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23日，上外中东研究所刘中民教授就伊朗与海湾国家关系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见《三联生活周刊》2026年第12期），全文如下：
伊朗战火下，“中东避风港”的繁荣与脆弱
在冲突频繁发生的中东，海湾国家凭借其灵活的外交手腕和资源，以安全为基石，创造繁荣，成为金融、交通、贸易和信息的枢纽。但错综复杂的利益、地区外大国的介入和博弈，让这种平衡宛如沙漠上建起的高楼，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争打破。
战火下的“中东避风港”
“今天早晨6:50，我的办公室被‘炸’了。 ”3月13日，正在休假的李伟得知，一架伊朗无人机击中了他在迪拜国际金融中心（DIFC）的办公室。社交媒体流传的照片显示，大楼一侧两层的玻璃幕墙出现碎裂。李伟是Web3（区块链等去中心化网络技术的总称）企业ChainBridge的首席技术官，他告诉本刊，玻璃幕墙里是亚马逊云、微软云、谷歌云等跨国科技巨头的办公室，楼下阳台内就是他的办公室。
迪拜国际金融中心是阿联酋政府在21世纪初开发的自由经济区，面向中东、非洲和南亚乃至全球的金融和科技企业，允许企业在没有本地合作伙伴的情况下全资运营，是迪拜吸引全球资金的窗口区域之一。在李伟看来，这里是“华尔街和硅谷的结合体”。迪拜媒体办公室对此事回应称，这是一架被拦截的伊朗无人机碎片落在DIFC外墙上造成的“轻微事故”。
这是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第14天。2月28日，以色列和美国分别发动“咆哮雄狮”和“史诗怒火”军事行动，打击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及库姆、伊斯法罕等省份，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伊朗旋即对以色列境内多个城市，以及波斯湾周边国家，包括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和阿曼等国的美军基地和相关目标发起反击。
但随着事态发展，伊朗表示将袭击范围扩大到与美国、以色列相关的金融机构和科技企业。就在李伟的办公室遇袭前一天，3月12日，被拦截的无人机产生的碎片击中了迪拜豪宅区云溪港（Creek Harbour），随后起火。全球客运量第二大的迪拜国际机场也多次被无人机和拦截导弹的碎片击中，社交媒体上多次传出机场内的旅客和工作人员被疏散的影像。
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联合作战中心发言人佐尔法卡里（Ebrahim Zolfaqari）的说法，伊朗将“属于美国和该地区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经济中心和银行”作为伊朗的打击目标，是因为3月11日伊朗的一家银行遇袭。据《纽约时报》报道，美资花旗银行（Citibank）的内部员工通知显示，该银行已通知员工远离办公室，寻找“安全地点”来办公，以避免伊朗可能的袭击造成伤亡。李伟说，金融中心原本有一个华人群，每天订盒饭，但“从12日起就没人订餐了”，他了解到，一些中资企业已经通知员工居家办公。
对于在迪拜生活的外国人来说，战争实属出乎意料。2月28日中午，彭博伦刚刚结束一个会议，突然听到窗外传来一声闷响，“不像爆炸”。彭博伦是2021年从伊拉克来到迪拜工作的，在伊拉克时曾听到过发生在数十公里外的导弹袭击产生的声响，但这一次的声响不一样。那天清晨起床时，他看到新闻说伊朗和美国、以色列间的局势持续紧张中，但他没有多想就投入了工作。那声闷响过后，迪拜的华人群里一时间消息满天飞。“没有明确的消息源，大家都比较慌乱，说‘我们这里爆炸了’‘××地被炸了’，有人用词比较严重，说‘阿联酋打仗了’，有人说伊朗和以色列的战事阿联酋也‘卷入其中’，迪拜的各类地标建筑都要被波及。”彭博伦告诉本刊。
