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13日，上外中东研究所刘中民教授在澎湃新闻网发表评论文章《2026年中东形势前瞻：两个中东的裂变》，全文如下：
2026年中东形势前瞻：两个中东的裂变
长期以来，在依附性和冲突性地区体系的影响下，对抗思维、安全困境、零和博弈构成了中东地区根深蒂固的战略文化，进而使中东国家缺乏互信，严重制约了中东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地区国际合作和经济一体化。在从2011年“阿拉伯之春”到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前的十多年间，中东地区体系的依附性和冲突性特征虽尚未彻底改变，但伴随着国际体系内大国力量格局变化，域外大国对中东的影响趋于多元平衡，地区国家的自主性上升，导致中东地区体系出现了一定的积极变化。
从世界大国对中东的影响来看，伴随美国在中东进行战略收缩，新兴大国影响上升，影响中东的域外大国力量向多元平衡的方向发展。在地区格局层面，地区大国关系出现了从严重对抗向缓和对话的转变。在地区行为主体层面，中东地区国家的战略自主明显增强，其突出表现是从自身利益出发决定内外政策。在国际制度方面，地区国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地区治理以及全球南方的国际合作，如中东国家积极参加G20、金砖机制和上海合作组织等国际组织和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合作。
但是，受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和延宕，以及2025年特朗普重返白宫的影响，中东地区体系出现的积极变化正在被以色列和美国的地区政策所破坏，中东地区日益分化成两个分裂和对抗的中东。
一、如何理解国际体系和中东地区体系的概念
（一）国际体系和地区体系的概念
国际体系（international system）是密切联动的各行为主体构成的具有结构、功能并与环境互动的有机整体，它主要包括国际行为主体结构、国际力量结构、国际制度结构。从行为体层面看，国际体系是由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间国际组织组成的整体；从力量结构看，国际体系是国际社会的主要力量对比形成的权力结构；从制度层面看，国际体系是维护国际体系运行的制度性安排。当今的国际体系转型主要表现为国际体系在行为体结构、力量结构和国际治理体制三个层次上所发生的变化。
地区体系是指地区范围内密切联动的各行为主体按照一定的规则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而形成的有机整体。地区体系主要包括地区行为体、地区格局、地区秩序等主要层面。首先，从行为体层面看，地区体系是由国家、非国家行为主体组成的整体。但地区体系在行为体层面的复杂性在于它既包含地区内的行为主体，也包括地区外的行为主体，特别是世界大国和超级大国在地区事务中甚至发挥着决定性的主导作用。
其次，从地区格局层面看，地区体系是活动于地区内的主要力量对比形成的权力结构。但地区格局的复杂性在于它既取决于地区内的力量对比，更取决于影响地区事务的域外力量特别是大国力量的对比。
最后，从地区秩序层面看，地区体系是基于正式和非正式的地区规范、规则和惯例等形成的秩序。与地区行为体、地区格局一样，地区秩序的安排同样受到国际秩序的制约和影响，特别是主导国际秩序的大国的影响。
（二）中东地区体系及传统特征
中东地区体系是指中东地区范围内密切联动的各行为主体按照一定的规则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而形成的有机整体，它主要包括中东地区行为体、中东地区格局、中东地区秩序等方面的内容。
近代以来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领域对中东的干预、控制、侵略和渗透，使得中东地区的民族国家体系具有外部强加的典型特征，导致中东国家的现代化举步维艰，使中东地区体系具有典型的外部性特点。在地区国际关系层面，由于西方长期采取分而治之、军事干预、代理人战争等政策对中东事务进行干预，导致地区各主要政治力量之间的领土边界矛盾、地缘政治矛盾、民族宗教纷争异常复杂，酿成了层出不穷的地区冲突和热点问题，进而使中东地区体系具有典型的冲突性特征。
总之，中东地区体系具有典型的依附性、冲突性的特点，导致中东国家严重依赖外部特别是西方大国，使其发展缺乏自主性，而外部干预和内部矛盾引发的长期冲突使地区发展缺乏和平环境和地区合作机制，进而形成了安全与发展之间的长期恶性互动，并使中东地区成为全球安全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
