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原教旨主义和政教二分法的阿拉伯政治理性
原文信息
【标题】Beyond Fundamentalism and the Religion-Politics Dichotomy
【日期】October 22, 2024
【机构】阿联酋智库趋势研究与咨询中心（TRENDS Research & Advisory）
【作者】穆罕默德·阿迪（Mohamed Addi）
【链接】https://trendsresearch.org/publication/beyond-fundamentalism-and-the-religion-politics-dichotomy/
编译信息
【译者】章远，王钇繁（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
【期数】第415期
【日期】2024年11月16日
一、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利用了宗教遗产
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团体经常肤浅地理解政治和宗教遗产的关系，以此来利用宗教。这种趋势凸显了使用有理论深度和历史深度的哲学方法对处理政治和宗教复杂关系的必要性。阿拉伯思想中，政治和传统始终处于错综的相互作用过程中，社会、政治格局复杂。摩洛哥思想家穆罕默德·阿卜德·贾布里（Mohammed Abed Al-Jabri，1935‒2010）的阿拉伯哲学思想和多层次分析方法影响深远。贾布里主张的“阿拉伯理性批判”（Arab political reason）方案超越了“宗教—政治”的简单二分关系。“阿拉伯政治理性”这一概念工具可以用以理解宗教、经济、社会力量对阿拉伯世界政治、历史和现实的影响。阿拉伯政治理性通过定性和哲学分析，将传统遗产从原教旨主义化的意识形态束缚中解放出来。研究发现贾布里的研究对解释阿拉伯国家政治改革潜力方面提供了新见解，等于对主张在政治语境中浅表地援引宗教内容的常规论点和原教旨主义话语发起了挑战。
二、阿拉伯政治理性的划时代意义
宗教，特别是受所处时代的文化和知识背景影响所形成的历史性诠释，为所有原教旨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运动和个人提供了便利的总框架。这些宗教社会运动和极端主义者基于对宗教的简单解读，引用历史性笼统诠释，来向受众构建对当代政治现实的感知。然而，直接且无意识的投射无法准确解释历史的变迁和现实的复杂性。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运动常常模糊宗教元素和历史元素，模糊宗教经典文本本身和其诠释者所处历史文化条件之间的界限。当代阿拉伯思想界许多哲学课题的目标正是以宗教和政治的错综关系为哲学分析的出发点，解构上述运动的意识形态参照。摩洛哥思想家和哲学家穆罕默德·阿卜德·贾布里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宗教和政治的关系被简化为二元关系的普遍叙述是修正阿拉伯政治思想的主要挑战。缺乏对阿拉伯政治现实复杂性的细致理解会阻碍对该地区社会政治变迁的全面把握。宗教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应是多重面向的。
阿拉伯政治思想不仅由宗教教义所塑造，也由经济和社会结构塑造，阿拉伯政治理性提出的意义在于它能够超越传统方法，揭示塑造阿拉伯政治格局的基础结构。理解阿拉伯政治理性能够更为精准地理解它对当代治理和政策制定产生的影响。
首先，贾布里的哲学批判始自对传统遗产的本质问题的探究。通过将批评方法从传统遗产扩展到政治在内的多个领域，为分析阿拉伯世界的政教关系提供合理框架。其次，阿拉伯政治理性概念有助于理解经济和社会变迁如何与宗教教义共同塑造政治现实。最后，解释政治改革潜力的阿拉伯政治理性全新视角，超越了那些地在政治话语中简单援引宗教解释的陈词滥调。
方法论上，阿拉伯政治理性的核心哲学论点应放置在阿拉伯政治思想这一更加宽泛的谱系之中，放置进阿拉伯政治现代化进程中进行全景式研判。深刻理解当地固有的政治社会复杂性，而对阿拉伯政治理性进行综合性的再评估，有助于克服政治危机的理念，从传统的决定论式政治观念过渡到一个植根于当代经济现实和宗教自由的模式。
三、从对传统的批判到对理性的批判
