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之春”后伊斯兰运动的挑战与机遇
原文信息
【标题】تحديات وفرص الحركات الإسلامية في حقبة ما بعد الربيع العربي
【日期】February 25, 2025
【机构】卡塔尔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
【作者】法迪·希拉尼（فادي حيلاني）
【链接】https://www.ajnet.me/opinions/2025/2/25/تحديات-وفرص-الحركات-الإسلامية-في-حقبة
编译信息
【译者】杨雪（五洲传播出版传媒有限公司图书出版中心国际合作部）
【期数】第446期
【日期】2025年3月1日
【内容提要】文章探讨了伊斯兰主义力量在阿拉伯世界的兴起及其面临的挑战，指出伊斯兰运动的崛起是对世俗民族主义的失望和独裁政权压迫的回应，并且与新兴国家结构的脆弱性密切相关。伊斯兰运动不仅成为一种精神力量，也逐渐发展为政治力量，利用民众对腐败和专制的广泛不满，成功地在多个国家取得了政治影响力。以利比亚为例，2011年卡扎菲政权垮台后，伊斯兰团体填补了政治空白，导致国家进一步分裂；而在突尼斯，“复兴运动”通过选举获得政治权力，并在社会压力下选择放弃政权，推动了政治妥协的模式；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则在2011年革命后通过选举登上权力舞台，但最终由于内外压力在2013年被推翻。文章还强调，伊斯兰运动在不同国家的经验各异，既面临政治斗争的挑战，也为区域内的政治变革提供了机遇。这些经验展示了伊斯兰力量在新时代下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本简报仅提供参考译文，文中陈述和观点不代表编译者和编译机构立场。
在中东地区，承载伊斯兰思想的力量的崛起，是殖民遗产、现存社会政治不公与思想运动之间复杂互动的产物。这些力量的兴起，往往是对世俗民族主义的失望和独立后专制政权压迫的回应，且这种转变无法与新兴国家脆弱的结构性缺陷分开，它为发展替代的意识形态框架铺平了道路。
伊斯兰运动的根基深植于社会和宗教运动之中，正是这些根基使得伊斯兰团体能够不仅仅作为精神权威登场，更作为主导的政治力量，充分利用人民对腐败与专制的不满。在这种背景下，伊斯兰主义者成功登上了多个阿拉伯国家的政治舞台，但每个国家的情境都充满了复杂性和差异。
以利比亚为例，在2011年穆阿迈尔·卡扎菲倒台后，伊斯兰团体迅速填补了随之而来的政治空白，结果却助长了国家的分裂。而在突尼斯，“复兴运动”在拉希德·加努希的领导下，经历了从思想改革运动到政治党派的转型，并在2011年革命后通过选举获得了政治权力。该运动提出的多元主义思想，在政治紧张和民众压力下，最终决定在2014年自愿放弃权力，支持技术官僚政府过渡，成为该地区政治妥协的典范。至于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在2011年革命后迅速崛起，凭借其在社会服务与伊斯兰活动中的广泛影响，成功将穆罕默德·穆尔西选为首位通过选举产生的民选总统。然而，穆斯林兄弟会很快面临来自内部与外部的巨大压力，最终在2013年经历了由广泛民众抗议引发的政权更迭。在也门，改革党作为反对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政权的主力，在2012年政权更迭后参与过渡政府。然而，随着内战的爆发以及胡塞武装的崛起，政治局势更加复杂，陷入了无休止的复杂冲突中。同样，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党派自1990年代以来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拯救伊斯兰阵线”在选举中获胜后，但军队阻止了其登上政权高位。
尽管伊斯兰运动在多个国家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政治影响力，但它们通向权力的道路充满了内外的抗争、军事阻力以及地缘政治的挑战，这使得它们的崛起充满了变数。
伊斯兰政党：选举与战斗的交织
突尼斯和埃及的伊斯兰政党在“阿拉伯之春”革命后掌权的历程，呈现出与现存军事和行政架构的复杂关系。突尼斯的“复兴运动”和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在2011年革命后通过民主选举成功上台。然而，尽管政权更替，国家的行政机构仍然存在。在埃及，军队始终是政治格局的决定性力量；而在突尼斯，国家安全机构则保持了原有形态，未经历根本性变革。
在叙利亚，局势截然不同，伊斯兰势力在该国政治舞台的崛起并非通过选举路径实现，而是源于长期冲突的积累。穆斯林兄弟会曾在1979−1982年间反抗阿萨德政权的起义中发挥重要作用，但自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后，他们逐渐被边缘化。相反，“自由沙姆军”与“伊斯兰军”等武装伊斯兰派别在初期的冲突中崭露头角，但由于内部纷争和军事失败，这些力量逐渐退却。到2017年，“叙利亚民族军”成为一个由多个反对派组成的联盟，并获得了土耳其的广泛支持。
然而，“沙姆解放组织”由“基地组织”叙利亚分支“努斯拉阵线”演变而来，最终成为北叙利亚最强的伊斯兰力量，成功利用反对派的分裂稳定了自己的控制权。通过与政府军及其他派别的战斗，该组织在与政府军及其他派系的交战中不断扩大在伊德利卜省的影响力，并创建了一套平行的行政体系，取代了国家机构及敌对武装在控制区的统治权威。
