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走私贩运如何加剧利比亚冲突：

基于主要中转站的系统分析

 原文信息

【标题】How migrant smuggling has fuelled conflict in Libya：A systems analysis of key transit hubs

【日期】February 13, 2025

【机构】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

【作者】Tim Eaton，Lubna Yousef

【链接】https://www.chathamhouse.org/sites/default/files/2025-02/2025-02-13-transnational-smuggling-libya-eaton-and-yousef.pdf

 编译信息

【译者】赵军（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

【期数】第447期

【日期】2025年3月2日

【内容提要】文章认为，利比亚已成为非洲大陆非法移民进入欧洲的主要通道，其偷渡和人口贩运经历了快速扩张、被严厉打击以及重新抬头三个阶段。对其三大人口走私贩运主要中转站的研究表明：经济上，这些活动依赖于非正式和非法的跨境贸易及人员流动，随着国家支持的减少，其对经济的“贡献”愈发重要；社会上，这些活动在利比亚一些地区被视为“合法的”服务，而非犯罪行为；政策上，欧洲的边境外推化和利比亚执法措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加剧了冲突经济的扩张。因此，要想有效遏制或根除上述活动，应采取“全路线”方法，结合可持续的地方发展与和平建设努力，以减少偷渡需求和非法经济的吸引力。同时，需要在利比亚减少冲突，协调减少偷渡移民和实现和平治理的目标，并解决当地对偷渡者的看法，以增强政策的有效性。

卡扎菲政权瓦解后，利比亚政治派别和社会势力陷入对领土、权力和资源的争夺，冲突经济成为常态。人口走私与贩运活动作为利比亚冲突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后卡扎菲时代迅速扩张并公开化，许多在利偷渡移民因难以就业而开始参与走私和偷渡活动。近年来，尽管通过利比亚前往欧洲的移民人数有所下降，但偷渡移民和人口贩运活动仍在继续，并未受到有效阻遏。

    一、库夫拉：受益于跨境贸易的中转站

库夫拉是利比亚东南部的一个重要跨境贸易和走私、偷渡移民的枢纽，其社会结构主要由多数族群的阿拉伯孜维人（Zway）和少数族群的泰布人（Tebu）组成。自2011年卡扎菲政权倒台后，库夫拉的经济和社会发生了显著变化，偷渡移民和人口贩运成为当地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冲突的根源，也是经济繁荣的基础。

（一）领土争端与族群冲突。库夫拉的治理机制深受领土争端和族群冲突的影响。阿拉伯孜维人和泰布人之间的紧张关系长期存在，2011年后因资源控制和地方治理的争议而加剧。泰布人寻求在地方政府中获得更多代表权，而孜维人则努力维持其主导地位。这种冲突不仅体现在族群层面，还延伸到子群体之间，导致社区的物理隔离和治理结构的分裂。2015年，泰布人试图通过建立平行治理机构来解决边缘化问题，但这一举动引发了与孜维人的暴力冲突，最终导致泰布武装力量被驱逐出库夫拉，孜维人重新确立了对地方政府和安全部门的控制。

（二）经济转型与走私活动。库夫拉的经济从农业中心逐渐转变为军事化和经济驱动的跨境城镇。2011年后，国家权力的崩溃和外部压力加速了这一转型。当地经济历来依赖跨境贸易，但随着农业产量的下降和国家支持的减少，走私活动迅速扩张，并成为重要的收入来源。参与者包括年轻一代、武装团体甚至边防警卫。尽管孜维人和泰布人之间存在冲突，但他们在管理偷渡移民路线方面达成了临时合作协议，从而促进了非法经济的繁荣。2015年后，随着孜维人主导的贸易路线的建立，偷渡移民变得更加有组织，新的路线不断涌现。

（三）跨境贸易与地方治理。库夫拉的跨境贸易受到地区市场动态的影响。2017年，库夫拉地方政府成立了库夫拉建设基金，通过与苏布勒·萨拉姆（Subul al-Salam）武装团体的合作，对跨境贸易征税，为地方经济提供资金支持。这种地方治理模式虽然不够正规，但有效缓解了中央政府资源不足的问题，并巩固了孜维人的经济主导地位。2022年4月以来，苏丹内战的爆发导致燃料走私路线的活跃，许多年轻人从移民和人口贩运转向燃料走私。大量苏丹难民的涌入为当地经济带来了新的活力。

