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利亚“沙姆解放组织”在伊德利卜地区
对宗教法律和宗教警察的管理（2017‒2024）
原文信息
【标题】The management of religious law and police by HTS in the Idlib region between 2017 and 2024
【日期】December 6, 2024
【机构】欧洲大学学院罗伯特·舒曼高级研究中心（The Robert Schuman Center for Advanced Studies,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作者】Patrick Haenni, Olivier Roy
【链接】https://cadmus.eui.eu/bitstream/handle/1814/77677/RSC_2024_61.pdf?sequence=1&isAllowed=y
编译信息
【译者】章远，刘林漳（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
【期数】第434期
【日期】2024年12月29日
一、内容概览
1.“沙姆解放组织”（Hay’at Tahrir al-Sham，简称HTS）发展历程与理念转变概述。2024年12月8日，大马士革被“沙姆解放组织”占领，开启中东地区政治新篇章。“沙姆解放组织”是一个秉持伊斯兰主义的武装团体，其前身是“努斯拉阵线”（Jabhat al-Nusra，意为“胜利阵线”）。“努斯拉阵线”最初在2011年为“伊斯兰国”组织（ISIS）的组成部分，随后在2013年至2016年间加入了“基地”组织。脱离“基地”组织后，“努斯拉阵线”成为“沙姆解放组织”的核心力量。“沙姆解放组织”的领导人艾哈迈德·侯赛因·沙拉（Ahmed Hussein al-Chara）又被称为朱拉尼（Al-Jolani），他宣称自2016年起该组织已经放弃了任何圣战的号召，在伊斯兰教法实施方面立场会趋于温和，不仅向其他政治团体开放，还承认叙利亚是一个多民族和多宗教共存的社会。
2. 研究该组织在伊德利卜管理方式的重要性。要深入理解朱拉尼的政治理念及其后续政策发展方向，研究“沙姆解放组织”2016年后在伊德利卜地区管理市民社会的方式至关重要。研究报告联合作者之一帕特里克·海尼（Patrick Haenni）是叙利亚问题专家，精通阿拉伯语，且在“阿拉伯之春”后常访叙利亚（除ISIS控制区）。2019年后，海尼多次前往伊德利卜，与朱拉尼及当地多方人士接触，密切关注局势发展，见证了朱拉尼在伊德利卜搭建相对中立行政体系的过程。作者认为，朱拉尼及该体系采取包容的政策，允许包括基督教社区在内的不同宗教社群自由践行各自的宗教信仰。
3. 报告重点关注“沙姆解放组织”在伊斯兰教法领域展现出的特性以及所遭遇的挑战。报告集中讨论了“沙姆解放组织”在伊德利卜对宗教法律和宗教警察的管理，尤其是伊斯兰教法问题。与塔利班不同，朱拉尼压制宗教警察，且不轻易实施基于宗教法律的惩罚。朱拉尼政策的反对者主要是保守萨拉菲派，反对者呼吁重新建立宗教警察，以加强对道德规范的控制。
“沙姆解放组织”在伊斯兰教法上的理念转变及政策调整展现出与圣战萨拉菲主义脱离的态势。这与突尼斯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党和摩洛哥的正义与发展党存在一定相似之处。一方面，“沙姆解放组织”不再致力于通过武装斗争来构建超国家的“乌玛”，逐渐摒弃将伊斯兰教法强制推行于社会的做法，甚至公开宣称“伊斯兰教不是解决方案”。然而，另一方面，“沙姆解放组织”仍在捍卫一种极为保守的、传统的社会与性别关系理念。在对外宣布会接受叙利亚种族和宗教多样性的背景下，“沙姆解放组织”如何在多元社会环境中切实保持自身的“伊斯兰”身份特征，与此同时，是否能够接纳将世俗主义乃至无神论纳入宗教自由与意识自由的范畴之内，此等问题成为HTS必须应对的严峻挑战，其选择的进化方案将对该组织的发展及地区社会宗教格局走向影响深远。