很快，一些略有军事知识的群友解释说，这是拦截导弹的声音，“听到声音就说明拦截成功了，不要惊慌”。彭博伦家住在迪拜市西南方向的棕榈岛附近，更往西南的杰贝阿里港（Jebel Ali）是世界吞吐量第九大的货运港口，也是美国海军军舰常用的港口。那天下午，彭博伦频繁地听到各个方向传来的闷响，“每隔一两个小时就有三四声”，冲击波最严重的时候，家里的玻璃“叮叮叮”地响，一些放置不稳的物品都在晃动。
当天午夜时，迪拜许多人的手机上响起了空袭警报的巨大蜂鸣，彭博伦记得，手机弹窗显示：“请注意，可能存在导弹袭击的风险，请留在室内，确保你的安全。”同样生活在迪拜的华人Cathy告诉本刊，那晚她是穿着鞋子睡觉的，“我想着如果有什么事，就跑到楼下去”。
阿联酋另一酋长国、首都阿布扎比也遭到袭击。在海湾国家中，受到袭击的还有卡塔尔、巴林、沙特阿拉伯等。
以阿联酋、沙特为首的海湾国家曾以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著称，过去十余年里，越来越多人来到这里工作、定居。仅阿联酋迪拜一座城市的人口在2025年里就超过了400万——在过去15年里翻了一倍，其中90%都是外国人。过去十年来，沙特推出“愿景2030”经济改革计划、卡塔尔承办世界杯等，这进一步吸引了外国人来到海湾地区发展。
汪飞菲是2024年来到迪拜的，此前她生活在欧洲东北部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这三个国家曾在1940年因《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被苏联吞并，直到1991年才恢复独立，与俄罗斯之间有着复杂的历史联系。
汪飞菲告诉本刊，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当地社会的反俄情绪明显上升，街头到处可见反俄标语，学校也取消了俄语教育。她的丈夫是当地俄裔公民，孩子的母语是俄语和汉语，她觉得欧洲的环境已越来越不适合孩子成长。
因为地缘政治变化而来到迪拜的人们不在少数——对于这些人而言，这里安全、经济发达，对多国公民免签证、免征所得税，可以用英语交流。仅俄罗斯，2022年就有超过100万人到访阿联酋，比前一年增加了60%。房地产中介公司Betterhomes发布报告称，2023年第二季度，俄罗斯人是迪拜购房者中第三大族裔群体，仅次于印度人和英国人。
更多人是为了发展机遇而来的。Cathy曾在一家跨国咨询公司工作。2023年下半年，她参加了公司的国际轮岗项目，当时全球经济都处于低迷状态，她面试了全球十余个国家的办公室，“几乎所有办公室都在裁员、缩减预算，很多都告诉我，‘你来了也不一定有项目给你做’，唯有迪拜办公室给我一种蓬勃发展的感觉，告诉我‘我们很缺人！’”。
Cathy的专长是政策咨询，在迪拜，她能作为外国人直接参与一个政府的政策制定——她所在的公司参与了沙特的“愿景2030”经济改革计划——该项目公布于2016年，为沙特从能源依赖型国家转型成为“阿拉伯与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全球投资强国和亚欧非枢纽”。这份工作让Cathy“有机会从国家规划的角度去看世界”。
Cathy也喜欢迪拜国际化的工作环境，公司的1000多人来自80多个不同的国家。阿拉伯语专业出身的彭博伦也觉得迪拜让他看到了更大的中东世界。2021年时，彭博伦因得到无人机行业的工作机会来到迪拜。做决定前，他在脑海里梳理过迪拜的“优势”：中国电子制造行业可以在依赖进口的国家获得优势；而迪拜有全球第九大吞吐量的贸易港杰贝阿里，货物可以很快地通过门类丰富的自贸区运送到中东和非洲各国；加上迪拜背靠大约20亿人口的伊斯兰世界，这里信息通达，监管也不严，可以透过迪拜看到伊斯兰世界的趋势。
来到迪拜后，彭博伦发现这里比曾经生活的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都更称得上是“观察中东的窗口”：迪拜机场有频繁且便宜的航线可以飞往中东各个国家；交通枢纽的位置还催生了会展业务，许多国家的人会来到这里，把产品和服务的信息带回家，形成信息的全球流动；他还在这里认识了以前从未想过的不同国家的人：东帝汶、波黑、吉布提、塞内加尔、纳米比亚……彭博伦发现，自己认识的人常常连成线，还能通过这种人际联系做成业务。