（四）国际干预与地方反应。国际社会对遏制移民流动的压力对库夫拉产生了有限影响。利比亚国家打击非法移民局（DCIM）和苏布勒·萨拉姆武装团体在打击偷渡移民方面存在合作，但这种合作更多是基于经济利益而非真正的执法。因为，选择性执法和对走私网络的间接支持表明，走私和贩运已成为当地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二、塞卜哈：社会多元化、竞争激烈的贸易站

塞卜哈是利比亚南部费赞地区的一个重要贸易城市，其复杂的社会结构和战略位置使其成为偷渡移民和人口贩运的关键节点。该市由多个部落和社区组成，包括泰布、图阿雷格、奥拉德·苏莱曼、哈萨瓦纳、穆哈米德和卡达法等部落。卡扎菲政权时期，通过社会工程手段偏袒某些部落，从而加剧了社会分裂。2011年卡扎菲政权瓦解后，权力平衡被打破，部落冲突加剧，尤其是奥拉德·苏莱曼和泰布部落之间的冲突，导致当地社会的进一步分裂。

（一）权力重组与经济变迁。卡扎菲政权垮台后，利比亚各地经历了不同程度的社会和政治动荡。塞卜哈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尽管这座城市没有经历激烈战斗，但部落和民族身份变得更加突出和政治化。奥拉德·苏莱曼与泰布两大部族间的冲突成为该地区的主要不稳定因素，冲突经济逐渐代替农业经济。

（二）权力争夺与暴力。2012年3月开始的部族冲突导致了革命联盟的分裂，并且在2014年初再次爆发。这些冲突不仅加剧了当地的安全危机，也促使其他部落如卡达法、哈萨瓦纳等利益被边缘化。随后，米苏拉塔市派遣了一支名为第三力量的部队来维持秩序，虽然短期内控制住了局势，但其行动也在2017年导致了对布拉克·沙提空军基地的大规模袭击事件。

（三）利比亚国民军的介入与影响。2016~2018年间，哈夫塔尔领导的利比亚国民军逐渐扩展到利比亚南部，改变了费赞地区的安全格局。然而，这种介入并未完全解决当地的混乱局面，反而加深了种族隔离和社会分裂。

（四）经济衰退与非正规贸易的增长。自卡扎菲政权倒台以来，塞卜哈的农业部门持续衰落，而非法走私活动则成为了重要的收入来源。特别是非法移民走线，它不仅支持了走线者本身，还通过各种涓滴效应促进了更广泛的社区发展。由于缺乏其他经济机会，更多人转向走私以获取更高收入。此外，走私业还带动了相关服务行业的发展，包括运输、餐饮及房地产建设等。

（五）社会态度与执法不力。当地社会普遍认为，帮助逃离贫困的人是合法的行为，这导致了对走私活动相对宽容的态度。即使存在剥削行为，人们仍倾向于将走私者视为运输者而非罪犯。同时，武装团体与走私网络之间形成了复杂的共生关系，为走私提供了保护，进一步削弱了国家安全部队的作用。

（六）国际干预的影响。国际社会针对尼日尔和地中海沿岸采取的措施虽然减少了到达欧洲的移民数量，但在利比亚塞卜哈的效果有限。相反，这些政策可能增加了移民面临的风险，使得他们更容易遭受贩运者的攻击。塞卜哈的移民人数变动趋势显示出与利比亚全国及其他地区不同的特点，也反映了该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及其作为中转站的重要性。

    三、扎维耶：人口贩运和国家犯罪化之地

扎维耶武装团体通过控制国家角色、资源和非法网络巩固权力并追求利润最大化。

（一）2011年后的权力竞争。卡扎菲政权瓦解后，扎维耶的武装团体成为一支重要力量，与米苏拉塔、津坦和的黎波里的武装团体竞争，争夺对首都的影响力。扎维耶凭借其地理位置和战略资产（如炼油厂），在安全部门重组中发挥了关键作用。2013年，扎维耶指挥官沙班·哈迪亚联合全国伊斯兰武装团体，形成利比亚革命者行动室（LROR），进一步扩大了扎维耶的影响力。