叙利亚的特殊性在于：国家主权在争议地区的持续弱化，为伊斯兰武装派系建立替代性治理结构提供了空间。这些组织通过填补权力真空，在局部区域形成了实质性的统治能力。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突尼斯和埃及即便在伊斯兰政府通过选举上台后，仍成功保持了国家机构的制度性完整性，包括军事优势的延续。正是这种结构上的差异，解释了“沙姆解放组织”能够独立自治，而“复兴运动”和穆斯林兄弟会等团体受限于既有的军事官僚体系的影响力。
此外，叙利亚的持续战争导致了权力的真空，使得像“沙姆解放组织”这样的组织能够借机利用军事优势控制领土并实现自我治理。最终，这导致了阿萨德政权的崩溃，并在2024年12月的11天军事行动中彻底瓦解。而利比亚的局势更为复杂，2011年卡扎菲政权的垮台造成了短暂的权力真空，但其国家机构的解体程度远不及叙利亚彻底。
尽管如此，像“利比亚伊斯兰战斗团”这样的组织在当地施加了有限的影响力，却未能实现像“沙姆解放组织”在叙利亚那样可持续的地域控制与治理。利比亚的竞争性民兵和部落因素严重阻碍了任何伊斯兰团体复制“沙姆解放组织”在叙利亚建立的中央集权式统治模式。
在叙利亚政治格局中的生存考验
毫无疑问，由“沙姆解放组织”主导的新政府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些挑战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层面上都同样突出。
在国内层面，最大的障碍在于如何维系一个因种族、教派和意识形态深度分裂的社会的统一。持续多年的内战使叙利亚社会结构遭受重创，不仅存在伊斯兰派系与世俗力量的对立，更突出表现为东北部库尔德人等族群的身份危机。若这一问题得不到有效处理，国家的进一步分裂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要建立一个稳定且可持续的叙利亚，必须超越宗派主义与意识形态控制，构建更广泛的国家认同。
因此，推动以权力分享与民族和解为基础的全面全国对话势在必行。这个对话应从安全基础的建设入手，确保各方政治力量的安全参与。尤为重要的是，对话代表应当涵盖广泛的精英群体，包括库尔德领导人、部落首领以及世俗活动家。为了取得成功，必须专注于过渡司法机制和利益交换方案，摒弃过去数十年加深社会裂痕的排斥性政策。
在国际层面，由于“沙姆解放组织”与极端主义网络的历史联系，尽管该组织曾试图通过重塑国家框架，但其历史上与极端网络的关联导致西方和阿拉伯世界对其信任严重缺失。
因此，要使叙利亚重新恢复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政府首先必须公开承诺实行非宗派制治理，积极推动反恐行动，遵守国际人权标准及国家主权原则。与地区关键国家，特别是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卡塔尔等国的互动，将为叙利亚同区域与国际势力的关系正常化提供重要途径。这一过程中，叙利亚需要提出一个符合区域稳定的未来愿景，并确保其不再成为跨境极端主义的温床。
此外，若美国根据《叙利亚第24号通用许可证》暂时解除制裁，并且叙利亚政府采取切实的改革措施，关注国际人权标准及国家主权问题，这将成为外交接触的关键一步。
与阿拉伯世界及西方的建设性长期关系，需通过各方的合作与共识来实现。而随着“沙姆解放组织”宣布解散，并由艾哈迈德·沙拉总统领导新政府的成立，叙利亚的治理模式亟须进行根本性转型，建立在正义、问责制以及对区域稳定的坚定承诺之上。
因此，宣布解散“沙姆解放组织”和其他民兵组织，建立统一的国家军事结构，是增强国家权力与国家统一的重要步骤。同样重要的是，建立信任的措施，包括大规模重建工作及确保难民安全且有尊严地回归，这两项举措是恢复叙利亚社会信任与合法性的关键。
此外，积极参与与西方大国的外交对话，将成为决定叙利亚如何重新融入国际社会的关键因素。与此同时，实施明确、可衡量的改革以及逐步推进的民主进程，对于确保叙利亚政治长期稳定和制度弹性至关重要。
经济外交也将在叙利亚复苏中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通过与海湾国家的战略合作，外国投资将成为战后重建的基石。与阿拉伯世界，特别是海湾国家的可持续伙伴关系，将在推动叙利亚经济复兴和更广泛的区域融入过程中起到核心作用。
总结来看，“阿拉伯之春”后，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和叙利亚的伊斯兰运动崛起呈现出一幅复杂的机遇与挑战交织的图景。在突尼斯和埃及，像“复兴运动”和穆斯林兄弟会等团体成功实现了从反对派到执政党的转变，借助其广泛的民众基础，通过选举获得政权。然而，他们的执政时期充满了政治、经济与社会的挑战，尤其是在如何平衡意识形态理想与实际执政需求方面。
在利比亚，“利比亚伊斯兰武装团”虽在卡扎菲政权倒台后获得了某种程度的影响力，但由于政治与民兵力量的分裂，未能实现长期稳定的控制。
相较之下，叙利亚的情况则完全不同。“沙姆解放组织”及其所属的武装派系继续通过武力抗争推翻阿萨德政权，该政权及其机构完全崩溃，这使得叙利亚必须重新启动国家重建和组建新军的工作。
这些案例清晰地呈现出伊斯兰运动在中东地区走向政权的不同路径——从突尼斯和埃及的政治融合，进入利比亚与叙利亚的武装反抗。它们共同揭示了伊斯兰意识形态、政府治理与后阿拉伯之春时期政治现实之间复杂的互动机制。在这一时期，凭借民众支持获得的合法性，以及如何维持国家统一的复杂性，依旧是这些运动能否长期生存与发展的核心因素。
（本简报仅提供参考译文，以作交流之用，文中陈述和观点不代表编译者和编译机构的立场。如需引用，请注明原文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