李伟2021年通过公司外派来到迪拜，他看到，迪拜比世界上其他有Web3产业的城市，如新加坡、旧金山等地的经营门槛都要低，监管压力更小，资本进出自由，阿联酋主权基金对行业有资金支持，一切因素都让他“几乎每天都能遇到新的同行业人士”，“这在其他地区是难以想象的”。
然而，海湾国家的信息、金融枢纽地位和经济远景都建立在安全的基础上。持久的和平让人们忽略了这片土地背后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处境。彭博伦说，他一直认为阿联酋是中立国家，不会卷入冲突。他记得，“有一种说法是，俄乌冲突发生后，阿联酋接收到的只有资金和那边来的人口，而没有不安定因素；另一种说法是，伊朗有大量资产在阿联酋，伊朗不会攻击自己人吧？”但这一次直面拦截炮弹和无人机后，彭博伦也感叹“发生了很多意想不到的事”。
波斯湾的暗恨明仇
3月7日，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Masoud Pezeshkian）一度“致歉”。“我向邻国致歉。”他表示，除非有来自邻国的袭击，否则伊朗将不会以邻国为打击目标。但佩泽希齐扬的表态并没有终结海湾各国响起的空袭警报。
3月9日上午，伊朗驻华特命全权大使阿卜杜勒雷扎·拉赫马尼·法兹里（Abdolreza Rahmani Fazli）回应本刊，“总统的意思是，我们地区国家不应该让美国利用他们的军事设施和基地，美国也不应通过驻扎在这些国家领土内的基地对伊朗实施攻击。只要美国继续使用这些基地来袭击伊朗，伊朗也会继续给予适当的反击”。
3月14日，阿联酋国防部称，当天拦截了9枚伊朗导弹、33架无人机，表示“自从伊朗对我国的公然侵犯开始以来”，阿联酋已经拦截了1600架无人机、15枚巡航导弹和294枚弹道导弹。根据公开数字统计，阿联酋拦截的武器数量远超其他海湾国家的总和。
伊朗方面表示，他们使用霍拉姆沙赫尔- 4型弹道导弹袭击了美军驻阿联酋达夫拉空军基地——这是伊朗武器库中有效载荷最大的中程弹道导弹之一，能够突破现代导弹防御系统。BBC波斯语频道核查了卫星图像机构Planet Labs提供的图片，伊朗至少袭击了位于约旦、沙特阿拉伯、巴林、阿联酋和科威特的10个美军基地或相关目标。而且随着冲突持续，其中一些基地受损程度在不断加重。
美军在波斯湾地区的军事存在由来已久。二战期间，美国受英军邀请在巴林部署海军小队。二战结束后，部署在巴林的美军小队没有撤走，还正式更名为“美国中东部队”。巴林1971年脱离英国殖民者统治后宣布独立，随后美国海军接管了英军撤出后的场地。这片名为“朱法尔”的场地后来成为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基地。
美军大规模部署在海湾国家，正是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后开始的。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智库中东研究所执行所长朱兆一告诉本刊，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之前，美国在中东有两个支点，即以色列和巴列维时期的伊朗。1979年革命推翻巴列维王朝后，美国失去了波斯湾地区最重要的战略盟友。与此同时，1979年苏联南下入侵阿富汗。美国担心苏联进一步扩张，逼近波斯湾地区，对此，美国开始加强和波斯湾西岸的阿拉伯国家的安全合作，进一步增加了海湾国家的军事部署。
石油也是美国驻军的主要考量。1973年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宣布石油禁运时，美国83%的石油进口来自中东（1972年数据）。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伊朗石油产量下降，导致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全球原油价格在一年内翻了一倍多。