二、伊德利卜新生公共领域的道德化：尊重烈士但不扼杀市场
在伊德利卜地区，2020年俄土停火协议后社会发生新变化，新生公共领域逐渐形成，地区面临复杂微妙的社会治理挑战。一方面，道德化是保守派和宗教力量维护宗教与传统价值观的强烈诉求，其中尊重烈士及其象征的精神和价值体系成为重要道德责任，影响着公共领域行为规范。而另一方面，市场活力作为地区生存发展的实际需求，决定了“沙姆解放组织”在推动道德化过程中不能扼杀市场繁荣，需在两者间巧妙权衡以实现社会稳定、和谐与可持续发展。
2023年底，舒拉委员会（由“沙姆解放组织”设立的协商议会）批准了一项公共道德规范法案，禁止多类公共领域行为，其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禁止侮辱先知、禁止批评穆斯林仪式或宗教学者、禁止施行巫术、禁止在周五礼拜期间进行贸易活动、禁止穿着性别混淆的服装、禁止纹身、禁止同性恋行为、禁止卖淫、禁止通奸、禁止饮酒和吸毒、禁止赌博和投注、禁止侮辱和虐待动物、禁止工作场所的男女混合、禁止在公共交通工具和医院吸烟、禁止嘲笑老年人或残疾人。该法案由司法高级委员会辖下道德警察执行。但该法律提到的各种违法行为并没有相应的惩罚措施，只规定至多被处以48小时纪律措施。该法律还要求在剥夺自由期间，维护受罚者个人尊严。
此法案批准不久后，引发叙利亚国内外各界激烈反应。其一，国际援助层面：一直对伊德利卜持谨慎态度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国家被激怒，考虑公开谴责相关法律，并向联合国叙利亚事务机构寻求应对策略，部分国家甚至考虑撤资转援他处。其二，外交层面：负责叙利亚事务的多国外交官将该法案视为“严重倒退”，担忧出现“塔利班化”倾向，指出该法案与“沙姆解放组织”国际化努力相悖，不仅未体现国际主流价值观，还加剧了保守道德规范在伊德利卜的主导地位。其三，叙反对派及相关学者层面：叙利亚反对派圈子也对法案感到愤怒，视其为极端势力在“沙姆解放组织”中得势的标志。比如，居住在巴卜市（Al-Bab）的伊斯兰主义学者原本对该组织持积极态度，看到法案内容后表示震惊。因其所在的巴卜地区极端主义盛行，而伊德利卜此前氛围更开放，此法案类似沙特阿拉伯王国严苛的道德规范机构“促进美德和防止罪恶委员会”（CPVPV）采取过的某些保守举措。
报告从七个方面详细解释，“沙姆解放组织”之所以在寻求国内国际开放的关键节点，推出曾多次被搁置的旧规机制，其背后的原因在于：第一，法案的产生和实施是由基层社会力量推动的，是自下而上发展而成的官方政策法律，而非高层直接发起；第二，2020年俄土停火后，民众对新公共空间需求增长、道德与经济开放趋势增强以及“沙姆解放组织”领导层，即朱拉尼及其核心圈子，权衡决策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促使法律出台；第三，该法案揭示了伊德利卜社会结构中存在的对立趋势会引发的文化冲突；第四，“沙姆解放组织”对法案的管理是针对文化冲突所采取的平衡行动；第五，“沙姆解放组织”领导层尝试以政治务实而非教义方式应对社会保守阶层对伊斯兰规范的需求；第六，法案展现出政治伊斯兰摆脱宗教激进主义时面临的难题，但也标志“沙姆解放组织”从圣战萨拉菲主义路线向更温和与易接受方向转型；第七，“沙姆解放组织”在实施该法案过程中遭遇诸多挑战，这是近年来伊斯兰运动在积极推进意识形态转型和革命过程中所面临的阻碍与局限的典型例证。
（一）道德规范诉求：自下而上的基层驱动
