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问题研究简报》第456期—不断变化的“抵抗轴心”——伊朗及其网络如何应对外部压力
发布时间: 2025-03-30 浏览次数: 10

不断变化的“抵抗轴心”——伊朗及其网络如何应对外部压力

 

原文信息

【标题】The shape-shifting ‘axis of resistance’How Iran and its networks adapt to external pressures

【日期】March 6, 2025

【机构】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

【作者】Renad Mansour, Hayder Al-Shakeri, Haid Haid

【链接】https://www.chathamhouse.org/sites/default/files/2025-03/2025-03-06-shape-shifting-axis-resistance-mansour-shakeri-haid.pdf

 

编译信息

【译者】韩建伟(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

【期数】第456

【日期】2025330

 

【内容提要】该文是“跨境冲突证据、政策和趋势”XCEPT)项目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案例研究的一部分,主要素材来源于20212024年间对伊拉克、黎巴嫩和叙利亚的政治、经济与军事精英,经济学家,分析师和普通公众的面对面访谈及电话采访。文章对伊朗领导的“抵抗轴心”在危机中不断适应、调整与修复的韧性作了研究,尤其是对该网络的资金获取及生存战略作了细致分析。虽然该文认识到西方政策的局限性,也提出了一些改进建议,但始终没有超越西方主导的话语体系与政策困境。

 

一、引言

2023107日以来,以色列发动了一场跨国战争,旨在重塑中东格局。以色列的主要目标是削弱以伊朗为首的“抵抗轴心”同盟网络,主要成员包括巴勒斯坦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叙利亚巴沙尔政权及伊拉克“人民动员部队”(PMF)的部分力量。迄今,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虽然严重削弱了伊朗的联盟网络,但并未将其彻底摧毁,即使在2024年底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突然倒台之后,“抵抗轴心”也未走向终结。这一联盟远比西方观察家所认为的更具韧性,这主要源于其适应能力及在该地区建立的广泛网络,组织成员并非仅仅是非国家行为体或武装团体,它们的政治、经济、军事及意识形态网络在各自国家中根深蒂固。伊朗与这些组织在区域及全球层次和多个国家实体发展了经济关系,西方观察家将其称为“动荡轴心”,涵盖伊朗、朝鲜、中国、俄罗斯、委内瑞拉等多个国家。这些国家合作对抗美国及其盟友,令全球秩序日益远离美国主导的单极体系。

二、轴心的形成和演变过程

“抵抗轴心”术语是在2003年出现的,是对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将伊朗、伊拉克和朝鲜列为“邪恶轴心”的回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已经从一个反美的松散联盟,演变成由伊朗支持的、在多个国家活动的分散网络。这些组织与德黑兰的外交政策目标一致,有时会帮助伊朗在该地区扩大影响力,但也会优先考虑自己在国内的权力野心。该网络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黎巴嫩真主党与伊朗的关系。伊朗每年向真主党提供数亿美元的资金,远远超过对任何其他组织的资助。

该网络的奠基时刻是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1980年伊拉克入侵伊朗标志着一系列安全、经济和社会冲击的开始,这些冲击一直困扰着德黑兰及其盟友。伊朗开始重点投射力量,通过非对称威慑能力实施“前沿防御”战略,以应对其认为的主要来自以色列的威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圣城旅成为加强与这些组织关系的关键角色。伊斯兰革命卫队通过加深经济、意识形态和军事联系的方式帮助这些组织在各自国家内扎根,同时将它们整合到一个致力于促进共同利益的地区网络中。

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是一场早期的考验。这场危机给伊朗提供了在以色列入侵后支持真主党发展的机会。2000年,真主党将所有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赶出,并在2006年的战争中战胜了以色列,这标志着联盟力量的进一步加强。

伊朗及其网络组织发展的另一个分水岭是在2003年,当时美国入侵并占领了伊拉克。美军陈兵边境迫使伊朗及其盟友确保伊拉克新政府永远不会像萨达姆政权那样构成威胁。自1980年代初以来,伊朗在伊拉克建立了巴德尔军团,每年投资约2000万美元用于该组织支付薪金和采购武器。萨达姆政权被推翻之后,巴德尔军团和其他什叶派武装组织成为新的伊拉克国家的一部分,与伊朗结盟的网络因此克服了美国主导的邻国危机,并在伊拉克发展了正式与非正式的权力。