朱兆一说，伊朗在伊斯兰革命后和伊拉克爆发了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美国认为必须出面维护海湾石油运输线路的安全，于是美军在卡塔尔、巴林、阿联酋、科威特四国，部署了一条“从伊朗到红海”的弧线，由航母战斗群的轮换部署、空中打击力量、特种作战部队形成多维立体的基地群，确保航道的安全，同时也要遏制伊朗——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后，美军把力量放在打击伊拉克上，让伊朗有了更大的战略空间来扩张其实力。
除了美国利益的介入，海湾国家自身与伊朗之间的关系也错综复杂。
对伊朗而言，阿拉伯军队在7世纪中叶击溃了萨珊王朝，波斯人开始信奉伊斯兰教，书写文字改用阿拉伯字母，社会生活也融入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元素，至今被一些伊朗人认为是波斯文明被“摧毁”的起点。
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后，对于继承者合法性的争论让伊斯兰教逐渐分为什叶派和逊尼派。公元1501年，萨法维王朝将什叶派定为国教，让当时的伊朗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什叶派国家，和信奉逊尼派的奥斯曼帝国在政治和宗教上相互对立。奥斯曼帝国解体后，伊本·沙特（Ibn Saud）统一了阿拉伯半岛，在1932年建立了沙特阿拉伯王国。由于控制了伊斯兰教发源地麦加和麦地那，沙特认为自己是伊斯兰世界的核心，掌握了全世界穆斯林的朝觐、宗教事务，以及伊斯兰传统的解释与维护权。
但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试图打破这一切。伊斯兰革命的精神导师之一、伊朗思想家阿里·沙里亚蒂（Ali Shariati）曾在法国接受教育，深受阶级斗争论和去殖民化思想的影响。他提出伊斯兰教应是“反抗压迫、寻求公正的革命性力量”，应当用来“在政治和社会层面动员民众进行反殖民抵抗和革命”，这与沙特的宗教精英阶层“非政治化”的理念截然相悖。
尽管沙里亚蒂没有见到伊斯兰革命的发生，但他的民粹主义理论和他乌托邦式的无阶级社会的理想，深深地影响着霍梅尼等伊斯兰革命的领导者，也撼动着波斯湾对岸的王权国家。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刘中民告诉本刊，由于霍梅尼的伊斯兰革命理论强烈反对沙特等海湾国家的君主体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之后，海湾国家便成了伊朗“输出革命”的对象。
最先反击的是伊朗的邻国伊拉克——尽管伊拉克并非王室统治，但该国复兴党政权是逊尼派少数人口统治什叶派多数人口，为了抵御霍梅尼对伊拉克境内什叶派人口的影响，伊拉克入侵伊朗，开始了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战争期间，沙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和阿联酋积极向伊拉克提供财政支持，沙特还大幅增产石油来获取战争资金。而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什叶派朝觐者在沙特两大圣地朝觐时常常高喊伊斯兰革命口号，最终在1987年与沙特安全部队爆发冲突，后来酿成踩*事件，最终造成400多人死亡。
1988年两伊战争结束，次年霍梅尼去世，很快伊拉克就入侵科威特，海湾战争爆发。为了抵御伊拉克的扩张主义，伊朗和沙特等国关系一度有所缓和。
