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在世界上的牌——加大赌注
原文信息
【标题】Türkiye’s Cards in the World: Raising the stakes
【日期】May 7, 2024
【来源】欧盟安全研究所（EUISS）
【链接】https://www.iss.europa.eu/sites/default/files/EUISSFiles/CP_182.pdf
编译信息
【译者】汪波（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所）
【期数】第367期
【日期】2024年5月25日
第一章 土耳其在西巴尔干：把筹码放在桌上
博贾那·左里（Bojana Zoric）
1. 导论
近来，国际社会对土耳其重返西巴尔干半岛一直议论纷纷。然而事实上，土耳其从未真正缺席过世界的这一地区。在巴尔干半岛的地理、历史和文化上，它都占据着中心地位。这种植根于历史、宗教和文化等相同经历的共同过去，是构成土耳其在该地区影响力的关键基础。20世纪90年代巴尔干战争之后，安卡拉就开始抓住机会积极加强与这个地区国家的关系。
进入2024年以后，土耳其已经是西巴尔干地区的重要合作伙伴。其地理位置、人口规模、北约成员国的战略和军事重要性及其政治意义，都使其成为相关的参与者。土耳其对欧盟在西巴尔干地区的战略利益同样也至关重要，特别是因为它支持该地区国家追求的欧洲-大西洋愿望。即使国内政治导致土耳其的外交政策路线发生了一些转变，但它在战略、军事和地区事务上基本上保持着一致的态度。
土耳其在西巴尔干地区还发挥着平衡力量的作用。基于共同的文化、宗教和历史，再加上经济和安全利益，土耳其始终寻求与该地区所有国家的共同点。因此，本文认为，土耳其应被视为该地区的机遇，而不是威胁。虽然对于欧盟来说，土耳其在全球事务中一直是一个不可预测的盟友，但它对西巴尔干半岛的态度却较为明确。安卡拉一贯支持该地区的欧洲-大西洋一体化、和平、稳定以及区域合作。尽管埃尔多安总统的统治越来越专制，但土耳其也追求更务实、基于利益和自信的外交政策，而且已经减少了新奥斯曼主义的言论，并没有试图挑战或破坏现有的安全结构。此外，该地区的种族和宗教多样性，也使土耳其难以完全推行自己的治理模式。
2. 为国际野心服务的经济政策
经济关系是土耳其在西巴尔干地区外交政策的关键支柱。土耳其已经在这里建立了强大的经济影响力，将贸易扩展到基础设施、银行和制造业等重要部门。不过，尽管土耳其增加了投资，但欧盟迄今仍是该地区的主导经济体。例如，2023年欧盟占塞尔维亚出口和进口的63.2%和56.9%，而土耳其的份额则分别为1.9%和4.7%。这一巨大差距凸显了欧盟压倒性的经济影响力，无论是欧盟整体还是个别成员国，都超过了任何潜在的竞争对手。该区域其他国家也存在类似的情况。
土耳其通常以专注于投资网络不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发展而闻名，在西巴尔干地区也不例外。土耳其公司在改善地区交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土耳其Tasyapi建筑公司主要为萨拉热窝-贝尔格莱德高速公路提供资金，这是一个解决长期交通挑战的重大项目。此前，同一家公司还在塞尔维亚穆斯林占主导地位的沙扎克地区的Novi Pazar Tutin公路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13年，土耳其-法国Limak-Aéroports de Lyon财团还建造了普里什蒂纳-阿德姆-贾沙里国际机场，其耗资超过1.4亿欧元。最近，合资企业柏克德ENKA公司2023年又获得了在北马其顿建造两条新高速公路的合同，就是连接亚得里亚海和黑海的8号走廊和泛欧运输走廊10网络的10 d号走廊。Sahterm公司将于2024年在北马其顿建一座7,000万欧元的工厂，生产家用电器的管状加热元件。
此外，土耳其合作与协调局一直向西巴尔干地区提供发展援助，包括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802万欧元）、科索沃（459万欧元）和北马其顿（417万欧元）。开发项目涵盖多个领域，包括支持斯科普里的国家电视台MTV4演播室，为波德戈里察的行政和警察局办公室配备设备，向多马尔杰瓦茨的Angelus日托中心提供言语和语言治疗设施，并在泽尼察的一所监狱安装60台工业缝纫机。
土耳其寻求更深入地融入全球经济并刺激经济增长的方式之一，就是通过航空业。土耳其国家航空公司可以作为软实力和公共外交的工具，来提升国家形象和促进与其他国家的国际联系。伊斯坦布尔地理位置优越，可以便利地开发包括巴尔干半岛在内的东西方市场。土耳其航空公司为所有西巴尔干国家首都提供广泛的直飞航班网络，并在这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该公司为贝尔格莱德（每周21次/每天3次）、波德戈里察（每周18次）、斯科普里（每周14次/每天2次）、萨拉热窝（每周14天）、普里什蒂纳（每周11次）和蒂瓦特（每周5次）提供频繁的服务。土耳其私营低成本航空公司飞马航空每周运营飞往所有西巴尔干国家首都的航班；11架次飞往地拉那和萨拉热窝，8架次飞往普里斯廷和斯科普里，7架次飞往波德戈里察，4架次飞往贝尔格莱德。相比之下，欧洲航空公司中，只有奥地利航空公司运营直飞所有西巴尔干国家首都的航班。
然而，土耳其的投资和发展计划可能会因为通货膨胀飙升和货币贬值而受挫。2023年2月土耳其发生的两次毁灭性地震，也进一步制约了经济形势的发展。土耳其的通货膨胀率现已升至近65%，预计将2024年6月中旬将达到峰值，这都给土耳其本已脆弱的宏观金融形势增加了巨大压力。
3. 走政治和安全选择的钢丝
土耳其与每一个西巴尔干国家都保持着密切的双边关系，并关注它们的具体需求和情况。土耳其是第一个以宪法名称承认北马其顿的国家，也是科索沃宣布独立后最早表示承认的国家之一，同时还继续支持科索沃争取国际承认的努力。2000年代，安卡拉利用其北约成员国、地区领导人和欧盟伙伴国的地位，倡导旨在促进更大稳定的地区倡议，如东南欧合作进程、地区合作委员会、和平执行委员会和东南欧合作倡议。在过去的十年里，随着埃尔多安总统的统治不断加强，土耳其也一直在奉行更务实、有时是机会主义的外交政策，这种治理方式得到了一些西巴尔干国家领导人的认可。
埃尔多安总统领导下更为专制的治理形式的出现，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将国内问题带到国际舞台上，从而增加了土耳其承受外部压力的脆弱性。在2023年的总统选举中，这一点表现得很明显。与2018年总统选举相比，土耳其的巴尔干侨民的投票偏好发生了重大变化，大多数人都支持埃尔多安的对手凯末尔·基利奇达洛卢。西巴尔干地区的土耳其侨民主要包括两个主要群体：一个是为国家机构或国家主导的基础设施项目工作的土耳其官员，还有一个是因日益严重的威权主义而离开土耳其但与该地区有家庭关系的个人，如学生和商界人士。此外，由于巴尔干社区与土耳其的密切联系，土耳其的巴尔干侨民已经意识到埃尔多安总统领导产生的影响，包括自2018年以来的高通胀和高失业率。
随着时间的推移，土耳其增加了对北约、欧盟和联合国维和任务的参与，并继续发展与西巴尔干地区的军事合作。2023年10月，土耳其首次担任北约领导的驻科索沃维和部队的指挥一年。在2023年9月巴尼斯卡袭击事件之后，驻科索沃部队的人数增加到4,000多人。尽管安全合作日益加强，但由于在科索沃问题上的摩擦，土耳其与塞尔维亚的关系仍存在潜在障碍。埃尔多安总统似乎热衷于与贝尔格莱德发展更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因为他与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有着良好的私人关系。在土耳其接管驻科索沃部队指挥权后，土耳其和塞尔维亚国防部长立即在贝尔格莱德会面，塞尔维亚要求土耳其保证保护科索沃的塞族人。不过，科索沃问题似乎也阻碍了安卡拉与贝尔格莱德在安全和军事领域发展更加深入的合作关系。例如，在土耳其向科索沃交付了5架旗手（Bayraktar）TB2无人机后，塞尔维亚取消了购买土耳其TB2无人机的计划。尽管如此，土耳其作为尖端无人机出口国的地位，不仅加强了其在巴尔干半岛的外交地位，也加强了其与欧盟和美国的外交地位。就该地区而言，土耳其将继续寻求在安全合作中发挥积极作用，在不偏袒任何特定国家的情况下创造合作机会。
4. 国家驱动的公共外交
土耳其在西巴尔干地区建立了广泛的教育和文化机构、研究机构和语言中心网络。其中最突出的是TIKA、Yunus Emre研究所和Maarif基金会，该基金会成立的目的是控制与葛兰运动有关联的海外学校。土耳其在这个地区还有三所国家资助的大学，即国际巴尔干大学（斯科普里）、纽约大学（地拉那）和萨拉热窝国际大学。同时还有几所私人资助的土耳其大学，如国际视觉大学（戈斯蒂瓦）、国际伯奇大学（萨拉热窝）、埃波卡大学（地拉那）和贝德尔大学学院（地拉纳）。目前，只有科索沃、黑山和塞尔维亚还没有任何土耳其国立或私立大学。
土耳其总统府的海外土耳其人及相关社区署（YTB）还为本科生和研究生（硕士和博士）提供具有竞争力的短期和长期奖学金计划（Turkiye Burslari）。2022年，这项奖学金的13%授予了巴尔干地区的学生，使其成为仅次于中亚和南高加索（19%）、撒哈拉以南非洲（18%）、中东（15%）和南亚（14%）的第四大受益者。这意味着2022年向巴尔干地区的学生提供了大约560个奖学金，而长期和短期课程的奖学金总数则达到了4,316个。与此同时，2022年仅塞尔维亚就有5,115名高等教育学生参加了伊拉斯谟+欧盟教育、培训、青年和体育项目。
在媒体方面，阿纳多卢通讯社是土耳其在该地区显示软实力的重要工具。通讯社在萨拉热窝和斯科普里的区域办事处以五种语言（阿尔巴尼亚语、波斯尼亚语、克罗地亚语、马其顿语和塞尔维亚语）进行广播。斯科普里办事处自2015年成立以来，已用阿尔巴尼亚语发表了152,000多篇新闻文章、57,000张照片和33,000段视频；用马其顿语发表了95,000篇新闻文章，31,000张照片和21,000段视频。土耳其巴尔干广播电视合作组织于2022年启动，在斯科普里进行广播，在萨拉热窝设有地区办事处。TRT巴尔干频道的目标受众主要是来自巴尔干半岛和巴尔干散居地的3,000多万观众，涵盖多种语言，包括YouTube、TikTok、X、Facebook和Instagram等频道。这是总部位于安卡拉的土耳其国家电视台（TRT）的第七个国际分支机构，其中包括TRT World、TRT Arabi、TRT Russian、TRT Deutsch、TRT Français和TRT Afrika等。
土耳其肥皂剧在巴尔干半岛的日益广泛流行，也为安卡拉提供了另一种展示其软实力的工具。这些肥皂剧已经逐步取代了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流行的拉丁美洲电视小说。由于共同的文化和语言背景，很容易引起巴尔干地区观众的共鸣。作为向非英语国家出口电视剧的全球领导者，土耳其在全球排名第三，仅次于美国和英国，并在152个国家拥有7.5亿观众。土耳其电视节目还产生了丰厚的利润，电视剧在各国每集的收入从28万欧元到65万欧元不等。土耳其肥皂剧中对传统父权制家庭结构的刻画，也在巴尔干半岛找到了大批能够认可的受众。那里的社会正在从传统的价值观向自由（欧洲）的价值观过渡。
