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15日，上外中东研究所刘中民教授在《环球》发表评论文章《中东博弈进入混沌僵持期》（见《环球》2021年第8期），全文如下：

中东博弈进入混沌僵持期

自2011年“阿拉伯之春”以来的10年间，中东地区经历着国家转型困难、域内外大国博弈维度增多、热点问题层出不穷等一系列风险叠加的遭遇，导致中东地区格局和地区秩序杂乱无序。

最近一段时间，上任不久的美国拜登政府正对其中东政策进行调整，试图通过重返伊核协议、“校正”与盟友的关系等举措，对美国与中东主要国家的关系进行平衡。与此同时，中国、日本、印度等大国的中东外交呈明显增强态势，主要地区大国也加快了内外政策的调整。

复杂背景下，舆论较为关心的焦点之一，是中东地区格局尤其是大国博弈是否出现了新拐点。

目前看来，中东大国博弈和地区格局并未出现新拐点。核心原因在于，近10年来主导中东地区发展态势的结构性因素并未发生改变，即“阿拉伯之春”以来，地区形势持续动荡与美国作为霸权国家主导能力严重下降之间的矛盾尚未改变。

一方面是外部大国无力对中东进行全面塑造，另一方面是地区国家无法跳出安全困境，这也是伊核协议、叙利亚危机、也门内战、利比亚内战等热点问题难以破局的根本原因所在。

“两种类型”大国论

综合考虑能力和意愿等因素，当前影响中东事务的世界大国，大致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和三个层次。不过，任何大国都缺乏对中东事务一锤定音的主导能力。

所谓两种类型，主要依据世界大国与中东的历史联系进行划分。

第一种类型是美国、欧洲和俄罗斯等在中东长期存在的老牌力量。它们长期深入中东事务，某些国家有在中东进行殖民的历史，在中东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影响根基深厚，但鉴于其自身力量衰落、在中东多有历史劣迹以及遭到地区国家的反对，其对中东的影响力呈下降态势，但它们尤其是美国，仍然掌握着中东事务的主导权。

另一种类型是中国、印度、日本等亚太地区的经济大国和新兴大国。它们明显是参与中东事务的新角色，是当前中东能源的主要消费国，与中东的经贸合作不断增强，但对中东政治和安全议题的影响明显弱于第一种类型的国家。当然这种类型的国家也各有特点，如日本在谋求经贸、能源等经济利益的同时，还有通过参与中东事务助力其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建设的目的，同时还受到美国的制约。

“三个层次”的大国

三个层次，主要依据能力和意愿等因素进行划分。

第一个层次是美国。美国目前仍是对中东事务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但主导中东事务的能力和意愿都严重下降。从冷战期间对抗苏联，到冷战后确立和维护美国霸主地位，美国在中东不仅战略清晰，而且有能力实现其中东战略。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奥巴马执政之后，情况有所变化。

一方面是“阿拉伯之春”导致中东剧变，另一方面是美国力图从中东战略收缩，转向应对中国崛起。从奥巴马时期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到特朗普时期的“印太战略”，及至目前拜登政府推进的强化亚太和“印太”同盟战略，其战略目标都具有一致性。

但是，美国主观上不愿放弃对中东事务的主导权，与中东问题掣肘美国的客观因素相结合，使美国在中东陷入进退失据和力不从心的困境。在此背景下，美国对中东事务的主导能力和战略塑造能力严重下降，甚至陷入欲罢不能、欲走还留的矛盾困境。在当前引人注目的伊核协议问题上，即便美国重返伊核协议，也难以彻底改变其在中东的处境。

第二个层次是俄罗斯和欧洲。苏联是冷战时期唯一能在中东与美国进行对抗的国家，但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对中东的影响几乎丧失殆尽。自“阿拉伯之春”以来，俄罗斯不断重返中东，尤其是2015年借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军事介入叙利亚，其对中东事务的影响力不断增强。

不过，俄罗斯重返中东主要是在战术层面，并没有全面主导中东地区的能力和意愿，也缺乏从观念、制度到经济、安全层面为中东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

欧洲对中东的影响在二战结束后已经让位于美国。冷战后，一体化不断增强的欧盟，力图通过其制定国际规范的能力和经济优势对中东进行塑造，如“巴塞罗那进程”（欧盟-地中海伙伴关系计划）和“地中海联盟”计划等，其中也交织着德国“东进”和法国“南下”的战略竞争。

