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巴嫩和伊拉克的工人运动斗争
原文信息
【标题】The struggles of labour mobilisation in Lebanon and Iraq
【日期】February 13, 2025
【机构】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中东中心（LSE Middle East Centre）
【作者】Anne Kirstine Rønn
【链接】http://eprints.lse.ac.uk/127301/1/Struggles_of_Labour_Mobilisation.pdf
编译信息
【译者】张菡文（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
【期数】第444期
【日期】2025年2月23日
【内容提要】文章阐明，有组织的工人力量历来是反抗权威统治的关键动力，然而在黎巴嫩和伊拉克，工人运动的角色却被边缘化。本文探讨了黎巴嫩和伊拉克工人运动当前所遭遇的挑战与机遇。在不同的社会政治环境中，统治精英采取的普遍做法是通过控制协调工人运动的主要机构，削弱或剥夺工人阶级有效的、正式的全国性代表组织的影响力。在专业协会的领域内，精英阶层通过操纵领导职位来对工人运动施加影响。各组织内部的选举过程已成为精英阶层支持的候选人与源自民众抗议运动的反对派候选人之间争夺主导权的焦点。未来研究应当深入挖掘工人运动在黎巴嫩和伊拉克政治变革中的潜力，并明确体现工人运动积极作用的条件范围。
一、研究背景
2019年10月，伊拉克与黎巴嫩的民众纷纷涌向街头，针对各自国家的教派政治体系以及腐败的统治阶层发起抗议活动。在这些起义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和政治议题中，社会经济正义成为了核心议题。除了普遍的社会经济诉求，不少示威者也提出了具体改革要求，涉及增加就业机会、保障工人权益以及改善工作环境。在伊拉克的抗议活动中，公共部门员工和产业工人长期以来的加薪和公平工作条件诉求得到了街头运动的支持。而在黎巴嫩的抗议中，不同行业的工人纷纷发声，如渔民在船上举行静坐抗议，退役士兵则重申了对削减养老金的抗议。
鉴于对社会经济问题和阶级问题的强调，外部观察者可能会认为黎巴嫩和伊拉克的工会、工人团体及专业协会在这两次起义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就如同它们在2011年埃及和突尼斯的起义，以及2018‒2019年阿尔及利亚和苏丹反对独裁统治的民众运动中所做的那样。然而，实际上在黎巴嫩和伊拉克，工人的作用微乎其微。在黎巴嫩，作为产业工会协调机构的核心——工人总联合会（GCL）并未发起罢工号召。相反，该组织在起义爆发三周后才发表了一份声明，此举令抗议者感到失望。在伊拉克，学生团体成为了最具影响力和最重要的组织之一，而学生领袖对于工会和专业协会在代表起义诉求方面的能力持怀疑态度。尽管如此，这并不表示黎巴嫩和伊拉克的工人完全缺席了街头抗议。实际上，伊拉克的许多工人维权者积极支持了民众诉求，并在全国各地的抗议阵营中发挥了显著作用。此外，起义还催生了旨在解决工人和就业问题的新群体和新举措。在黎巴嫩，来自不同专业领域的积极分子，包括大学教授、艺术家和记者，在起义高潮期间成立了一个新的专业协会，推动了取代受到党派支持的专业协会领导层的进程。综上所述，这两次十月起义揭示了工人运动在黎巴嫩和伊拉克政治变革中的局限性及其潜力。这一现象也促使学者们探讨，反对派力量如何，以及在何种条件下能够增强在黎巴嫩和伊拉克工人运动中的影响力，从而为促进民主生活、推动社会保护以及消除现行的教派政权贡献力量。