穆罕默德·阿卜德·贾布里是当代阿拉伯哲学思想界的重要人物，他著有30多部当代思想著作，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已被翻译为多种欧洲和东方语言的《阿拉伯理性批评》。他曾任教于摩洛哥穆罕默德五世大学，并深度参与摩洛哥政治进程。摩洛哥独立后，他于1963年和左派的人民力量全国联盟（National Union of Popular Forces）其他领导人一起被拘押两个多月，并于1965年3月再次被拘捕。1962年5月，贾布里入选人民力量全国联盟的全国委员会委员，并于1975年至1981年期间担任人民力量社会主义联盟（Socialist Union of Popular Forces）政治局委员。
贾布里对于传统遗产的研究兴趣始于1970年的撰写博士论文期间。他的论文关注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的《历史绪论》（Muqaddimah）、部族凝聚理论“阿萨比亚”（asabiyyah）以及其与政治实践中均势的关系。1977年，贾布里出版名为“以进步的方式解决我们的智慧和教育面临的挑战”（Towards a Progressive Approach to Addressing Some of Our Intellectual and Educational Challenges）研究报告，穆罕默德·瓦基迪（Mohamed Waqidi）认为这是贾布里研究宗教遗产的最初框架结构，贾布里本人肯定了此观点。
实际上，贾布里对于传统遗产的正式讨论始自《我们和遗产：我们的哲学遗产的当代阅读》（We and the Heritage: Contemporary Readings in Our Philosophical Heritage）。该书是贾布里单独撰写并编订成册的论文集，论文采取相似的方法路径，旨在提出全新的当代解读哲学遗产的方式，帮助读者保持和文本之间的合理距离。这种解读方式的特定是即分离又联接；分离意味着在历史语境中分而解读传统遗产，而联接体现在服务于读者利益的理性见解。
一些阿拉伯当代研究提倡彻底告别传统遗产，认为传统遗产与现代性、复兴与进步的要求相悖。它们认为彻底告别传统遗产意味着必须与所有传统形式脱离，转而只依赖现代性话语。例如，阿卜杜拉·拉鲁依（Abdallah Laroui）认为传统理性基于以神学（Kalam）为依据的绝对理性，而这种理论性在他看来是有限理性。有限理性持续产出摒弃历史意识的意识形态，导致所谓的有条不紊的断裂（methodical rupture）。而贾布里选择一条不同的路径，采用从内部研究传统遗产的认识论。此策略旨在通过探索文化遗产本身，确定其意义，以之能与当代阿拉伯受众的愿望和关切产生共鸣的模式，来满足现代性的先决条件。该方法试图克服与当代脱节的问题，重建且振兴传统遗产与当代的契合度。
最终，贾布里的阿拉伯政治理性与那些倡导与传统遗产决裂的激进当代研究群体分道扬镳。同时，“基于遗产去理解遗产”的阿拉伯政治理性也批评基于狭隘的意识形态框架、以非客观方式触及和解决传统遗产问题的原教旨主义方法。萨拉菲主义和传统主义等原教旨主义将他们的意识形态观点投射在过去,并借由过去之言对未来的认知进行辩护。
四、基于遗产去理解遗产
萨拉菲派和传统主义者对遗产的解读可以通过贾布里所说的认识论断裂来超越，这种断裂并没有完全切断与遗产的联系，相反，这是一种批判性的、瓦解了延续旧有心态的方法，无论其在宗教、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归属如何。这种断裂拆解了延续传统解读方式的既有框架，通过批判性阅读促成独立的主客体关系，从而赋予传统遗产以当代性，使其切合现代读者的关切问题。通过这种认识论策略，可以摆脱历史内容主导的束缚。阿拉伯政治理性强调缜密分析的必要性，将受人景仰的传统文本由认同的主体转换为研究的客体，使之能够经受客观的历史检验与考察。
阿拉伯政治理性提出，应当从客观历史开始解读传统遗产，可是，其核心诉求是利用传统遗产来服务当下的崭新目标。因而，阿拉伯政治理性优先考虑启蒙、理性、民主和宗教自由等问题。在对马格利布（Maghreb）和安大路西亚（Andalusia）中世纪哲学的解读中，贾布里的上述思路可得再见。比如，贾布里谈及马什里克地区（Mashreq）的诺斯替主义（Gnostic-oriented）思想取向在认识论层面上的一处断裂，他强调，正是摆脱了这一问题，马格利布和安大路西亚两地的阿拉伯哲学，尤其是伊本·巴杰（Ibn Bajjah）的哲学，在认识论上才有了科学和世俗化导向。
