着埃尔多安对媒体的控制逐渐扩大，正义与发展党与国家机构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这都加剧了局势的紧张程度，并从根本上扭曲了选举的公平性。支持资源分配，通过胁迫和合作对竞选对手进行政治操纵和控制，选举选区划分不公，还有通过（额外）法律人员对竞争对手进行刑事定罪和污名化，这些都为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提供了压倒性的竞争优势。很明显，正义与发展党领导层反映了多数派对民主的理解，那就是投票箱不仅是合法性的来源，也是夺取和巩固权力的手段。
土耳其政治制度相对更具竞争力，投票率高，这似乎也吸引了众多的阿拉伯公民。
尽管如此，土耳其政治体系相对更具竞争力，存在意识形态多元化的政党和高投票率，这似乎也吸引了中东北非地区的众多阿拉伯公民。根据一些衡量标准，该地区“仍然是世界上最专制的地区”。在埃及，只有41%的合格选民在2018年的选举中投票，总统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最终以97%的选票再次当选。即使在突尼斯，作为中东北非少数几个相对具有选举竞争的国家之一，总统凯斯·赛义德在2021年解散政府后，通过扩大对机构的控制，破坏了近十年的民主成果。大多数伊拉克公民也认为，议会选举存在重大缺陷。在利比亚，2021年底选举的希望也化为泡影。鉴于其糟糕的经济条件，再加上被腐败的庇护网络和狭隘的利益所控制的软弱或失败的治理结构，还有政治和公民权利的不断削弱，这都使得许多阿拉伯国家正面临合法性危机。
3.2 “土耳其模式”：一种关键转折点的补救措施？
尽管土耳其的政治体系越来越专制，但其明显具备的吸引力可以说是由这个地区民众对政治代表性的普遍失望所驱动的。尽管在阿拉伯暴乱期间，人们最初对中东北非地区的民主未来持乐观态度。但事实证明，威权精英们似乎更有韧性。根据《2022年阿拉伯民意调查》，那些认为“阿拉伯之春目前虽然面临障碍，但最终会实现其目标”的人数比例，从2014年的60%降至2022年的40%。在2022年接受调查的人中，39%的人认为“阿拉伯之春已经结束，旧政权正在重新掌权。”
然而，民众合法性问题只是部分解释了土耳其在埃尔多安领导下受欢迎的原因。作为一个与欧洲有着密切经济联系的北约成员国，同时作为一个拥有宪法安全的穆斯林国家，其所拥有的选举民主和非传统经济，使得美国在21世纪初将土耳其视为伊斯兰与民主兼容以及穆斯林国家融入西方的典范。正义与发展党领导层也欣然接受了这种评价。
鉴于正义与发展党起源于土耳其的伊斯兰民族主义发展运动，并由该运动自称的温和派所创立，因此在华盛顿的中东政策受到“全球反恐战争”影响之际，正义与发展运动于2002年掌权就成为一种合理的巧合。那种强调21世纪初伊斯兰与民主兼容性的土耳其模式“将为‘文明冲突’提供另一条道路”的观点，曾经一度很流行。例如，在2007年土耳其议会选举之后，时任美国副国务卿的尼古拉斯·伯恩斯就称赞土耳其是“穆斯林世界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民主国家”。
对于土耳其作为想象中的穆斯林世界的典范的赞赏并不仅仅是一种言辞，美国在倡导土耳其加入欧盟方面也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影响作用，并最终于2005年推动了土耳其开始了入盟谈判。这正如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为安卡拉和布鲁塞尔之间达成的关税同盟协议所做的努力一样。美国的倡导是由其对经济和政治自由化所维持的单极秩序的坚定信念推动的。在2000以来的前十年中，这个地区的威权领导人以及安全和自由派圈子都欢迎正义与发展党的领导地位，认为正义与发展党是一个植根于政治伊斯兰的政党。加入欧盟的谈判，也得到了人们的热情支持。人们认为，融合一个以前被视为排除在政治体系之外的伊斯兰政党，标志着“土耳其民主社会的崛起”，这也改善了正义与发展党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
3.3 安卡拉的民主促进议程
阿拉伯之春标志着这个地区国家对土耳其看法的转折点。就该地区的统治精英而言，土耳其对穆斯林兄弟会和该地区其他逊尼派伊斯兰主义者的支持，挑战了“协调伊斯兰、民主和现代国家的可能性”。他们对正义与发展党领导下的土耳其的钦佩很快被不信任和怀疑所取代。与此同时，土耳其成为阿拉伯伊斯兰主义者的重要支撑，包括作为他们的民主推动者、发言人、监护人，甚至家园。而伊斯兰主义者先前对正义与发展党的批评，包括称其坚持“西方世俗主义概念”，与土耳其国内的世俗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结成战术联盟，与美国的外交政策结盟，以及对于加入欧盟的过度重视，都逐渐被双方融洽的关系所取代。
