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25日，上外中东研究所刘中民教授在澎湃新闻网发表评论文章《表层冲突烈火焚烧，深层矛盾坚如寒冰：美以对伊朗战争的表与里》，全文如下：
表层冲突烈火焚烧，深层矛盾坚如寒冰：美以对伊朗战争的表与里
2026年2月28日，继2025年6月“十二日战争”之后，美国、以色列再次对伊朗发动战争，中东地区陷入了自2003年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之后最大规模的地区冲突，其性质、根源和影响都异常复杂。这场战争在范围上波及整个中东地区并牵涉众多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在根源上把巴以冲突、以色列与伊朗及其领导的“抵抗阵线”的矛盾冲突，以及美国与伊朗、海湾阿拉伯国家与伊朗的历史恩怨与现实矛盾牵涉其中，在影响方面则对冲突当事方、中东地区格局以及全球战略格局、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均产生了深刻冲击。
但是，尽管冲突表层轰轰烈烈、烈焰焚烧，并呈现出诸多战争的新特征，但冲突各方却愈发无法实现其战争目标，而战争背后的深层次矛盾则依然坚如寒冰、稳如磐石。因此，无论这场战争的结局如何，除了使交战各方和中东地区、整个世界付出不同程度的代价外，对于化解矛盾、消除冲突根源而言则背道而驰。
战争导致冲突和矛盾螺旋式上升
到目前为止，美以与伊朗的战争已经持续20多天，双方的冲突可谓不断升级加剧。最初，美以在2月28日突然发起对伊朗的空袭并相继“定点清除”一大批军政高官，伊朗则打击以色列本土、美国驻海湾军事基地，并有限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双方进行了数十轮你来我往、且更趋残酷的打击。在此过程中，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的产生和伊斯兰革命卫队组织的有效军事反击，表明伊朗政治和军事体系运行正常，美以颠覆伊朗政权的图谋破产。
3月19日以来，美以对伊朗的油气设施进行轰炸，并不断调动军舰和海军陆战队等军事力量，威胁夺取伊朗在波斯湾沿岸的哈尔克岛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岛屿，伊朗旋即对美国海湾盟友国家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的油气设施进行打击，双方打击的目标从军事目标升级为中东的经济命脉即能源基础设施。
3月23日，特朗普威胁打击伊朗的电力设施，伊朗则威胁对美国盟友的电力、海水淡化、美国入股企业目标进行打击。由此可见，美以与伊朗冲突陷入了不断循环升级的严重冲突，并使冲突双方的矛盾以及伊朗与海湾国家的矛盾同步加剧，而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对能源价格、供应链安全、金融市场的冲击，导致全球经济剧烈动荡。
3月24日，伊朗和美国各自提出了六项停火条件。伊朗的条件包括：第一，保证战争不再发生；第二，关闭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第三，由侵略方向伊朗支付赔偿；第四，结束该地区所有战线的战事；第五，为霍尔木兹海峡建立新的法律体系；第六，审判并移交从事反伊朗活动的媒体人员。
美国提出的条件包括：第一，暂停伊朗导弹计划五年；第二，彻底停止铀浓缩；第三，关闭纳坦兹、伊斯法罕和福尔多三大核设施的反应堆；第四，允许对离心机及核设施实施严格国际监管；第五，接受区域军控限制，导弹数量上限为1000枚，且限制射程；第六，停止向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哈马斯等“代理组织”提供资金与支持。
美伊各自提出的条件可谓严重对立、南辕北辙，可见双方矛盾之深，尤其是两次在谈判进程中遭到打击并受到重创的伊朗，其妥协的空间更为有限。因此，期待此次战争能够化解双方的深层次矛盾无异于痴人说梦。
美国、以色列与伊朗战争的性质和表征
从本质上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侵略战争是新一轮巴以冲突外溢的最高形式，是作为中东政治核心问题的巴勒斯坦问题与伊朗问题交互作用、联动产生的严重地区危机，是中东地区霸权国家以色列与全球霸权国家美国利用新一轮巴以冲突以来打击“抵抗阵线”形成的优势，对其敌对力量伊朗进行的“总清算”，是美以霸权力量与伊朗领导的反美力量之间的“总较量”，其根本目标是颠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权，进而彻底消除以色列的安全威胁和美国中东霸权的障碍，确立由美国和以色列主导、阿拉伯国家参与、伊朗屈服的中东地区新秩序。
从战争原因看，美以的霸权扩张是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所在，应对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但伊朗“输出革命”和扶植地区代理人，也是其遭到反噬的原因所在。
从表面来看，美以对伊朗战争具有以下特点：
（1）冲突主体和内容的广泛性