5. 宗教是关键因素
宗教和文化的相似性，在促进土耳其与西巴尔干地区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之间更深层次的政治和经济联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宗教因素能够对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和身份产生深刻的影响，从而改变国内外的权力动态。土耳其宗教事务局作为跨国家外交工具，主要是促进官方认可的伊斯兰教义，并为土耳其民族认同的伊斯兰观念提供合法性。土耳其宗教事务局除贝尔格莱德外，在所有西巴尔干国家首都均设有办事处。
对于埃尔多安总统来说，基于信仰的外交方式具有双重含义，因而他在与西巴尔干国家打交道时会谨慎地打“伊斯兰牌”。例如，安卡拉的新奥斯曼主义倾向，再加上其对科索沃独立的支持，使得它与塞尔维亚的关系紧张了几十年。2017年，武契奇总统在欢迎埃尔多安总统对贝尔格莱德进行国事访问时表示：“现在不是1389年，而是2017年。今天，塞尔维亚已经将土耳其视为朋友。”在这里，也暗示了14世纪奥斯曼帝国对塞尔维亚曾经的占领。最终，还是土耳其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结合，再加上两位领导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才导致了土耳其和塞尔维亚在过去七年中的和解。同时，埃尔多安总统的伊斯兰外交政策在阿尔巴尼亚和科索沃也不受欢迎。因为在那里，宗教并不构成国家身份的一部分，反而是有助于认同欧洲价值观的世俗主义。
最后同样重要的是，土耳其还面临着来自其他地区参与者的竞争，这主要是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他们都宣传自己对伊斯兰教更加激进的解释，这也是争夺“伊斯兰世界”全球统治权的更广泛斗争中的一部分。沙特阿拉伯提倡瓦哈比主义，这是逊尼派伊斯兰教中一种保守主义的宗教运动。由于瓦哈比派慈善网络的存在，这场运动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影响力正在不断扩大。2000年，沙特阿拉伯建造了当时巴尔干半岛最大的清真寺——法赫德国王清真寺。作为回应，土耳其也开始建造地拉那大清真寺（Namazgah Mosque），可容纳5,000名礼拜者，目前该清真寺仍在建设中。另一方面，伊朗则通过伊本·西纳研究所与萨拉热窝大学伊斯兰研究学院建立了密切联系。不过，由于该地区仍然盛行温和的伊斯兰信仰，因而这些对伊斯兰教激进的解释不太可能获得支持。
6. 关注机遇而非分歧
在西巴尔干地区，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在过去二十年中经历了几次重大转变。21世纪初，土耳其采取的措施是走向欧洲化。随后，专注于扩大土耳其地区影响力的“战略纵深”外交政策学说也脱颖而出。自2016年以来，安卡拉转而奉行更加自信和内向的外交政策。这些转变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内部动态所推动的。例如2016年的未遂政变和艾哈迈德·达武特奥卢辞去总理职务，还有土耳其内部的权力分配安排。很明显，国内政治在塑造土耳其外交政策方面发挥了更为核心的作用。
然而在这些转变中，一个不变的因素就是土耳其作为欧盟在该地区追求战略利益的关键伙伴，始终发挥着关键的作用。这主要是源于安卡拉对欧洲-大西洋一体化和区域合作的坚定支持。土耳其充分利用其作为区域权力经纪人的地位，运用其外交工具库中的各种工具来解决每个西巴尔干国家的具体问题。
欧盟与土耳其在西巴尔干地区合作的未来，取决于一种微妙的平衡。双方都必须利用土耳其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来推进欧洲-大西洋一体化等共同目标。同时，双方又必须承认现有的分歧。此外，土耳其还需要在欧洲-大西洋一体化和区域合作之外的其他领域表现出持续的承诺。最终，未来的道路取决于更为广泛的地缘政治发展和土耳其与西方关系的总体状况，这也突出了外交在西巴尔干复杂的政治格局中的重要作用。
第二章 南高加索的土耳其：一个犹豫不决的大国
安德肋·迪特里希予（Ondrej Ditrych）
1. 导论
土耳其与南高加索地区关系种中最重要的不变因素就是与阿塞拜疆的密切关系。双方之间这种紧密的联系植根于共同的语言和种族亲缘关系，体现在“一个民族，两个国家”的概念中（Bir millåt，iki dövĺt）。而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安卡拉在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的长期冲突中对阿塞拜疆的坚定支持。然而近年来，土耳其又进一步也表现出了扩大其在整个地区地缘政治野心的兴趣。
几个世纪以来，南高加索一直是大国竞争的战场，土耳其、波斯和后来的俄罗斯帝国都在此争夺影响力。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爆发的局部冲突中，该地区落入了布尔什维克手之中。在苏联统治下的几十年里，该地区一直处于与外界隔绝的状态。苏联20世纪90年代初解体后，南高加索又开始被土耳其视为突厥世界的一部分，是其通往中亚地区的桥梁。1991年12月，安卡拉迅速承认了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这三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独立。在积极建立外交关系的同时，土耳其向该地区派遣了大量代表团，并开设了大使馆（亚美尼亚除外），还建立了直接的空中交通和卫星广播连接。由此可见，土耳其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关系和影响力网络，以对抗伊朗对南高加索地区的野心。然而，俄罗斯仍然是这个地区占主导地位的外部大国。这也限制和制约了土耳其在该地区的野心，包括它向阿塞拜疆提供支持的水平。
因此，承认俄罗斯是主要的地区大国，并谨慎处理和莫斯科相互竞争的利益的必要性，至今仍然影响着土耳其在南高加索地区的参与。但近年来，安卡拉也不失时机地利用俄罗斯在该地区日益衰落的影响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2020年的第二次卡拉巴赫战争标志着一个转折点，土耳其此后开始更直接地站在阿塞拜疆一边。然而，正如本章所揭示的，土耳其在追求其地区利益方面迄今仍是一个犹豫不决的大国。这主要是有好几个因素限制了它的野心，包括尊重俄罗斯的利益关切；在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尚未解决的冲突中优先考虑盟友阿塞拜疆的利益，而不完全是其自身的利益；应对国内经济挑战；还有控制该地区复杂的地方政治格局的必要性。
2. 中间走廊的梦想
与俄罗斯和中国等大国相比，贸易额和直接投资等传统经济指标都表明土耳其在南高加索地区的存的程度还很有限。值得注意的是，土耳其在阿塞拜疆的直接投资明显低于阿塞拜疆在土耳其的投资，而对格鲁吉亚的投资还可能呈下降趋势。不过，贸易数字并不能反映全貌。安卡拉的区域野心和战略愿景在中间走廊项目中就得到了明确的阐述。这主要是建立在通过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来连接土耳其和里海盆地的现有东西方向的基础设施之上，包括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BTC）石油管道和巴库至埃尔祖鲁姆（BTE）的天然气管道。最近建造的跨安纳托利亚（TANAP）和跨亚得里亚海（TAP）管道也是南部天然气走廊的一部分，这进一步提高了这条路线的重要性。2000年代中期开始运营的BTC和BTE管道，打破了俄罗斯对里海石油和天然气运输的垄断。这不仅解决了运输容量（包括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容量）和费用问题，还减少了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作为过境国对俄罗斯的总体依赖。目前正在进行的能源基础设施扩大建设中，将进一步扩大TANAP管道的运能，从而有助于实现土耳其成为“天然气运输中心”的雄心。因为这将能够输送更多的阿塞拜疆天然气，还有可能输送俄罗斯天然气到其他市场。21世纪初，连接里海的石油和天然气管道实现了供应路线的多样化，而黑海海底通往俄罗斯的蓝溪天然气管道的平行建设，则为俄罗斯天然气转售到其他欧洲市场提供了额外的渠道。
很明显，安卡拉的区域野心和战略愿景在中间走廊项目中得到了最明确的表述。最为重要的是，土耳其正是通过中间走廊，也就是一条“中部”路线替代品来取代穿过俄罗斯北部的陆上路线和连接欧亚大陆两边海岸的南部海上路线。这不仅表达了土耳其对该地区的地缘政治愿景，也表达了其将影响力投射到更东部地区的雄心。中间走廊将把从中国到欧洲的陆路缩短3,000公里，并使这条线路经过的国家的贸易路线多样化。然而，目前还有一些障碍阻碍了这一潜力的充分发挥。
第一，中间走廊很快就可能发现自己与北海航道竞争，从而导致极地冰层融化。尽管北极航线本身就代表着地缘政治的挑战，但它在运输成本时间以及管理效率方面具有优势。与之相反，中部通道目前虽然效率不如北海航线，但与俄罗斯路线相比，从中国到欧洲的运输时间将缩短三倍。据世界银行估计，2030年中间走廊的运输量将有可能增加两倍，运输时间减少一半，但前提是要解决这些低效率问题。为此，土耳其与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哈萨克斯坦于2022年签署了一项联合路线图协议。不过，即使是乐观的估计，中间走廊促进的贸易中60%仍将是区域性而不是跨洲的，这也限制了其与现有或未来替代线路竞争的能力。
第二，土耳其将在多大程度上成为中间走廊交通的中心枢纽还有待观察。黑海日益恶化的安全局势威胁着航行自由，并给基础设施安全带来更大的风险。这将会突出中间走廊作为欧洲和南高加索（及其他地区）之间的陆桥的重要性。但在目前的情况下，由于陆地运输基础设施不足，大量货物仍继续通过海路运输。而目前估计在安纳托利亚的基础设施项目，还没有优先考虑与高加索地区的连接。
第三，通过开放土耳其、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运输联系，可以显著提高中间走廊运输流的效率，让货运改道前往高加索南部低地。但该计划的一个关键要素是在亚美尼亚苏尼克省（土耳其和阿塞拜疆称之为“赞格祖尔走廊”），沿阿拉克斯河修建一条现代化道路和恢复铁路连接，从而将阿塞拜疆与其飞地纳克塞万连接起来。阿塞拜疆于2023年接管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后，达成了一项全面和平协议。该协议将促使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以及土耳其和亚美尼亚之间的关系正常化，这显然符合土耳其的利益。根据协议，这些国家之间将重新开放封闭的边界。然而，安卡拉一直不愿意向阿塞拜疆施加压力，要求其取消现已失效的2020年停火协议中规定的一项条件，即允许俄罗斯边防部队在苏尼克“控制运输通讯”方面发挥作用。这种犹豫既反映了土耳其对俄罗斯在该地区利益的持续尊重，也反映了安卡拉与巴库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土耳其不愿促使阿塞拜疆对俄罗斯做出让步也可能被更广泛地理解为，对于重建里海铁路计划的担心。这条铁路将形成一条通过阿塞拜疆连接俄罗斯和伊朗的南北区域运输轴线，这可能会损害土耳其自身的战略利益。