但在2003年，伊拉克被英美联合入侵，萨达姆政权倒台，牵制伊朗和沙特的地区力量消失。与此同时，伊朗由于21世纪初的高油价迅速积累了国家财富，地区影响力逐渐上升。刘中民说，伊朗在伊拉克扶植什叶派势力、在黎巴嫩支持真主党，“当时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提出了‘什叶派新月地带’的概念，认为伊朗正在沿着从巴林到伊拉克，再到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新月带’培植影响力，对阿拉伯半岛上以沙特为首的逊尼派国家构成威胁”。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2020年9月，特朗普、内塔尼亚胡、阿联酋外长阿卜杜拉（Abdullah bin Zayed Al Nahyan）和巴林外长扎耶尼（Abdullatif bin Rashid Al Zayani）在白宫签署了《亚伯拉罕协议》。这份以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一神教共同的先知，和闪米特人共同的祖先亚伯拉罕命名的协议，堪称以色列几十年来最为重大的外交突破——1994年和约旦建交后的26年间，再没有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建交。
而作为海湾地区最有影响的国家，沙特虽然没有加入该协议，但沙以之间间接或秘密的安全合作也常有传闻。就在2025年底，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ohammad bin Salman）在访美时告诉特朗普，他希望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唯一的障碍是巴勒斯坦建国问题。
近十年，一些学者以“以色列—逊尼派联盟”来描述地区合纵连横的变化。而这一变化当然是以伊朗为针对目标的。
2015年，奥巴马第二任期内，美国和伊朗通过谈判达成了历史性的伊朗核问题协议。根据协议，伊朗同意交出所有中等丰度浓缩铀和98%的低丰度浓缩铀，将核能限制在民用范围内，并且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不定期检查。作为回报，国际社会将解除对伊朗制裁。
如果伊朗核问题协议推进顺利，这会是1979年德黑兰人质危机（伊朗青年攻入驻德黑兰美国大使馆，52名美国人被扣为人质并被关押444天）以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第一次迎来制裁解除的时刻。
但伊朗的周边国家对谈判有不同的观感。常年研究波斯湾地区安全秩序的美国莱斯大学贝克公共政策研究所研究员乌尔里克森（Kristian Coates Ulrichsen）告诉本刊，在核问题协议开始谈判之际，以色列、阿联酋和沙特都认为，和美国所主张的不同，伊朗“不止存在核问题”，他们“更关心伊朗破坏地区稳定的威胁”。
2010年底开始，突尼斯、埃及、叙利亚等国陆续爆发反政府抗议活动，革命浪潮席卷阿拉伯国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势介入叙利亚、支持巴沙尔政府。2014年9月，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占领也门首都萨那，并迅速夺取政府控制权。随后胡塞武装联合前总统萨利赫（Ali Abdullah Saleh）与军队结盟，准备推翻当时的也门总统哈迪（Abdrabbuh Mansour Hadi）。2015年3月，胡塞武装抵达哈迪政府所在的亚丁，哈迪逃离也门。就在这时，沙特联军发起“果断风暴”军事行动，试图通过空袭也门恢复哈迪政府。
沙特率领的九国联军既包括阿联酋、科威特、卡塔尔、巴林等海湾国家，也包括埃及、摩洛哥、约旦和苏丹。乌尔里克森说，联军的行动是向美国发出信号——“我们面临着来自伊朗的威胁，你们（美国和伊朗）不能只围绕着一个问题——核问题进行谈判。”
感到被美国背弃的海湾国家和内塔尼亚胡政府有了共同语言。以色列总理当然也不喜欢奥巴马。《纽约客》记者亚当·恩图斯（Adam Entous）在2018年撰文指出，内塔尼亚胡认为这位美国总统对以色列不够友好。奥巴马希望推动“两国方案”，支持巴勒斯坦建国。对于常常号称要“把以色列从地球上抹去”的伊朗，以色列已多次宣称要动武，但奥巴马不屑一顾。他认为，“推翻伊朗政权”的想法和美国过去在中东的军事冒险很相似，而每一次以武力推动的“民主革命”的结果都是噩梦。