从冲突主体和战争覆盖范围方面看，战争几乎覆盖和卷入了狭义中东的所有国家和地区，并有众多非国家行为体卷入其中。它既涉及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三国的冲突，也涉及作为伊朗反击对象的美国中东地区盟国尤其是海湾合作委员会（GCC）国家（沙特、阿联酋、阿曼、巴林、卡塔尔、科威特）和约旦，同时也涉及伊朗领导的“抵抗阵线”成员如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黎巴嫩真主党及其所在的国家，以及很有可能在后续冲突中卷入其中的也门胡塞武装。伊朗导弹反击的范围甚至波及美国在塞浦路斯和土耳其的军事基地，并对美国打击伊朗加以利用的英国在印度洋迪戈加西亚军事进行导弹打击。美以和伊朗互相打击的对象最初以军事目标为主，但在伊朗采取有限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后，美以从3月19日开始对伊朗的油气基础设施进行打击，伊朗随即对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的油气基础设施进行打击，进而强烈冲击全球能源安全和世界经济。
（2）战争与定点清除的结合
频繁实施定点清除是从新一轮巴以冲突延伸到美以对伊朗战争的突出特点。自新一轮巴以冲突以来，以色列频繁利用情报和技术优势，对巴勒斯坦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伊朗高层领导实施“斩首”，进而使得战争主体、战争对象、战争场所的界限日益模糊，同时也对国际法和战争伦理产生前所未有的冲击。在此次战争中，包括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内大批伊朗军政高层领导纷纷被以色列击杀，不仅使伊朗面临巨大的政治和军事压力，也体现了此次战争的极端残酷性。但需要指出的是，美以企图通过“斩首”最高领导人导致伊朗政治体系混乱崩溃，进而实现政权更迭的图谋，不仅未能得逞，反而进一步激发了伊朗人民反抗外敌入侵的斗争。
（3）根源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美以对伊朗战争的复杂性在于其根源和影响，亦即这一战争并非美国、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简单的冲突，它在根源上几乎涉及中东所有的盘根错节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尤其是巴勒斯坦问题、伊朗“输出革命”问题、伊朗核问题、美以与伊朗的历史恩怨、海湾国家与伊朗关系、美国与海湾国家盟友关系等一系列关联性问题。简而言之，这场战争既是巴以冲突外溢的产物，即伊朗因支持哈马斯及“抵抗阵线”遭到以色列和美国的打击，也是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美以与伊朗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矛盾累积的产物。
（4）影响的联动性和递进性
美以对伊朗战争的影响涉及伊朗前途命运、以色列地区霸权前景、美国中东霸权命运、美国与地区盟国关系、中东地区尤其是海湾地区发展转型、中东地区格局、世界经济、国际秩序、全球治理等多个层次的多重问题，且其影响具有明显的联动性和递进性。
例如，美以对伊朗发动战争导致伊朗对以色列本土和美国盟友海湾国家进行反击，并采取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打击能源基础设施等举措，进而对伊朗与海湾国家关系产生深刻影响，并严重冲击海湾安全和全球能源安全和世界经济稳定；又如，冲突爆发后，伊朗领导的“抵抗阵线”的成员纷纷加入冲突，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冲突再起并遭到残酷报复，伊拉克什叶派武装袭扰美国在伊军事基地，导致冲突外溢到黎巴嫩和伊拉克，如果也门胡塞武装继续加入冲突，2025年曾经影响世界能源安全的红海危机和苏伊士运河危机将再度出现，并同霍尔木兹海峡危机一起冲击全球能源安全、航道安全和供应链安全。
战争无法消除美以与伊朗之间盘根错节的矛盾
（1）战争是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与伊朗领导的“抵抗阵线”矛盾激化的产物，是“抵抗阵线”被削弱后以色列和美国力图削弱伊朗政策的结果。
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以来，伊朗领导的“抵抗阵线”遭遇严重挫折，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面临坍塌的危机：哈马斯在组织和军事层面遭遇灭顶之灾，并已退出未来对加沙的治理；黎巴嫩真主党领导层和基层组织遭遇重创，并面临美以和国内要求其解除武装的巨大压力；更为严重的是，在失去俄罗斯和伊朗的外部支持后，作为“抵抗阵线”枢纽的叙利亚巴沙尔政权于2024年12月迅速倒台，以色列趁机向叙利亚扩张，更使“抵抗阵线”陷入断裂。伊朗自身也在2025年的“十二日战争”遭到美以的军事打击。
从某种程度上说，在“抵抗阵线”成员遭以色列严重打击，尤其是哈马斯、真主党领导层不断被以色列“斩首”的情况下，伊朗缺乏反击以色列“斩首”行动的有效手段，进而难以对以色列进行阻遏和威慑。此外，伊朗国内被严重渗透和以色列的情报优势，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对伊朗执行“极限施压”政策，都促使以色列裹挟美国对伊朗再次发动战争。
但就战争的进展看，美以根本无法通过战争彻底根除“抵抗阵线”的目标，伊朗仍有坚定反击的物质韧性、艰难图存的经济韧性，以及顽强的制度韧性和精神韧性，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什叶派武装仍在顽强抵抗，而也门胡塞武装也在蓄势待发。