外部性和冲突性特征构成了掣肘中东地区体系行为体结构、地区格局、地区秩序进步的重要体系性因素。在行为体结构层面，由于西方大国对中东事务的主导作用，中东国家的地区主体作用受到严重限制。在地区格局层面，一方面中东地区存在由域外大国支配、影响和控制地区大国的双层权力结构，另一方面域外大国通过操控领土边界、地缘政治、民族宗教等矛盾挑起地区大国对抗，使中东地区格局缺乏自主性和平衡性。在地区秩序层面，受依附性和冲突性地区体系的影响，中东地区长期缺乏公平合理的地区秩序和有效的地区机制，中东事务如地区和平进程、地区冲突解决、地区发展议程等均深受欧美大国的影响，并长期被民主、人权、反恐等西方设置的议题所主导。
二、前瞻2026年及未来中东地区体系的变化趋势：两个中东的裂变
（一）在行为体结构层面，中东正分化为“国家行为体的中东”和“非国家行为体的中东”
首先，在国家行为体层面，中东国家的分化和分裂趋势日趋严重。
一方面，受地缘政治和经济社会与发展水平影响，中东国家的分化进一步加剧，如以色列与地区国家的对抗加剧、阿拉伯世界内部分化、经济发展水平导致的地区国家发展的两极分化等。另一方面，部分国家分裂的危险加剧，如也门、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利比亚都面临分裂的危险，尤其是也门和索马里的分裂日益成为现实，中东国家数量有可能再次增生，中东尤其是阿拉伯世界的碎片化趋势将进一步加深。
其次，在非国家行为体层面，“非国家行为体的中东”正成为与“国家行为体的中东”平行的另一个中东，并对中东的民族国家体系构成挑战。
新一轮巴以冲突以来，除“抵抗阵线”成员巴勒斯坦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等非国家行为体遭到削弱外，非国家行为体的影响在总体上仍呈上升的趋势，其主要的力量形式包括：（1）族裔民族主义力量，突出表现为分布在中东四国（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的库尔德人，尤其是叙利亚和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自治不断加强；（2）伊斯兰主义力量，其突出表现形式是哈马斯、真主党、胡塞武装，以及掌权前的叙利亚沙姆伊斯兰解放阵线等，当前尤其以胡塞武装的表现为巨；（3）地方分离主义力量，如也门南方过渡委员会、索马里的索马里兰分离主义力量；（4）军人叛乱力量，如苏丹的快速支援部队、利比亚东部的军阀力量；（5）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国际恐怖主义组织，目前较有影响的有“伊斯兰国”在叙利亚的残余力量、伊朗和中亚的“伊斯兰国呼罗珊省”等。当然也有很多复合的非国家行为体，如胡塞武装是教派力量、地方力量、部落力量、伊斯兰主义力量的复合体，库尔德力量是族群力量和地方力量的复合体，黎巴嫩真主党是教派力量和伊斯兰主义力量的复合体。
当前中东非国家行为体的发展有如下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第一，意识形态价值诉求与现实功利性利益相结合的务实性。它们既有长期的意识形态建构，但又会从现实利益出发表现出灵活性和多面性，如叙利亚的沙姆解放阵线、也门胡塞武装等。第二，不少非国家行为体成为以色列利用分化某些国家尤其是阿拉伯世界的重要楔子，如也门南方过渡委员会、索马里的索马里兰以及传统的库尔德人、德鲁兹人。第三，政治合法性塑造和治理能力增强，如也门胡塞武装和南方过渡委员会、黎巴嫩真主党，都有自身的意识形态、组织网络和治理能力。第四，对外行动能力增强，美国、以色列、土耳其等域内外国家的利用增强了其对外行动能力。第五，影响地区地缘政治博弈的重要变量，非国家行为体对红海地区、黎凡特地区的地缘政治博弈，尤其对以色列和伊朗的博弈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在中东地区格局即力量结构层面，中东正在分化为“以色列的中东”和“非以色列的中东”。
以色列的中东包括对抗力量与合作力量两部分。“抵抗轴心”是以色列对抗和打压的主要力量，并已基本被以色列瓦解。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胡塞武装和伊朗都是其打击的对象，目前除叙利亚已脱离“抵抗轴心”外，哈马斯、真主党、胡塞武装、伊朗均遭到沉重打击，“抵抗轴心”基本已不复存在。以色列合作的力量较为复杂。首先是“亚伯拉罕协议国家”和“准亚伯拉罕协议国家”（如沙特），尤其是以色列与阿联酋的合作最具代表性，以色列与沙特的合作也已相当密切。其次是东地中海地区的国家塞浦路斯、希腊等，是以色列在东地中海地区抗衡土耳其的主要力量。最后是以色列可资利用的非国家行为体力量，如叙利亚库尔德人、也门南方过渡委员会、索马里的索马里兰等，是其在黎凡特地区（新月地带）和红海地区对抗伊朗、分化阿拉伯世界的力量。