为此，2012年以来的每一次大选，以色列都私下拉拢和支持奥巴马的对手——从罗姆尼到特朗普。
恩图斯写道，当时的阿布扎比（阿联酋首都所在的酋长国）王储穆罕默德·本·扎耶德（Mohamed bin Zayed，现任阿联酋总统）和内塔尼亚胡抱有相同的观点——早在上世纪90年代，阿联酋高级领导人就表达过“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愿意和以色列一起对抗伊朗的态度。在克林顿政府时期，阿联酋还曾在以色列政府的许可下购买了美国的F-16战机。
西南大学伊朗研究中心主任冀开运告诉本刊，霍梅尼将巴勒斯坦问题视为伊斯兰革命的一面旗帜，是因为他的革命理想即是反对压迫和剥削，而伊斯兰世界最大的不平，便是数百万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至今没有建国。美国、以色列原本就是巴列维王朝的盟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自建国以来，反对美以、支持巴勒斯坦在意识形态上有其正当性。但随着巴勒斯坦问题成为死结，阿拉伯国家开始走向现实主义，更加关注各自国家利益，而不是理论上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以色列建交则有利于发展经济。
脆弱的平衡
尽管地区的代理人战争从未间断，但不管采取何种外交战略，海湾国家都在竭力在本土打造一片和平绿洲，不直接与伊朗产生冲突，这符合它们的根本利益。“人们通常会把中东和战乱联系起来，但不会把战争和迪拜联系起来……”乌尔里克森说，“安全稳定的形象，对海湾国家近年来推动的经济转型非常重要。”
2011年“阿拉伯之春”席卷中东，富裕的海湾王权国家也受到冲击。以沙特为例，沙特政府在2011年迅速推出大规模财政支出，增加公务员工资、扩大社会福利、为青年创造就业项目，总规模超过1000亿美元。但用“福利换稳定”需要在经济上有新的作为。2014年，油价暴跌导致沙特财政赤字达到近千亿美元，经济改革迫在眉睫。
2016年，沙特王储萨勒曼宣布了“愿景2030”经济改革计划，除了大型基建项目外，还积极开发旅游、娱乐业，吸引外资，投资制造业、物流、贸易、云计算等新产业。一个雄心勃勃致力于改革的国家，需要大量的资金、内部的稳定与外部的和平。
为此，沙特选择了实用主义的外交路径。其最终的举措之一，就是2023年在中国斡旋下与伊朗恢复邦交。2015年介入也门内战后，沙特投入了巨额军费和人道主义援助款，沙特本土还遭遇胡塞武装的导弹袭击。而每一次地缘局势动荡都有可能打消投资者的信心。
朱兆一说，沙伊外交关系恢复后，沙特打开了和胡塞武装直接对话的渠道，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军事压力。来自伊朗的什叶派朝觐者也重新来到沙特。2025年在以色列对伊朗的“十二日战争”期间，沙特和伊朗在谴责以色列的立场上也协调一致。
但另一方面，在教派、海湾地区主导权，以及石油市场定价权和市场份额等问题上，两国没有太多可协商的空间。在历史恩怨和现实利益面前，两国艰难维持着平衡。
更重要的是，中东最根本的利害——战与和——并不由海湾国家说了算。一些人用“富而不强”形容海湾国家的处境。乌尔里克森认为，海湾国家如今进退两难——他们依靠美军的存在提供安全保护和战略威慑，但这种威慑不仅没能阻止伊朗的报复行动，还把自己暴露在风险之下，同时还对美军的行动没有发言权。
美国乔治城大学卡塔尔分校政治学教授迈赫兰·卡姆拉瓦（Mehran Kamrava）告诉本刊，伊朗人曾经反复警告过，如果伊朗受到攻击，所有的波斯湾国家都将被卷入，因为他们是“合法的攻击目标”（a fair game）。但没有国家把伊朗的警告当回事。然而由于特朗普的不可预测性，海湾国家将保持最大的克制，不参与对伊朗的反击，“如果特朗普突然退出，但并不与伊朗达成任何协议，这场战争就会变成海湾国家与伊朗的战争了”。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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