黎巴嫩和伊拉克均为实行权力分配制度的分裂社会。在黎巴嫩，权力分配的框架由两份主要协议确立。首先是《国家公约》，这是一份非正式的协议，于1943年黎巴嫩独立之际达成，它确立了黎巴嫩议会基于宗教派别的席位分配机制。据此，黎巴嫩总统应为马龙派基督徒，总理应为逊尼派穆斯林，而议长则应为什叶派穆斯林。其次是1989年黎巴嫩内战结束时签署的《塔伊夫协议》，该协议确立了基督徒和穆斯林在议会中各占一半席位的分配规则。伊拉克的权力分配体系被称为“穆哈萨萨”制度，自2003年起实施，规定了在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人之间分配政府职位的权力制度。根据这一体系，总统职位通常由库尔德人出任，总理职位由什叶派阿拉伯人担任，而议会议长职位则由逊尼派阿拉伯人担任。此外，部长和高级官僚职位也是按照这些群体的代表比例进行分配的。
黎巴嫩和伊拉克的权力分配机制旨在减轻宗教派别和种族不同带来的隔阂，并将权力集中在少数精英手中。这些精英自诩为其所属群体的赞助者和守护者。托比·道奇在讨论伊拉克的情况时提出，教派主义可以被视为社会结构的主导性原则，它有助于维持精英的象征性权威和统治地位。因此，由于跨教派政治团体的兴起挑战了这一基本格局，精英阶层通常会竭尽所能地遏制这种趋势。这一点在工人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这里，统治的教派精英与各种团体、个人和组织展开了一场争夺战。后者致力于削弱精英对有组织工人的控制，并推动建立以阶级或工人为基础的群体，以超越教派的界限。这些参与者总体上构成了反对派力量，他们坚决抵制政治教派主义，其中许多人与2019年十月起义等民众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然而，这些反对派力量内部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反映了黎巴嫩和伊拉克基层政治与民间社会的差异性。因此，在这两个国家的工人运动中，挑战教派政治的群体既包括共产党等传统左翼政党，也涵盖了在近十年的民众动员中涌现的新兴团体。这些团体既有明确世俗、强烈反教派的基层组织，也有与现有政党和精英保持联系的改革派组织。
为了深入理解黎巴嫩和伊拉克战后工人运动的斗争，必须回顾两国工人运动的历史轨迹。黎巴嫩和伊拉克的工人组织历史悠久，代表工人和雇员权益的机构并非始终如现在这般脆弱。在20世纪上半叶，黎巴嫩见证了众多工人组织的兴起，而在1975年至1990年内战爆发前的数十年间，工会已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尽管受到政府干预以及不同政治和意识形态联盟间分歧的影响，黎巴嫩工人运动仍成功组织了大规模罢工，推动了工人权益和条件的改善。即便在内战结束后的初期，工会依然在挑战战后精英及其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许多工会遭到了精英阶层的成功吸纳，工会力量被严重削弱。
在伊拉克，自20世纪20年代建国之初，便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工会和专业协会。1958年，随着英国支持的君主制被推翻，许多隶属于伊拉克共产党的工人组织获得了显著影响力。然而，自1968年复兴党上台后，大量工人组织力量被限制和削弱，在萨达姆·侯赛因统治时期，工会和专业协会已经沦为政权实施镇压的工具。尽管黎巴嫩和伊拉克都在战后出现了反抗政治教派主义的浪潮，包括广泛民众参与的抗议活动，但工人运动并未恢复其往日的荣光，也未能在民众反对派中发挥关键作用。