2011年，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在土耳其议会发表讲话时指出：“稳定只能由从人民那里获得合法性的制度来提供”。他还得出结论，必须在整个地区进行改革，以满足阿拉伯公民的“合法要求”。同年6月，正义与发展党第三次赢得议会选举，获得49.8%的选票和多数席位（327个）。在土耳其获得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增长率（由2008年全球危机后的资金流动产生）的同时，对传统的反对派否决权以及军队和司法机构权力的剥夺，使得正义与发展党更加大胆。而该党日益增长的选举人气，则进一步增强了其领导层的信心。
此时此刻，在阿拉伯暴乱中，所谓的土耳其模式又迎来了新一轮的流行。2011年2月，《经济学人》的一篇文章将土耳其描述为一个值得效仿的“穆斯林民主国家”。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在同年10月举行的一次关于美土关系的会议上指出，美国意识到“在这个历史性的重大变革时期，土耳其有一个独特的机会……展示包容性民主和负责任的地区领导力量。”
“阿拉伯之春”初期，当突尼斯和埃及首次爆发抗议活动时，正义与发展党精英当时都保持沉默。但随着事态的发展，安卡拉改变了立场，开始支持要求变革的行为者，尽管是以“取决于土耳其利益”的选择性方式。此后，土耳其成为第一个要求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下台的北约成员国，呼吁他“采取必要措施满足埃及人民的要求，而不给那些会给埃及带来黑暗前景的人提供机会”。同样，在最初努力说服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推行改革后，安卡拉也转而采取反巴沙尔的立场，支持叙利亚反对派。
安卡拉表示，支持政治异见是符合其民主促进议程的美德和原则行为。
安卡拉表示支持政治异见，这是一种美德和原则行为。针对那些对土耳其反巴沙尔立场的批评，外交部长艾哈迈德·达武特奥卢2012年表示，“反对暴君是一个道德问题，也是一个正义问题”。同样，时任土耳其情报局局长、现任外交部长的哈坎·菲丹也在2013年发表的一篇学术文章中指出：“近年来，土耳其在捍卫民主和人权原则方面取得了进一步进展，尤其是在中东和北非政治变革的背景下。”土耳其外交和安全政策专家认为，土耳其对民众合法性的强调“突显了其西方特征”，这一观点并不罕见。
土耳其外交政策精英们对促进民主的重视不仅是说说而已。正义与发展党领导层认为，促进该地区的民主将有助于将土耳其实现提升地区大国地位，将解放的穆斯林世界与西方连接起来，并克服欧洲和中东之间的心理障碍等战略目标。2010年夏天，一项新的法律授权土耳其外交部推动民主和人权，以“帮助实现土耳其在中东的外交政策目标”。
3.4 霸权主义的野心吞噬了对民众合法性的主张
“阿拉伯之春”爆发后，正义与发展党日益增强的野心，再加上对世界基于身份认同的看法，导致安卡拉开展了一场地区攻势。这不仅有可能导致与西方盟友分离，也有可能与以色列、埃及、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反目。2013年，埃及发动了针对穆罕默德·穆尔西政府的政变，并将穆斯林兄弟会宣布为恐怖组织，这都进一步加剧了断层线的博弈。2010以后的十年中，土耳其与埃及、沙特阿拉伯与阿联酋之间围绕地区霸权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在这场竞争中，媒体是一个重要因素。2018年，沙特卫星电视网MBC暂停播放土耳其肥皂剧，以削弱土耳其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早在2013年，这些土耳其影视作品就已经被埃及亲政府的电视频道禁播。在类似的举动中，埃及负责发布宗教法令的官方机构伊斯兰教判例局（Dar al-Ifta）警告埃及人不要在卫星频道上观看土耳其肥皂剧。2020年，沙特阿拉伯宣布禁止访问土耳其国营阿纳多卢通讯社的网站及其国家广播公司TRT的阿拉伯语服务。与此同时，阿联酋开始宣传自己是一个具有“温和、现代穆斯林世界愿景”的地区大国。
这些冲突都是在地缘政治层面上激烈进行的。2018年，阿联酋和埃及公开反对土耳其军事入侵叙利亚北部的阿夫林后，土耳其亲政府日报《叶尼萨法克报》（Yeni Safak）指责埃及、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派遣军队，取代驻扎在叙利亚东北部的美军。2019年，塞浦路斯、埃及、希腊和以色列成立了非正式的东地中海天然气论坛，以促进供应商、买家和过境国之间的合作。2021年，沙特阿拉伯和希腊在具有95年历史的克里特岛苏达空军基地举行了联合训练演习，并签署了防御协议。阿联酋也和希腊加强合作，于2020年签署了一项战略伙伴关系协议，其中包括国防和外交政策合作。
3.5 从促进民主到乌玛领袖