2011年的阿拉伯起义为该网络的扩张提供了新机会。在全国范围的抗议活动中,叙利亚巴沙尔·阿萨德政权陷入危机;阿萨德转向伊朗寻求支持,并提出成为其轴心的一部分。尽管叙利亚政权与黎巴嫩和伊朗有着复杂的历史关系,但这种新动态将伊朗和叙利亚之间的关系推向了交易联盟。在伊朗领导下,此后10余年以真主党为代表的轴心成员参与了叙利亚冲突,大大加强了它们之间的协调及作为伙伴的依赖关系。然而,13年后,阿萨德政权崩溃,主要原因是它无法在本国民众中保持合法性,伊朗与俄罗斯最后也未施以援手。这一事件表明,轴心组织成员的韧性取决于国内和跨国权威,阿萨德在这两方面都损失惨重,已无利用价值。2011年起义还导致了另一个轴心组织成员的兴起——胡塞武装。尽管该组织与伊朗建立关系的时间更早,但在萨利赫总统被推翻之后,胡塞武装控制了也门首都萨那,并与伊朗建立了更紧密的关系。

2014年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兴起,该组织尤其针对什叶派团体及领导人发动袭击,这促使伊朗与伊拉克政府支持成立“人民动员部队”作为对抗“伊斯兰国”的一部分。“人民动员部队”正式将伊朗在伊拉克已存在合作关系的什叶派团体纳入体制,因此恐怖主义危机再次成为轴心重组的重要契机。

2020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在巴格达机场暗杀了轴心的创始人卡西姆·苏莱曼尼,这在整个轴心网络引发了震动,但是轴心还是得到了重组与修复。经过改革后的轴心从自上而下、伊朗主导的组织转变为成员享有更大自主权、与德黑兰及其他成员之间更独立互动的组织。这一转变使得伊朗在其他组织发动袭击时仍能享受“合理否认”的好处。在此次对以色列的行动中,轴心组织成员希望通过加强相互合作以扩大影响。如自202310月以来,胡塞武装与伊拉克真主党旅(Kataeb Hezbollah)的合作明显增强。伊拉克真主党旅也展示了其自主决策能力的增强。该组织于20241月在约旦—叙利亚边境袭击并杀害了3名美国军人。这一行动违背了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意愿,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呼吁真主党旅停火。这些例子表明,危机导致更大的横向自主性和轴心内不同组织的更独立行动。

三、“抵抗轴心”的经济支持网络

来自伊朗的直接财政支持最初增强了这些组织的军事和行动能力,巩固了它们在各自国家作为强大政治与经济参与者的地位。但随着这些组织在国内稳住脚跟,它们创造独立收入的能力在增强,尤其在伊朗支持有时受限的情况下。例如,真主党在黎巴嫩建立了广泛的金融网络,还有房地产与建筑项目,并在更广泛的中东、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拥有企业。同样,“人民动员部队”将自己融入伊拉克的国家财政体制,获取利润丰厚的政府项目与预算拨款。伊朗联盟网络能够在各自国内经济的正式与非正式部门中无缝运作,并跨越国界、逃避监管,同时不受惩罚。通过参与这些活动,伊朗及其盟友发展了复杂的物流网络和经济伙伴关系,使得该网络具有弹性和适应性,并从冲击中能够恢复过来。

1. 资金流动及其构成

“抵抗轴心”成员设计了正式与非正式机制来确保和增强它们的经济实力,寻求进入金融市场并为它们提供国际货币来源。网络的互联性使现金和资源能够无缝跨境流动,而国内联通提供了维持轴心组织存在的金融生命线基础。这些跨境转移增强了轴心的韧性,使其能够承受制裁等外部压力。商人、政府官僚、地方官员和武装分子合作,促进资金的跨境转移。

