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新中东政策走向及其对埃及—美国关系的影响

原文信息

【标题】سياسات إدارة ترامب الثانية وتأثيرها على العلاقات المصرية الأمريكية

【日期】March 26, 2025

【机构】埃及内阁信息与决策支持中心（IDSC）

【作者】穆罕默德·陶菲克（محمد توفيق）

【链接】https://www.idsc.gov.eg/Article/details/10762

编译信息

【译者】马鹃（云南大学西南亚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开罗大学访问学者）

【校对】姚继德（云南大学西南亚研究所、伊朗研究中心教授）

【期数】第457期

【日期】2025年3月30日

【内容提要】文章指出，特朗普2.0版美国新中东政策的核心在于重构区域安全架构，重点推进以色列与沙特关系正常化，延续《亚伯拉罕协议》框架，但面临沙特将巴勒斯坦建国纳入协议的障碍。美国意图通过区域防空体系强化以色列战略纵深，利用伊朗代理人势力削弱之机扩大战略主动权。在叙利亚问题上，美以政策导向叙利亚的国家碎片化，通过军事打击和领土占领弱化其主权，同时防范极端势力掌权引发的安全隐患。美国对伊朗则采取“极限施压”政策，遏制其实现核突破，存在军事打击或谈判妥协的双重路径。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默许以色列采取“分块管控”模式，将巴建国进程虚化为协议中的象征性条款，换取阿拉伯国家妥协。而土耳其的崛起成为区域变量，与美以形成战略博弈。全球层面，美国战略重心仍将遏制中国的影响力，或在乌克兰问题上调整对俄策略以分化中俄联盟。埃及在新区域秩序下需强化战略自主，稳妥处理多边关系，应对经济外溢风险，确保在埃美关系中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再次就任美国总统。相较其四年前卸任时，当前的国际局势与中东区域格局已发生显著变化。在这一新背景下，特朗普2.0版美国新中东政策走向势必对全球及地区秩序产生深远影响，并对埃美双边关系带来直接影响。长期以来，埃美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双方在中东事务中的战略共识与合作基础。

本文不专注于特朗普的国内政策，尽管其施政重心很大程度上倾向于内政议题。除非这些政策对全球体系构成明显的外溢影响，否则将不作为本研究重点。值得关注的是，特朗普在再次执政前已启动政治与外交的筹备工作，包括关键政府职位的人选安排及与俄罗斯、中国等大国的外交接触。此外，特朗普本人及其核心幕僚团队亦先后访问多个关键地区，其中包括中东，表明其在新一任期内将力求推行更为主动的外交政策。

从埃及和阿拉伯世界的视角来看，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显著特征在于其上任时恰逢中东地区秩序加速重塑，一些国家的边界正在被重新定义。在拜登政府时期，美以联盟在削弱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取得重要战略成果，包括推翻叙利亚政权、扶持反伊朗的逊尼派政府，极大削弱了真主党的生存空间，降低了以色列所面临的地缘安全威胁。

一、特朗普2.0版的美国新中东政策

推动以色列与沙特阿拉伯关系正常化，预计将继续成为特朗普第二任期中东政策的优先事项，尤其考虑到《亚伯拉罕协议》最初正是在其第一任期内提出并付诸实践。据多方媒体报道，特朗普深信该协议一旦达成，将显著提升其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可能性。

尽管当前新一届政府在诸多关键议题上的立场尚不明确，例如是否向沙特提供明确的安全保障、如何界定其民用核计划的技术参数及国际监管机制、是否批准向其出口先进武器系统，以及是否将也门问题纳入整体协议框架等，但协议最大的障碍仍是沙特坚持将建立巴勒斯坦国的政治进程纳入协议内容。这一要求对当前以极右翼政府主导、处于战略“胜利期”的以色列而言，难以接受。

然而，各方达成某种妥协性表述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即在不触动巴勒斯坦现实局势的前提下，沙特推进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沙以关系正常化，有助于构建美国所期望的地区安全架构，进一步推动以色列融入中东区域秩序。同时，该进程也为当前由美国协调、在多国推进的区域防空体系提供了制度性保障。近期事态发展表明，该防御体系在应对伊朗对以色列发动的导弹与无人机袭击中凸显出显著成效。这一系统不仅有效提升了以色列防御跨境威胁的能力，更通过技术优势一定程度弥补了其因国土狭小导致的战略纵深缺陷。随着伊朗在以色列周边的传统代理人势力式微（如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等），美以两国在应对伊朗核问题上将握有更大战略主动权。

