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之朋友，汝之敌人：

以色列和伊朗在马格里布地区——感知与工具化

原文信息

【标题】Des einen Freund, des andern Feind: Israel und Iran im Maghreb—Wahrnehmung und Instrumentalisierung

【日期】April 24, 2024

【来源】德国国际和安全事务研究所（德国科学与政治基金会，SWP）

【链接】https://www.swp-berlin.org/publications/products/studien/2024S12_israel_iran_maghreb.pdf

编译信息

【译者】张佳玲（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

【期数】第360期

【日期】2024年5月5日

一、问题与建议

近年来，马格里布地区对以色列和伊朗的敌友形象塑造与工具化利用趋势日益显著。本研究旨在探究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决策者如何影响民众对这两国的态度与言论以用于国内与对外政策，并探究情绪操纵与工具化的交织为国内政治、地区动态及欧洲带来的潜在风险。

通过国家新闻机构文本、推特推文与脸书贴文的系统评估，研究发现，马格里布国家正在利用鼓动情绪转移民众对社会经济问题的注意力，排斥政治反对派，限制*论自由与学术自由以巩固统治。此外，以色列和伊朗往往被这些国家用来妖魔化邻国，以此为自身军事行动辩护并提升国家形象。通过这种方式，摩洛哥将自己塑造成亲西方的温和派，反对以伊朗为首的“抵抗轴心”，热衷于促成中东和平；突尼斯总统倾向于扮演反犹太复国主义斗士的角色，主张解放整个巴勒斯坦，在意识形态上与“抵抗轴心”阵营接近；阿尔及利亚则一贯兜售其声援巴勒斯坦、反对以色列的立场，将自己定位为全球正义的核心代言人。

马格里布地区的民众和政府往往将对以色列的负面观感转嫁到支持以色列的欧洲国家上，这导致欧洲面临着如何应对马格里布地区情绪升温、政治利用以及虚假信息等问题的挑战。对此，欧洲决策者可以遵循以下原则：区分反以色列政策和反犹态度，意识到声援巴勒斯坦并不等同于支持针对犹太人和以色列人的暴力行为；重视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和文化多元化；警惕自身不被他国利用，特别是对于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借欧洲国家针对邻国的做法。欧洲的目标在于以事实对抗马格里布国家内部的虚假信息和侵略性言论，从而缓和地区局势。

二、关系状况：工具化的背景

阿拉伯世界的专制政权一直以来都借助以色列或伊朗巩固其自身的国内统治，在国际舞台上打造特定形象，这并非新鲜事。然而，近年来在马格里布国家的内政外交中，尤其是自2023年10月7日巴以新一轮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的政治工具化程度显著增加。

总体而言，马格里布国家与以色列的关系在靠近与疏远之间徘徊。自2022年底以色列极右翼政府上台以来，摩洛哥国王与以色列的密切关系已成为国内政治的一项走钢丝行为，大多数民众对摩以关系正常化持消极态度。突尼斯与以色列的关系则历来十分动荡。哈比卜·布尔吉巴总统时期（1957‒1987年）对以色列的立场较为有利，但至扎因·阿比丁·本·阿里总统时代（1987‒2011年），声援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几乎是唯一获得批准的活动，而随着凯斯·赛义德在2019年当选总统，与以色列关系的正常化被等同于叛国。基于自身反殖民斗争的历史，阿尔及利亚自1962年独立以来一直未与以色列建立任何官方关系，支持包括哈马斯在内的反殖民独立运动。在中东暴力升级的过程中，阿尔及利亚仅谴责了以色列，与哈马斯保持良好关系，并多次参与巴勒斯坦内部的调解努力。

自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马格里布三国与伊朗之间的关系也一直动荡不安。尽管自10月7日以来中东地区的暴力升级提高了伊朗在民众中的声望，但这并未改变马格里布国家与伊朗之间的官方关系。基于重叠的地缘政治利益，直到1990年代初，阿尔及利亚一直与伊朗保持密切关系，经历了短暂降温后，在2000年后又有了很大改善。由于伊朗对波利萨里奥阵线的支持，摩洛哥与伊朗的关系长期处于紧张状态。突尼斯与伊朗的关系自独立以来则始终保持务实，但在伊朗革命后也经历了一个困难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两国外交关系开始缓和，2011年后，两国关系继续改善，2019年上任的总统赛义德据称对伊朗抱有好感。

马格里布国家与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经济和安全合作并不透明，有时甚至相互矛盾。在贸易合作方面，由于受到某些政治利益和禁忌的制约，所有马格里布国家提供的经济合作官方数据缺乏透明度，重要性和可靠性有限。安全合作方面的信息状况甚至更糟。只有关于摩洛哥与以色列日益紧密的安全合作（如高层互访）的信息是公开的，整个马格里布地区关于与伊朗的安全合作及相关装备问题的讨论主要是基于传闻，且往往被政治化和工具化。