土耳其对赞格祖尔走廊的谨慎态度，也是其对地区野心犹豫不决的一个明显例子。然而，自俄乌冲突以来，土耳其和俄罗斯之间通过南高加索地区的贸易量也在不断增加，这表明两国可以为互利而合作。土耳其敏感材料（芯片、通信设备或无人机、巡航导弹和直升机中使用的伸缩瞄准器）的出口一直是这些“平行进口”的一部分。这就是说，对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的出口记录虽然大量激增，但这些国家申报的进口量却没有相应增加。这表明，这些货物已经从这些国家重新出口到了俄罗斯。据报道，面对七国集团的压力，安卡拉已采取行动遏制敏感材料的过境。然而，自2022年2月以来，其与俄罗斯的总体贸易增长了93%。作为一种投射地缘经济实力的手段，土耳其在南高加索方向的贸易量不断增加，并将该地区用作通往俄罗斯市场的中转站，从而为土耳其提供了一个解决其国际经济困境的机会。
3. 政治与军事关系：管理复杂性
在追求对南高加索地区更为雄心勃勃的政策时，土耳其不仅要处理好与俄罗斯的多方面关系，还要应对涉及多个国家的复杂地缘政治格局。安卡拉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卷入任何多边冲突，但这种复杂性对其行动也施加了更多的限制，同时还要尽量避免与莫斯科的直接对抗。
对土耳其最具挑战性的关系是与亚美尼亚的关系。这源于土耳其对阿塞拜疆的支持，也源于相互冲突的现代民族主义叙事和亚美尼亚有关种族灭绝的遗留问题。然而，两国关系并不总是持续紧张。土耳其最初率先承认亚美尼亚的独立。此后，由于亚美尼亚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战争前拒绝承认现有的国家边界，特别是亚美尼亚1993年占领卡尔巴贾尔地区后封锁了边界，土耳其才拒绝和亚美尼亚建立外交关系。在此后的二十年里，双方关系也出现过一些（部分）和解的插曲。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中，最新举措是通过2021年任命的特使发起的对话。亚美尼亚总理帕辛扬在第二次卡拉巴赫战争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后，急于减小对俄罗斯的依赖，并寻求新的盟友。2022年，他和埃尔多安在布拉格举行的欧洲政治共同体（European Political Community）的开幕式上会面，此后又进行了多次电话通话。2023年土耳其发生灾难性地震后，亚美尼亚为人道主义援助开放了边境。同年晚些时候，帕辛扬总理出席了埃尔多安的总统就职典礼。然而，尽管采取了这些步骤，土耳其与亚美尼亚的关系仍然严重受制于其与阿塞拜疆的密切伙伴关系。
土耳其与亚美尼亚的关系始终受到土耳其与阿塞拜疆密切伙伴关系的阻碍。土耳其和阿塞拜疆之间的伙伴关系可以追溯到三十年前，但近年来双方关系更加紧密。2021年阿塞拜疆夺回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历史重镇后，土耳其与阿塞拜疆签署的《舒沙宣言》正式升级了两国早些时候的战略伙伴关系和互助协议。此前一年，埃尔多安总统再次当选后，首次出访的就是巴库，而不是按照惯例访问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更重要的是，同年土耳其的TB2无人机在第二次卡拉巴赫战争以及随后的小冲突中，为阿塞拜疆建立空中优势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对亚美尼亚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的装甲车、防空系统和重炮造成了重大破坏。
土耳其提供的军事训练也为解决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之间从苏联时代遗留下来的能力差距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双方的联合军事演习，包括在冲突区附近地区举行的演习，是土耳其支持阿塞拜疆的明确信号。特别是，土耳其对巴库近来重新审视地区地缘政治现状的行动表示强烈支持，并真正改变了这个地区的游戏规则。同时，阿塞拜疆也证实了土耳其是一个无人机大国，尽管土耳其在其他方面只是一个很小的全球武器生产国。第二次卡拉巴赫战争于2020年11月由莫斯科斡旋最终达成停火。但战争结束后，土耳其很快就通过与俄罗斯在阿格达姆区建立的联合监测中心，首次在该地区建立了军事存在。在随后针对亚美尼亚的行动中，它也与阿塞拜疆站在一起，包括领土入侵、封锁拉钦走廊（连接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和亚美尼亚）以及最终于2023年9月接管纳戈尔诺-卡卡拉巴赫和阿塞拜疆剩余的被占领土。
但阿塞拜疆与俄罗斯也保持着同样密切的关系，例如疏通赞格祖尔走廊，这显然损害了土耳其的利益。巴库还和以色列建立了关系，向以色列出口石油，并从以色列购买现代武器技术。除了土耳其的TB2，阿塞拜疆在最近发动的进攻中还部署了以色列的导弹和弹药。阿塞拜疆的领导层也和土耳其保持着影响力网络，包括通过媒体的控制权。这些因素再加上两国领导人家族之间的商业关系，都能够解释为什么土耳其没有向阿塞拜疆施压，要求其在与安卡拉在该地区的互联互通利益相关的问题上做出更多的让步。
格鲁吉亚作为一个重要的过境国家，在安卡拉建立的连通性项目中占有突出的地位。20世纪90年代以来，土耳其一直为格鲁吉亚的防御部队提供训练和物资支持。2001年俄罗斯军队撤出瓦济亚尼军事基地后，土耳其已经帮助该基地实现了现代化，并协助修复了2008年以后被俄罗斯破坏的马纽利军用机场。土耳其还参加了与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共同举行的双边军事演习。2003年的玫瑰革命后，土耳其还对阿贾拉自治共和国进行干预，以确保第比利斯对当地政府的控制。然而，土耳其与阿布哈兹分离主义地区的关系，也使两国关系变得复杂。同时，安卡拉承认俄罗斯在当地的利益并极力避免与莫斯科发生冲突，这也对两国的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
4. 土耳其在南高加索地区的软实力：形象建设及其障碍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土耳其在南高加索地区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文化、发展和教育方案。但土耳其发挥软实力的努力，也面临着内部和这个地区特定的障碍。尽管行使软实力是对安卡拉追求其地区野心的补充，但并没有消除土耳其在这个地区的经济和政治限制，也未能发展出新的主要影响途径。
土耳其与亚美尼亚的冲突以及1915年种族灭绝的持续创伤，都使得土耳其几乎不可能在亚美尼亚建立软实力。相比之下，自苏联解体以来，土耳其通过发展和文化举措，努力改善其在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的形象。1992年土耳其合作与协调机构（TIKA）成立后，就立即在两国开展活动，这也是改善其形象不可或缺的。在阿塞拜疆，TIKA实施了1,200多个项目，重点是培训医疗保健、法律、安全部门和旅游业的从业人员。在格鲁吉亚，1992年以来启动的650多个项目涉及公共行政、教育、医疗保健、卫生、文化和交通等各个方面。TIKA还资助了2008年俄罗斯-格鲁吉亚战争后的重建活动，包括修建戈里地区的房屋，从而提升了土耳其作为人道主义行为体的形象。第二次卡拉巴赫战争以后，TIKA与土耳其建筑公司在政府的支持和与埃尔多安家族的协助下，参与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及其周边被夺回领土的重建工作。这些项目包括修建道路和机场（如新的富祖利机场），修复卡尔巴贾尔和拉钦的水力发电厂，在加斯加猜、埃尔巴伊达什和阿格杜兹达格开发采矿业务，甚至还在赞吉兰建设了一个“智能农业营地”。根据埃尔多安的说法，双方已经签署了超过27.8亿欧元开发这些土地的合同。土耳其在这里的目标是重振其萎靡不振的建筑业，并通过促进泽尔拜贾尼人回归他们“祖先的土地”来展示其软实力。
土耳其的电视节目（包括体育广播）在阿塞拜疆也非常受欢迎。一些电视剧，例如《复兴：埃尔图鲁尔》在描述奥斯曼帝国创始人奥斯曼一世父亲的生平时，还将其与正义与发展党的政治信息联系在一起。此外，土耳其在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还参与了清真寺的建设和维修以及学校和大学的运营。然而，这些活动受到了土耳其政府与葛兰运动之间冲突的影响，从而限制了土耳其文化影响的范围。葛兰运动此前在这些国家的教育和宗教机构中，比土耳其官方宗教权威土耳其宗教事务局具有更大的影响力。虽然在这两国都成立了教育基金会（Maarif），但在阿塞拜疆与葛兰主义运动有关联的学校被接管后，在格鲁吉亚的这些学校继续由卡格拉尔基金会（Caglar）运营，尽管受到政府的压力越来越大。
这些裂痕都限制了土耳其文化影响的范围，南高加索地区的宗教差异也使局势变得更加复杂。格鲁吉亚的穆斯林少数民族人口目前集中在阿贾拉，但阿塞拜疆主要是什叶派穆斯林（约占65%），因为它和波斯有着历史上的联系，与曾经被奥斯曼帝国统治的西黑海地区存在差异。此外，巴库的世俗政权普遍对宗教活动存在疑虑，尤其是担心伊朗的秘密影响。葛兰运动与土耳其政府发生冲突之前，格鲁吉亚就曾仔细审查过葛兰运动的活动。此外，格鲁吉亚民众对阿贾拉地区（前奥斯曼领土）的奥斯曼遗产复兴也感到焦虑。其争论点的焦点涉及到巴统（Batumi）的阿齐兹清真寺的重建问题。一些格鲁吉亚人甚至担心会出现重新划定国家边界的要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俄罗斯的外部干涉和操纵也进一步加剧了这些焦虑。与俄罗斯不同的是，土耳其并没有在后苏联时期的格鲁吉亚打民族政治牌来加剧紧张局势并施加影响。另一方面，格鲁吉亚执政党还在公开辩论中使用文化战争言论，将进步的西方价值观的支持者与“传统”社会秩序的支持党派对立起来，这就使其与土耳其政府的世界观更加趋向一致。
5. 结论：犹豫不决的风险
目前，欧盟正在积极寻求与土耳其重新接触，旨在缓和紧张局势并确定互利合作领域。南高加索作为一个对双方都具有重大利益协调机会的地区，如果取得成功就可以为区域安全和繁荣创造有利的条件。这种协调可以通过消除现有的各种障碍来实现，从而消除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很快就出现的新的隔离墙的历史讽刺。