整个2010年代，安卡拉一直支持逊尼派伊斯兰主义者。如上所述，土耳其已成为该地区伊斯兰主义者的避难所，其中许多人将埃尔多安视为政治伊斯兰的救世主。直到最近，土耳其的统治精英们还慷慨支持散居国外的逊尼派伊斯兰主义者的政治组织。
阿拉伯起义后，土耳其成为该地区伊斯兰主义者的避难所。
作为回报，在2016年的未遂政变和2017年对总统制度制度化的宪法公投等关键时刻，逊尼派伊斯兰主义者都对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给予了重要支持。例如，在2016年阿拉伯伊斯兰主义者在伊斯坦布尔组织的“谢谢你，土耳其”会议上，哈马斯前领导人哈立德·梅沙尔就称赞土耳其在民主、治理和经济方面树立了“政治伊斯兰的最佳榜样”。在同一次会议上，2022年已经去世的埃及伊斯兰教学者、国际穆斯林学者联盟前主席优素福·卡拉达维，也对埃尔多安和土耳其捍卫伊斯兰教以及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的事业表示感谢。
2018年，土耳其境内的阿拉伯社区代表呼吁土耳其境内外的阿拉伯人和穆斯林支持土耳其经济。他们断言，严重影响土耳其的货币危机，是“那些对土耳其崛起为地区大国及其对阿拉伯起义的支持感到不满的外部行为者所策划的”。两年后，在土耳其阿拉伯社区联盟2020年组织的一次活动上，埃尔多安被誉为“伊斯兰国家的领袖”，并赞扬“他做出了牺牲，以13亿穆斯林的名义反抗暴政。”
4. 从桥梁到对抗
在中东北非地区，土耳其被广泛认为是“一个复兴的穆斯林大国。它不仅对美国军事力量和那些追随华盛顿政策而得以生存的政权所支撑的地区现状构成了期待已久的挑战”，而且也是“唯一反对西方的穆斯林国家”。多年来，安卡拉似乎已经获得了一个愿意并能够对西方大国采取强硬态度的国家的声誉。西方对土耳其的批评，则经常与他们对安卡拉表现出来的走独立道路的愿望感到沮丧联系在一起。
土耳其在该地区的经济知名度，地区内民众之间联系的日益加强，以及安卡拉更加自信的外交政策都塑造了这些看法。正义与发展党领导层将安卡拉定位为全球被剥夺权利者的捍卫者的结构性努力，即使尚未达到顶峰，但也同样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土耳其政府官员、亲政府专家和学者将这种影响力归结为四个关键方面：第一，维护巴勒斯坦和巴勒斯坦人的权利；第二，反对伊斯兰恐惧症；第三，批评西方殖民主义；第四，改革国际秩序。对安卡拉来说，重视这些关键方面旨在让土耳其获得国内外的支持，扩大土耳其的影响力，提高其国际地位。另一方面，对于该地区的许多民众来说，安卡拉的这些对抗言论是他们自豪感和维护权利的源泉。
4.1 巴勒斯坦与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
安卡拉对巴勒斯坦和巴勒斯坦人权利的关注包括三个方面。2000年代，捍卫巴勒斯坦人的权利被视为土耳其促进民主议程的一部分。安卡拉在哈马斯2006年巴勒斯坦议会选举中获胜后，宣布支持哈马斯。在这个关键时刻，土耳其“强烈反对西方不承认哈马斯的立场，因为它不放弃暴力，也不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与美国和欧盟认为哈马斯是一个恐怖组织相反，安卡拉将其视为“一场保卫巴勒斯坦家园对抗占领国的抵抗运动”。
促进民主、缔造和平和对乌玛领导人的渴望标志着安卡拉对巴勒斯坦的关注。
土耳其是1949年第一个承认以色列的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它也是最早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国家之一。尽管与以色列有着密切的经济、外交和国防关系，但双方在正义与发展党掌权之前就发生了冲突。正义与发展党执政后，巴勒斯坦已成为土耳其自我宣传为“国际体系外围的和平缔造者”的中心标志之一，这是安卡拉关注巴勒斯坦和巴勒斯坦人权利的第二个组成部分。在2008年12月和2009年1月加沙战斗期间（铸铅行动），安卡拉与哈马斯的关系使得土耳其填补了“欧盟和美国政策留下的调解真空”，尽管并没有取得具体成果。
这一事件对土耳其的调解努力也构成重大挑战。这主要是因为以色列的军事入侵仅仅发生在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访问安卡拉四天之后，而双方当时关于“和叙利亚巴沙尔政权谈判的蓝图”已经达成了一致。以色列入侵行动开始后，土耳其暂停了其在会谈中的促进作用。2009年1月底，时任总理埃尔多安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公开与以色列总统西蒙·佩雷斯爆发冲突。他批评以色列军队的暴力侵略，并再次将自己和土耳其定位为巴勒斯坦权利的守护者。2010年下半年，土以关系进一步恶化。以色列突击队登上了一支向加沙地带运送援助物资的船队，这场行动导致9名土耳其活动人士死亡。一年后，安卡拉驱逐了以色列大使和其他高级外交官，原因是以色列未能为2010年的致命袭击道歉。在土耳其2022年开始和解努力之前，双方的外交关系在和解尝试（例如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对加沙船队事件的道歉）和零星的紧张局势（例如，土耳其涉嫌参与揭露以色列在伊朗的特工，或2018年驱逐以色列大使以抗议以色列杀害抗议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巴勒斯坦人）之间摇摆不定。