二、黎巴嫩和伊拉克工人运动的斗争史
在黎巴嫩和伊拉克，工人运动的主体主要由两大类组织构成，它们各自遵循不同的法律框架。第一类是工会，它们将不同行业的工人团结起来形成联合会。第二类是专业协会，成员包括律师、医生等高技能职业人士。由于成员资格和人员构成的差异，这些专业组织并不总是被认定为传统意义上的工人组织。然而，这些专业协会在原则上提供了一个平台，使得不同宗教派别的公民在涉及他们专业和职业领域的共同利益问题上达成团结与合作，从而推动独立的工会活动，并增强各行业工人的能力。
在黎巴嫩和伊拉克，绝大多数劳动力要么在非正规经济部门中谋生，要么处于失业状态。在此背景下，公务员群体亦无权依法组建工会，导致工会在这两个国家的劳动力中所占比例微乎其微。与此形成对比的是，黎巴嫩和伊拉克的专业协会均实行强制性会员制度，意味着从事医学、法律等行业的专业人士必须加入相应的专业协会。除了工会和专业协会所发起的斗争之外，黎巴嫩和伊拉克还经历了罢工、抗议活动，以及其他超出这两种组织范畴的社会行动。此外，仍有活跃者试图建立非官方认可的替代性工会和专业协会，但这些组织的运作尚未获得政府的正式认可。
尽管黎巴嫩和伊拉克的统治精英采取了多种策略以加强对工人运动的控制，导致两国工人运动受到削弱并因政治联盟而受损，工人权益倡导者仍然在坚持不懈地对抗这些措施，并抓住有限的机会寻求增强工人权利的途径。在黎巴嫩，众多小型工会在部门乃至公司层面组织工人形成多个联合会，其中不少成员隶属于工人总联合会（GCL）。在GCL内部，即便是同一行业中的多个竞争性工会联盟，无论规模大小，均在内部选举中享有同等数量的代表和投票权。这种制度设计使得精英阶层能够通过成立成员较少的新工会，选举出忠于特定党派的代表进入GCL的领导层。20世纪90年代末，这种现象引发了一系列新工会和联合会的建立；至2010年，GCL已涵盖580个工会和51个联合会，其中大部分由相互竞争的教派和政治派别操控，在组织内部争夺影响力。尽管如此，这种共谋行为也服务于这些对立政党的集体利益，因为它阻碍了工人阶级形成对抗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统一力量，而新自由主义政策曾是且仍然是黎巴嫩教派政治体系的核心支柱。
尽管工人总联合会（GCL）的架构严重限制了私营部门工人运动的发展，教师和公共部门工人的独立行动却依然持续，他们分别组成了三个独立的联盟。鉴于法律禁止成立新的联盟，精英阶层不得不寻求其他手段来破坏这些组织，于是便有了“工会协调委员会”（UCC）的设立。该委员会代表超过二十万名员工，他们通过罢工、抵制行动和一系列抗议活动，为提高工资而斗争。尽管政府最初同意了UCC提出的新工资方案，但在实施前领导人便宣布辞职。随后，新组建的内阁重新开启了谈判并对法律进行了修订，使得教师和公共部门工作人员处于不利地位。此举促使UCC发起了新一轮的罢工和示威活动，教师们决定拒绝进行考试评分工作。尽管他们承受了要求结束抵制的政治压力，教育部长仍获得内阁授权，得以在没有公立教师参与的情况下颁发成绩和考试证书。
屡次挫折并未使工人团体气馁，在过去的15年中，他们持续尝试通过成立新的工会或其他形式的组织来推进工人运动，用亲身实践证明传统工会在对抗精英压迫方面仍具有一定的效能。精英阶层对工会的控制并未能有效阻止罢工活动的发生。实际上，在经济危机为传统工会主义的复兴提供契机的背景下，政治活动家与一些工会之间已展开了部分合作。然而，人们必须认识到，这场叠加了COVID-19、贝鲁特港爆炸事件以及以色列破坏性轰炸的多重危机，使得许多黎巴嫩人在经济上愈发脆弱，并不得不依赖于教派政党提供的庇护主义服务。