为了实现这一积极局面，并确保欧盟与土耳其一起为当地社会带来利益，欧盟应敦促安卡拉支持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之间的全面和平协议。这种和解将使得双方的关系正常化，一方面可以开放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和土耳其之间目前关闭的边界，另一方面可以促进区域内互联互通项目的进展。欧盟可以通过提供国际担保、贷款和技术，在这些项目中发挥关键作用。尤为重要的是，这些项目有利于所有的地方行为体，支持而不是限制每个国家的主权选择。
为了实现这一积极成果，土耳其需要克服本文详细讨论的在那些南高加索地区实现其利益的各种障碍，从削弱俄罗斯的影响力到在与亚美尼亚的冲突中更好地平衡其与阿塞拜疆的利益。这些障碍再加上自身的弱点，导致土耳其在该地区变成了一个试图“创业”但犹豫不决的大国。然而，过分谨慎的做法也存在一定的风险，最令人担忧的是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之间尚未解决的冲突可能再次升级。这可能由动荡的边境事件引发，并升级为阿塞拜疆在莫斯科的支持下在苏尼克开展军事行动。对于俄罗斯来说，其目标是促使现在被西方吸引的亚美尼亚回到其势力范围，并最终确保其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而这种情况的出现，则会破坏土耳其当前对该地区的野心。相反，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俄罗斯因助长该地区的不稳定而实现了自身的蓬勃发展，并获得了控制这个地区更大的权力。而这对于欧盟、土耳其以及该地区对未来稳定繁荣的希望都是重大的挫折。
第三章 土耳其和中东北非地区：不断演变的动态和战略选择
达莉亚·加纳姆（Dalia Ghanem），皮纳·阿克皮纳尔（Pinar Akpinar）
1. 导论
从吸引阿拉伯世界观众的土耳其肥皂剧，到部署在战场上的尖端TB2无人机，土耳其在中东、北非和海湾地区的影响力正在不断扩大。埃尔多安近来对巴勒斯坦人的公开支持和对以色列的谴责，以及安卡拉对来自叙利亚、阿富汗和该地区其他国家越来越多难民的持续人道主义援助，都引起了阿拉伯舆论的好评。不过，这些只是土耳其在中东北非地区日益扩大的足迹和野心的几种迹象。土耳其过去几年在外交、经济影响力、军事技术和文化吸引力方面取得的重大进展，已经描绘了一幅值得仔细审视的画面。
如果仔细观察，人们会发现一种更复杂、更微妙的现实。土耳其在应对国家经济困境、日益加剧的安全担忧和不断变化的全球秩序时，还必须应对错综复杂的政治变量。近来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经济冲击波，加之乌克兰战争的连锁反应以及国内的经济恶化，都促使土耳其寻求与南部邻国加强合作。安卡拉试图将石油资源丰富的海湾国家作为振兴土耳其低迷经济的生命线，从而巩固埃尔多安总统在2023年的险胜和2024年地方选举失败后的权力。最近的货币互换和海湾地区的大量存款都突显了这种战略追求。这一经济上的当务之急反映了更广泛的区域趋势。海湾和北非国家已经意识到美国对该地区的承诺正在减弱，并对欧盟的退缩感到不满，因此开始寻求地区内的解决方案和伙伴关系。
与中东北非特别是海湾地区的接触，使得安卡拉能够使其伙伴关系多样化。这能使其减少孤立，维护其战略自主权，并在不彻底切断关系的情况下与西方轨道保持距离。因此，中东已经成为土耳其广泛外交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2024年最近发布的全球外交指数，土耳其是世界上第三活跃的外交参与者，仅次于中国和美国。值得注意的是，土耳其新设立的许多外交使团都在中东和非洲地区。
然而，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土耳其的叙事，而是这个不断变化的地区的真实图景。在这个地区，联盟正在改变，旧的竞争正在消退，新的权力动态正在出现。土耳其凭借其精心策划的战略举措，准备在这一不断演变的地缘政治格局中发挥关键作用。虽然人们无法预测安卡拉是否会成功地实现地区平衡，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中东的未来与土耳其的野心轨迹将密不可分。
2. 土耳其的战略多元化政策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贸易已成为土耳其经济发展的关键驱动力。2010年代末，土耳其从战略上重新调整了对阿拉伯世界的贸易方向，双方的贸易大幅增加。与阿拉伯国家的贸易额从2005年的90亿美元，飙升至2022年的460亿美元。
通常来说，北非往往被视为通往更广阔的非洲市场的门户。在这里，阿尔及利亚和埃及都是土耳其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埃尔多安对阿尔及利亚的频繁访问（2005年至2023年期间有七次），表明了土耳其希望培养两国友好关系的愿望。2023年，土耳其在阿尔及利亚完成了50亿美元的投资目标，超过法国成为阿尔及利亚碳氢化合物行业以外的主要外国投资者。目前，超过1,400家土耳其公司在阿尔及利亚运营，而法国只有500家。除贸易外，阿尔及利亚也是安卡拉的第四大天然气供应国。阿尔及利亚的国有公司Sonatrach和土耳其油气管道运营商Botaş公司已将其天然气协议延长至2027年，以确保阿尔及利亚每年向土耳其供应44亿立方米天然气。除了贸易外，土耳其的Atlas Grup、Özgür San、Doruk Construction和Elbayrak等建筑巨头，则利用中国承包商遭受的挫折，在过去十年中获得了阿尔及利亚的主要住房项目合同。
土耳其与埃及的关系则更加复杂，在密切合作和严重紧张的状态之间摇摆不定。最近，两国之间出现了谨慎的和解。2013年，埃及总统穆尔西的军事政变标志着一个戏剧性的转折点。埃尔多安总统是穆尔西和穆斯林兄弟会的坚定支持者，他强烈谴责政变，称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是“非法暴君”，并在土耳其向包括兄弟会高级领导人在内的埃及流亡者提供庇护，这也导致了一段双方以媒体攻击、外交驱逐和争夺地区影响力为特征的充满敌意的时期。
尽管存在这种紧张局势，经济实用主义还是占了上风。土耳其和埃及之间的贸易继续稳步增长，土耳其对埃及的出口在过去26年中平均每年增长11.3%。在两国领导人都面临内部挑战的推动下，这一趋势在2021年初进一步加速。对于土耳其来说，能源多样化已经变得至关重要，而埃及不断增长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则提供了一个有利可图的机会。同样，同样面对自身经济挑战的埃及，也看到了与土耳其建立密切关系的潜在好处，因为埃及正在寻求通过可再生能源和旅游业来提振经济。
在能源方面，建设本班太阳能工业园这样的举措表明了他们对可持续发展的承诺。两国都在进行转型，以便和欧盟的绿色协议保持一致，从而为利用欧盟资金，组织企业对企业会议以及分享气候友好型农业实践方面的专业知识等领域的合作创造机会。在旅游业方面，埃及2023年3月推出了一些新的措施来吸引游客，允许来自土耳其和其他国家的游客在抵达时获得落地签证。为了利用这一机会，土耳其航空公司将每周飞往埃及的航班数量增加到50架次，旨在吸引更多土耳其游客前往埃及。同样，土耳其预计在未来五年内每年将接待100万埃及游客。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没有土耳其与海湾国家的关系正常化，土耳其与埃及的和解几乎是不可能的。土耳其与海湾国家的关系在“阿拉伯之春”时期严重恶化，因为它与卡塔尔一起支持穆斯林兄弟会。此后，贾迈勒·卡舒吉在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的遇害事件，还有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涉嫌参与2016年土耳其的未遂政变，都使得紧张局势升级。2017年，埃及、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巴林切断了与多哈的外交和贸易关系，土耳其在封锁期间对卡塔尔的支持使该地区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土耳其和海湾国家之间的关系最近开始解冻，双方关系长期以来一直以紧张和不信任为特点，这种缓和标志着事态发生了令人惊讶的转变。实际上，这种看似突然的转变正是安卡拉深思熟虑的举措，其原因是深切的经济焦虑和希望通过外部支持来确保政治稳定的需要。
为了在选举后这个充满挑战时期稳定经济，埃尔多安优先选择修复与富裕的海湾国家的关系。这一战略调整使得土耳其从海湾地区获得了迅速而重要的财政援助，而这些援助不受货币政策的限制。卡塔尔和阿联酋通过货币互换协议，总共向土耳其央行注入了200亿美元。而沙特阿拉伯也紧随其后，注入了50亿美元。尽管这些资金暂时缓解了经济压力，但土耳其还需要通过针对中东投资和旅游业的长期解决方案，以减轻俄罗斯游客数量减少带来的影响。目前，购买力减弱和信用卡限制使俄罗斯游客的处境更加复杂，这也给土耳其经济带来了额外的压力。
卡塔尔在外交上被孤立期间（2017-2021年），土耳其对其表现出强烈的支持，提供了军事、重要物资以及外交援助。作为回报，卡塔尔对土耳其进行了大规模投资（2016年至2019年间增长了500%），并在阿拉伯国家联盟等国际论坛上极力推崇安卡拉。
土耳其与阿联酋此前的紧张关系去年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卡塔尔重新融入海湾国家后，土耳其成功地与阿联酋建立了更加友好的关系，其标志是2023年5月签署的一项贸易协定，五年内潜在的价值达400亿美元。这项协议为两国加强关系奠定了基础。此外，两国央行于2023年12月还签署了一项47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议，旨在稳定汇率，促进跨境贸易，并进一步加强经济联系。
2024年4月22日，土耳其又与海湾国家达成了一项重要协议，涉及启动与卡塔尔、伊拉克和阿联酋的发展道路项目的初步协议，该项目旨在通过土耳其建设连接伊拉克和欧洲的铁路和公路网。
土耳其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此前也一度充满紧张，但双方以谨慎缓和关系为特点的新思路为潜在的经济合作铺平了道路。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都寻求经济多样化和吸引外国投资。2023年，两国之间的双边贸易达到68亿美元，两年内增长了50%。同时，两国还提出了在短期内将双边贸易增加到100亿美元以上的共同目标。沙特阿拉伯国有巨头阿美石油公司与土耳其建筑公司，还就五年内可能参与价值500亿美元的项目进行了讨论。
3. 土耳其的政治平衡行动
在北非，土耳其在叙利亚和利比亚的存在一直被视为一个问题。为此，土耳其和阿尔及利亚并不总是意见一致。在叙利亚问题上，阿尔及尔（像其俄罗斯老盟友一样）因土耳其反对巴沙尔·阿萨德而发生冲突。同样，在利比亚问题上，阿尔及利亚也担心与该国近1,000公里的共同边界的安全不稳定和武器扩散问题。因而对土耳其的军事介入感到担忧，主张能够和平解决。虽然官方保持中立，但阿尔及利亚人民更倾向于支持总部位于的黎波里的民族和解政府，认为哈利法·哈夫塔尔元帅是对地区稳定的潜在威胁。土耳其2020年的干预阻止了哈夫塔尔向的黎波里的推进，从而导致阿尔及利亚对土耳其的行动采取了更为理解的立场。