尽管安卡拉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恶化，但经济关系却保持不变。与此同时，身份认同主义的动机已成为土耳其强调巴勒斯坦和巴勒斯坦人权利的一个更突出的组成部分。对安卡拉来说，维护巴勒斯坦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是其为全世界穆斯林伸张正义的一部分。根据这种说法，穆斯林的解放始于土耳其（多亏了埃尔多安的领导），并蔓延到其他穆斯林国家。埃尔多安也提倡这种言论，例如，他把2020年索菲亚大教堂改建为清真寺描述为“阿克萨清真寺解放的预兆”。
土耳其对巴勒斯坦问题在这三个方面的关注，使得土耳其对于2023年10月7日以来加沙最近一次暴力事件的反应格外引人注目。冲突初期，土耳其外交部长菲丹指出，安卡拉认为哈马斯是“巴勒斯坦国的一部分，是国家体系内的一个政党”。埃尔多安总统还重申了安卡拉的观点，即哈马斯是一个“为保护巴勒斯坦土地和人民而战的爱国解放运动”。同样，自从这场最新冲突爆发以来，安卡拉一直试图将自己定位为调解人，尽管没有取得成功。另外，安卡拉文明主义者对冲突的理解也很突出。例如，埃尔多安在土耳其的一次活动上发表讲话时，指责西方轻率地忽视人权，因为“洒出来的血都是穆斯林的血”。
4.2 反对伊斯兰恐惧症
“反对伊斯兰恐惧症”（在西方）是安卡拉外交政策的第二个话题。2000年代末，这个概念首次出现在土耳其议会人权小组委员会的报告中。2009年10月至2010年10月期间的报告指出，“仇视伊斯兰教、仇外心理和种族主义倾向影响了决策者”（指欧洲关于移民的法律辩论）。2011年6月，右翼极端分子安德斯·布雷维克在挪威发动致命袭击后，小组委员会决定监测欧洲和美国的伊斯兰恐惧症。2016年1月，土耳其人权小组委员会成立了一个新小组，系统调查“西方伊斯兰恐惧症”，从而进一步扩大了这些最初的努力。
就在同一时期，一个名为政治、经济和社会研究基金会（SETA）的亲政府智库发布了第一份欧洲伊斯兰恐惧症年度报告，国际知名的伊斯兰恐惧症学者对此做出了贡献。政治、经济和社会研究基金会由前总统阿卜杜拉·居尔首先提出构想，2005年由艾哈迈德·达武特奥卢发起，目前由埃尔多安的大家庭成员管理。土耳其国家情报组织现任负责人、前总统府发言人和顾问伊布拉希姆·卡尔恩担任该组织的创始主任。对达武特奥卢和卡尔恩来说，伊斯兰恐惧症是对穆斯林世界和伊斯兰教的挑战，需要穆斯林国家采取协调一致的集体应对措施。据报道，2019年，土耳其与马来西亚和巴基斯坦达成了一项三方协议，并推出一个打击伊斯兰恐惧症的电视频道，但该项目尚未实现。尽管如此，动员政治精英反对伊斯兰恐惧症的努力仍在继续。埃尔多安在2021年的联合国大会上，宣布土耳其官方通讯社将成立“伊斯兰恐惧症观察”小组，并要求将3月15日定为“反对伊斯兰恐惧症国际日”。一年后，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项由伊斯兰合作组织60个成员国发起的决议，将3月15日定为“反对伊斯兰恐惧症国际日”。
4.3 反殖民主义
在反对伊斯兰恐惧症的运动中，安卡拉最喜欢的敌人是法国。2020年，马克龙总统宣布伊斯兰陷入危机后，伊布拉希姆·卡尔恩将这一声明描述为“危险和挑衅性地鼓励伊斯兰恐惧症和反穆斯林民粹主义”。亲政府的媒体频道上出现了许多文章，将法国的伊斯兰恐惧症与该国的殖民历史联系起来，并将其定性为“新殖民主义”。最近，安卡拉的谈话要点中进一步增加了对殖民主义及其遗产的批评。
亲政府圈子将土耳其的穆斯林身份及其缺乏殖民历史视为外交政策优势。
2020年东地中海地区冲突最激烈的时候，马克龙认为欧盟需要对埃尔多安提出严格要求。正义与发展党发言人厄梅尔·切利克反驳道：“马克龙在继续殖民主义，而我们的总统则继续捍卫被压迫人民的利益，保护和平，挫败殖民主义者的游戏。”2023年尼日尔政变后，埃尔多安指责法国“多年来对非洲人的压迫”。“法国在阿尔及利亚、马里和卢旺达的所有活动都有记录。非洲人都很了解他们。他们暂停了对法国的黄金和铀出口，这是对法国在非洲大陆压迫的回应。我们将继续发展与非洲人的积极关系。”政府官员和亲政府评论员认为，土耳其的穆斯林身份及其被认为没有殖民历史（只将殖民主义归因于西方帝国）是其相对于西方国家（尤其是对于叙利亚和非洲）的外交政策优势。
4.4 国际秩序批判