若该区域性安全架构最终确立，阿拉伯世界将一方面处于以色列的主导影响之下，另一方面受到土耳其地区势力的制约，而伊朗则将继续努力维持其在中东的有限存在感。此种格局的形成，不仅为美国推进中东战略收缩提供了现实契机——通过分阶段将军事资源转移至亚太地区，以应对中国崛起所带来的结构性挑战，也客观上促成了一个涵盖阿拉伯国家参与加沙战后治理的多边协调机制。该机制具有双重战略价值：既可作为以色列实现安全过渡的储备方案，又能通过制度化安排有效降低冲突再起的风险。其实施时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拉维夫当局对地区稳定态势的战略判断。

关于叙利亚问题。尽管目前对其未来发展趋势仍难以作出确切判断，但以下几点初步观察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2013年夏，叙利亚政府使用化学武器攻击反对派，突破了美国此前设定的“红线”。彼时，奥巴马政府本有能力推翻阿萨德政权，但出于对替代力量，尤其是“努斯拉阵线”等极端组织可能掌权的担忧，最终选择维持现状。正因如此，拜登政府在叙利亚问题上采取了与奥巴马时期相反的立场，推动政权更替的政策方向，成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变化表明，美国当前更倾向于优先打击伊朗及其地区盟友，削弱其对以色列构成的安全威胁，而将政权稳定与地区平衡等因素相对后置。这种政策取向反映出美国在中东战略重心的阶段性调整，也为研判其未来区域布局提供了重要线索。

◆自叙利亚政权垮台以来，美国延续其一贯的双轨策略。一方面，在国际与地区层面推动外交进程，试图主导叙利亚的政治过渡；另一方面，与以色列密切合作，持续开展系统性的军事打击，削弱叙利亚的军事实力，甚至有意阻断其未来重新建国的可能性。同时，美国还支持以色列进一步占领叙利亚领土，并默许其违背1974年由美方主导促成的《部队脱离接触协议》，进一步削弱叙利亚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能力。

这一系列举措表明，美以双方对叙利亚未来国家形态的构想，与其在公共话语中所宣称的“推动民主化”存在显著差异。从其实践逻辑来看，美以政策更倾向于维持叙利亚的分裂与功能性弱化，而非重建一个统一、主权完整并具备有效治理能力的国家。

◆在过去至少十年里，叙利亚事实上已不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其中央政权既无法实现对全国领土的有效控制，也长期处于包括美国在内的多国势力的实际控制之下。随着政权进一步崩溃，土耳其在叙利亚北部和以色列在南部的军事控制显得尤为关键。两国在争夺叙利亚部分领土、扩大区域影响力方面拥有深层次的利益考量和长期战略目标，构成对叙利亚残余国家形态的直接威胁。

在此背景下，我们可以预期，特朗普政府的政策重心将聚焦于遏制极端主义政权在大马士革掌权所引发的安全隐患，并应对叙利亚国家结构日益碎片化的趋势。相关政策可能以反恐合作为核心，同时尽可能减少针对少数群体及阿萨德政权支持者的暴力行为。与此同时，在人权议题，尤其是妇女权利保障方面，政策层面或将采取“战术性搁置”策略，以避免干扰其更高优先级的安全目标。

在伊朗方面：伊朗依然被视为唯一具备能力对美国及以色列核心利益构成实质性威胁的中东国家。因此，应对伊朗问题将成为特朗普新一届政府区域政策的核心议题之一。特别是在伊朗核计划取得关键进展、逼近“准核国家”门槛（即具备在短时间内完成核武器制造所需的全部技术与物资条件）的背景下，美方可能进一步加大施压力度，力图阻止其实现核突破。同时，特朗普政府也可能借助伊朗当前在地区格局中的战略弱势，加快推进其在中东谋求主导地位的整体战略部署。

当前局势下伊朗冲突演变的三种潜在情景：

◆与伊朗达成默会协议或正式条约，促使伊朗在其核计划等核心议题上作出实质性让步。

◆通过发动大规模空袭和导弹攻击，有效削弱伊朗当前及未来的军事和核能力。

◆伊朗成功跨越核门槛，重塑地区战略平衡。

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当前，以色列政府正致力于将其在约旦河西岸实行的种族隔离制度进一步合法化与制度化，同时试图将加沙地带由传统意义上的“开放监狱”改造为多个具备独立管控能力的“分散化拘禁单元”。预计该计划不会遭到特朗普政府的反对。

