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威特议会民主制的动态及未来展望
原文信息
【标题】Will Kuwait’s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Be Restored, Reformed, or Repudiated?
【日期】March 13, 2025
【机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作者】Omar Al Jasser, Nathan J. Brown
【链接】https://carnegie-production-assets.s3.amazonaws.com/static/files/Al%20Jasser%20_Brown_Kuwait%20Parliament.pdf
编译信息
【译者】舒梦（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
【期数】第454期
【日期】2025年3月23日
【内容提要】文章聚焦科威特议会民主制，指出2024年科威特埃米尔暂停议会引发了关于议会民主制未来走向的诸多猜测。科威特当前议会暂停带来权力结构变化，引发公民身份等多方面争议。未来，科威特主要有恢复议会、召开全国会议、深化专制三种可选路径。前两者或导向议会回归，后者风险大且可行性低。王储未来面临多种挑战，议会恢复与否难以确定，科威特还需寻求更温和、更具共识的解决方式。
科威特国内政治局势展现出一种独特的动态，其复杂性堪比情节跌宕起伏的戏剧作品。在这一政治舞台上，角色频繁更替，伴随着诸多戏剧性的冲突，然而，实质性的解决方案却始终难以实现。在过去相当长时期内，科威特的议会选举竞争异常激烈，选举结果往往导致议会的分裂。议会与政府各部门之间的矛盾频发，进而引发了一系列政治对抗。新组建的议会和内阁继续延续了先前的争斗，导致整个政治局面陷入一种循环往复的冲突状态。然而，2024年5月10日，这一持续已久的政局动荡终于画上了句号。新登基的埃米尔米沙勒·艾哈迈德·贾比尔·萨巴赫不仅解散了最近一次选举产生的议会，还宣布无限期中止议会活动，并承诺启动为期四年的宪法修订进程。这一举措引发了科威特议会民主制未来走向的诸多猜测。本文剖析了科威特议会民主制的发展历程、当前面临的困境以及未来可能的走向。
一、介于立宪君主制与绝对君主制之间的科威特政治体制
科威特于1961年独立，1962年其宪法正式生效。该宪法确立了民选议会的设立，赋予议会以立法、监督政府部长职能以及批准王位继承人等关键权力。尽管如此，埃米尔依然保有诸多核心权力，尤其以政府部长的任命权和议会解散权最为显著。科威特的君主政体显然不属于绝对君主制范畴，但亦非纯粹意义上的立宪君主制。在探讨各政治实体如何行使宪法所赋予的权力时，必须考虑多种因素：埃米尔个人的执政倾向、统治家族核心成员的立场、议会的构成结构，以及社会规范与传统的影响。
随着时间推移，后两个因素出现了显著的转变。在议会的构成方面，科威特社会逐渐变得更加多元，新的公民群体获得了投票权，新的政治参与者开始登上政治舞台，而传统的政治力量则探索出新的方式来施加其影响力。随着原有选民群体期望值上升，统治家族有意吸引新的选民群体，这使得议会的构成变得更加错综复杂。
同时，原有社会规范和传统也受到冲击，统治家族对议会选举的态度从尊重逐渐转变为干预，修改选举规则、支持特定候选人的情况时有发生。议会与统治家族之间的关系也日益紧张，曾经相互尊重的默契已不复从前。尽管宪法保持未修订状态，但领导层经历了若干重要的结构性变革。特别是在20年前，王储与首相的职位实现了分离。在此之前，这两个职位是合二为一的，这导致政府首脑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议会的有效监督。
二、政治僵局与危机
尽管科威特宪法本身保持不变，但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实施情况却存在差异。近年来，它成为政治争议的焦点，也让科威特陷入政治僵局。
自科威特独立以来，其统治家族在处理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时，主要依赖议会程序来推进相关事务，但也有例外。如科威特埃米尔曾两次指责议会违反国家政治规范，并采取了暂停或废除宪法中关于民选议会条款的措施。这两次议会暂停均未遭遇即时反对。然而。尽管这两次期间埃米尔均承诺在对宪法进行修订后会恢复议会，但修订程序始终未曾启动，议会最终还是自行恢复。第一次发生在1978年，由于王储提名引发的冲突，议会首次被暂停；到了1986年，科威特证券市场动荡以及腐败指控事件爆发，议会在准备对这些事件展开调查时再次被暂停。第二次议会暂停引发了社会的反抗与对峙，但随后因伊拉克的入侵，这一对峙局面被迫中断。