安卡拉对西方殖民主义的批评，往往与其关于国际秩序不平等的第四个方面交织在一起，该话题以“世界比五个大”而闻名。这个口号最早是埃尔多安在2013年“亚太零售大会和博览会”开幕式上创造的，指的是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从那时起，它已成为土耳其外交政策言论的组成部分。2014年，埃尔多安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了这一问题，指责西方采取双重标准，并指出“这种双重标准导致了严重的不信任，包括对联合国的不信任；它损害了正义感，导致数百万人绝望。”
埃尔多安在2014年至2016年间关于这一主题的演讲，由土耳其通信局整理并于2017年出版。在伊斯兰合作组织同年组织的一次会议上，埃尔多安重申了他的批评，即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缺乏一个穆斯林国家。这本书后来被翻译成英语和阿拉伯语，并于2018年被整合到土耳其12年级的历史教科书中。2021年，埃尔多安出版了第二本书，题为《一个更公正的世界是可能的》，继续对国际秩序提出批评。
土耳其外交部长哈坎·菲丹在2023年的大使年会上发表讲话时，将这两个口号——“世界比五个大”和“一个更公正的世界是可能的”——称为土耳其外交政策的重要支柱。他补充说，土耳其认为布雷顿森林机构要想有效运作，就需要进行改革。2024年1月24日，菲丹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表讲话时同样指出：“加沙当前局势的持续将进一步削弱国际体系的基本原则和道德价值观。”他补充道，尽管“国际社会大多数成员就停火，人道主义援助和两国解决方案的紧迫性达成了一致”，但缺乏“让以色列实施停火的有效机制”。
4.5 反霸权主义斗争
土耳其有关反霸权的观点主要是通过政府官员的演讲、亲政府智囊团、研究中心、大学和阿纳多卢通讯社和TRT（以阿拉伯语和其他语言广播）等国家媒体渠道传播。安卡拉对世界各地被边缘化和被剥夺权利者的（选择性）辩护是基于这样一种看法，即“一种（后殖民主义）新的主体性正在通过‘新土耳其’产生”。“新土耳其”一词是埃尔多安在2014年当选总统后创造的，指的是参与一种新的国家建设的愿望。这个愿望包括“后凯末尔主义，以民主化为目标”；“后西方，以独立为目标”以及“后威斯特伐利亚，以新的政治单位和制度化为目标。”
对正义与发展党领导层来说，通过埃尔多安巩固权力，赋予土耳其所谓代表性不足的公民权力，无异于解放被剥夺权利社区的前奏，这首先是世界各地的穆斯林。伊布拉希姆·卡尔恩在2018年的TRT世界论坛上发表的讲话中，称赞“穆斯林世界人民的韧性”（与西方的虚无主义相比，尽管西方政治稳定、经济特权和发展），并指出“政治领导力、智慧和决心”是“实现他们的梦想”所必需的。埃尔多安的女婿塞尔丘克·拜拉克塔尔的家族公司以著名的土耳其军用无人机而闻名，他同样指出，家族企业旨在“给我们（土耳其）几个世纪以来缺乏的年轻人自信”。
安卡拉将其对西方统治的直言不讳的批评作为土耳其国际地位的证据。
根据伊布拉希姆·卡尔恩的说法，安卡拉对西方霸权的批评并不是呼吁“用新的以俄罗斯或中国为中心的框架取代它”，而是“建立一个将每个国家都视为平等的新秩序，让每个国家都感到安全”。安卡拉将其对西方统治和国际不平等的直言不讳的批评视为（并传播）土耳其国际地位的证据。土耳其向国内外民众传达的信息很明确：在正义与发展党的领导下，土耳其已经获得了对全球大国采取强硬立场的能力。
5. 土耳其地区愿望的局限性
尽管正义与发展党领导层努力在中东北非地区获得影响力，并在埃尔多安的领导下让土耳其基本上受到了积极欢迎，但土耳其的政策也未能免于反弹和批评。这主要是阿拉伯社会内部两极分化，土耳其在阿拉伯伊斯兰主义者中的影响力逐渐减弱，还有其独裁统治转变以及土耳其社会内部仇外心理上升造成的结果。
5.1 两极分化的社会
社会的两极化贯穿于整个中东北非地区。统治精英和广大民众之间的巨大鸿沟最初落入了正义与发展党领导层的控制之下，尤其是在“阿拉伯之春”期间和之后。然而，两极分化同样也损害了土耳其对地区影响力的野心。首先，安卡拉与逊尼派伊斯兰主义者的密切关系，激怒了许多非伊斯兰主义行为者。正如前埃及驻安卡拉大使阿布杜拉赫曼·沙格翰所说的：“2012年之前，我们一直钦佩土耳其。埃及人钦佩世俗、现代的土耳其，当时土耳其经济不断发展，并渴望成为欧盟成员国。他们还钦佩凯末尔·德尔维什等知名人士在土耳其的经济治理，钦佩像正义与发展党这样的保守政党对土耳其国家世俗宪法的尊重。”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正义与发展党领导层决定支持埃及（和其他地方）的穆斯林兄弟会时，可以说一开始就是一场“最大利益‒最小成本”的算计变成了一场低收益高损失的冒险。土耳其陷入的野心和能力之间的不匹配，也导致其与西方盟友的关系恶化。与此同时，还陷入了与埃及、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激烈竞争中。
这些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在经济中产生了负面影响，损害了土耳其的利益。