（二）武力投射与邻国紧张局势。革命后的扎维耶武装团体和走私者沿着沿海公路扩大了影响力，与西部武装据点（如津坦）形成统一战线，并在的黎波里组建安全集团。这些团体利用沿海路线进行燃料和天然气走私，并在2014年后转向以偷渡移民和人口贩运为中心的非法经济。扎维耶的走私者与纳斯尔旅和兹瓦拉的同行合作，将燃料运往突尼斯边境和地中海。尽管存在一定程度共存，扎维耶团体仍希望对该领土进行绝对控制，并在2019年国家安全稳定支持机构（SSA）成立后获得了这一控制权。

（三）2015年后孤立与走私犯崛起。2014~2019年间，扎维耶的主要领导人被赶出的黎波里，导致当地团体对资源的竞争加剧，非法活动逐渐演变为偷渡移民和人口贩运。2017年年轻民兵领袖易卜拉欣·赫尼什被杀，引发了敌对派系之间的进一步暴力冲突。而在52旅领导人拉贾布被捕后，穆罕默德·巴赫伦迅速填补权力真空并巩固了自己的权力。阿卜杜勒·拉赫曼·米拉德被任命为海岸警卫队指挥官，标志着利用移民牟利的走私活动的扩张。

（四）2019年后“黑手党国家”复苏。民兵之间对资源的争夺导致扎维耶的安全局势不稳定。2019~2020年，利比亚国民军分支苏布勒·萨拉姆军对的黎波里发动攻势，引发了新的紧张局势。民族团结政府（GNU）未能在2021年举行选举后，民族稳定政府（GNS）于2022年成立，扎维耶政治团体在组建民族稳定政府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扎维耶的布兹里巴兄弟在民族稳定政府中担任重要职位，进一步巩固了扎维耶的政治和安全格局。尽管扎维耶的渔业和炼油厂规模庞大，但合法经济受到内部冲突和合法收入机会减少的制约，导致工厂倒闭和对进口的依赖增加。2019~2022年间，扎维耶的最低家庭消费支出经历了几次波动，反映了经济的不稳定性。

（五）走私和人口贩运的双重性。偷渡移民和人口贩运虽然风险很大，但仍然吸引扎维耶的创业型武装团体，这些团体既扮演反移民组织的角色，又充当走私的促进者。通过战略性的社区参与和投资，武装团体培养了当地支持，进一步巩固了他们对权力和犯罪活动的控制。国际干预重塑了偷渡移民行业，尤其是欧洲国家的移民安全机构参与对走私中心的打击改变了整个海岸的格局，但欧盟为遏制移民而采取的措施产生了复杂的后果。

（六）系统性的“滥用职权牟利”。移民在抵达扎维耶后，通常会遇到三个不同的参与者：组织旅程的走私和贩运集团、在检查站征税的武装团体以及拦截移民并将其带到拘留中心的安全部队。移民受到的待遇取决于他们遇到的具体行为者、国籍以及是否被贩运或偷运。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活动混合成一个暴力和剥削的持续过程。由于扎维耶的正规化安全部队是在利比亚政府批准的安全角色下运作，因此通常使情况更加复杂。

（七）偷渡移民和贩运人口的监管。在利比亚扎维耶，由于缺乏强大的中央权力机构，武装团体填补了安全真空，并将自己定位为必要的保护者和服务提供商，同时向国际社会推销其作为边境管制人员的角色。尽管这些团体参与偷渡移民和人口贩运，但它们利用这种形象获得欧盟的支持。当地居民对这类活动的容忍度较高，一方面是因为不认为偷渡移民是暴力犯罪，另一方面担心指控武装团体会影响城市的名声。虽然居民意识到移民面临的危险，但由于长期处于暴力环境中，他们对移民的态度复杂，往往感到不安。武装团体则通过强调自己在解决城市面临挑战中的作用，掩盖了其在移民危机中的负面作用。尽管存在反对声音，但资金不足也促使一些民兵成员参与移民运输以获利。