三、国家控制与政治工具化

通过对阿尔及利亚与摩洛哥的官方新闻机构阿尔及利亚新闻社（阿新社，APS）和马格里布阿拉伯新闻社（摩通社，MAP）以及作为官方政治路线主要发布平台的突尼斯总统办公室脸书页面进行定量分析，研究表明，马格里布国家的决策者试图界定和控制本国对以色列和伊朗的讨论方式。为此，他们创造出“外部敌人”的概念。换言之，对以色列和伊朗的话语处理、“官方故事”的编撰是专制统治的保障与适应策略的一部分，也是在国际舞台上打造所谓国家品牌的一种尝试。虽然本研究的系统性数据分析集中在2023年10月7日之前，但对在此之后数据的选择性分析显示，官方对以色列和伊朗的描述在多数情况下仍延续了现有基本倾向，尽管也出现了一些明显偏差。

对阿新社与摩通社新闻文本的分析表明，与以色列相关报道的数量高于其他六个“地区角色”，即埃及、伊朗、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阿联酋，且阿尔及利亚对以色列的报道是摩洛哥的两倍。以色列和摩洛哥关系的正常化、以色列在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冲突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巴以冲突是三个主要话题。

阿新社（APS）对以色列的官方立场极为明确，其报道中没有任何一则与以色列相关的正面新闻。一般而言，报道会避免直接提及以色列，而是采用“占领军”或“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等术语。报道内容大致可归纳为三个主要方面：第一，将以色列塑造为侵略者，并表达对巴勒斯坦人的声援；第二，攻击邻国摩洛哥，将以色列描述为摩洛哥的支持者，阿尔及利亚的潜在安全威胁，以及马格里布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不稳定因素；第三，以负面观点报道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的正常化、阿拉伯国家和美国对西撒哈拉问题的默认现状，以及以色列试图渗透非洲大陆等问题。10月7日以后，报道内容发生了变化，APS国际版的大多数新闻主要关注加沙及其周边地区的事态发展。

摩通社（MAP）对以色列的报道更加积极，致力于在与以色列达成和解以及声援巴勒斯坦之间保持平衡。MAP试图传达这样一种信息：正常化不仅是摩洛哥的机会，也是中东和平的机会，摩洛哥国王作为中东冲突的调解人发挥着积极缓和局势的作用。在巴以新一轮冲突爆发后，与以色列相关新闻报道的基调明显降温，报道更多关注巴勒斯坦人的苦难和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批评。但总体而言，与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的新闻机构相比，MAP关于加沙战争的新闻明显较少。

直到2023年初，以色列在突尼斯非洲通讯社的报道和突尼斯总统办公室脸书页面中几乎没有存在感。然而，从2023年春开始，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总统更频繁地谈论巴以问题，突尼斯非洲通讯社也更频繁地报道以色列问题，并越来越多地使用“犹太复国主义实体”一词。10月7日之后，突尼斯非洲通讯社的国际报道也主要集中在中东，并开辟了“加沙战争”专栏，对哈马斯杀害平民的行为没有提出任何批评。

伊朗在马格里布国家官方新闻机构中的出现频率远低于以色列，MAP几乎完全没有涉及伊朗的新闻。10月7日之后，马格里布三国的新闻内容并无本质改变，但对伊朗的报道力度则产生了变化。

APS对伊朗的报道大多持中立观点，其报道中与“伊朗”相关的词汇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石油”，其次是“苏莱曼尼”和“人质”。而MAP则聚焦于美伊关系、伊朗在阿拉伯国家联盟和海合会语境下的角色，以及伊朗对波利萨里奥阵线的支持。突尼斯对伊朗的报道以及总统提及伊朗的次数从2023年起有所增加，大多是关于正式访问和未来合作的积极表态。在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后，与伊朗相关的报道开始增多。

分析马格里布国家新闻机构的文章可以发现，它们对以色列存在明显的政治偏见，而摩洛哥则对伊朗抱有明显政治偏见，同时也展现了政治利用的迹象。在马格里布地区，媒体几乎都是亲政府的，批评的声音很少，而持批评意见的记者往往会受到打压或监禁。

针对以色列的论战和对巴勒斯坦人的声援往往被用来转移民众对国内问题的关注，尤其是在面临内部压力时。各国政府通过抨击邻国来转移公众对内政的注意力，使政治对手失去合法性。另外，丑化邻国也是政治工具化的一部分。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利用以色列和伊朗作为武器来诋毁对方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形象，旨在鼓动民众情绪，转移对国内问题的注意力。