这些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对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损害了土耳其的利益。尽管安卡拉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并没有在阿拉伯之春引发的地缘政治竞争中停止。但安卡拉与该地区的贸易，在2012年就已经达到了顶峰。如果安卡拉没有使得自己在这个地区处于孤立状态，它很可能还会继续增长。突尼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世俗政党在2014年突尼斯选举中取得成功后，土耳其与突尼斯的贸易额就没有达到2013年的水平（10.3亿美元），并直到2021年（13.7亿美元）都没有大的起色。近年来在地区和解努力的背景下，双方的贸易额才开始再次上升。2013年至2021年间，民众对于和土耳其发展经济关系的支持率也下降了14个百分点，而同期对改善与沙特阿拉伯经济关系的支持率则从47%上升到61%。
这个地区的经济和政治精英也担心，土耳其的对外出口会冲击他们的市场。例如，在担心其与土耳其的经常账户赤字不断增加后，突尼斯于2018年对土耳其产品开始征收新的关税。两年后，摩洛哥同样也要求一家土耳其零售公司将其销售的当地商品比例提高到至少一半。土耳其的贸易顺差还引起了摩洛哥统治精英和商界的担忧，最终导致两国于2004年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根据这项规定，摩洛哥可以“在五年内对150个不同工业、食品和纺织类别的1,200种土耳其产品征收90%的额外关税”。同样在2018年，沙特阿拉伯的非政府商会也呼吁抵制土耳其产品。
5.2 支持伊斯兰主义者
埃尔多安（以及土耳其）对许多阿拉伯伊斯兰主义者的吸引力，既是由意识形态所驱动，也是由利益所驱动。对于许多人来说，土耳其是对抗该地区独裁精英的平衡力量，而这些精英将政治伊斯兰视为对他们生存的威胁。自2016年以来，安卡拉日益对抗性的外交政策和不断扩大的军事力量促成了这种看法，该地区的统治精英似乎也认同这一观点。丹福思和斯坦因认为，土耳其是“一个强大而严肃的国家，如果愿意的话，它能够给对手带来很多问题”，这也对2020/21年以来土耳其和埃及之间的和解努力产生了不利影响。
2020年以来，土耳其一直在开展魅力外交攻势，以打破近十年的地区孤立。这种对埃及、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外交政策的转变是由多种因素共同推动的，包括安卡拉的经济困境、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的当选、《亚伯拉罕协议》后该地区的地缘政治调整、叙利亚政府与地区国家政府的和解，以及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与卡塔尔之间关系的修复。安卡拉也对希腊、塞浦路斯共和国、以色列和东地中海阿拉伯国家之间日益加强的合作持谨慎态度。与埃及、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之间的利益分歧，以及对美国继续参与该地区事务的信任度下降，都促使土耳其进行更多的和解努力。
安卡拉最近更加谨慎，与阿拉伯伊斯兰主义者保持距离。
面对经济困境和金融需求，安卡拉为了修复与逊尼派竞争对手的紧张关系，最近更加谨慎地与阿拉伯伊斯兰主义者保持距离。它要求穆斯林兄弟会在土耳其的附属媒体渠道缓和他们的批评。2022年，总部位于伊斯坦布尔的伊斯兰卫星电视频道米卡米里（Mekameleen），宣布停播并关闭其八个演播室。据报道，安卡拉还要求兄弟会成员离开。在2022年4月的一次类似行动中，土耳其一家法院将涉嫌沙特异议人士贾迈勒·卡舒吉谋杀者的审判移交给了沙特阿拉伯。安卡拉近来还应赛义德总统的要求，逮捕了突尼斯复兴运动领导人。最后同样重要的是，尽管叙利亚反对派表示不满，土耳其还是试图修复与巴沙尔·阿萨德的关系，只是还没有取得具体结果。这些受到安卡拉外交政策优先事项转变推动的举动，削弱了土耳其作为具有打破旧秩序能力的行为者的声誉，也损害了其信誉。
不过到目前为止，土耳其的这些举动并没有引起逊尼派伊斯兰主义者的公开批评。这是因为伊斯兰流亡者避难的选择范围有限，穆斯林兄弟会也因为内部斗争和分裂而处于收缩状态。此外，正义与发展党的领导层虽然越来越谨慎，但似乎并没有完全背弃伊斯兰主义者。例如，2023年8月初，埃尔多安接受了国际穆斯林学者联盟的委派。一个月前，他还接待了哈马斯政治局局长伊斯梅尔·哈尼亚（以及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领导人马哈茂德·阿巴斯）。同时，土耳其继续支持叙利亚北部的逊尼派团体并与之合作。
5.3 土耳其的独裁转变与政权的生存