“阿拉伯之春”以来，欧洲面临来自中东的难民冲击和恐怖主义威胁，但内部发展和一体化均面临困境，削弱了欧洲对中东事务的影响力，同时也因受制于美国造成在中东问题上自主性缺乏、能力不足。2018年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后，欧洲在挽救伊核协议方面心有余而力不足，便是其对中东事务无能为力的真实写照。

第三个层次是中国、日本和印度等东方大国，它们参与中东事务的能力和热情不断增强，但在中东的存在主要是经济领域，政治和安全影响相对有限。

由于美欧俄等传统大国力量的存在及其复杂矛盾，以及中东地区主义缺失、地区合作严重不足等背景，中、日、印等国在中东事务上的议题设置能力、战略塑造能力仍很有限。这种状况是由中东大国博弈复杂、地区矛盾盘根错节和自身能力不足等多重因素造成的。

地区大国博弈达至峰点

当前中东局势的复杂性在于，大国主导中东的能力和意愿均受到制约，并且导致地区大国因安全自救而竞逐权力，进而引发中东地区格局剧烈变动，地区热点问题纠缠难解。

首先，当前中东地区既缺乏主导国家，又缺乏地区合作机制，地区国家为安全自助和力量扩张各行其是，地区大国博弈达到冷战后前所未有的状态。

中东地区大国在“新月地带”和海湾地区的军事和安全博弈不断增强，并有向红海、东南地中海周边地区蔓延之势，沙特、伊朗、土耳其、阿联酋、卡塔尔、以色列等大小“玩家”纷纷进行力量扩张。

从权力层面看，沙特与伊朗、土耳其与沙特、以色列与伊朗的矛盾构成了地区大国博弈的主要矛盾；从地缘板块看，地中海东岸的“新月地带”、海湾地区、红海地区日益成为地区大国博弈的“地缘政治三角”；从意识形态层面看，泛民族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教派主义等形形色色的政治思潮错综复杂。

这种地区大国地缘政治博弈的复杂性，源于各大地区力量既无法破局，更无法定局，进而导致地区格局貌似剧烈变动，实则混沌和僵持。中东地区国家的战略文化尚处在信任严重缺失的霍布斯状态，这导致中东地区难以产生致力于理性合作的地区秩序，也使国际社会和外部力量政治解决中东问题变得更加困难。

其次，域内外大国缺乏主导能力，加上各种内外力量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结构，导致地区热点问题多陷入僵持，当前几大热点问题均处在打打停停又难以彻底解决的状态。

由于传统大国力量进退两难、领导乏力，新兴大国能力和意愿不足，地区大国各行其是，围绕叙利亚、也门、利比亚等热点问题，出现了各种力量的多层博弈，域内外多个力量在很多问题上都呈现亦敌亦友、非敌非友的复杂局面，使世界大国及地区力量围绕中东事务，尤其是诸多热点问题的分化组合更加混乱，热点问题陷入难分难解的僵局。

叙利亚危机就是一大典型例证。2018年以来，叙利亚局势陷入僵持，内部形成叙利亚政府控制中南部、库尔德人控制东北部、反对派控制以伊德利卜为中心的西北部的局面，外部形成美国、俄罗斯、土耳其、伊朗等力量互相掣肘的复杂局面，但任何一方力量都无法形成决定性优势。

如在库尔德地区，美俄对库尔德力量均加以利用，但也无心、无力全面支持，导致土耳其敢于通过军事行动在叙利亚北部建立所谓“安全区”。又如，在2020年上半年，在叙利亚反对派盘踞的伊德利卜，俄罗斯支持的叙利亚政府军和土耳其支持的反对派之间，乃至叙政府军和土耳其军队之间发生严重冲突，但由于俄罗斯和土耳其均无力控局，双方达成妥协，由俄土对叙政府军和反对派进行监督进而实现停火。

对于今天的中东地区而言，只有外部力量坚持公平正义，地区力量建立安全互信、实现理性合作，国家内部实现政治和解，致力于经济发展，这一备受关注的“三洲五海之地”，才有希望走出百年困局。

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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