海湾战争结束后，重新召开的议会更加活跃，但在意识形态、社会、部落和地域等方面分歧严重。议会的激烈争论虽能暴露社会问题和腐败现象，促进政治辩论和公民意识的培养，但也阻碍了关键决策的制定。面对议会带来的种种挑战，统治者通常选择举行新的选举，而非直接对抗议会。然而，2023年12月谢赫·米沙勒成为埃米尔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与他的许多前任相比，谢赫・米沙勒的治理经验较少，上任不到五个月，他便采取了激进举措，不仅像前两次那样暂停议会活动，还使用与之前暂停议会时完全相同的措辞。这一行动引发了科威特政治的巨大震动，即便现在时间已过去半年，该国未来的政治走向依然尚无定论，究竟是恢复民主、走向专制，还是进行某种改革，依旧扑朔迷离。
三、没有议会的科威特政治
尽管2024年的议会暂停并非科威特首次发生此类事件，但其所处的政治语境赋予了这一举措独特且激进的性质。在前两次议会暂停之后，埃米尔与统治家族的关系以及政府与公众间的政治沟通渠道均发生了重大转变。在此期间，宪法文本虽未改变，但议会的运作模式却呈现出显著变化：辩论趋于激烈化，政治参与度大幅提升，但整体凝聚力却显著下降。近期绕过议会的决策行为为权力集中提供了短期契机。然而，这一事件所引发的变革远不止于取消民选议员的政治角色。议会暂停的同时，中央官员与统治家族的权力运作方式亦发生了结构性调整；更为深远的是，这一举措悄然开启了科威特公民身份概念的重构进程。埃米尔通过绕过宪法规定的议会审批程序直接任命王储，强化了其权力基础。2024年6月，在议会暂停仅约一个月后，他便宣布任命谢赫・萨巴赫・哈立德为新王储。这一举措打破了科威特自1962年宪法确立以来形成王储任命需经议会批准的政治惯例，标志着权力结构的重大调整。
此外，埃米尔对高级政府官员的任命策略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许多家族成员的影响力被削弱，其中包括那些曾觊觎王储之位或试图在家族及政府中谋取要职的成员。因此，议会暂停看似是统治家族权力扩张的信号，实则标志着埃米尔对议会、公民社会甚至统治家族本身的权力集中。这种权力重构不仅改变了传统的政治博弈规则，更在深层重塑了科威特的权力结构体系。
这种权力重组的动态可以通过近期政府内阁提名的变动来观察。历史上，科威特的内阁任命曾是一种权力信号机制，首相传统上占据核心地位，其次是国防部长与内政部长。然而，议会暂停前担任这些要职的官员，如今均在不同情境下被剥离所有政府职务。这打破了延续数十年的政治惯例，在2024年议会暂停前，内阁职位的分配往往是统治家族内部权力平衡的具象化表达，国防与内政部长的人选通常由统治家族核心成员担任，以彰显对安全领域的绝对控制。而当前的人事调整不仅剔除了具有独立政治资本的家族成员，更将内阁重组为直接听命于埃米尔的执行机构。这种去制度化的权力运作，标志着科威特政治从家族共治向埃米尔集权的实质性转变。
议会暂停后，科威特的变革不仅限于统治家族的权力重组，政府还开始系统性地重塑科威特公民身份，其中，被指控伪造亲属关系骗取国籍者、通过婚姻入籍的女性和以高尚工作为由获得身份的文化人士这三类群体，都被剥夺了身份。这些举措旨在打击部落通过联姻扩张政治资本的传统模式、重塑文化权力、强化国家认同边界。这种绕过代议机构的行政集权，正在将科威特的公民身份从“政治参与资格”的本质重塑为“君主恩典的产物”，其对科威特的深远影响可能会超过自1990年伊拉克入侵以来的任何制度变革。尽管埃米尔在演讲和政令中反复强调这是政府核心要务，但此举已成为公众批评与恐慌的重要源头。自议会暂停以来，国籍剥夺言论持续占据舆论中心。
议会常常作为高级官员与公民之间至关重要的沟通桥梁。在科威特，直至2024年，这种沟通往往体现为公开传播的谣言与公众对政府政策的担忧。例如，一旦有关政策变动的传闻开始流传，议员们便会向议会提交质询，迫使相关部门作出正式回应。议会在此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自议会暂停以来，这些沟通渠道已消失，迫使政府直接应对挑战。这限制了政府惯常的回旋空间。公众也难以分辨哪些是真实谣言，哪些可能是政府刻意散布的信息。