土耳其和埃及之间尽管最近努力改善关系，但由于悬而未决的问题和沉重的历史包袱，双方的关系仍然脆弱。除了穆斯林兄弟会始终是一个争论焦点外，从东地中海有争议的水域到饱受战争蹂躏的利比亚，双方在各个领域的利益也在相互竞争，而利益冲突更是这种错综复杂关系的缩影。例如，土耳其在利比亚内战中对相互冲突派系的支持，导致其被排除在东地中海天然气论坛之外。然而，由于2023年总统选举（埃尔多安在选举中受到微弱影响）和2024年地方选举（正义与发展党在选举中遭受重大损失）等事态发展，再加上土耳其对传统盟友支持的需要、在利比亚的共同利益、两国的经济挑战以及在应对加沙人道主义需求方面的合作，土耳其正在努力加强和埃及的接触。
在“蓝色家园”（Mavi Vatan）原则的框架内，东地中海对土耳其来说具有巨大的战略意义。这一理论也得到了土耳其海军的支持。他们认为，将爱琴海、黑海和东地中海视为一个统一的海洋空间，对土耳其的安全和经济繁荣至关重要。
欧盟也将稳定和安全的东地中海视为其战略利益，关键是与土耳其建立合作互利的关系。然而，2019年5月，当土耳其在塞浦路斯周围水域进行钻探活动后，欧盟和土耳其之间的紧张局势加剧。2019年，土耳其向的黎波里的利比亚政府提供军事支持，当时政府正遭到埃及和阿联酋支持的陆军元帅哈利法·哈夫塔尔的围攻。作为回报，的黎波里和土耳其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涉及在东地中海建立专属海洋经济区，其中条款非常有利于安卡拉。但这项协议在2019年12月的欧洲委员会的会议总结中，受到了欧盟的强烈谴责，因为其目的是要确立土耳其对28度子午线以西海域的主权主张。这些领土主张与希腊声称这个区域是其大陆架一部分的立场相冲突，其范围包括罗德岛和克里特岛附近的地区。然而，这场交易的未来并不确定。的黎波里上诉法院于2024年2月24日裁定取消了谅解备忘录。此外，埃及和希腊于2020年8月也签署了一项协议，部分划定了两国的海洋边界。
土耳其和埃及尽管过去存在分歧，但现在也开始在利比亚问题上进行谨慎的合作。两国都渴望地区稳定，尽管其长期目标存在分歧。这种具有默契性质的合作旨在维护临时结构，支持联合国主导的政治进程，并防止直接的军事对抗。
不过，这个地区的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划界问题仍未解决。对于欧盟来说，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根据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进行真诚的对话和谈判。
在叙利亚，土耳其对叙利亚冲突的参与包括几个战略层面，包含从人道主义努力到安全行动。土耳其与叙利亚接壤达到900公里，收容了约360万叙利亚难民，并面临来自库尔德工人党（PKK）的直接威胁，该党与人民保护部队以及民主联盟党（YPG/PYD）以及叙利亚民主力量（SDF）等叙利亚库尔德组织保持着密切联系。土耳其认为，如果在叙利亚建立一个库尔德自治区，将对其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因而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加以阻止。目前，在叙利亚东北部执政的库尔德团体被土耳其指控有独裁行为。土耳其在叙利亚的主要目标有两个：一是防止难民进一步涌入，二是防止建立库尔德自治区。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土耳其部署了军队，并在边境建立了一个“安全区”，将重点从驱逐阿萨德政权转向遏制库尔德人的野心。
土耳其虽然反对巴沙尔，但与其他地区参与者也存在分歧，因而其军事干预收效甚微。目前，土耳其仍然与欧盟保持一致，不愿与巴沙尔重新接触。其中的部分原因是土耳其对叙利亚遏制库尔德工人党活动的能力持怀疑态度。然而，土耳其近来也开始与此前关系紧张的地区行为者进行外交接触，这可能是为其与叙利亚的潜在外交接触铺平道路。土耳其对叙利亚事务的参与有多个方面，包括在达比克的军事基地，还有通过人道主义救济基金会（IHH）和土耳其红新月会等组织开展的人道主义行动，媒体方面则有阿纳多卢通讯社在伊德利卜的阿扎兹设立的办事处。尽管土耳其和叙利亚两国之间的正式外交关系已经被切断，自内战以来就没有大使馆，自由贸易协定也被暂停，但土耳其航空公司仍运营飞往大马士革和阿勒颇的航班。
在海湾地区，土耳其最强有力的合作伙伴就是卡塔尔，这种互利的伙伴关系对两国都有好处。土耳其的军事力量保护卡塔尔免受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军事压力，使卡塔尔能够奉行独立的外交政策。相反，与卡塔尔的合作也加强了安卡拉在穆斯林世界的形象，并增强了其地区影响力。随着埃尔多安总统的连任，两国关系可能在未来五年中进一步加强。这可能带来卡塔尔增加对土耳其的投资，扩大土耳其在卡塔尔的经济和社会项目，并可能导致土耳其扩大在多哈的军事存在。此外，卡塔尔还在2018年成为土耳其TB2无人机的第一个外国客户。除了双边关系外，还有可能在更广泛的区域问题上进行合作。两国都希望在未来与叙利亚的关系正常化中进行合作，其重点是促进叙利亚难民的遣返，这也是土耳其国内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长期以来，土耳其慷慨地接待了大量寻求安全的叙利亚人。据信，居住在土耳其的400万难民中，80%是叙利亚人。然而，土耳其不断恶化的经济形势也导致了土耳其人对这些难民的不满，加剧了当地民众和他们之间原已存在的紧张关系。
国防合作的潜力是土耳其和阿联酋关系中日益被关注的领域。据报道，阿联酋有意增加购买TB2无人机，这也突显了这一发展趋势。最初的有关报道表明，阿联酋将购买120架无人机，但交易的确切细节和最终决定仍未得到证实。不过，2023年11月交付的20架无人机表明，两国在该领域已经取得了进展。尽管出现了这些积极的事态发展，但一些潜在的紧张局势依然存在。土耳其在伊拉克北部和叙利亚的军事行动及其在苏丹持续冲突中的介入，都可能会与阿联酋产生政治摩擦。
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防务关系也在发展之中。2022年，沙特向土耳其购买了46架Karayel武装无人机。2023年，沙特又同意购买更多的土耳其无人机。虽然合同的价值没有披露，但巴伊卡尔公司（Baykar）的首席执行官哈洛克·巴伊拉克塔尔（Haluk Bayraktar）已经声称，这将是土耳其历史上最大的国防和航空出口协议。
4. 土耳其对人道主义援助和教育的承诺
如今，土耳其已成为中东和北非地区人道主义援助的主要参与者。据统计，土耳其是世界上人均人道主义支出相对于国民收入的最大捐助国。在这里，文化和宗教关系显然影响了土耳其作为人道主义行动者的积极态度。疫情期间进行的一项研究，揭示了与奥斯曼帝国的历史联系与援助分配之间的显著相关性。有这种关系的国家获得的援助是没有这种关系的五倍多。有趣的是，有着奥斯曼帝国历史的突厥语国家，获得的援助是有着相似历史联系的穆斯林国家的两倍。这突出表现了文化和宗教因素对土耳其人道主义努力的综合影响。
这种在危机时期提供关键援助的模式在土耳其对索马里和叙利亚的参与中得到了进一步证明，这两个国家都被视为其人道主义外交的两个主要支柱。作为土耳其更为广泛的软实力战略的一部分，土耳其的人道主义努力和官方发展援助经常协同合作。2021年，中东地区国家是土耳其官方发展援助的主要接受国。土耳其向该地区提供的援助达到了68亿美元，其次是亚洲和非洲。为了表明其对中东地区的承诺，土耳其2021年将其双边官方发展援助总额的91.1%分配给了十大主要受援国。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五个国家都在中东地区，包括叙利亚、巴勒斯坦、伊拉克、阿富汗和利比亚，而叙利亚占据了最大份额。
土耳其的人道主义努力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一是紧急援助和医疗救济，二是基础设施发展，三是社会和人力资本投资。紧急援助和医疗救济是针对危机的早期阶段，主要是利用土耳其卫生部门的发展能力。过去的二十年里，土耳其已成为健康旅游的主要中心，吸引了主要来自利比亚、德国和俄罗斯的患者。这反映了土耳其在医疗人道主义方面日益发挥的积极作用，包括部署流动诊所、医疗巴士、医疗设备和流动医院，还有捐赠药物。这些努力展现了土耳其利用其蓬勃发展的卫生部门来提供医疗人道主义援助的政策。在新冠肺炎危机期间，医疗救治也是土耳其泛外交的重要特色。
值得注意的是，文化和宗教关系明显影响了土耳其作为人道主义行动者的作用。自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和随后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开展军事行动以来，土耳其加强了在加沙的人道主义援助，参与机构包括土耳其红新月会（与埃及红新月会合作）、土耳其合作与协调局、国防部、卫生部和几个非政府组织等。这项援助包括现金捐赠活动，部署一家野战医院，组织土耳其卫生从业者和其他专家。捐赠的物资包括燃料、发电机、医疗用品、食品包、热餐、水、衣服、婴儿用品、卫生包和毯子等基本用品。
土耳其的伊赫赫人道主义救济基金会曾是2010年蓝色马尔马拉（Mavi Marmara）加沙船队突袭行动的杰出参与者，也是当前人道主义救援的关键机构。通过其在加沙的办事处，伊赫赫人道主义救济基金会正在领导着规模最大的救援行动，包括组织一支新的船队向加沙运送援助物资。这个非政府组织目前已经分发了58,170份食品包、444,072份热餐、1,000件童装、5,300多种卫生用品、10,000条毯子和9张病床等物品。
与此同时，教育也是土耳其软实力和人道主义外交的关键支柱，尤其是在中东和北非地区。现在，土耳其已经成为国际学生的主要目的地之一，全球排名第十。2021-2022学年，土耳其共接待了301,694名学生。土耳其通过参与博洛尼亚进程以及伊拉斯谟、玛丽·居里和苏格拉底等项目融入欧洲教育体系，为提高其吸引力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土耳其还通过自己的《梅夫拉那交换项目》（Mevlana Exchange），促进了与世界各地学术机构的交流。土耳其还大力支持叙利亚学生，并通过与土耳其奖学金项目（DAFI）、联合国难民署、欧盟、伊斯兰开发银行和伊斯兰合作组织等实体的伙伴关系，在难民奖学金项目上进行合作。
土耳其还通过国家机构和经济实体在国外建立学校，向中东和北非国家提供能力建设方案，并向其官方发展援助资助的教育提供支持。2023年在土耳其学校注册的188,960名外国学生中，有163,073人是叙利亚难民，另外约有7,000人是阿富汗难民。不过，虽然土耳其的阿拉伯学生人数目前有所增加，但欧洲仍是许多阿拉伯人的首选目的地。双方的文化纽带和既定的课程都继续吸引着该地区大量的学生。例如，法国就继续吸引着来自马格里布的学生。2022年，法国接收了超过44,000名摩洛哥学生，成为法国最大的国际学生群体。同时，阿尔及利亚人和突尼斯人也在那里的国际学生群体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分别为近3万和1.3万名学生。伊拉斯谟+（Erasmus+）等举措也进一步提高了欧洲作为学生目的地的吸引力，该项目每年为15,000多名学生提供教育交流机会。