中央银行成为轴心组织成员获取和转移资金的关键机构。跨国资金流动的一个重要例子是伊拉克中央银行的美元拍卖系统。这一拍卖系统最初旨在通过提供美元以换取伊拉克第纳尔来促进伊拉克公司进口货物。据报道,该系统被一个金融机构网络和非正式渠道操纵,为伊朗利益服务。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报告,伊朗盟友建立了错综复杂的幌子公司和多家银行机构网络,以掩盖资金的来源和目的地。报告指出,阿萨德政权和真主党都利用它们与“人民动员部队”的关系进入伊拉克货币兑换处。伊拉克商人在其中扮演着中间人角色。

叙利亚中央银行(CBoS)也在跨国金融合作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据报道,阿萨德政权利用货币兑换所规避制裁,既使用非正式机制(如使交易更难追踪的hawala系统),也使用正式渠道(如CBoS)。美国财政部称,阿萨德政权依靠非正式贸易公司从黎巴嫩获取关键外汇,并将其转入叙利亚,从而帮助控制了叙镑的贬值。美国财政部2023年对另一家总部位于大马士革的外汇交易所(Al-Fadel Exchange)实施制裁的报告中提到了类似细节,该交易所被指协助从其他中东国家收集现金转移给叙利亚政权。报告还指出,阿萨德政权允许包括真主党在内的其他组织利用叙利亚的交易所进行金融交易。

2. 跨境现金转移

在谈到如何克服制裁时,一名叙利亚商人解释说,黎巴嫩和叙利亚之间的资金转移主要是通过非法越境运送现金,或者由在边境两侧都有联系的现金信使处理,确保他们可以绕过当局。同样,伊拉克武装团体或在这些团体直接保护下的其他人从伊拉克中央银行拍卖中购买美元,然后越过陆地边界走私到叙利亚。

在其他领域,轴心成员使用不同形式的货币来转移现金。例如,2024年底,美国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表示,与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的5个加密货币钱包被1名与胡塞有关联的商人用于电子转移资金。阿萨德政权的倒台使得该轴心必须更加依赖其他组织,比如胡塞武装。

3. 能源交易

为了应对美国对伊朗的金融与能源制裁,该轴心越来越依赖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作为其生命线。德黑兰为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也门等伙伴及其他地区直接或间接运输原油和燃料提供便利。伊朗的贸易伙伴已超过其惯常的合作伙伴及与“抵抗轴心”结盟的国家,中国成为伊朗最大的能源市场。此外,参与这一网络的不仅有美英的对手,也有它们的盟友。与伊朗有关联的航运船队延伸至海湾阿拉伯国家,伊拉克、阿联酋的港口成为伊朗石油转运的重要中间环节。伊朗仍继续与邻国合作,如与卡塔尔共同开发南帕尔斯气田,与沙特共同开发能源项目等。这个由伊朗运作的更广泛的贸易体系削弱了经济制裁的有效性,对美英及其盟友的政策制定者构成了重大挑战。

报告显示,真主党利用商人和幌子公司网络,以隐瞒航运路线和伪造船舶登记等手段,在促进伊朗石油经叙利亚运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21年,真主党公开承认从伊朗购买燃料,以缓解黎巴嫩日益恶化的能源危机。据报道,伊朗向叙利亚政权和黎巴嫩进口和销售石油令真主党获得了可观的收入。与此同时,阿萨德政权控制下的叙利亚地区持续的燃料短缺为“人民动员部队”提供了赚钱的机会,该组织将从伊拉克获得补贴的石油产品进行交易,并在黑市上以高价卖给叙利亚东北部的居民。伊朗石油也利用正式和非正式机制通过伊拉克出售。一个重要的方法是易货交易,即伊拉克用原油交换伊朗的天然气和燃料产品。这种安排使两国得以绕过美国限制金融交易的制裁。此外,据称伊朗石油与伊拉克石油混合,以掩盖其来源,使其更难以被追踪和制裁。这种混合过程通过船对船转运完成,使石油能够无缝跨越国界。这个经济中介网络确保了伊朗石油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实施制裁的情况下继续进入国际市场。伊朗还依赖胡塞武装来实现能源出口的多样化。这种路线和补给的多样性,使伊朗及其盟友能够继续应对和适应任何一地出现的冲击,比如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倒台的情况。

