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9月20日，上外中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舒梦在中国网发表评论文章《从<北京宣言>到<纽约宣言>：中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变与不变”》，全文如下：

从《北京宣言》到《纽约宣言》：中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变与不变”

近期，中国宣布正式加入《纽约宣言》，同意推动哈马斯放弃武装及向法塔赫移交权力。《纽约宣言》确立了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作为唯一合法治理机构的地位，为自2023年持续动荡至今的巴以问题的政治解决奠定了基础。

从《北京宣言》到《纽约宣言》，中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备受关注。表面看来，两个宣言的侧重点存在差异：前者着重推动巴勒斯坦内部各派别的对话与政治和解，而后者则为了推动哈马斯的去武装化及其权力向法塔赫移交。

中国在推动《北京宣言》方面的努力主要集中在2023年。当时巴勒斯坦内部各派别分裂严重，政治僵局难解。中国牵头促成十四个主要派别开展对话，意在通过推动巴勒斯坦内部和解减少政治内耗，以整合分散的政治力量，为构建能够代表全体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政体奠定基础。而《纽约宣言》的出台背景源于加沙冲突持续升级、人道危机不断恶化。在此时刻，中国推动哈马斯的去武装化，实质上旨在为巴勒斯坦政治主体重建治理能力奠定必要的秩序基础。

中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始终坚持“两国方案”这一核心立场，而哈马斯的去武装化正是该方案从理论走向实践的必要前提。巴勒斯坦若要与以色列进行公平、公正的谈判，必须实现内部统一，并拥有能够履行国际承诺、执行协议的政治机构。若巴勒斯坦方面的主要政治力量依赖武装手段来表达诉求，其代表性将难以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巴以双方达成政治协议，也会因缺乏统一的执行主体而形同虚设。

从安全维度来看，地区长期冲突与频繁的袭击事件让巴以地区的民众安全无法得到保障。国际社会多次尝试重建巴以互信却均告失败。若边界冲突和袭击事件不断重演，任何协议都难以持续执行。哈马斯的去武装化能够直接降低冲突复燃的风险，为巴以双方履行协议义务、建立初步安全互信提供必要保障。从社会治理维度来看，巴勒斯坦社会内部结构破碎，极端主义情绪蔓延。只有通过权力整合、重建公共机构，才能让两地民众回到和平的氛围中。因此，减少暴力循环是一切政治解决方案的起点，也是“两国方案”得以落实的前置条件。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在就巴勒斯坦问题发表的声明中，阐述了中国在巴勒斯坦外交中的优先考量：短期内，以缓解人道危机和确保地区稳定为目标；中长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方案”的落实。目前，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危机尤为严峻，若政治对话无法有效转化为秩序恢复，任何制度设计都将沦为空谈。

近年来，中国从促进巴勒斯坦内部和解转向支持哈马斯的去武装化，正是对形势演变的政策性调整。哈马斯作为巴勒斯坦的重要政治力量，其代表的民众诉求理应纳入政治协商的框架。但这一诉求的实现必须通过和平谈判，而非借助暴力手段。支持哈马斯的去武装化不是忽视巴勒斯坦的诉求，反而是保障巴勒斯坦人民长远利益的必要举措。因此，中国对巴勒斯坦的政策既灵活又坚守原则。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通过对话与和解来推动其内部整合；而在冲突升级时，则通过推动哈马斯的去武装化来重建巴勒斯坦内部的政治秩序。这两种策略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实现“两国方案”的现实路径。

当然，需要明确的是，推动哈马斯的去武装化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依赖后续政治进程的顺利推进和国际社会的有力支持。如果仅关注去武装化而忽视同步推进政治谈判，则必将引发相关方的反弹；若只注重短期安全而忽视社会重建，短期安全也难以持久。因此，哈马斯的去武装化必须与构建包容性政治协商机制、加强地区多方协作同步进行。哈马斯的去武装化及其后续的政治进程，并非单一国家能够独立完成的任务，国际社会的执行力、协调力和主要大国的责任担当缺一不可。

当前的《纽约宣言》对于加沙冲突而言，仅标志着新阶段的起点。如何在实现哈马斯的去武装化之后确保巴以和谈顺利启动并取得实质性进展，如何将短期的停火与过渡性管理转变为长期的制度化安排，这些问题将成为国际社会要面对的严峻考验。

来源：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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