（2）从意识形态和政治思潮方面看，以色列和美国政治的日趋保守化，尤其是以色列的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与美国新帝国主义即特朗普“唐罗主义”的合流，使美以对外政策的帝国主义色彩不断凸显，而打击伊朗则是美以保守主义的共同目标。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伴随以色列政治保守化和利库德集团长期主导以色列政坛，奉行“大以色列”观和强权哲学的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成为以色列的主导政治思想，它强调犹太人对巴勒斯坦“历史权利”的绝对性和犹太复国的合法性，否定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存在及其建国的合法性，并崇尚实力优先的强权哲学。受此影响，内塔尼亚胡政府成为“以色列历史上最保守、以宗教为导向的政府之一”。新一轮巴以冲突以来，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使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更加强势，并奉行反对“两国方案”、扩大犹太定居点、打击哈马斯、消除伊朗及“抵抗阵线”威胁的强硬政策，甚至谋求建立从尼罗河到两河流域的“大以色列”，最大限度地打击和削弱伊朗是这一政策的重要目标。
奉行强硬对外政策并支持建立“大以色列”是从小布什政府到特朗普政府美国新保守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特朗普的对外政策被冠以老式重商主义者、帝国主义、掠夺性霸权主义等，并被概括为“唐罗主义”，其突出特点是偏好直接军事介入、极限施压和经济胁迫，甚至谋求领土扩张，其核心是利用美国的特权地位，通过控制盟友和征服对手“在一个被视为纯粹零和博弈的世界中追求短期利益”。特朗普中东政策的核心是偏袒以色列、对伊朗“极限施压”，并支持和推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建立联合对抗伊朗的亚伯拉罕协议，进而通过以色列发挥地区主导作用减少自身投入，通过海湾阿拉伯盟友的投资和军购获取巨额利益，而打击伊朗则是使以色列坐大、使海湾盟友依附美国的基础所在。
（3）战争是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美国与伊朗从盟友关系走向敌对且长期对抗的产物，是美国长期遏制伊朗政策的结果，也是特朗普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政策的直接产物。
在1925—1979年的巴列维王朝时期，伊朗在二战前处于英俄（苏）两大强权控制和占领的夹缝中，二战后美国排挤走英苏势力主导和控制伊朗，使伊朗成为依附于美国的附庸。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后，美伊关系全面破裂，尤其是扣押美国外交人员的人质危机导致双方于1980年彻底断交，美伊关系走向持续至今的全面对抗且不断加剧。在1980—1988年的两伊战争中，美国也采取支持伊拉克对抗伊朗的政策。
冷战后，美国一直采取遏制伊朗的政策。克林顿时期美国采取“西促和谈、东遏两伊”的政策；小布什时期，2003年伊核危机出现后，美国不断加紧对伊朗的制裁；奥巴马时期美国采取遏制加谈判的政策，最终于2015年达成伊核协议；特朗普时期美国实行推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联合对抗伊朗的政策，并退出伊核协议，对伊朗“极限施压”，直至在2025和2026年两次对伊朗发动战争。
就美伊矛盾根深蒂固来看，战争既无法消除双方深入骨髓的意识形态矛盾，更无法解决双方围绕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矛盾，但战争在双方旧恨的基础上再添新仇却是毫无疑问的。
（4）战争是以色列与伊朗关系从合作到对抗，双方矛盾不断累积、激化的产物。
在古代历史上，波斯民族和犹太民族关系长期友好。在冷战时期，双方同为美国盟友而保持合作。伊朗与以色列关系出现矛盾始于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反美、反以成为伊朗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但双方关系真正恶化始于冷战结束后，双方围绕中东和平进程尤其是巴以问题、伊核危机与伊核协议、“阿拉伯之春”尤其是叙利亚问题的矛盾不断加剧，双方在军事和安全领域针锋相对的对抗日趋突出。
长期以来，尤其是近年来，伊朗领导“抵抗阵线”对抗以色列、发展核能力，对以色列安全及其在中东的核垄断地位构成威胁，使以色列对伊朗的仇视不断强化；而伊朗则通过反对以色列、支持“抵抗阵线”扩展地区影响力，并作为对抗美国的重要手段。因此，双方的矛盾在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日趋激化，并与美伊矛盾相互交织，最终发展为美以对伊朗发动战争。
以色列和伊朗的矛盾在本质上完全是双方基于意识形态构建敌人，并受到美国操控的产物，其重要根源在于美伊对抗，以伊对抗只是美伊对抗的附属品和载体，尽管双方都难以把对方“从地图上抹去”，但却不妨碍他们继续对抗，并以消灭对方为梦想。但这种梦想对双方都绝非福音，而是使生灵涂炭的战争梦魇。但充满悲剧的是，恐怕这场战争并不能令双方警醒。
当前，战争的发展使战争当事方以及中东和世界都站在了危险的十字路口。对于战争各方来说，面临着是否陷入长期性战争泥潭的十字路口；对于中东而言，过去“冲突的中东”和“发展的中东”并存的态势，正向着整个中东沦为“冲突的中东”这一危险方向发展；世界则面临陷入全球经济危机乃至世界大战的可怕风险。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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