需要指出的是，该治理架构的运行并非依靠以色列单方面能力即可维持，其有效运作高度依赖三重支撑体系：其一，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在行政管理层面的协同配合；其二，周边阿拉伯国家在地缘战略上的事实性默许；其三，国际人道主义组织对最低生活条件的兜底保障。更为关键的是，与历史上的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不同，以色列当前推动的这一模式在经济层面存在明显的结构性缺陷——其内部缺乏自我运转与“造血”机制，因此必须依托在周边国家为巴勒斯坦人建立经济项目，以支撑其长期运作。

此外，在当前战略优势和政策信心的推动下，以色列政府很可能加快推进人口迁移计划，试图通过制造既成事实来重塑区域人口格局。这一趋势应成为特朗普政府未来制定任何相关中东方案时需高度警惕的关键议题，尤其考虑到相关政策极可能是在与以色列方面密切协调下酝酿与实施的。

在土耳其方面：土耳其在中东事务中的影响力也呈现出持续上升态势。其在叙利亚不断强化的主导地位，不仅增强了自身对美欧的战略博弈能力，也进一步拓展了其在利比亚、非洲之角等对埃及国家利益至关重要地区的干预范围。此外，“沙姆解放组织”在叙利亚境内的崛起亦值得高度关注，该势力或将推动由土耳其与卡塔尔支持的伊斯兰主义政治进程重新启动，从而引发地区层面的外溢风险。

总体而言，美国新政府、以色列与土耳其在推进各自战略目标时，普遍面临三重结构性约束：第一，区域行为体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博弈形成多维度的制衡机制；第二，阿拉伯国家集团在应对带有“新帝国主义”色彩的地区重构方案时普遍持有警惕与抗拒态度；第三，俄伊战略同盟正在通过战略对冲持续干预区域动态。此外，美、以、土三国的政策制定过程也受到各自国内政治博弈复杂性的制约，这进一步加剧了政策实施过程中的波动与不可预测性。

二、特朗普2.0版美国对国际体系的认识

在国际层面，美国的战略重心预计仍将集中于遏制中国的崛起，而焦点问题在于欧洲战场的政策选择。特朗普政府可能在两条路径之间做出抉择：一是延续拜登政府的基本思路，继续阻止俄罗斯在乌克兰取得决定性胜利，并推动欧洲国家承担主要的战争成本与安全责任；二是寻求与普京达成某种妥协，以乌克兰为筹码，换取打破俄中战略联盟的可能性。上述两种路径的选择不仅取决于美国内部的战略判断，也受到国际格局演变及多国立场互动的影响，最终可能对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走向形成实质性约束。

在经济层面，特朗普政府倾向于采取更为强硬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可能对全球经济造成不利影响。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政治表态与政策执行之间往往存在一定差距，尤其在当前中美经济高度依存的背景下。

三、埃及对特朗普新中东政策的应对及其对双边关系的影响

近年来，埃及与美国的双边关系通过多元化的合作形式服务于国家战略利益，充分体现了维护并深化双边关系的现实必要性。双方在政府、民间及经贸领域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基础和制度化合作机制，从而使双边关系在外部局势动荡的情境下，依然保持相对稳定，并具备持续发展的内在动能。

然而，需要清醒认识到，埃美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对地区局势的共同判断与战略认知。随着中东区域格局加速演变，这一关系正面临新的挑战：一方面，新兴地区秩序未必与埃及的核心利益相契合；另一方面，埃及亦有可能被动卷入不利于其战略目标实现的地区角色之中。在此背景下，消极观望并等待地区局势重组显然并非可行路径，埃及必须主动作为，提前布局，通过提升其在国际和区域事务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切实保障国家利益在新格局中不被边缘化。

值得关注的是，特朗普政府的相关政策对埃及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近年来，埃及不仅受到加沙冲突的持续影响，还承受着俄乌冲突的连锁冲击，并深陷中美战略博弈的复杂漩涡。在全球格局深刻调整的关键阶段，埃及亟需建立系统性应对机制，充分把握全球格局深刻变革中蕴藏的机遇，以更有效地推动国家经济发展。

综上所述，面对全球多极化趋势与地区格局重塑带来的双重挑战，埃及外交政策的核心任务应聚焦于稳步推进战略自主，提升在多边互动中的灵活应变能力。这不仅要求在主要国际和地区力量之间维持相对均衡、稳定的合作关系，防止被动卷入有悖于国家核心利益的地缘政治博弈，还需要在双边、地区及全球层面，主动拓展与美国的利益交汇点，以构建更具韧性、可持续性且符合双方战略利益的伙伴关系。

（本简报仅提供参考译文，以作交流之用，文中陈述和观点不代表编译者和编译机构的立场。如需引用，请注明原文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