伊拉克与黎巴嫩的情形相似，统治精英成功地操控了主要的工会机构，从而削弱了它们独立代表工人权益的能力。然而，相较于黎巴嫩的工会，伊拉克的工会及其成员遭受了更为剧烈的暴力镇压。大量伊拉克工会活动家遭受暗杀、绑架，或被强制转移到偏僻的工作地点，其中不少人在2003年结束流亡生活返回伊拉克。此外，精英阶层还采取了暴力手段来关闭或控制工会组织。伊拉克工人总联合会（GFIW），作为该国唯一获得官方认可的工会联盟，被视为对精英阶层的一种威胁，最终被执政的政治精英所接管。部分活动家认为，重振伊拉克工会运动并增强其影响力的最佳途径，是创建能够体现新兴政治文化并为工人运动中的年轻一代提供发声平台的替代性组织。战后的伊拉克人民多次尝试建立新的工人组织，成员涵盖了从皮革制造商到电力公司雇员等各行业的工人，他们发起了由工人领导的罢工和抗议活动。然而，这些新一代工人运动发起者在活动中遭遇了来自前辈的阻力。
三、专业协会在工人运动中的作用
与工会的情况不同，由于专业协会的会员资格具有强制性，大量中产阶级公民成为了这些组织的成员。精英集团主要通过在专业协会的选举中与独立候选人结盟，以及阻止专业协会成员承担更重要的政治角色，这两种策略来削弱专业协会内部的反对势力。
在黎巴嫩，专业协会团体的选举长期以来一直是反对派力量与政治机构争夺的焦点。在过去十年中，反对派运动在选举中取得了显著胜利，这证明了反对黎巴嫩精英掌权的争议事件可以被反对派力量所利用，以在专业协会中争取影响力，来应对黎巴嫩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状况。这些胜利引发了黎巴嫩工人权益倡导者之间的讨论，议题涉及探讨专业协会推动变革的最优路径，以及专业协会斗争的边界。
在伊拉克的专业协会界也出现了类似的讨论。与黎巴嫩的同仁一样，伊拉克专业协会内部的反对派试图利用民众抗议作为对抗统治精英的手段。这引发了人们对于与决策者对话的成本与收益，以及参与政治对抗风险的广泛担忧。黎巴嫩和伊拉克的工人运动力量因遭受吸纳和镇压而被严重削弱。然而，与统治的教派精英相抗衡的斗争从未停止，各种团体、个人和组织都在努力削弱教派精英对工人运动的控制，并寻求建立超越教派界限、基于阶级或工人的动员力量。黎巴嫩和伊拉克的专业协会内部争取独立性的斗争展现出显著的相似性。在这两个国家，精英阶层掌握了协调工会活动的主要机构，导致工人阶级缺乏一个正式认可的全国性组织来捍卫其利益。这种情况迫使黎巴嫩和伊拉克的工人通过自发组织的罢工行动，以及在各个部门和单一工作场所建立类似工会的替代性组织，以维护自身权益。在这两个国家的专业协会内部，追求独立和反对的力量都承受着将目标局限于满足成员具体需求而非追求更广泛政治议程的压力。
在黎巴嫩和伊拉克，工会行动的目标一直是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力量博弈辩论的核心议题。作为对抗教派新自由主义体制的变革动力，工人运动在结构和战略层面都面临着挑战和权衡。对于工会而言，主要的问题是形式上的判定。尽管传统的工人组织结构难以保持独立自主，或无法对变革产生显著影响，但缺乏正式认可会使工人权益倡导者面临更大的被镇压风险和安全问题。对于专业协会来说，关键在于如何在激进的政治反对派和更为温和、基于具体问题的愿景之间找到平衡点。历史经验表明，增强工人组织的权利并非一个简单的线性过程。如果精英阶层能够制定出新的、更有效的反革命策略，或者社会政治环境发生变动，抗争者的所有努力可能会化为乌有。因此，未来研究黎巴嫩、伊拉克以及其他类似的工人运动的重要任务，是确定工人运动能够对社会发展进程产生积极作用的具体范围和条件。
（本简报仅提供参考译文，以作交流之用，文中陈述和观点不代表编译者和编译机构的立场。如需引用，请注明原文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