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无到有，却非幻影：
沙特阿拉伯新兴音乐产业的政治解读
原文信息
【标题】Out of Thin Air but More than a Mirage: The Politics of Saudi Arabia’s Nascent Music Industry
【日期】December 18, 2024
【机构】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ifri）
【作者】Amr Abdelrahim
【链接】https://www.ifri.org/sites/default/files/2024-12/ifri_abdelrahim_saudi_arabia_music_industry_2024.pdf
编译信息
【译者】高志文（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
【期数】第440期
【日期】2025年1月10日
【内容提要】报告对沙特阿拉伯新兴音乐产业进行了批判性分析，探讨其作为“2030愿景”战略的一部分在推动经济多元化中的作用，以及国家主导的音乐和娱乐投资与专制治理之间的关系。报告采用政治社会学视角，分析沙特娱乐计划如何通过集中所有权和控制权巩固国内权力，并重塑区域文化格局。报告同时也指出，自上而下建立音乐产业的模式面临着经济可持续性和社会接受度的挑战。通过采访、观察和案头研究，报告揭示了国内、区域和国际利益相关者如何利用沙特对音乐的关注，参与并卷入由国家推动的租金分配网络。此外，沙特提供的职业机会对区域文化生态尤其是埃及等经济困难国家产生深远影响，其娱乐计划正在引起新的人员流动和移民趋势，并导致这些国家愈发依赖海湾地区的资源。
一、新旧沙特的对比与萨勒曼王储的崛起
沙特的现代国家体系起源于1932年，当年该国宣告成立并发现了石油资源。石油迅速成为沙特经济的核心，使得其成为一个典型的“食利国家”（rentier state），即依赖自然资源收入而非国内税收维系国家运作的经济模式，这一模式带来了分配不均、官僚体系低效等问题。
过去20年间，沙特阿拉伯面临多方面的挑战，这些挑战对其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维持的现状造成冲击。第一，王室的继承危机。沙特的王位长期在开国君主子嗣间横向传承，同时王室各主要支系掌控了国家不同部分的行政管理权，国王作为“首席中的首席”以确保执政集团的团结。然而，进入21世纪其在世子嗣均已年逾80，而其子孙人数多达数千，横向继承模式难以为继。第二，沙特的经济模式也面临结构性压力。人口结构变化使得大量年轻人需要进入以国家为主导的劳动市场。2011年，沙特政府通过向公共部门员工发放奖金并承诺创造60万个新岗位来试图平息抗议，这导致国家支出大幅增加。当油价从2013年的每桶110美元的历史高位暴跌至2016年的30美元时，沙特不得不动用外汇储备或寻求主权信用基金支持。2016年，沙特为弥补占GDP 11.5%的财政赤字，用掉了三分之一的外汇储备，财政危机迫使沙特正视其经济的结构性矛盾。第三，在国际上，沙特还需应对“阿拉伯之春”、伊斯兰主义政党的崛起、伊朗与土耳其的影响力增强以及也门内战等挑战。
在多重危机下，萨勒曼王储迅速崛起。2015年1月，萨勒曼国王即位后迅速调整继承顺序，任命侄子穆罕默德·本·纳伊夫（Mohammed bin Nayif）和儿子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ohammed bin Salman）分别为王储和副王储。2017年，萨勒曼通过“反腐运动”清除政敌，成为王储并掌控所有关键机构，其集权程度超越历代沙特王室，通过废除宗教警察委员会，压制宗教领袖、记者及活动家等举措，削弱了国家内部的制衡机制。此后，他推行经济改革与权力个体化相结合的“新沙特”愿景，文化和娱乐成为“2030愿景”（Vision 2030）重要组成部分并服务于其政治改革目标。
二、娱乐经济与音乐产业建设
