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海安全发展态势聚焦：南大门曼德海峡
原文信息
【标题】Security Developments in the Red Sea: A Focus on The Southern Gate
【日期】November, 2024
【机构】沙特阿拉伯费萨尔国王伊斯兰研究中心（KFCRIS）
【作者】Marc-Etienne Lavergne
【链接】https://www.kfcris.com/en/view/post/429#
编译信息
【译者】张菡文（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
【期数】第433期
【日期】2024年12月28日
一、曼德海峡周边面临的挑战
在过去的数十年中，红海北部一直是全球关注的焦点。最初是苏伊士运河的开通，随后是以色列国的成立。殖民国家为了确保对这些关键区域的控制，对红海南部曼德海峡的关注相对较少。放眼曼德海峡周边，法国与英国隔着海峡形成对峙，分别在亚丁和吉布提建立了各自的前沿小哨所。然而，这两国在海峡的竞争主要是从作为通往亚洲和东非航线上的停靠港中获取利益，这也导致旧有的结构——如索马里和也门，作为主要的社会和政治参照体系得以保留。索马里和也门虽然维持了各自的独特身份，但仍在寻求建立国家和民族认同的道路上探索前行。
内部的不稳定与分裂构成了大国中央政权衰微的核心因素，这一现象既有历史渊源，亦深植于地理因素。即便是历史上版图广阔的阿比西尼亚帝国，如今亦分裂为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两国，两者均拥有众多相互竞争的民族群体，仍在追求稳定的道路上努力。某些中央大国的衰落可视为自然环境的必然产物，例如索马里的荒漠地带和也门的山地地形，为这两国的分裂提供了物理空间。这一规律同样适用于索马里的游牧社群以及也门山区部落群体。本文旨在探讨，当曼德海峡两岸的古老结构体中固有的威胁日益加剧时，这些边缘化群体在经济或政治上遭遇挫折所引发的动乱，是如何为外部势力提供机会，在更广泛的区域乃至国际舞台上推进其自身目标的。
二、新的威胁，新的参与者
在过去的数十年间，红海南部出口区域出现了新的安全挑战：一是源自索马里沿海的海盗活动，二是胡塞武装在红海上的海盗行径。这些行动的宗旨在于破坏海上航运，进而削弱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控制力。事实表明，这两种威胁在各自强大幕后支持力量的帮助下，有效地干扰了国际海上贸易，从而在更广泛乃至全球政治和战略层面产生了影响。两者均通过对全球商业领域发起攻击，对国际行为主体施加了显著的压力。对于规模较小、实力较弱且发展不成熟的团体，如索马里沿海地区或作为伊朗代理人的胡塞武装，海盗行为带来了相对较高的收益比例。然而，将曼德海峡两岸的这两种威胁进行直接比较并不完全适宜，因为它们各自都具有独特的特征：
索马里海域的海盗活动（通常称为索马里海盗）并不遵循传统海盗的“运营模式”，其目的不在于劫取货物以图转卖获利，而在于通过扣押船只以索取赎金。索马里海盗的迅速蔓延可追溯至1991年苏联支持的政权崩溃后，该地区政治动荡、人口增长以及厄尔尼诺气候现象等多重因素的叠加效应，导致众多游牧社群陷入绝境，进而催生了索马里海盗现象。
欧洲的日常消费品供应和新技术的运输高度依赖于远东地区的进口，因此，索马里海盗被欧洲视为威胁经济发展、影响海上货物及船只保险费用稳定的因素。鉴于欧洲的利益受到索马里海盗的直接威胁，且欧洲是全球最大航运公司，如法国的达飞轮船公司（CMA‒CGM）和丹麦的马士基公司（Maersk）的所在地，这些因素共同促使欧盟对于遏制并消除这一威胁做出了迅速而坚决的回应，即实施了“亚特兰大行动”（the Atalanta operation）。