伊斯兰主义者和非伊斯兰主义者都越来越意识到，土耳其已经变成了一个专制国家，埃尔多安与该地区的其他领导人已经完全相似。正义与发展党领导层似乎将土耳其融入了一个由日益增长的巩固的威权政权和激烈的交易主义所塑造的地区，而不是像各个决策者出于不同原因曾经设想和希望的那样，让土耳其来领导这个地区。
在这个方面，土耳其国内伊斯兰主义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值得注意。比如埃尔多安与葛兰主义者的关系，还有后来与艾哈迈德·达武特奥卢等人物的关系。阿拉伯伊斯兰主义者意识到，安卡拉的支持既不是出于纯粹的意识形态，也不是出于外交政策利益。在许多人看来，国内政治，特别是正义与发展党领导层自身的生存斗争对此有着很大的影响。例如，土耳其对塞西接管埃及的反应，背后正是埃尔多安对军事政变的恐惧，这种看法并不罕见。
事实上，2013年是土耳其威权主义发展的关键一年。埃尔多安与葛兰主义者的非正式联盟宣告结束，正义与发展党政府对大规模示威活动感到震惊。这是反对埃尔多安统治的最大规模示威活动，人们反对用购物中心来取代塔克西姆格兹公园的计划。约250万公民参加了全国各地的示威活动，4,900人被拘留，约4,000人在示威活动中受伤。2019年，在示威活动六年后，伊斯坦布尔一家法院以“试图武力推翻土耳其政府”的罪名，对土耳其著名慈善家和商人奥斯曼·卡瓦拉以及其他15人进行了审判。正义与发展党领导层将这场抗议活动描述为“暴动”。2018年，这些抗议活动被列入土耳其12年级的历史教科书，作为具有“重大经济影响”的“反民主起义”的反面例证。
5.4 土耳其社会内部仇外心理日益严重
对土耳其及其地区政策的怀疑和不满，已经超越了该地区的精英——伊斯兰主义者和非伊斯兰主义者的范围。土耳其社会中日益高涨的反难民和反阿拉伯情绪，又进一步破坏了安卡拉想要塑造的国家形象。叙利亚难民问题是2023年议会和总统选举前夕最具争议的话题之一，在两轮总统选举之间更是如此。
针对难民和其他阿拉伯人的言语和人身攻击并不罕见。
针对难民和其他阿拉伯人的言语和人身攻击并不罕见。例如，2023年9月，一名科威特游客在黑海城市特拉布宗被打晕，这一事件的视频在阿拉伯世界引起了愤怒。在此前一年，一名叙利亚难民在伊斯坦布尔的家门口被枪杀。据报道，不仅有难民儿童在学校面临老师或同学的虐待，还有叙利亚妇女发现自己面临性骚扰甚至暴力。
6. 结论
总的来说，土耳其在中东北非地区，尤其是在该地区公民中受到欢迎的原因，是由以下因素驱动的：第一，正义与发展党领导下的国家经济增长，加上穆斯林国家欧洲生活方式的吸引力；第二，土耳其政治制度表面上具有的竞争性，尽管并不完全自由和公平；第三，安卡拉作为全球被剥夺权利者的捍卫者的政治姿态。不过，这些对土耳其经济、政治制度和外交政策言论的积极看法也是相对的。
例如，对土耳其过去二十年经济增长的钦佩，要和这个更广泛地区糟糕的社会经济发展表现联系起来看待。除了石油资源丰富的海湾国家外，大多数阿拉伯国家都在与不断与低经济增长、食品价格上涨、收入不平等和贫困作斗争。尽管土耳其自身存在经济问题——高通胀、经常账户赤字高和收入不平等加剧——但至少目前土耳其的状况相对较好。
同样，对土耳其政治制度的积极肯定，也是源于人们对该地区日益加深的独裁统治的普遍不满。尽管土耳其在过去二十年中正逐步但持续地转向独裁，但其高投票率的选举仍然是对该地区一些人具有吸引力的根源。正义与发展党领导层特别宣扬这样一种观点，即土耳其是一个运作良好的民主国家，这要归功于它的选举。最后，安卡拉与西方的口头对抗，也吸引了过去对西方国家政策怨恨和现在感到不满的阿拉伯世界舆论。
对于许多阿拉伯公民来说，埃尔多安领导下的土耳其故事，本质上就是一个作为西方大国挑战者崛起为标志的不断变化的世界秩序。土耳其的统治精英也广泛地宣传这种观点。尽管如此，土耳其对群众的吸引力并不能转化为对地区精英的影响力，安卡拉在2013年至2020年期间面临的日益严重的地区孤立就是明证。“阿拉伯之春”后，土耳其被视为地区现状的破坏者，这实际上也结束了这个地区世俗势力和专制精英对正义与发展党统治最初的积极看法。对于前者来说，随着土耳其的独裁转变和伊斯兰教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日益突出的地位，使人们对土耳其作为世俗民主国家的资格产生了怀疑。对于该地区的独裁者来说，安卡拉对阿拉伯伊斯兰主义者的支持即使不是威胁，也使其变成了竞争对手。尽管与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及最近与埃及的关系有所解冻，但完全恢复信任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并将以损害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为代价。
事实上，土耳其与逊尼派竞争对手之间的和解与其说是结构调整，还不如说是利益趋同。土耳其的经济需求很容易与阿拉伯国家“认为需要管理土耳其及其频繁爆发的各种事件”的要求相吻合。就海湾国家而言，与土耳其的和解符合其战略野心。例如，阿布扎比港口公司关于土耳其港口和物流投资的合作协议，就是阿联酋投资海上贸易基础设施长期目标的一部分。对沙特阿拉伯来说，进入土耳其市场以及与土耳其的国防合作，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其与阿联酋的竞争所推动的。