2017年，“沙姆解放组织”在伊德利卜建立管理体系时，废除了宣教局（Preaching Bureaus）等机构，放弃了对宗教事务的直接管理，转移了宗教道德监管职能。此后，当地社会出现道德监管的真空状态。随着2020年俄土停火协议生效，社会氛围相对宽松，一部分民众开始追求更多自由和享乐，如女性在着装和社交活动等方面更加开放，驾车女性增多，商场等消费场所性别混合现象常见。然而，上述现象引发保守派的担忧，他们认为社会过度开放导致了道德失范。此后，以伊德利卜家族委员会为代表的保守势力，联合前司法部长易卜拉欣·谢绍（Ibrahim Shesho）等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神职人员组成道德联盟，要求制定“公共道德法”(public morality law/ qanûn al-adâb al-âma)。该法律虽非“沙姆解放组织”高层直接发起，却在基层的推动下，切实通过地方治理机构的合作得以制定，反映了基层社会对道德规范的强烈诉求。
（二）局势使然：消费型公共领域的社会新形态
2020年3月6日俄土停火协议生效后，伊德利卜地区局势发生显著变化。长期的战争压抑使得当地民众渴望正常的生活秩序，民众对餐厅、商场甚至动物园等公共休闲空间的需求急剧增长。新的商业实体迅速且大量出现，商业领域涵盖餐饮、零售和娱乐等多种业态。这些场所不仅满足了消费者对于购物与娱乐的需求，而且逐渐演变为社交互动和生活变迁展示的重要场所。尽管这些商业活动的投资者多与“沙姆解放组织”有关联，但场所的经营内容更多依赖全球流行文化元素，与传统伊斯兰规范的联系并不紧密。这种社会经济的开放趋势，既反映了民众对正常生活的向往，也促使“沙姆解放组织”在管理中必须考虑如何平衡宗教规范与社会现实需求，推动了“公共道德法”草案出台。
（三）文化碰撞：市场享乐主义与战争保守主义的文化冲突
伊德利卜地区存在不同观念和文化倾向之间的激烈碰撞。一方面，新兴的消费文化促使享乐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日渐显著。例如在商场开业庆典等活动中，民众沉浸在音乐、购物和社交的环境中，展现出一种无需宗教叙事支撑的享乐精神。在宗教保守派看来，这种享乐精神体现了个体对于感官愉悦和即时满足的追求，更多强调物质享受和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与宗教的精神性追求相悖。另一方面，由于战争保守主义深植于当地的社会文化体系，部分宗教人士和保守派民众坚持认为新兴的消费文化及其所倡导的享乐主义与他们的传统道德和宗教价值观背道而驰。在战争创伤尚未完全愈合、烈士牺牲的记忆依旧深刻的背景下，反感享乐的情绪更为明显。例如，前司法部长谢绍对还有烈士正在牺牲之际举行商场庆典极为愤慨。以阿卜杜勒拉扎克·马赫迪（Abdulrazak al-Mahdi）为代表的地方神职人员也将此类活动视为对宗教教义的违背。文化碰撞导致社会分化为不同阵营，不同阵营对“公共道德法”的态度也截然不同，加剧了社会内部的紧张局势。
（四）平衡之举：组织管理的两难抉择
“沙姆解放组织”在伊德利卜面临着极为复杂的管理困境，需要在多种矛盾需求之间寻求平衡。“公共道德法”的出现，既是对保守派要求规范社会道德的回应，也是对新兴消费市场进行管理的尝试。一方面，为安抚保守势力，“沙姆解放组织”通过实行性别隔离、限制商场部分经营活动以及禁止播放不适宜的音乐等方式对公共领域的行为进行一定程度的规范，以维护社会秩序和宗教价值观。另一方面，“沙姆解放组织”又不能过度抑制市场活力，因为商业活动的繁荣对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至关重要。据此，尽管面临管束压力，伊德利卜的餐厅、商场和咖啡馆等商业场所仍被“沙姆解放组织”允许继续经营，只是在活动形式和开放时间上做出调整。同时，“沙姆解放组织”还要考虑国际社会的反应，避免因宗教政策过于保守而失去国际支持和人道主义援助。在“公共道德法”引发争议后，“沙姆解放组织”领导层采取了冻结实施的策略，试图在各方势力之间找到平衡点，以维持地区的稳定和发展。
（五）非“塔利班化”：HTS交易式道德管理