此外，国家品牌和集团的形成也是政治工具化的一环。各国政府通过塑造自身形象来在国际舞台上获取支持和认可。他们可能会利用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来展示自己的独立性或对抗西方势力的立场。

四、共振空间和工具化的局限性

总体而言，马格里布各国对以色列的态度与官方框架基本一致，经年累月的政治工具化并非毫无成果。但由于公众情绪既是国家控制和官方框架的温床，也是某种共振空间，因此应谨慎得出因果结论。为此，研究对2020年1月至2022年9月期间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各35位有影响力的人物的推特账户进行了定性和定量分析，还对2023年7月之前（2023年7月24日，推特平台改名为X——编者注）用法语和英语进行的推特辩论进行了临时定性分析，试图了解官方框架与工具化的共振空间及其为国内和外交政策带来的风险。

摩洛哥在对待以色列的问题上展现了官方控制的局限性。尽管摩洛哥官方从2020年12月起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进行了大体上积极的表述，但在哈马斯袭击导致以色列轰炸加沙后，推特上支持以色列的推文和帖子越来越少，暴露出民意与官方框架之间的分歧。在阿尔及利亚，政府和反对派对以色列的看法几乎一致，但无法区分这究竟是自独立以来官方一贯反以的结果，还是源于反殖民解放斗争的集体记忆。在突尼斯，支持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阵营一直很小。数十年来，突尼斯民众对巴勒斯坦人的声援都是显而易见的。甚至在10月7日之前，98%的推特帖子都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持负面态度。马格里布地区对伊朗的情绪与官方态度的共振很复杂。尽管调查显示出强烈的不信任，但在“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原则下，有迹象表明伊朗在10月7日之后赢得了同情。摩洛哥公众对伊朗对该地区潜在威胁的评估与官方言论基本一致。虽然阿尔及利亚官方对伊朗的评价是中性或积极的，但调查显示公众普遍持消极态度，偏离了官方框架。突尼斯则呈现出更复杂的态势，10月7日之前，公众态度与总统对伊朗发出的积极信号不一致，而在此之后，社交媒体上对伊朗的积极看法有所增加，与总统的官方言论趋于一致。

五、情绪与情绪工具化的风险

马格里布地区正在对公众情绪和国际社会对以色列和伊朗的态度进行政治工具化，这一行为蕴含着相当大的风险，也会影响欧洲国家在该地区的声誉。

几十年来，阿拉伯专制统治者出于国内政治目的，一直在煽动和利用民众对以色列和伊朗的情绪。随着政治自由的扩大，马格里布三国都出现了不同于官方路线的意见或实践。本研究的分析表明，中东冲突的升级和地缘政治联盟的变化意味着不同意见是如何不被容忍的。激烈的舆论使决策者更容易以民粹主义的方式利用伊朗和以色列来限制意见、宗教和/或研究自由，以维护国家安全，或将持异议者诋毁为国家的敌人。这一切都是为了进一步巩固专制统治，为加强安全机构和监视提供理由。

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马格里布国家和欧洲对以色列截然相反的态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表明，在这个问题上，马格里布和欧洲政治之间的裂痕有多深。这加剧了双方业已存在的紧张关系。欧洲官方对哈马斯和以色列的态度以及欧洲的国内政策，在马格里布被视为对巴勒斯坦人和广大穆斯林的侮辱。马格里布社会几乎完全赞同西方对乌克兰和巴勒斯坦应当采用双重标准的观点。另一方面，欧洲对伊朗的批评言论在马格里布地区几乎没有引起公众批评，这也反映了该地区人民对伊朗的矛盾心理。

欧洲的首要目标必须是反击马格里布国家针对以色列和伊朗的攻击性修辞，而不要被相关宣传所迷惑。在此，重要的是核实消息来源。其次，欧洲必须谨言慎行，顾及公众情绪，避免加剧针对伊朗与以色列现有的两极对立状态。第三，欧洲必须认识到，如何对待以色列与伊朗是采取镇压措施和限制*论与学术自由的借口，为此，欧洲应当支持言论自由和多元化。第四，德国和欧洲的外交政策参与者必须做好准备，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甚至摩洛哥都有可能再次推出将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视为犯罪行为的立法计划。第五，欧洲应当区分反以政策、声援巴勒斯坦与反犹太态度和针对犹太人和以色列人以及犹太宗教场所的暴力暴行之间的差别。最后，欧洲应采取措施缓和紧张局势，防止邻国间军事对抗的发生。

（本简报仅提供参考译文，以作交流之用，文中陈述和观点不代表编译者和编译机构的立场。如需引用，请注明原文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