为了应对财政危机，沙特实施了国际金融机构长期倡导的紧缩措施。2015年12月，能源和水补贴被削减，并对特定类别商品征收增值税和其他税种。2016年，沙特王国在面临严重反弹后不得不撤回削减公共部门工资和福利的决定，如果国家要进入“紧缩时代”并放弃其长期承担的责任（国家就业、免费公共服务、能源补贴），就需要进行更广泛的变革，萨勒曼王储在这一背景下宣布对王国进行“转型”。
（一）文化产业的崛起
“2030愿景”旨在将沙特转型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繁荣的经济”和“雄心勃勃的国家”，分别代表文化、经济和治理领域的改革。其核心目标是通过增加税收收入和削减福利支出，实现政府财政的可持续性。计划的重点在于经济多元化，通过发展非石油产业创造可税收入和私营部门就业岗位。沙特政府希望到2030年将非石油出口收入占比提高到50%，将私营部门在国内经济中的占比从40%提升至65%。这一结构性转型需要大规模资本注入，预计金额高达1万亿美元，其中部分资金将通过公共投资基金（Public Investment Fund，PIF）和国家石油公司的公开募股筹集，国际资本市场则被寄予厚望。
“愿景”的核心任务是吸引外资。自2016年以来，沙特的外国直接投资大幅增长。在“雄心勃勃的国家”这一支柱下，沙特承诺实施治理改革，为外资企业和高管提供便利条件，并鼓励将跨国公司区域总部迁至沙特。此外，为促进国内消费，沙特政府大力投资文化和娱乐产业，以吸引国内富裕阶层将海外消费转回国内。在旅游方面，沙特政府通过开发遗产地和组织文化活动，希望将国家打造成一个更具吸引力的旅游目的地。2019年，沙特推出旅游签证，正式向全球游客开放，目标是到2030年每年接待7500万国际游客，与法国（2023年1亿游客）和埃及（2023年1500万游客）等领先旅游目的地竞争。旅游业预计将在2030年为沙特贡献10%的GDP，其中宗教朝觐仍占主要比例，但休闲旅游也将发挥重要作用。
在萨勒曼王储推动改革之前，沙特并非没有音乐传统。尽管公共音乐表演曾长期被禁止，但传统和流行音乐以地下形式和在数字平台蓬勃发展。随着政府放宽性别隔离规定并解除公共音乐表演禁令，现有的场馆和制作能力无法满足迅速增长的音乐活动的需求。为此，沙特政府以超越阿联酋和中国的速度推动娱乐基础设施建设，以适应日益密集的文化活动安排，同时大力发展录制音乐产业，支持本地艺术家发展。
沙特政府计划在2018年至2028年间向音乐领域投入640亿美元，政府还在利雅得兴建了大道城（Boulevard City）和世界大道（Boulevard World）等娱乐区，并宣布在利雅得和吉达新建歌剧院。这些项目通常与房地产开发相结合，通过设计诸如“全球最大室内体育场”或“最大镜面建筑”等标志性建筑吸引游客。例如，阿拉乌拉遗址的阿尔玛拉亚音乐厅举办了国际明星演出，并作为遗址推广的一部分。与此同时，沙特政府通过娱乐总局（the General Entertainment Authority，GEA）组织大规模的体育和文化活动，以提升沙特公民的娱乐与文化活动质量。其中，MDLBEAST音乐节成为亮点，每年邀请国际顶级明星登台表演。尽管政府从未公开这些活动及其背后的基础设施成本，但推测其支出的数额巨大，这些举措反映了沙特在“2030愿景”框架下对娱乐和文化产业转型的战略布局。
（二）高成本与可持续性挑战
尽管沙特举办的大型音乐节和国际演出声势浩大，但其在在经济上并不盈利。大型活动如Soundstorm和GEA组织的演出，即使票价远低于国际同行，也难以弥补巨额投资成本。例如，2023年在利雅得举办的音乐剧《歌剧魅影》花费约1000万美元，而门票只售约25美元，远低于国际和地区音乐节的标准，仅靠高售票率也难以回本。尽管政府声称这些活动旨在吸引投资并为新兴沙特艺术家提供机会，但当前的音乐产业高度依赖政府资金支持，并未形成市场化运作，一旦国家撤资，沙特音乐行业能否独立存续仍未可知。