四、轴心权威的挑战

虽然伊朗及其网络表现出对经济、军事和政治挫折的抵御能力,但生活在轴心网络所在国的民众却遭受了苦难。制裁和其他外部政策干预破坏了已陷入困境国家的经济及其为公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的能力,而轴心成员国为克服冲击进行的变革主要集中在维护精英的生存能力上。治理不善导致大规模的抗议,包括伊朗(20092023年)、叙利亚(2011年)、伊拉克(2019年)和黎巴嫩(2019年)。正如2024年阿萨德政权倒台所表明的那样,对轴心集团最大的威胁是他们在每个国家的社会基础的幻灭。

例如,为应对国际制裁,从黎巴嫩流入叙利亚的非法资金影响了黎巴嫩经济和黎镑币值。伊拉克民众也承受了轴心成员应对经济冲击的压力。由于“人民动员部队”将大量美元汇往该地区的盟友,美国对参与该贸易的银行实施了更严格的限制,导致伊拉克国内通胀率飙升。和黎巴嫩一样,对美元的需求推高了伊拉克第纳尔的汇率。这种价差导致许多进口商品,包括食品和药品的价格大幅增加,严重影响了伊拉克人的日常生活。轴心组织成员的能源交易也影响了国内民众的生活水平。2021年,黎巴嫩前看守能源部长雷蒙德·加贾尔(Raymond Ghajar)指出,黎巴嫩的大部分补贴燃料最终都流入了叙利亚,这是终止补贴的关键原因之一。

伊朗和轴心成员通过意识形态和经济形式的社会权力来重新获得并维持国内权威。他们利用从民族主义到反帝国主义各种意识形态信条来压制异见。在经济上,他们利用对国家的影响力扶持自己所属的群体,作为政府的替代选择。在缺乏正常运作的国家里,如黎巴嫩和伊拉克,与伊朗结盟的组织履行了通常由政府执行的职能,以在支持自己的民众基础中恢复一些合法性。保持国内实力成为轴心成员适应外部冲击的关键因素。总之,轴心成员努力控制来自社会内部的压力,采用强制、意识形态和经济战略的混合手段,以填补各自政府软弱留下的空白。

然而,普通民众要求更大的问责制,导致轴心组织成员的合法性在下降。例如,至少从2015年开始,许多什叶派伊拉克人就一直在抗议伊朗的影响,类似的状况也发生在什叶派黎巴嫩民众之中。公民社会也一直寻求让伊朗及其附属组织对其治理负责,后者面临合法性的挑战。

五、政策结论

迄今,西方应对“抵抗轴心”的措施主要是军事打击与经济制裁,但效果很有限,在轴心组织所在国建立替代性国家机构的方式也有较大的局限性。本文认为,对抗伊朗及其盟友的更有效方法应是一项在多极化世界秩序下的长期战略。这一战略基于三个相互关联的政策反应过程。

首先,政策制定者要想减少轴心国及其组织对民众的负面影响,并在其控制下的国家建立更负责任的政府,首先必须全面、准确地描绘其内在联系,并了解其具体运作机制。

其次,要与伊朗及其轴心伙伴接触,而非排挤它们,承认这些组织植根于各自国家和更广泛的地区政治经济体系之中。有效的策略应包括与能够影响轴心内决策者的网络“经纪人”接触。在德黑兰及其盟友被削弱之际,西方政策制定者应通过经济利益互惠、促进地区稳定和遏制非正式经济活动等方式来增强对轴心组织所在国的影响。

再次,对伊朗及其伙伴实施问责制。与伊朗达成可能解除制裁的协议,以换取其对核浓缩以及地区军事和经济活动的限制。至关重要的是,应建立健全的问责机制,以减轻对民众的负面影响。与过度依赖惩罚性制裁相比,公民社会和改革派可以更好地制约各国与伊朗有关联团体在国内的势力。

 

(本简报仅提供参考译文,以作交流之用,文中陈述和观点不代表编译者和编译机构的立场。如需引用,请注明原文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