目前，领导层与公众间出现了新的替代性的沟通渠道，但新渠道均无法有效传递完整的公众意见、关切与不满，缺乏代表多元公众所需的包容性。此外，这些新渠道未能解决政府长期存在的沟通问题。由于缺乏新闻发布会、媒体直播或系统性互动，谣言非但未减少公众疑虑，反而进一步扩散，加剧了信任危机。
四、关于未来的思考
自议会暂停以来，关于科威特未来的政治走向主要有三种观点：最激进的观点认为科威特可能会效仿其他海合会国家，走上以发展与经济进步优先、牺牲政治自由及科威特独特政治身份的新道路。第二种观点预测议会将在宪法修正案通过后恢复。第三种观点则认为，这只是一个特殊时期，最终会恢复旧制，一切照旧。
公众对这些观点持有不同看法，一些人视议会为问题的根源，对议会未来的方向持有不同意见。政府未能履行改革承诺，公众对现状的不满情绪不断加剧，对议会回归的期望也在逐步提高。如果不能提高决策效率和治理成效，公众的不满最终可能会导致反弹。
公众对议员的不满情绪正逐渐转向政府，呼吁前议员发表意见的声音愈发强烈。一些议员开始发声反对政府的举措，不过他们的行动较为谨慎。部分议员认为王储成为埃米尔后，可能会恢复对宪法的遵守；还有议员认为，公众压力的累积终将引发对政府的广泛批评。这种批评将挑战对统治家族治理合法性的认知，并质疑国家结构与传统能否长期维系无议会状态。他们认为，与其立即行动，不如等待新体制的缺陷更广泛显现，促使议会回归。另外，地区国家对科威特政治开放的不满，以及对其走向专制的支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科威特的政治走向。
科威特现行体制在关键问题上既未能展现更佳政策成效，亦缺乏政策决断力，这种积弊终将付出代价。埃米尔对统治家族的重组虽巩固了个人权力，却同步埋下了被孤立的风险。他的这一举措本质上打破了科威特与海合会国家以统治家族为核心的传统治理框架，转而走向一条去家族化、独尊个人权威的非常规路径。这种“依赖个人权威而非家族共识”的治理模式，预示未来埃米尔可能在缺乏多元派系支持、未整合家族力量的脆弱基础上施政。
五、王储能否胜任呢？
当王储登基后，他应对这些挑战的选项将十分有限：一是效仿1978年的做法，直接重启议会。这有助于稳定局势，但可能会失去当前暂停议会所获得的优势，短期内再次暂停议会也不太可能。二是召开全国会议，邀请反对派领袖、精英阶层与王室代表共同协商政治改革方案。这一策略既能争取民众支持，又能为埃米尔提供调和多方利益的政治缓冲空间，在此框架下，埃米尔可推动议会结构与宪法的根本性改革。三是深化专制化进程，借助地区政治、外交与技术资源，推动科威特政治体制的激进转型，使权力向精英阶层和特定群体集中。这一选项的本质是打破科威特王室权威与议会制衡并存的“二元政治”传统，风险极大，可能会产生主权侵蚀风险，激化萨巴赫家族内部的派系矛盾，且任何压制代议制的举措都可能点燃科威特内部部落人口—城市人口、逊尼派—什叶派、原住民—侨民三大矛盾。
尽管三种可选路径在理论上对现任埃米尔同样开放，但他若强行启动任一方案，都需彻底颠覆其执政逻辑，可能反而会加剧内部分裂、招致更多批评，甚至导致科威特经济与社会精英阶层的疏离。
前两种改革路径必然导向代议制回归，但第三种选项的可能性较低，因为统治家族内部缺乏足够支持、也缺乏团结，且政府在经济和社会治理方面存在诸多问题，难以支撑专制化改革。首先，科威特仍然严重依赖石油收入，石油收入占政府总收入的80%以上。其次，官僚体系依然效率低下，而80%的科威特雇员都在公共部门工作，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低效率的状况。再次，尽管议会被暂停了大约六个月的时间，但关键问题一个都没有得到解决，也没有任何解决这些问题的计划。这让统治家族只有两种能够确保议会恢复运作的、和平且低成本的选项可供选择。
自议会陷入停滞以来，公众对科威特政治未来的担忧日益加剧。埃米尔及其推动的议程并未显露出想要彻底改变科威特议会传统的迹象。前议员们对科威特能否恢复正常的议会运作持怀疑态度。然而，鉴于政府尚未启动任何重大结构性改革，议会恢复的可能性反而有所上升。前议员和政治家们现在正焦急地等待，希望出现一个政治转机，重新激发科威特改革的动力。
无论议会最终能否恢复运作，科威特的政治僵局都已根深蒂固。截至目前，议会停摆不仅未能从根本上消除政治停滞的症结，反倒可能激化统治家族内部的竞争态势，令潜在冲突进一步升级。不过，需要明确的是，单纯恢复议会也无法解决这些深层次问题。要真正打破政治停滞的困局，就必须探寻更为温和、更能凝聚各方共识的方式。
（本简报仅提供参考译文，以作交流之用，文中陈述和观点不代表编译者和编译机构的立场。如需引用，请注明原文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