国家主导的自上而下发展方式在促进“可持续发展”和“扶持草根音乐”目标方面的成效尚不清楚。尽管沙特提出了长期发展策略，包括将音乐教育纳入学校课程、为音乐专业人士提供职业培训、以及计划设立国家音乐学院，但目前资源主要集中在举办大型音乐会和引入国际明星上。本地艺术家的发展缺乏必要的基础设施支持，没有建立起逐步提升的演出场地体系。此外，虽然近年兴建了一些小型场馆，但这些场馆仍属国家主导，私营部门难以建立自身空间。这种政府主导的模式，可能妨碍形成健康的音乐生态系统。除去这些客观障碍，音乐产业对经济多元化的贡献仍可能有限。即便在成熟的欧洲市场，音乐产业仅占GDP的1%‒2%；在美国，2023年娱乐行业（包括音乐、电影和电视）对经济的贡献仅为5%。因此，沙特对音乐产业的投资更可能是其推动国内消费和吸引旅游的营销策略，而这些间接效应又难以量化。虽然沙特旅游业表现显著，产生约660亿美元收入，并吸引了大量私人投资，但与实现“2030愿景”的目标相比仍有差距。此外，中东地区局势不稳定和海湾地区气温升高可能使旅游业难以成为石油产业的可持续替代。
实际上，沙特音乐产业的发展反映了萨勒曼王储治下国家权力的重新分配。在资源控制与分配为核心的食利国家模式下，文化和媒体已不仅限于单纯的经济领域，而是成为国家力量部署的重要工具。
三、音乐与威权政治紧密相关
在整个沙特的历史中，文化、大众媒体和权力一直相互交织。萨勒曼统治下沙特对文化投资的“新”在于前所未有的集权程度，以及围绕该国实际统治者出现的庇护主义网络。由于沙特政府无法或不愿实行有限的民主化和政治自由化来化解社会不满，也被认为是通过引进西方娱乐来培养民族自豪感并在年轻群体中赢得合法性。
（一）文化作为治理工具
阿拉伯半岛的大众媒介文化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的留声机引入和二战期间英国设立的首批电台，沙特王室通过迅速利用这些技术加强了国家统一并巩固了王权。1949年，费萨尔王子创立麦加电台，1965年又推出国家电视台。然而，大众媒体的发展屡遭社会运动反对，例如1927‒1930年的伊赫万起义反对电报线，60年代中期电视的引入更激发了伊斯兰“觉醒”运动（Sahwa）。80年代起，为迎合宗教活动家，沙特政府对大众文化实施更严格限制，音乐从电视节目中消失并被禁止在公共场所播放。
90年代末，沙特抓住新信息通信技术NTIC）带来的机遇，打造了一个主导中东和北非地区的跨国媒体帝国。尽管NTIC削弱了阿拉伯国家对文化生产的垄断，但卫星电视和互联网也为政府控制公共表达提供了新手段。1990年海湾战争期间，国内观众转向CNN获取信息，迫使沙特政府调整媒体策略，放弃单纯依赖审查的手段。
20世纪末，伊拉克资金撤出以及埃及和叙利亚影响力减弱，为沙特扩展媒体版图提供了有利环境。王室成员如阿尔瓦利德·本·塔拉勒（Al-Walid bin Talal）通过跨国投资扩大影响力，1994年资助创建阿拉伯广播电视网（Arab Radio and Television），并将罗塔纳（Rotana）从一家小型音乐公司转型为垂直整合的音乐巨头，掌握了广泛的音乐版权，推出多个音乐频道并签约阿拉伯流行歌星。
沙特媒体扩张表现为“去地域化”，总部和工作室设在贝鲁特、开罗和迪拜，而资金来自利雅得。由于需要平衡宗教和世俗力量，这种模式在沙特国内难以实现。沙特国内媒体遵守保守规范，而跨国媒体则灵活多样，宗教人士对此默认以换取对国内的影响力。这一双轨媒体体系反映了沙特政权内部的权力博弈。跨国媒体成为王室、宗教领袖和商人重新分配权力的工具，同时通过石油和房地产收入换取政治影响力。
（二）中央集权与庇护主义
在萨勒曼王储的主导下，沙特通过高度集中的经济与文化政策实现了权力的巩固。2015年萨勒曼国王即位后，沙特媒体生态从多极化向统一的国家文化体系转变，凸显了沙特在音乐和娱乐领域投资的政治意义，尤其是如何利用经济改革强化王储的权力。
2017年，萨勒曼通过“反腐运动”拘留了包括两名传媒巨头在内的400名沙特权贵。这次行动巩固了国家对重要媒体集团的控制，并将部分资产转移至沙特主权财富基金PIF。PIF自2015年起就由萨勒曼直接控制，并作为“2030愿景”的核心工具，用于投资大型项目、小型场馆和文化活动。PIF还与MDLBEAST等文化公司合作，后者以2019年Soundstorm音乐节为开端，在短时间内成为地区音乐和娱乐领域的重要品牌。尽管MDLBEAST表面上呈现“草根”形象，但实际上其规模和资源显示出与国家的密切联系。在音乐领域，娱乐总局（GEA）和文化部是主要的国家机构。GEA由萨勒曼的亲密盟友领导，负责主导音乐和娱乐项目，而文化部则通过音乐委员会推动教育和战略规划。尽管文化部声称其下属委员会是“半独立”的技术机构，但实际上高度依赖中央控制，其领导层与萨勒曼密切相关。