“亚特兰大行动”由法国发起，并于2008年由欧盟实施，作为欧洲海军力量及其联合安全和防务政策架构下的一项军事与外交手段。该行动在吉布提设立了后勤支援基地，其主要目标是保护并救援那些从印度洋和亚丁湾驶向苏伊士运河的商船，并与其他部署如北约海上常设小组2（SNMG2）和150特遣部队协同行动。“亚特兰大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成效，索马里海盗最后一次尝试劫持船只发生在2012年，此后便销声匿迹，直至最近又出现了新一轮的海盗活动高峰。自2023年起，法国的安塔瑞斯航空队（the French Aeronaval Group of the Antares Mission）亦参与了“亚特兰大行动”，以增强对曼德海峡附近新出现的威胁的控制力度。
也门的胡塞武装团体借鉴了海盗的运作机制，但其目的与索马里海盗有所区别：胡塞武装的海盗行为并非主要为了获取赎金，而是旨在破坏全球贸易，通过对全球商业活动施加压力，以表达对面临以色列入侵加沙地带的哈马斯运动的支持。在伊朗的支持和煽动下，海盗行为的本质发生了转变，不再是沿海地区贫困团体的生存策略，而成为了冲突环境中的一种政治手段。为此，欧盟于2024年2月组建了一支新的海军力量，其使命是确保商船免受胡塞武装分子的侵害。
从这一视角来看，这些团体的意识形态或宗教外衣，以及它们的归属关系，不过是招募追随者、获取外部支援以及提升知名度的手段而已。胡塞武装虽隶属于栽德派伊斯兰教，但这并不表明该运动在政治、经济或社会规划方面拥有特定的目标，也不妨碍其与德黑兰建立联系。索马里的青年党运动更是如此，其与“基地”组织的联系不过是出于机会主义的考量。
三、从地方因素上升到区域因素
索马里海盗活动与胡塞武装的海盗行径之间存有若干共通之处：两者均起源于遭受挫折和边缘化的地理位置。尽管他们宣称其主要动机并非建立新的国家或民族，也非传播意识形态或宗教使命，他们仍能最大限度地运用其简单的行动手段进行攻防。尽管表面上他们是借助于“基地”组织的名义宣扬激进的伊斯兰教义，或充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代理人，但其行为的根本动因，源于持续恶化的社会经济状况。
这些运动无论是在陆地还是海上，均构成了严峻的挑战与威胁，并遭到了迅速的军事反击。在也门，沙特阿拉伯王国于2015年牵头组建了一个广泛的联盟，旨在驱逐胡塞武装对也门中部及沿海地带的控制。在索马里，一个由海上贸易国家构成的国际联盟——“亚特兰大行动”——成功地镇压了索马里海盗的活动。索马里海盗对海上贸易的威胁仅存在于2008年至2012年期间，并在2017年进行了最后一次尝试后销声匿迹。然而，这种反击行动并不是没有代价。为了消除这一关键海上通道对国际贸易构成的威胁，各国不得不承担巨额的财政负担，以部署海空军事力量。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策略的局限性逐渐暴露出来：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支持下，胡塞武装并未放松对也门高地的掌控。受到索马里海盗活动的启发，胡塞武装采纳了一种新的行动策略，即通过军事手段对也门部分海域进行控制。胡塞武装认为商船与以色列的利益相关联，因此，对商业航运实施高度威慑可作为对面临以色列入侵加沙地带的哈马斯运动的有效声援。与此同时，自2017年沉寂之后，索马里海盗活动在2023年再度复苏，这意味着在过去十年中，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主要是经济层面的问题）并未得到有效且持久的解决。
四、寻找持久的解决方案
胡塞武装的海盗活动兴起以及索马里海盗的再度活跃，引发了一系列复杂问题。为了探索解决问题的根本策略，有必要深入探究这些地区的历史与当代人际关系及其互动模式，同时需要考虑到参与武装叛乱或犯罪交易的群体目前所面临的物质生存压力及其背后的驱动因素。
首先，北部地区阿拉比亚（Arabia Petraea）与南部也门地区（Arabia Felix）之间的联系，其根源深植于地理环境的紧密联系之中。地理上的相互依存促进了牧民与农民之间形成了互为补充的经济关系，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演变成了不同的社会政治结构。而在海岸的另一端，索马里，气候条件塑造了其游牧社会的特性。索马里人习惯于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即便是在气候变迁导致生活条件恶化的情况下，他们也能转而将捕鱼作为主要的生计手段。