土耳其还向外国学生提供奖学金。作为“土耳其奖学金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为受助者提供全面支持，包括大学安置、奖学金、学费、医疗保健、住宿、语言课程和旅行支持。
奖学金的分配也体现了类似于土耳其疫情援助分配的模式，主要集中提供给讲突厥语的国家和穆斯林国家。在2022年提供的4,316个奖学金中，中东和北非地区获得了15%的奖学金，仅次于中亚和南高加索地区（19%），位居第二。值得注意的是，叙利亚学生是中东和北非地区最大的受援群体。
土耳其在国外建立的学校虽然大多位于非洲，但土耳其教育基金会（Maarif）也在中东运营了三所学校，分别位于阿富汗、伊拉克和突尼斯。保护文化遗产是土耳其在中东地区文化保护活动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这包括文化和历史遗址的修复和建设，以及保护奥斯曼遗产和支持文化项目，涉及到古代遗址、历史建筑和文化地标的保存。这些项目大多在土耳其的支持下开展，有时还与土耳其文化部合作。
例如在伊拉克，土耳其最近修复了位于基尔库克要塞的内比·丹尼尔（Nebi Danyal）陵墓，修建了卡莱伊奇（Kaleiçi）公园和休闲区，并翻修了奥斯曼军官公墓、伊玛目阿扎姆清真寺、阿卜杜勒·卡迪尔·吉拉尼陵墓和巴格达的夸赛里市场（Qaysari Bazaar）。在其他国家，土耳其也做了类似的工作。在利比亚，的黎波里的一座奥斯曼清真寺得到了修复。在阿尔及利亚，土耳其监督了凯奇瓦（Ketchoua）清真寺的修复工作。除了修复工程外，土耳其还建造了一些新的文化设施，包括位于黎巴嫩的杜里斯土库曼文化中心。特别是，对1528年修建的哈德姆·苏莱曼·帕夏（Hadım Süleyman Pasha）清真寺的修复，进一步证明了土耳其对保护该地区奥斯曼帝国遗产的承诺。
作为土耳其文化外交的一部分，这些修复项目旨在保护和促进文化多样性，加强文化联系，并为该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土耳其在人道主义方面所做努力的作用虽然重要，但也面临某些挑战。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就是其背后的政治动机，特别是在那些与之有历史联系或具有战略利益的地区。当然，这种看法可能会损害这些努力中的公正性和有效性。另一个挑战是，开展如此大规模的工程也可能会给其能力和资源带来压力，特别是在应对重大人道主义危机或旷日持久的冲突方面。此外，如果不能得到妥善的管理，其对邻近地区的介入也可能会加剧现有的紧张局势。
在国内，尽管土耳其慷慨地收容了大量难民，但在大量难民融入方面也面临挑战。大批在土耳其的叙利亚难民都是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工作，因而他们容很易受到剥削。如果不能有效应对这些挑战，就可能使社会凝聚力紧张，并加剧现有的脆弱性。难民的涌入给土耳其的资源也带来了巨大压力，导致难民营人满为患，也突显了加强国际合作的必要性。
此外，2023年2月的地震摧毁了土耳其多个城市，造成5万多人伤亡，暴露了该国灾害管理机制的不足。土耳其的国内灾难应对与国际努力之间的鲜明对比，也凸显了这些弱点。资源有限、基础设施薄弱、政治不稳定和缺乏跨部门协调是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因素。
5. 结论
土耳其在中东北非和海湾地区的崛起目前还不可预测，它的文化影响、人道主义努力和不断扩大的经济联系正在重塑地区格局。这反映了这个不断变化的地区正在发生更为广泛的转变。在这个地区，联盟正在转变和重新定义以前由欧洲和美国等老牌参与者形成的权力体系。目前，土耳其发现自己已经处于阿拉伯世界这些结构性转变的核心。不过，土耳其将其硬实力和软实力投射到国外的能力，还要取决于其解决国内所面临的紧迫脆弱性的能力。其中包括脆弱的经济以及内部政治矛盾和安全问题。
土耳其这些努力的成功不仅将影响土耳其的未来，还将影响整个地区的未来目标。在把握这一复杂局面的过程中，安卡拉有潜力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调解人来促进合作和维持地区稳定。不过，任何失误都可能无意中加剧现有的挑战。因此，密切关注土耳其的战略举措及其对不断演变的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对于理解这一关键地区的未来走向将至关重要。
欧盟在中东北非地区同样也面临着多方面的形势变化。一方面，土耳其的调解努力如果取得成功，将导致地区的合作与稳定，还可以为与欧盟建立更具建设性的关系铺平道路。这些发展也可能给欧盟带来经济利益，如东地中海的联合资源勘探和开发，同时也会改善该地区的整体安全，加强贸易合作，缓解军事紧张局势。另一方面，一个日益不稳定的东地中海地区，将引发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安全担忧，阻碍双方的对话与合作。
第四章 土耳其在非洲的漫长博弈：影响的动态路径
罗塞那·马兰戈（Rossella Marangio）
1. 导论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土耳其加强了对非洲事务的参与。它的多方面外交政策方针包括外交、经济、人道主义援助、发展和安全。在与非洲大陆的交往中，土耳其强调其与非洲国家的亲密关系和团结，并充分利用其地理位置、非殖民历史、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共同的宗教信仰等有利因素。同时，土耳其的公共外交也发挥着关键作用。自2014年以来，土耳其第一夫人埃米内·埃尔多安已陪同丈夫对24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进行了正式访问。
2011年以来，土耳其就通过其在索马里的投资展示了独特的战略构想，挑战了人们对这个国家不安全和不稳定的普遍看法。通过物质支持、投资和感知同理心的结合，土耳其扩大了其在非洲的影响力。这为土耳其的企业投资、资源获取和政治影响力打开了大门。然而，土耳其对经济利益和政治定位的追求，也引发了人们对其真正动机的质疑。最近关于索马里海事能力建设和获取资源的协议，还有安卡拉对西非反殖民情绪的沉默回应，这不仅引发了对信息操纵的指控，还表明了土耳其在一定程度上的机会主义动机，而不是像所宣传的那样出于纯粹的无私精神。实际上，土耳其对非洲政策中的经济手段有双重目的。一方面，是未来扩大其政治影响力，并通过为土耳其公司创造机会来确保国内的政治支持，还可以获得非洲大陆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快速增长的市场。另一方面，土耳其对非洲投资，不仅能使当地的消费品供应增加和为当地创造就业机会，而且对土耳其在非洲大陆的形象也会产生积极影响。
总的来说，土耳其将自己定位为非洲国家的可靠盟友。尽管与中国等其他参与者相比，土耳其的投资规模还相对较小。本文认为，土耳其在非洲的战略方针主要是通过与非洲精英和民众产生共鸣，将其影响力扩展到财政和物质贡献之外。然而，由于土耳其跨越了伙伴和竞争对手的角色，这就与欧盟之间形成了一种动态复杂的互动关系。
2. 土耳其在非洲的投资：搭建桥梁和商机
安卡拉与非洲的经济关系涵盖多个领域，包括基础设施、工业制造工厂、发电和酒店业等。土耳其航空公司目前服务于36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45个目的地。在其快速扩张的推动下，土耳其与非洲国家的经济关系在过去十年中取得了蓬勃发展。尽管土耳其在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的总体份额仍然有限，但在过去十年中，土耳其在这些领域的增长率还是令人印象深刻。
2013年至2023年间，土耳其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贸易大幅增长，出口额为71亿欧元，进口额则达到28亿欧元，增长了55%。不过，土耳其在非洲国家市场中的总体份额并不大。2021年，土耳其仅占非洲国家进口的1.55%和出口的0.5%，而中国在这两类市场的份额约为18%。同样，土耳其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尽管自2014年以来大幅增长了189%，但到2022年仍然只有3.79亿欧元。相比之下，中国在同一年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中高达358亿欧元，增长率为30%。而法国则达到418亿欧元，增速为12%。
然而，土耳其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总体影响力和政治影响力正在超越贸易额。负责管理土耳其私营部门对外关系的对外经济关系委员会（DEIK）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大幅扩大了其商业委员会，人数从2014年的16人增加到2023年的44人。相比之下，法国商业银行在这里的27个国家只设有8个地区办事处，意大利贸易和投资机构在28个国家也只设有9个办事处。2016年以来，土耳其贸易部、非洲联盟和土耳其的对外经济关系委员会联合组织了定期的非洲-土耳其经济和商业论坛，旨在促进投资和公私伙伴关系。论坛战略性地关注到了非洲国家具有高发展潜力的部门，如基础设施、私人投资、农产品加工和制造业，还有最近以来关注的数字技术、创新、能源和旅游业。2023年，这个论坛吸引了3,000多名参与者，包括国家元首和政府部长。论坛通过全体会议、企业对企业和政府对企业会议，促进了对各种商机的具体讨论。
近年来，土耳其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已呈现出战略性扩张。与其他合作伙伴特别是中国相比，土耳其也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虽然这些投资最初涉及的都是较小的项目，如2005年在喀土穆建造的Ael Mek Nimir大桥。但目前来说，已经发展为大规模的“枢纽”基础设施开发。通过获得长期特许权和刺激额外的经济投资，这些大规模的项目将有助于实现土耳其的利益，并推动当地的就业和促进非洲大陆的贸易。土耳其舒马（Summa）和阿尔巴伊拉克（Albayrak）集团公司已经率先在东非和西非建造了许多机场和港口，并获得了长期运营特许权。这些处在战略位置的基础设施，大多位于石油和原材料等重要资源的主要海上路线上，如亚丁湾和几内亚湾，所以通常会带来额外的好处，就是建立会议中心、酒店或金融中心（例如塞内加尔、尼日尔和刚果民主共和国）。此外，土耳其卡拉德尼兹控股集团运营的动力船，主要是长期为沿海城市（如几内亚湾）供电。亚皮梅尔克兹（Yapi Merkezi）等土耳其公司，近年来的投资重点主要是建设连接港口和内陆地区（包括内陆国家）的铁路。