在贾布里看来，伊本·巴杰（Avempace）是马格利布和安大路西亚哲学界第一人，他创立了神学体系之外的研究方法，为理性主义实证打下基础，在认识论上与马什里克哲学的先入之见相分离。然而发展到伊本·路世德（Ibn Rushed，Averroes），认识论的断裂才充分发挥出其潜力。在哲学层面，伊本·路世德摒弃了马什里克哲学理论思想的结构和方法论，其哲学以亚里士多德的科学论证法（scientific demonstrative method）为基础，他认为亚里士多德是哲学的最高典范。贾布里强调伊本·路世德不仅采纳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还通过他的评述和注释订正了阿拉伯文本中的翻译问题。
在教义层面，伊本·路世德强烈批判艾什尔里神学解释方法（Ash’ ari），他认为这只会使持不同政见者会被驱逐出教会（excommunication）。他进而指出，艾什尔里神学解读可能产生不利的政治和社会后果，导致内战或滥用信仰压迫宗教少数群体。贾布里将伊本·路世德的批评视为探寻信仰自由的学术努力，代表着他所处时代里一次具有深刻政治意义的宗教改革。
在政治层面，贾布里和阿拉伯政治理性认为伊本·路世德是阿拉伯政治学认识论的创始人，他在对柏拉图《理想国》删节时摒除了原著不科学和缺少理论依据的内容。伊本·路世德超越了柏拉图对建立理想城邦可行性时表现出的怀疑主义。同时，伊本·路世德还恢复女性地位，强调女性在政治领导中的能力和重要性。伊本·路世德这些方面的思想促使贾布里和阿拉伯政治理性坦言，“我们的传统遗产中包含着对我们当代政治关切的回应，甚至是对我们作为代理人批评治理方法之勇气和能力的挑战。”
贾布里对马格利布和安大路西亚哲学的解读是他所提倡的阿拉伯政治理性当代解读方法的一种应用，此方法以马什里克和马格利布哲学思想在认识论上的断裂为基础。贾布里对伊本·巴杰和伊本·路世德的解读回应了当代读者的关切，尤其是关于宗教改革、信仰自由和阿拉伯知识分子的政治期望等方面的问题。在他看来，传统遗产中仍然有效鲜活的成分是正是“拉什迪安精神”（Rashidian spirit）。这种精神激励人们超越阻碍哲学、信仰和政治领域理性改革的心智结构。
穆罕默德·阿卜德·贾布里的开创性课题——阿拉伯理性，按时间顺序推出了四部分：第一部分“阿拉伯理性的形成”出版于1982年，第二部分“阿拉伯理性的结构”出版于1986年，第三部分“阿拉伯政治理性”出版于1990年，最后一部分“阿拉伯道德理性”出版于2001年。
阿拉伯理性的形成和结构，突出阿拉伯文化中认知行为的根本因素、认知机制及认知取向。这需要综合研究阿拉伯思想的认知框架，其基础是三个深刻影响着阿拉伯思想的认识论体系：即词源自语法、法理学和神学等阿拉伯伊斯兰科学的巴扬（Bayan，声明[declaration]/修辞[rhetoric]）、伊尔凡（Irfan，悟性[Gnosis]/认知[recognition]）、布尔汗（Burhan，演示[demonstration]/证据[proof]）。修辞、认知和证据强调知识建构，反对阻碍知识智慧发展的认知僵化。上述三体系结合，是批判阿拉伯理性的理论基础。
比如，阿拉伯理性学说视阿拉伯语为修辞学基础上生长的语言，阿拉伯语也是阿拉伯人理解宗教和本体存在的基础；但同时，阿拉伯语也是感官的、非反映历史的语言。按照阿拉伯理性学说的解释，形成这种感官和非反映历史的特征源于早期阿拉伯语词典编纂者重视贝都因部落。在当时，与外界隔绝的部落语言没有受城市的影响。而事实上，其时外来词和非阿拉伯语词汇已经开始渗透到阿拉伯语言中，并很有可能已经引入了周边文化和文明的元素。所以，尽管早期语言词典的编纂者以保护语言免受外来词汇的影响为目的。客观造成的结果是，贝都因人成为了“阿拉伯世界的缔造者”，成为了“文献记录时代”（asr at‒tadwīn）的真正创始人。
阿拉伯理性的目标是将研究关注点从对内容和传统概念的单纯审视转向对其形成机制的深入分析。通过对阿拉伯理性批判的探索，尤其是它的形成、结构以及它对道德伦理和政治的态度，贾布里将观察层次提升至与传统遗产研究衔接的新高度。理性概念被阿拉伯政治理性学说和支持者描绘成受本体文化影响的思想工具。理性之所以被视为一种工具，恰是因为它不仅反映其产生理念的总和，还引导思维过程朝向关于自身世界的基本概念的机制和认知系统形成。
总之，阿拉伯政治理性用批判思维从内部触及传统问题，揭示出政治—宗教关系基于历史史实的多重面向。但同时，阿拉伯政治理性提出的批判观点不意味着主张与传统遗产剥离，而是倡导以当代的、符合时代的眼光重新审视传统和经典文本，使经典文本解释和解读更加贴合当代阿拉伯世界的关切，从而远离了原教旨主义和死板的政教二分法。
（本简报仅提供参考译文，以作交流之用，文中陈述和观点不代表编译者和编译机构的立场。如需引用，请注明原文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