随着鱼类资源的逐渐枯竭，当地居民出于生存的本能驱动，从以捕鱼为生转向了劫持船只，这不过是面对鱼类资源持续减少时的一种生存策略转变。而鱼类资源减少的主要因素，一方面是由于黑手党从意大利输入的工业废料所引发的海洋污染，另一方面则是远东公司对渔业资源的过度开采。因此，有观点指出，索马里国家的崩溃根源在于经济上的失败，而非政治问题，毕竟自1960年独立至1991年（包括原英属索马里兰在内），该国的政治局势相对稳定。同样，也门的历史亦呈现出类似的模式。从萨巴女王统治时期到奥斯曼帝国时代，也门始终保持着强大而稳固的国家政权。也门的经济繁荣得益于香料和咖啡贸易，以及农民、牧民与海员之间的紧密协作。也门的经济实力为各大国在通往地中海的陆上和海上航线上维持和平与稳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构建协同发展是达成和平的基础。也门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和平共存，依赖于两国之间达成的平衡与互补，这一关系弥补了资源分配不均所导致的鸿沟。自古以来，这两个国家通过商队贸易路线紧密相连。同样，在非洲之角，埃塞俄比亚高原与周边沿海平原之间也建立了互惠互利的经济纽带。为打破对阿比西尼亚的封锁，必须基于互利共赢的原则，恢复连接非洲之角沿岸与前帝国内陆的古老贸易路线。对非洲之角的投资，源自阿拉伯半岛，其目的不仅在于从该地区的自然资源中获利，更在于平衡红海两岸经济条件的显著差异。红海两岸为追求双赢所付出的努力，不仅在经济领域有所体现，亦有助于促进政治稳定。在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倡导下，于2020年1月成立的“红海沿岸国家组织”有望成为推动这一进程的摇篮，并可与沙特“2030愿景”相结合。
五、国家建设是实现和平与发展的关键
毫无疑问，也门和非洲之角的国家建设进程尚存诸多不足。鉴于这些国家的地理特征和历史背景，投资于基础设施的完善和服务的提供可能有助于促进地区的稳定与经济发展，从而缩小沿海与内陆国家在体制层面的差距，并将沿海地带与内陆山区有效地连接起来。也门和索马里在体制上的问题，均源于政府权力结构的缺陷。此外，这两个国家与其内陆支持者——沙特阿拉伯和埃塞俄比亚——建立的关系性质与形式，也是影响其国家体制问题的重要因素。同时，不可忽视的是，外部行为体如伊朗和土耳其在也门和索马里动荡不安的政治局势中，为推进自身利益而扮演的角色，所发挥的作用亦不容小觑。
在探讨红海地区的安全议题时，必须注意到外国军事力量的集结，尤其是在红海出口的吉布提地区。对这些军事基地的分析，需综合考虑其多元的战略目的。法国在印度洋的军事存在，既是对其殖民历史的延续，也是维护法国在该区域领土和利益的重要枢纽。美国在吉布提的基地，承担着对非洲萨赫勒地区进行空中侦察的任务，而中国的军事部署标志着其首次在海外建立军事存在，目的可能是保护其在陆地和海上的战略利益。沙特阿拉伯同样在吉布提部署了军事力量，其他与曼德海峡商业航运相关的国家亦然。俄罗斯与土耳其亦在曼德海峡附近设立了军事设施。土耳其在摩加迪沙的驻军旨在支持索马里中央政府，而俄罗斯则在与苏丹政府签订协议后，获得了在苏丹港附近建立海军基地的权利。然而，其中的大多数军事部署的目标并不是直接控制红海航运，亦不如冷战时期那般聚焦于保卫海湾地区的油田安全。因此，对于这些军事基地的影响力不宜过分夸大。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从也门冲突中撤出后，迅速从厄立特里亚的阿萨布基地撤离，这一事件便是对上述观点的有力佐证。
红海南部的安全局势无疑正面临多重挑战，这些挑战部分源自周边国家的内政困境，部分则来自于外部竞争势力的扩张企图。然而，通过一致行动，积极支持该地区的经济与社会进步，这些潜在威胁是能够被有效抑制乃至根除的。因此，采取一种综合策略，将区域一体化的互利合作与军事防御措施巧妙结合，将有助于抵御外部势力及其地方代理人的威胁。
（本简报仅提供参考译文，以作交流之用，文中陈述和观点不代表编译者和编译机构的立场。如需引用，请注明原文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