    四、利比亚全国非法移民和人口贩运动态

利比亚的偷渡移民和人口贩运问题与国家治理危机紧密相连。国际干预虽旨在减少移民流动，却间接加剧了治理困境，使走私行业成为利比亚冲突经济的核心。库夫拉、塞卜哈和扎维耶三个地区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利比亚国家层面的偷渡移民和人口贩运动态，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战争经济扩张（2011~2017年）。2011年卡扎菲政权垮台后，利比亚陷入权力争夺和治理危机。地方和国家层面的合法性、领土控制和治理体系争端未解决，导致治理行为体依赖“庇护—被庇护”关系维持联盟，而非提供公共物品。这种合法性争议阻碍了国家建设，导致安全行为体分裂。武装团体在地方和国家层面崛起，成为经济的直接参与者，其性质因地而异，从犯罪团伙到职业军人不等。非法经济蓬勃发展，偷渡移民和人口贩运成为主要组成部分，历史遗留的移民路线得到扩大。同时，种族歧视和对“外国人”的敌意加剧了移民的系统性剥削和暴力。

第二阶段：边界外部化与“滥用职权牟利”（2017~2019年）。欧洲为减少非法移民，推动边境外部化政策，支持利比亚当局和武装团体打击走私。这导致“移民产业”兴起，将移民管理委托给利比亚的私人和公共行为者网络。打击移民活动为利比亚武装团体提供了资金和动机，形成了“虐待牟利”系统，即通过任意拘留和剥削移民（如殴打、奴役、勒索等）获取利润。这种模式进一步加剧了移民的脆弱性。

第三阶段：走私管制与国家建设困境（2020年至今）。2020年起，前往欧洲的移民人数反弹，走私行业的收入诱惑依然存在。安全参与者在促进移民流动和打击走私之间两面三刀，实际上对该行业形成了监管。国际社会的干预，通过向武装团体提供政治和经济支持，加剧了治理危机。这些团体在国家控制之外运作，对犯罪行为有浓厚兴趣，其行为导致了经济的证券化和武装网络的不断增长。走私行业的利润不仅维持了当地经济，也巩固了武装团体的权力，形成了恶性循环。

    五、政策建议

（一）现有政策的局限性。西方国家的移民政策主要基于减少非法移民涌入欧洲的目标，通过边境外化和加强过境国边境管制来实现。这种策略导致了与利比亚等国的协议，旨在通过“难民食利主义”减少移民流动。然而，这些政策不仅效果有限，还加剧了利比亚的冲突经济。例如，利比亚海岸的执法工作因“滥用职权牟利”现象而受限，而走私和贩运活动在塞卜哈、库夫拉和扎维耶等地依然猖獗。欧盟的移民政策实际上成为“移民代理战”的工具，外部国家将移民管理委托给利比亚的武装团体，进一步扩大了冲突经济。

（二）“全路线”方法的必要性。应全面理解利比亚偷渡移民和人口贩运活动跨国动态，才能制定更有效的政策。偷渡移民和人口贩运活动与利比亚的冲突和不稳定密切相关。国际社会应评估从出发地到目的地的整个移民路线，并采取量身定制的干预措施。这种“全路线”方法需要更广泛的政策工具，包括可持续的当地发展和和平建设努力，以减少移民需求和对移民流动的依赖。

（三）减少冲突与协调政策目标。本研究表明，打击非法移民的尝试实际上加剧了利比亚的冲突态势。欧洲国家的政策工具往往与支持和平和负责任治理的目标相矛盾。例如，扎维耶的海岸警卫队指挥官阿卜杜勒·拉赫曼·米拉德在移民控制方面获得欧盟支持，但他同时深度参与走私和贩运活动，加剧了当地冲突。欧洲政策应协调减少移民与解决冲突的目标，支持利比亚中央执法机构的发展，抵制有罪不罚文化，并推动国家融资机制改革以实现经济多样化。

（四）解决当地关切和看法。政策制定者必须考虑社会对移民的看法，因为这些观点深刻影响干预措施的有效性。反移民情绪可能助长武装分子和贩运者的活动。国际政策应与社区深入接触，制定“日常和平指标”，挑战当地人对移民的负面看法，强调移民权利，并支持社区驱动的和平对话和跨性别、政治、种族和世代分歧的合作项目。

（本简报仅提供参考译文，以作交流之用，文中陈述和观点不代表编译者和编译机构的立场。如需引用，请注明原文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