“非以色列的中东”十分碎片化。在新一轮巴以冲突前，除以色列以外的中东主要有三大力量，即伊朗领导的伊斯兰教什叶派“新月地带”和“抵抗阵线”，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的什叶派力量组成什叶派“新月地带”，在此基础上把哈马斯包括在内则构成“抵抗阵线”；沙特领导的所谓反穆斯林兄弟会力量，主要包括除卡塔尔之外的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以及埃及、约旦等阿拉伯国家；土耳其领导的所谓亲穆斯林兄弟会力量，主要包括土耳其、卡塔尔以及利比亚西部的伊斯兰主义力量等。其中沙特既与伊朗领导的什叶派力量对抗，也与土耳其领导的亲穆兄会力量对抗，但在2021年以来的地区缓和潮中，沙特和伊朗、土耳其的关系均得到缓和，沙特和伊朗还在2023年实现了复交。
但是，自新一轮巴以冲突以来，“非以色列的中东”力量一方面在巴勒斯坦问题上进行有限的反以色列合作，但又很难进行实质性合作，而各自阵营内部也暗流涌动、龃龉不断。例如，沙特、土耳其作为地区大国，一方面在道义上反对以色列，另一方面面对以色列对哈马斯和伊朗以及“抵抗轴心”的打击没有实质性作为。又如，在海合会内部，继2017年沙特与卡塔尔断交危机之后，当前沙特与阿联酋的关系又因也门问题处在破裂的边缘，其原因在于阿联酋支持也门南方过渡委员会不断进行扩张并谋求独立，进而对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总统委员会）构成威胁。再如，2025年9月，以色列以打击哈马斯为名对卡塔尔进行空袭，海合会以及在卡塔尔建有军事基地的土耳其，对卡塔尔的实质性支持也较为有限。在卡塔尔遇袭后，沙特作为海湾合作委员会“盟主”，自身选择与巴基斯坦签署安全协议而置其他海合会国家于不顾的做法，也颇有“各扫门前雪”的寒意。
从本质上说，“非以色列的中东”是一个碎片化的中东，也是一个混沌的中东，其力量既无法对以色列的地区扩张构成实质性遏止，也无法建立有效的地区合作机制，各派力量内部也存在错综复杂的矛盾，甚至在阿拉伯世界形成“亚伯拉罕协议”国家日趋扩大的趋势。
（三）在国际体系和国际制度层面，中东正分化为“美国的中东”和“非美国的中东”。
首先，从国际体系的大国关系层面看，中东日趋分化为作为破坏性霸权的“美国的中东”，以及由其他大国力量组成，但又难以对美国进行制约的“非美国的中东”。自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在“美国优先”的原则下，美国在中东一方面继续保持战略收缩，另一方面又毫无顾忌地滥用霸权，进而对中东产生极大的破坏作用。
就其他大国力量而言，俄罗斯在中东的力量和作用严重下降，欧洲在力量和规范方面均无能为力。新兴大国作用增强，但既无力挑战美国，也无法形成抗衡美国的集体性力量；目前只有中国在经济领域和部分安全领域有一定的竞争力，中东日益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地带。
其次，从国际制度和国际规范方面，美国霸权模式对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构成了严重破坏，进而形成了“美国霸权的中东”，而联合国、全球南方甚至是西方的欧洲阵营等力量，均无法对美国构成强有力的制约，进而形成了“非美国的、正义而无力的中东”。近年来，美国在巴以问题、伊朗问题上肆意妄为，奉行不再强调价值观的实用主义外交、霸权外交和炮舰外交，不仅使中东陷入深刻的道义危机，也使世界秩序遭到严重破坏。在特朗普发动对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后，美国不断对陷入内忧外患的伊朗进行恫吓和威慑，中东陷入又一场战争的风险在不断上升。特朗普甚至在近日坦言，只有其自身的“道德观念”能够对其行为产生影响，美国的对外行为根本不受国际法限制。这种对国际法的赤裸裸的蔑视在人类历史和美国外交史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
总之，当前的中东正在行为体层面分化成“国家的中东”和“非国家的中东”，在力量结构层面分化为“以色列的中东”和“非以色列的中东”，在国际体系和国际制度层面分化为“美国的中东”和“非美国的中东”。这是无疑是角色更加混乱的中东，力量更加失衡的中东，也是道义、制度和价值愈发缺失的中东。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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