因此，由国家主导沙特的文化和音乐产业并非偶然结果，而是反应了萨勒曼通过经济资源重组进一步巩固其权力的战略。这种“重新部署”的政策并未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反而通过PIF等机构在实现了更隐蔽的控制的同时，也规避了问责。
（三）媒体与权力巩固
2016年后，沙特中产阶级的年轻音乐人和创意工作者成为国家文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曾活跃于地下音乐场景的个人，因其对国际化文化形式的熟悉以及社交媒体的应用能力，被国家招募到新设立的官方或半官方机构中。他们的职业生涯与王储的政治目标紧密结合，一方面创造了职业机会，另一方面也将本可成为反叛空间的文化活动纳入国家掌控之下。政府通过娱乐和文化行业的扩展，不仅巩固了政治控制，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本地文化的多样性和可见度。然而，这些发展是以艺术家的经济依附和文化活动的政治化为代价的，形成了国家控制与个人机遇之间的复杂博弈。
四、区域影响力的提升与挑战
近二十年来，沙特阿拉伯通过娱乐计划和经济转型成功吸引了外国音乐行业的广泛关注。随着唱片销售模式被数字流媒体取代，欧美音乐行业利润率骤降，厂牌和发行商纷纷转向中东和北非地区寻找新的增长机遇，沙特以其富裕的消费市场和人口规模，成为西方音乐企业的重要目标。2016年，沙特引入国家支持的娱乐产业，为音乐专业人士和公司创造了大量机会。从技术官僚到外国顾问，许多人参与了国家项目，如音乐委员会和MDLBEAST，帮助打造娱乐行业。外资企业也通过合作获得垄断地位。流媒体服务提供商如Spotify和Anghami，受益于沙特用户的高购买力和点击率，同时通过与本地电信公司合作扩展市场。Anghami还获得了沙特媒体集团和罗塔纳集团的支持，进一步巩固其在本地的领先地位。此外，沙特的知识产权环境因“2030愿景”发生了重要变化。政府成立了知识产权局以推动更严格的版权保护，这为国际音乐企业打开了更大的市场空间。例如，华纳音乐投资了罗塔纳集团，并签署了独家发行协议。整体而言，沙特正在通过政策和资本双重手段，打造一个全球化的音乐产业生态系统。
沙特的文化投资不仅在国际上引发关注，还在中东地区引起了了连锁反应。过去，沙特在区域音乐产业中的角色主要是通过资金支持间接影响市场，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导致沙特资本撤出，曾给区域音乐产业带来危机。如今，沙特通过将音乐产业“带回国内”，正在重新塑造中东和北非地区的文化生态。音乐行业的机会吸引了区域内众多音乐人和行业从业者。例如，埃及艺术家越来越频繁地参与沙特组织的大型音乐活动，这些活动不仅为他们提供了高额报酬，还提升了其职业发展的潜力。除了对个体音乐人有吸引力外，对众多区域内的音乐企业也形成引力。通过举办音乐节、艺术展览和其他文化活动，沙特正在重塑其在中东文化版图中的主导地位。
然而，尽管沙特在音乐产业方面的投资和政策推动显著，但其能否实现通过音乐输出软实力的目标，仍有待观察。由于音乐内容受限以及国家主导性过强，沙特音乐产业可能难以创造真正能吸引国际观众的作品。沙特在音乐和电影领域“从零起步”建立产业，这种自上而下的主导方式可能因内容限制和对国家企业的特权倾斜，而难以生产出能够与普通民众产生共鸣的文化产品。此外，沙特在文化领域的全球形象仍受到人权问题等负面因素的制约，部分观察家认为这是用“文化洗白”（culture-washing）的形式掩盖人权问题和威权统治。
总之，沙特的新兴音乐产业反映了威权体制如何利用文化来实现政治目的。尽管音乐和娱乐可能无法显著推动经济多元化，但它们已经成为巩固国内权力和塑造地区文化影响力的重要工具。但与此同时，这种自上而下的产业模式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仍然存疑。
（本简报仅提供参考译文，以作交流之用，文中陈述和观点不代表编译者和编译机构的立场。如需引用，请注明原文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