这些基础设施网络不仅为非洲国家增加了商业机会，而且也有利于土耳其的制造业投资和金矿开采业务，特别是在萨赫勒地区。安卡拉的总体战略旨在增强其政治影响力，促进土耳其的经济利益，从而为其对非洲的外交政策争取国内支持。土耳其在非洲的投资，还为其提供了获取资源、开拓新兴市场和获得特许权的途径。安卡拉显然没有被国内经济困难相关的潜在短期增长放缓所吓倒，而是致力于维持其在非洲的立足点。土耳其最近与索马里达成的协议，其中包括支持当地的海洋开发能力以及陆上和海上自然资源勘探合资企业，也进一步证明了土耳其对非洲国家的承诺。
3. 土耳其的安全和政治支点：从调解到发挥无人机力量
安卡拉对非洲的总体战略，就是要增强其政治影响力，并促进土耳其的经济利益。2008年以来，土耳其一直积极扩大其在非洲的政治存在。那一年，它被非盟确认为战略合作伙伴。此后，安卡拉通过每年约70万欧元的财政捐款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关系。目前，土耳其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0个大使馆构成的网络，也得到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派驻土耳其的外交或领事代表的回报。这一外交网络扩大了土耳其在这个地区的外联活动和双边关系。2011年，随着土耳其对索马里问题介入的加深，土耳其的政治参与也出现了转折。在索马里，土耳其在中央联邦政府和地区政府之间积极进行调解，在持续的冲突中应对权力分散和权力分享等复杂挑战。土耳其还利用与公共和私营部门建立信任和促进发展为重点的全面、多层次方法，与欧洲和美国伙伴以国家为中心的方法形成鲜明对比，从而成为索马里的调解人和伙伴，并在支持索马里和平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来，土耳其进一步扩大了的对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事务的参与。这些参与将安全和国防包括在内，在提供物资支持的同时，还采用“无人机外交”来培训合作伙伴的安全能力。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至2022年间，土耳其向多个国家提供了TB2无人机、装甲车和运兵车。此外，土耳其还通过各种军事和安全协议，巩固其作为非洲安全伙伴的地位，并于2017年在摩加迪沙建立了最大的海外军事基地（图尔克索姆营地），以训练索马里军队。
值得注意的是，土耳其政治寻求在非洲开辟一条与欧洲前殖民大国截然不同的道路。继利比亚动乱和阿拉伯之春以后，土耳其加强了在西非的参与，并将经济投资与安全合作举措相结合。这些举措包括向萨赫勒五国联合部队捐赠约400万欧元，并与马里、尼日尔、尼日利亚、多哥和塞内加尔等国缔结军事合作协议。在将自己定位为非洲与欧洲和亚洲之间桥梁的同时，土耳其也寻求在非洲开辟一条与欧洲前殖民大国截然不同的道路。这包括对反西方言论一定程度的容忍，由于土耳其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地缘政治影响力，这些言论也导致了其与一些欧洲国家的摩擦，尤其是法国，还有希腊和塞浦路斯。
目前，土耳其运用其在东非制定的战略，已将其影响力扩展到西非和萨赫勒地区。法国在该地区发生一系列政变后，最近已经撤出了在这个地区的军事力量。2024年1月和2月，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的过渡当局访问了安卡拉，表明尽管这些政府出现了违宪的情况，但与土耳其的关系仍保持正常。土耳其也似乎正在谨慎地填补法国从萨赫勒地区撤军后留下的安全缺口，并避免危及其与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其他成员国的伙伴关系。这一战略既符合土耳其的经济利益，也能满足该地区对更广泛稳定的要求。
土耳其在苏丹的微妙做法，体现了其对其他行为体的经济利益平衡战略。2019年巴希尔政权垮台以及随后2023年的军事派别之间的冲突爆发后，土耳其优先考虑是一种多部门的政策。在与包括海湾国家在内的日益激烈的影响力竞争中，土耳其一直将自己定位为一个潜在的调解人。目前，土耳其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红海的竞争似乎也有所减弱。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由于土耳其自身的国内面临的经济挑战。这些挑战限制了土耳其的可用资源，并导致其向海湾国家妥协。此外，2024年1月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之间的谅解备忘录为埃塞俄比亚进入这个地区提供了便利。这对土耳其和阿联酋在该地区的港口投资产生的潜在影响，可能会导致双方“便利休战”。
总的来说，土耳其塑造的非洲反殖民主义伙伴的形象，再加上其广泛的经济、文化和安全援助，强化了人们把土耳其视为一个可靠盟友的看法，也使其有能力在有争议的问题上向非洲国家提供支持。这一承诺体现在土耳其在联合国大会上对非洲发起的联合国税收公约决议的表决中投弃权票，以此作为对非洲伙伴国家的声援。这一弃权决定还可以被解释为，符合土耳其在2021年非洲-土耳其伙伴关系峰会宣言中所阐明的，“努力在多边论坛上达成更为一致立场”的承诺。
4. 建立纽带：土耳其在非洲的参与
安卡拉培养与非洲国家关系的战略，取决于跨越人道主义、发展、文化和宗教领域的庞大国家和准国家组织网络。对于土耳其来说，这个关键的时刻就是2011年8月，当时的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和他的妻子艾敏访问了摩加迪沙。这是20年来非洲以外国家领导人首次访问索马里，同时又恰逢土耳其在摩加迪沙设立的大使馆开馆。鉴于索马里旷日持久的冲突和岌岌可危的安全局势，这次访问引起了整个非洲大陆的高度关注。在非洲国家眼中，埃尔多安与家人的访问被广泛视为土耳其与索马里紧密团结和亲近的有力表现，并与其他世界领导人更为谨慎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埃尔多安随后2011年9月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将“索马里的悲剧”描述为“国际社会的耻辱”，并敦促全球社会采取更加一致的应对措施。
此外，土耳其合作与协调局在非洲设立的18个办事处，也提高了安卡拉作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主要人道援助国家和推动发展者的声誉。这一点，通过土耳其在索马里和苏丹建立培训医院等举措已经得到了证明。这些医院不仅提供医疗保健，还为当地工作人员提供培训。土耳其的影响力还在25个撒哈拉以南国家的160多所学校中得到了进一步显现。这些学校主要位于西非国家，其中马里的学校数量最多。这些学校由土耳其教育基金会（Maarif）管理，该基金会在2016年土耳其未遂政变后曾严密控制葛兰学校。尽管这一变化最初带来了挑战，主要是因为葛兰运动在非洲已经建立的知名度和安卡拉为遏制其影响力所做的努力，但土耳其教育基金会很快就向合作伙伴保证土耳其将继续持守对教育的承诺。
除了教育和发展之外，土耳其还通过尤努斯埃姆雷研究所在九个非洲国家运营的十个中心来积极推广土耳其文化和土耳其语。宗教事务委员会下属的基金会是宗教事务主席领导下的一个宗教组织，也在在清真寺修缮和“一生一滴水”的倡议等项目中积极发挥作用。这个倡议为1,000多口水井的建设提供了资助。土耳其的文化外交努力还进一步扩展到国际学生奖学金方面，包括提供学费、津贴、医疗保险、语言和文化活动以及空中交通。仅2022年，该项目就收到了37,859份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申请，其中776份奖学金授予了来自这个地区的学生。此外，安卡拉还为非盟和伊斯兰合作组织的初级外交官提供外交培训，这也为其扩大在非洲大陆的软实力提供了政治和文化合作的桥梁。
土耳其对非洲国家的大量外交活动中，埃尔多安的“第一夫人外交”尤其值得肯定。虽然有关土耳其与非洲交往的研究中对此没有给予足够重视，但第一夫人长期致力于推动双边关系，经常与丈夫一起进行国事访问，从而大大提升了土耳其作为非洲国家值得信赖伙伴的形象。除了在国事访问期间与非洲国家的第一夫人进行双边会晤外，她还积极参加各种国际会议，特别是在土耳其-非洲峰会期间组织第一夫人论坛，并参加那些关注妇女和青年问题的论坛。第一夫人的这些努力有效促进了土耳其和非洲国家之间的共同价值观和团结。
2016年，“非洲之家”在安卡拉成立，其宗旨就是推广非洲文化，并通过产品销售为非洲国家的女企业家创造收入，这也是土耳其作为伙伴国家在非洲大陆以外推广非洲文化的独特举措。2021年，第一夫人埃尔多安·艾敏出版了一本关于她的非洲之旅的书，进一步表明了她推动土耳其与非洲国家发展关系的承诺。除了将卖书所得的款项全部用来支持“非洲之家”的活动外，她还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在纽约的“土耳其之家”公开发布这本书。通过在国际舞台上赞助非洲，第一夫人也展现了她丈夫所宣称的土耳其“要在国际平台上成为非洲代言人”的承诺。
5. 赢得人心的关键
土耳其通过包括经济投资、外交联系、人道主义努力、项目发展和文化交流倡议在内的多种途径，近年来迅速扩大了其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事务的参与。这项战略通过土耳其私营部门的大力参与，再加上不干涉非洲国家内政的承诺，还有促进非洲发展全球潜力叙事的支撑，构成了非洲国家与土耳其伙伴关系的基石。这种伙伴关系的核心就是这样一个原则，即促进互利关系，并将非洲重塑为一个充满机遇，而不是一个饱受冲突和饥荒困扰的大陆。
此外，土耳其广泛的国家和准国家实体网络，把土耳其塑造成了一个同时能够与精英和普通民众接触的伙伴的形象。总的来说，土耳其的做法与非洲国家希望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突出作用的愿望产生了共鸣。与其他伙伴相比，土耳其被认为没有那么多家长式作风。此外与中国相比，它也及时提供了优质的基础设施发展。同时，它还像一些海湾国家那样为和平进程提供了支持，特别是为非洲之角国家所做的努力。
尽管提供的资源有限，土耳其已经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事务的重要参与者。它一面寻求加强在重要的海上航线和资源丰富的内陆地区的战略投资，同时也通过获取的经济收益来赢得国内的支持。然而，土耳其必须在这些雄心和竞争成本不断上升以及高通胀和资本有限等国内经济挑战之间取得平衡。在和其他参与者（尤其是海湾国家）展开竞争之前，安卡拉可能会谨慎地优先考虑那些回报明确的投资。
考虑到土耳其在扩大非洲地缘政治影响力方面既是合作伙伴又是潜在竞争对手的双重角色，安卡拉和欧盟在撒哈拉非洲的关系也错综复杂。土耳其在扩大其在西非存在的过程中，它积极地为自己塑造了一个没有殖民主义包袱和前提条件的伙伴的形象。这种做法联系到其与通过萨赫勒政变上台的军事当局的接触，也反映出土耳其在国内政治格局影响下对民主标准的微妙立场。同时，随着土耳其不得不更加努力应对国内的经济挑战，它和欧盟在安全等共同利益问题上的合作范围可能会进一步扩大。
总结论：规划区域合作路线
达莉亚·加纳姆（Dalia Ghanem）