土耳其与阿拉伯伊斯兰主义者的关系也远非完美。安卡拉2020年以来的魅力外交攻势，目的就是要打破近十年来的地区孤立，其代价则是与阿拉伯伊斯兰主义者保持距离。然而，地区紧张局势继续有助于维持双方的关系。对于伊斯兰主义者来说，选择是有限的，特别是那些在土耳其流亡的人。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意识到了土耳其所能提供帮助的局限性，特别是考虑到其经济状况，还有其与该地区其他大国以及西方盟友关系中狭小的回旋空间。
6.1 加沙战争：土耳其的地区影响力减弱？
以色列和哈马斯最近在加沙发生的暴力冲突，也表明了土耳其脆弱的影响力。如前所述，以巴冲突是土耳其外交政策的关键话题之一。将自己定位为巴勒斯坦人的捍卫者，帮助土耳其赢得了阿拉伯公民的同情。然而，在寻求扩大土耳其在中东作用的近二十年后，安卡拉在最近的冲突升级中一直处于边缘地位。尽管安卡拉最初进行了调解，但结果是卡塔尔变成了人质谈判和停火协议的决定性参与者，埃及则领导了边境开放谈判。
安卡拉不仅与哈马斯的关系似乎没有什么价值，而且对以色列也缺乏影响力。在意大利国际政治研究所（ISPI）最近进行的一项专家调查中，土耳其被列为在“缓解紧张局势或将双方带到谈判桌上”方面，只能发挥“有些负面”作用的国家之一。土耳其外交部长在战争初期提出的建立一个由国际部队和地区行为者参与的保障体系的建议，也很少受到关注。因此，土耳其在很大程度上只能寻求与埃及和海湾国家合作。
土耳其对该地区的精英阶层，无论是伊斯兰主义者还是非伊斯兰主义者，都缺乏决定性的影响力，而且受到其经济困境的制约，可以说，土耳其在很大程度上只剩下话语工具。安卡拉虽然严厉批评以色列自冲突以来，对哈马斯可怕袭击的过度和不分青红皂白的反应，但却始终与以色列保持经济关系。土耳其还批评欧盟和美国在明确支持以色列方面的虚伪立场。安卡拉对这种双重标准的指责，长期以来一直伴随着其对国际体系不公平的批评。2023年12月9日，美国否决了联合国关于立即停火的决议后，埃尔多安再次呼吁改革联合国安理会。他说，联合国安理会“已经成为以色列的保护器”。在同一次演讲中，埃尔多安批评西方“对文化种族主义、仇外心理和伊斯兰恐惧症视而不见”，并指出“‘恐怖分子’和‘恐怖主义’这两个术语已经变成了攻击伊斯兰教，贬低穆斯林和屠杀无辜者的幌子”。
6.2 建议
土耳其的言论在中东北非地区似乎有着复杂的吸引力。根据阿拉伯晴雨表在哈马斯袭击前后在突尼斯进行的一项调查，尽管10月7日恐怖袭击后，人们对埃尔多安外交政策的支持率从54%下降到47%，但大家对土耳其的看法基本上保持积极和不变。从2023年12月至2024年1月在16个阿拉伯国家进行的阿拉伯民意调查中，47%的受访者对土耳其的立场评价积极，只有40%的受访者对其评价消极。相比之下，绝大多数受访者对德国（75%）、法国（79%）和美国（94%）的立场持负面看法。
安卡拉试图通过系统地强调国际秩序的缺点和西方国家的双重标准，来煽动这个地区民众对美国和欧洲在该地区政策日益增长的不满。同样的说法就是将西方国家称为“侵蚀合作国际秩序和缺乏确保更多互利结果的罪魁祸首”。与此同时，阿拉伯公民倾向于认为欧盟的政策是出于自身利益，尽管欧盟是该地区最重要的捐助者之一。事实上，欧盟成员国对加沙战争的“分歧和犹豫不决”的反应，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观点。
为了降低声誉成本，避免叙事之争破坏其本已脆弱的软实力，欧盟应向该地区的公民和精英传达其对国际法的一贯和非选择性的承诺。
很明显，布鲁塞尔和安卡拉在中东北非地区的目标、利益和威胁认知方面并不总是一致的。然而，鉴于各种挑战，尤其是向绿色经济和移民问题的过渡，合作也是不可避免的。欧盟应该支持土耳其的地区和解努力，尤其是在这些努力符合欧盟自身利益的情况下。除了北非，东地中海沿岸，特别是埃及和土耳其，在生产出口到欧洲的绿色氢气方面都显示了巨大的潜力。在过渡时期，该区域还可能成为额外的天然气供应国。土耳其与埃及（以及海湾国家）的和解，可能会对欧盟的绿色能源雄心做出积极贡献。
移民问题也是土耳其与欧盟正在进行的合作的另一个中心领域。欧盟不应对土耳其社会中日益高涨的反难民情绪视而不见。这种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增加了安卡拉在主要是叙利亚难民融入社会方面的压力。从长远来看，任何欧盟与土耳其的移民合作都需要考虑到这种负面情绪。无论如何，没有土耳其政治阶层和社会的支持，既不可能促进土耳其难民的权利维护，也不可能进行可靠的安全合作。为此，欧盟应表示有意积极支持土耳其推动的地区一体化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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