尽管外界存在伊德利卜可能“塔利班化”的担忧，但与塔利班强化农村道德秩序不同，“沙姆解放组织”与城市社会更紧密。“沙姆解放组织”几乎不在紧缩的道德要求和消费休闲享乐需求之间选边站，呈现交易式的务实特征。
在处理宗教规范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时，“沙姆解放组织”领导层展现出一定的政治理性。观察者认为，朱拉尼像其他逊尼派阿拉伯保守派领导人一样具有政治理性。领导层意识到，由于保守势力在社会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并且道德法得到了部分神职人员的支持，因此完全拒绝该法律可能会引发内部社会动荡。同时，领导层也认识到，如果过度严格执行该法律，可能会损害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国际形象。因此，“沙姆解放组织”采取了相对灵活和务实的策略。在法律制定过程中，领导层起初并未过多关注，但也没有强行阻止，而是允许地方机构和神职人员参与其中，体现了一定程度的妥协。但在法律具体落地方面，面对国际社会和国内社会的质疑和压力，“沙姆解放组织”选择冻结法律实施，既避免与保守派的直接冲突，又为自己争取到调整政策的时间。这种务实应对方式表明，“沙姆解放组织”领导层在决策时并非单纯基于宗教教义，而是更多从政治稳定、地区发展和国际认可等多方面综合考量。
（六）后萨拉菲激进主义：民粹主义的兴起和HTS政治理性
从圣战萨拉菲主义背景向更为现代的政治力量转型过程中，“沙姆解放组织”在摆脱激进主义，同时平衡内部不同声音、维持社会稳定和推进转型方面难题众多。地方保守家庭和部分神职人员要求强化宗教规范，使得“沙姆解放组织”面临巨大压力。一方面，“沙姆解放组织”试图通过与北约军队达成安全协议以及对少数民族采取开放政策等方式摆脱激进形象，寻求国际社会认可，但“公共道德法”的争议使其在国际上再次面临质疑。另一方面，在内部管理中，“沙姆解放组织”虽然努力管束激进分子，但当地民粹主义的兴起，具体表现为部分民众以伊斯兰名义、伊斯兰术语公开宣扬保守思想和观念的“革命保守主义”，并将其诉求提升至宗教法层面，成为新的治理难题。
（七）“消极团结”：身份陷阱和静默革命的弱点
把政治理性凌驾于宗教考量之上的政治打算，将“沙姆解放组织”推向“静默革命”的道路，也暴露出该组织结构性的犹豫不决。“沙姆解放组织”在伊德利卜的管理实践凸显了其意识形态转型的局限性。“公共道德法”的管理过程表明，“沙姆解放组织”领导层虽具有政治理性，试图在宗教规范和社会现实之间寻找平衡，但缺乏明确的教义依据来应对保守民粹主义压力。领导层在面对“公共道德法”时的暧昧态度，反映出其在宗教身份认同上的困境。由于宗教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沙姆解放组织”无法轻易否定超出一定社会共识且与其自身政策存在冲突的宗教规范需求。领导层基于“消极团结”原由，仅能对道德法中与其发展诉求不完全相符的部分条款持保留态度，而不能公开反对。这种情况类似于其他具有保守性质的阿拉伯政权在面对民粹主义需求时的表现，即这些政权无法提出有力的教义回应，只能采取冻结法律实施等折中措施。以上例子表明，“沙姆解放组织”在意识形态转型过程中，未能构建起足以应对复杂社会需求及挑战的理论框架，进而限制了该组织在社会治理及自身发展中释放足够的自主性和灵活性。
概言之，伊德利卜“公共道德法”的通过既不是上层强制的结果，也没有得到领导层的支持，更谈不上社会共识，它实际上是对外宣称要政治改革的“沙姆解放组织”领导层难以公开表达不同意见的结果。这表明，激进主义可能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失败，但却能够以民粹主义、社会保守主义的形态卷土重来。
（本简报仅提供参考译文，以作交流之用，文中陈述和观点不代表编译者和编译机构的立场。如需引用，请注明原文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