欧盟与土耳其的关系错综复杂，既有合作，又有斗争。欧盟委员会2021年6月所做的结论指出，双方一直在共同努力阻止东地中海紧张局势的升级势头，但还必须继续努力。土耳其在巴尔干半岛、南高加索、非洲和中东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也为双方重新关注共同点和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提供了机会。当前，更为广泛的地缘政治转变，也使得这种伙伴关系对于欧盟越来越重要。本文在概述欧盟如何应对与土耳其潜在摩擦领域的同时，还提出了如何利用土耳其的实力来应对这一演变趋势的政策建议。
1. 利用土耳其的优势
正如前四章所分析的，土耳其拥有强大的软实力，使其能够与这些地区的国家建立联系的桥梁。欧盟可以探索通过各种方式来增强这种软实力，以促进地区稳定和文化交流。
（1）发展合作：欧盟-土耳其发展之桥
欧盟和土耳其在项目发展方面拥有大量的资源和专业知识。通过为基础设施、教育和医疗保健项目建立联合基金会，他们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区域影响力。这些基金会需要确定明确的使命，概述其目标、治理结构和筹资模式。例如，基金会可以被称为“欧盟-土耳其发展桥梁”（EUT Bridge），其董事会可以由来自欧盟、土耳其和其他地区潜在利益相关者的代表组成。资金可以来自各种来源，包括欧盟预算、土耳其国家预算、国际金融机构和私营部门。这种合作方式将推动研究和发展，并最终促成区域稳定。
为了加快在连通性、数字化、能源、运输和绿色协议等关键领域的公共和私人投资，应当优先签署那些在土耳其投资平台下的合同。当然，这需要与欧洲和国际金融机构密切合作。在这个方面，应当鼓励欧洲投资银行恢复其在土耳其的全面业务。
（2）矛盾解决与调解
土耳其在这些地区的多个国家所做的外交努力值得肯定。欧盟可以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对话平台，来共同努力解决冲突问题。这将能够促进对区域安全挑战采取进一步合作的办法。例如，双方可以为欧盟-土耳其联合解决冲突的努力建立一个正式框架。框架可以采取以下两种形式之一：第一，成立一个专门的“欧盟-土耳其解决冲突问题工作队”，由双方外交部门的代表和冲突解决专家组成。第二，建立重点关注具体区域冲突的“专题工作组”，例如“南高加索工作组”或“萨赫勒工作组”。同时，进一步协调欧盟-土耳其的解决方法将有助于缓和并解决日益严重的地区冲突。这一举措将把欧盟的财政资源和土耳其的地区影响以及外交联系结合起来，以实现最大的影响力。
2. 解决潜在的摩擦领域
为了培养成功的伙伴关系，欧盟和土耳其还需要承认双方之间潜在的摩擦领域，并建设性地应对这些领域。这尤其涉及到处理土耳其入盟问题以及加强人道主义援助和发展领域的合作问题。
（1）规划新的路线：入盟后的欧盟与土耳其关系
虽然立即加入欧盟的讨论可能不是唯一或中心焦点，但欧盟必须承认土耳其的愿望，并为未来的谈判保持畅通渠道。公开承认土耳其加入欧盟的长期愿望，将表明欧盟对土耳其战略目标的尊重，并同时对当前的发展状况设定现实的期望。这将避免将入盟作为双方关系的唯一支柱，并允许建立更加灵活的伙伴关系模式。
（2）除了政治以外更好的援助：欧盟与土耳其的合作
双方的共同努力可以大大提高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效率和透明度。欧盟和土耳其可以制定协议，来解决对援助政治化的担忧，并确保援助能到达最需要的人手中。这种合作可以包括对受影响地区进行联合需求评估，以全面了解人道主义需求，避免重复努力。同时，欧盟和土耳其还可以进行优势互补。欧盟可以提供财政资源并在物流和协调方面提供专家，而土耳其则可以利用其地理位置接近和文化理解来促进进入某些地区，并说服其更亲密的伙伴——如海湾国家——利用其大量财政资源。最后，为了解决人道主义援助的政治化问题，欧盟和土耳其还可以制定议定书，以确保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中立、公正和独立。
3. 促进战略对话
定期和公开的沟通对于建立信任和应对复杂挑战来说至关重要，以下主要概述实现这一目标的一些具体方法。
（1）定期咨询
由于土耳其在东地中海进行了未经授权的钻探活动，2019年因此暂停的欧盟-土耳其经济、能源和运输高级别对话，现在应该尽快取消，因为这些高级别会议正是讨论欧盟和土耳其共同关心的区域事态发展的重要论坛。在恢复对话之后，应重新召开协会理事会和部长级高级别政治对话。恢复这些对话将有助于建立更加透明和运作良好的关系，促进双方合作解决问题。此外，欧盟和土耳其都应寻求组织下一轮关于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移民和安全、农业等问题的研究和创新的部门高级别对话。
（2）联合分析和威胁评估
在与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区域不稳定有关的威胁评估方面，双方进行信息共享和合作也至关重要。通过增强对潜在威胁的预期和防止，来加强地区安全。为此，双方应同意就外交政策和地区问题进行更加结构性的定期对话，也可以邀请土耳其外交部长参加欧盟外交部长的相关非正式会议。
4. 应对特定的区域挑战
除了广泛的合作领域外，欧盟和土耳其还可以通过部署针对特定地区需求的战略来应对地区挑战：
（1）西巴尔干
第一，投资于区域合作框架。土耳其可以通过向区域合作框架，包括东南欧合作进程（SEECP），投资更多政治资本来支持西巴尔干地区的发展。通过与所有国家保持平衡和维持欧洲-大西洋战略态势，安卡拉还可以利用其影响力倡导更加紧密的区域合作，从而加速西巴尔干国家加入欧盟一体化。
第二，利用灾害管理方面的专门知识。土耳其在灾害管理和环境保护方面的经验对区域合作都具有重要价值，分享专业知识和有效措施可以加强这个区域在关键领域的复原力。
第三，促进对话。土耳其可以通过鼓励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不要放弃现有的联系渠道，并且重视那些微小但意义重大的进步，从而在防止安全局势进一步升级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土耳其对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平衡和谨慎立场，使其能够采取更具包容性的“自下而上”的对话方式，让双方都感到能够平等地参与，这不同于欧盟经常批评的那种“自上而下”的方式。
第四，打击极端主义。土耳其还可以为遏制伊斯兰极端主义做出贡献。与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等国不同，土耳其因其历史遗产、经济实力以及对巴尔干地区主要逊尼派穆斯林人口的战略和政治影响，而具有独特的优势。这一优势可以用来对抗竞争对手传播的什叶派伊斯兰教的吸引力。欧盟/土耳其提出的一项以社区为基础的联合倡议，侧重于增强外部力量、社会凝聚力和外联方案，来打击极端主义叙事。特别是在农村和弱势社区中，这可能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力工具。
（2）南高加索
第一，遏制冲突升级。欧盟可以向土耳其强调，避免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冲突进一步升级的重要性。并强调安卡拉在遏制冲突升级方面，可以发挥的建设性作用。
第二，促进和平与互联互通。欧盟可以寻求说服土耳其支持一项全面的和平协议，从而实现关系正常化，开放边境，并为该地区的互联互通项目提供便利。为改善中间走廊的连通性，提供国际担保、贷款和技术援助来激励这方面的进展，包括苏尼克公路和铁路，以及重新开放卡尔斯-埃里温铁路。
第三，促进平衡的地区秩序。在认同土耳其避免在南高加索地区与俄罗斯直接对抗战略的同时，欧盟还要强调俄罗斯在这里的主导地位对地区不稳定构成的潜在风险。一个更加平衡的区域秩序，将有利于所有相关方。
（3）中东北非/海湾
第一，人道主义和文化合作。欧盟和土耳其可以合作，扩大中和北非地区的人道主义和人文主义行动。通过将紧急援助、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力资本投资相结合，如土耳其模式所显示的那样，可以产生更加可持续的影响。以教育、医疗保健、职业培训、文化交流计划和遗产保护项目为重点的联合倡议和合作，将能够利用并展示双方在软实力外交方面的优势。欧盟可以在共同资助项目方面提供专业知识，以增强援助工作的影响。并向土耳其提供专业知识和支持，来提高其灾害管理的能力。2023年2月地震期间应对的挑战就是明证。
第二，促进对话和调解。欧盟可以鼓励土耳其利用其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促进中东北非地区的对话和调解冲突。鉴于土耳其与芬兰都是联合国调解之友倡议的联合创始人，欧盟可以通过为调解和建设和平倡议提供资源和专业知识来支持这些努力。欧盟还可以与土耳其在具有共同利益的地区，联合开展外交努力，例如促进利比亚、叙利亚和加沙地区的稳定。
第三，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欧盟可以与土耳其合作，促进欧盟、土耳其和中东北非国家之间的贸易协议和经济伙伴关系。此外，还可以鼓励联合基础设施项目和知识共享，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
第四，解决地区安全问题。欧盟和土耳其可以合作制定中东北非地区能源安全和资源管理的全面和整体方法。其中可以包括促进可再生能源解决方案和鼓励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鉴于土耳其作为靠近冲突地区的北约成员国的独特地位，还有其在管理难民流动和打击恐怖主义方面的经验，欧盟可以和土耳其共同努力来应对共同的安全挑战。
（4）非洲
第一，从成功的模式中吸取教训。欧盟可以从土耳其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事务的成功参与中吸取宝贵的教训。还可以将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与学校、医院等社会服务举措相结合，制定更可持续、更有影响力的发展战略。
第二，投资区域增长。投资类似枢纽式的项目可以吸引更多私人资本，从而刺激非洲大陆内部的贸易，并解决创造就业和获得电力等紧迫需求。这种对区域连通性的关注，将对非洲的经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第三，加强欧盟-非洲伙伴关系。欧盟可以通过包括私营部门、城市、非政府组织等在内的更广泛利益攸关方的参与，来加强与非洲联盟的伙伴关系。欧盟的私营部门可以通过与欧洲投资银行的区域办事处密切合作，来复制土耳其在刺激创造就业方面成功的经验。
第四，利用软实力。欧盟可以通过增加与非洲的教育交流，促进长期伙伴关系和相互理解来发挥其软实力的潜力。
第五，为共同目标进行合作。土耳其和欧盟可以在非洲的共同利益领域进行合作，如绿色转型、减缓气候变化、和平进程和安全合作，特别是打击恐怖主义。双方应努力保持合作，避免破坏彼此在非洲大陆的伙伴关系。
（本简报仅提供参考译文，以作交流之用，文中陈述和观点不代表编译者和编译机构的立场。如需引用，请注明原文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