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社会孤立以色列：象征性施压还是结构性转折？
原文信息
【标题】عزلة إسرائيل الدولية: صحوة عارضة أم موقف حاسم
【日期】May 25, 2025
【机构】埃及金字塔政治与战略研究中心（ACPSS）
【作者】阿卜杜勒·阿里姆·穆罕默德（د. عبد العليم محمد）
【链接】https://acpss.ahram.org.eg/News/21434.aspx
编译信息
【译者】马鹃（云南大学西南亚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开罗大学访问学者）
【校对】姚继德（云南大学西南亚研究所、伊朗研究中心教授）
【期数】第474期
【日期】2025年5月29日
【内容提要】文章系统分析了欧洲国家及国际社会在应对以色列持续实施的暴力行为与人道主义危机中的迟缓反应与机制困境。作者指出，谎言在以色列国家建构中具有制度性功能，深度嵌入其政治宣传与合法性叙事之中。长期以来，欧洲国家在历史责任与现实利益的双重约束下，对以政策保持沉默，直到“阿克萨洪水”行动后加沙人道灾难持续升级，才开始出现立场上的松动。尽管欧盟已启动对与以色列伙伴关系协议的审查程序，但在成员国内部分歧、决策机制复杂以及以色列在欧洲游说网络的影响下，政策转向仍面临不确定性。与此同时，以色列由极右翼主导的执政联盟正借助当前国际局势推进“决断计划”，加快对巴勒斯坦领土的控制与对巴权力机构的解构。文章最后强调，若国际社会仍止步于象征性回应，未能形成具有强制力的集体行动，不仅将助长以色列的地区扩张企图，也将进一步破坏中东稳定与国际法治秩序。
谎言不仅是以色列政治实践中的偶发性手段，而是其国家建构过程中的基本组成部分，具有持续性与制度化特征。它不仅承载着官方叙事的核心逻辑，也成为其存在合法性的重要来源。而欧洲多数国家在面对这一叙事体系时，并未采取实质性的批判立场。部分国家出于对犹太人大屠杀的历史情结而保持沉默，部分则出于地缘政治考量与以形成事实上的认知共谋，甚至在不同程度上主动采纳并传播其主导的叙事。直到“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后，这一叙事结构才受到动摇。但多数西方大国仍迅速重申对以色列“自卫权”的支持，延续其在国际体系中的话语主导地位。
自2023年10月8日以来，加沙地带持续遭受以色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这场已持续近20个月的战争行动，演变为针对巴勒斯坦平民的系统性暴力行为。截至目前，已有超过5.3万人死亡，其中包括大量妇女与儿童，加沙地区基础设施被大范围摧毁，城市功能全面瘫痪，民众生活条件急剧恶化。同时，受伤者、病患与残障者数量不断上升，区域人道主义局势已陷入全面崩溃。
迟来的回应
当前欧洲在应对以色列所犯战争罪、反人类罪，以及严重违反国际法、国际人道法和多项国际公约方面所展现出的态度转变，虽姗姗来迟，但迟来总胜于不来。事实上，倘若早在2024年2月，欧洲各国便采纳了西班牙与爱尔兰提出的建议，重新审视欧盟与以色列的伙伴关系协议，局势或许不会演变为如今的局面。
欧洲在近期对以色列战争罪行作出的回应，可归因于多重因素，其中最核心的，是欧洲国家察觉到美国特朗普政府在多项重大地区问题上，与以色列——更准确地说，与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极右翼政府——之间的立场裂痕日益显现。具体表现包括：美方在伊朗核问题谈判中的立场与以色列存在明显分歧，令内塔尼亚胡深感意外；美国单方面与也门胡塞武装达成协议，停止空袭并开展接触，但该协议未涵盖针对以色列船只或本土的袭击问题；特朗普于2025年5月13日至16日访问沙特、卡塔尔和阿联酋，却未将以色列纳入行程，也被视为信号之一。此外，美国还单独开辟了一条与哈马斯的谈判渠道，绕过了以色列现有的谈判机制，旨在促成美籍以色列士兵亚历山大·艾丹的获释。目前，该谈判仍在持续推进中。
美国对欧洲一系列举措的沉默，或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欧洲继续塑造其独立立场的动力。然而，在特朗普执政时期，面对战略脆弱性的加剧与贸易关税的上调，欧洲迫切寻求摆脱被动局面。在此背景下，欧洲在中东事务、乌克兰战争以及欧洲安全等问题上，日益展现出突破对美依赖、寻求战略自主的倾向。
显然，上述迹象及欧洲国家对其所作的解读，正成为推动其打破长期对以色列行为保持沉默的重要因素，并释放出积压已久的愤怒情绪。与此同时，促使包括法国、英国和加拿大等国家调整对以色列立场的另一关键因素，是近期加沙地带人道危机的急剧恶化。这些国家先后采取了一系列外交和政策手段，如召回驻以色列大使、英国暂停与以色列的有关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并公开呼吁停止对加沙的军事打击、饥饿政策与强制迁徙，同时强调为人道援助开辟通道的紧迫性。
推动这一立场转变的直接诱因，是以色列自2024年3月2日起重启对加沙的全面封锁，阻止食品和基本物资进入，导致饥荒迅速蔓延。紧接着，以色列启动代号为“基甸战车”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公开宣布其计划全面占领加沙，将其划分为多个由以色列军方控制的安全区。与此同时，战争持续升级，既没有结束的时间，也没有明确的战后部署或战略愿景，进一步加剧了国际社会对局势失控的担忧。
此外，欧洲国家也无法忽视本国日益增长的公众舆论压力，尤其是来自人道救援组织、非政府机构、大学师生群体以及各类支持巴勒斯坦事业的社会运动者。这些力量在欧洲社会中日益发挥着重要影响，推动政策制定者重新审视对以色列的立场。与此同时，以色列所犯下的战争罪、种族清洗罪以及反人类罪等，已进入国际司法体系的最高层级接受审理，无论是在联合国体系内的国际法院，还是在独立运作的国际刑事法院。相关法律程序的启动，进一步打开了欧洲对以色列施压和实施制裁的法律与政治空间。
从更广阔的国际视野来看，欧洲若要在俄乌冲突中保持其政策立场的一致性并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必须做到以下三点：首先，坚持统一的价值标准，彻底摒弃双重标准；其次，全面重新评估其对以色列的政策立场；最后，尤其需要正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实施的种族灭绝与强制迁移的行为。唯有如此，欧洲才能在国际事务中建立起真正的道德公信力。
事实上，自加沙地带大规模屠杀事件爆发以来，随着以色列内部政治与意识形态动因的日益暴露，以及其持续对巴勒斯坦平民实施系统性暴力行为，以色列正日益陷入国际孤立的境地。这种孤立体现在多个层面，包括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大的“抵制、撤资与制裁”（BDS）运动，以及学术界的多种抵制措施，如拒绝参与和以色列相关的会议及学术交流、暂停相关研究资助项目等。此外，一些企业也以安全风险等理由，暂停与以色列的合作。
尽管国际社会长期以来已在不同层面对以色列实施某种程度的孤立，但这些举措在很大程度上缺乏公开性与制度化表达。直到近期，欧盟才首次明确表示将重新审视与以色列签署的经济与贸易伙伴关系协议，根据该协议的第二条条款，双方的合作应建立在人权尊重与民主价值的基础之上。鉴于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持续发动的军事行动以及其对国际人道法的无视，欧盟已授权“欧洲对外行动署”依据相关原则对协议内容展开全面评估。
此项审查举措可视为欧盟当前政策框架中最重要的提案之一。根据欧盟于2024年发布的官方数据，欧盟与以色列之间的经济伙伴关系占以色列对外贸易总额的约32%，是以色列嵌入全球经济体系的重要支柱。此外，欧以之间在科研与高科技领域的合作同样具有深远意义，尤其体现在卫星通信与导航系统领域的协同发展。其中，以色列参与的“伽利略”（Galileo）导航计划，作为欧盟主导的战略科技项目，被广泛视为以色列实现技术全球化战略和强化其科技能力的核心平台之一。
尽管欧盟已将重新审视与以色列之间的经济与贸易伙伴关系列入正式议程，但该举措在实际推动过程中仍面临诸多障碍。首先，此类决定需获得欧盟27个成员国的一致同意，而在这些成员国中，仍有部分国家对以色列持长期、无条件支持的立场。截至目前，已有17个成员国表示支持重新评估该伙伴关系协议。其中，包括最早提出该倡议的西班牙和爱尔兰，以及近期加入支持阵营的荷兰。值得关注的是，一些传统上坚定支持以色列的国家，如奥地利、斯洛文尼亚和波兰，也已转变立场，加入支持行列。
然而，从实际操作角度来看，全面暂停欧盟与以色列之间的伙伴关系协议在当前阶段实现的可能性较低。根据欧盟决策机制，该类决定需要获得27个成员国的一致同意，而当前在对以色列的立场上仍存在明显分歧，特别是德国、匈牙利等国家很可能对此类决定持反对态度。不过，根据欧盟“合格多数”表决机制，只要至少有15个成员国支持，且这些国家的人口合计占欧盟总人口的约65%，便可在无需成员国一致同意的情况下，推动暂停与以色列伙伴关系协议中涉及贸易的相关条款，这为欧盟在维护协议原则与施加政策压力之间，提供了一定的操作空间。
前景不明
无论欧盟是否最终决定全面暂停与以色列的伙伴关系协议，或仅暂停其贸易部分，目前尚难对其未来对以政策的走向作出明确判断。事实上，不排除欧盟此举只是出于安抚国内外舆论压力的策略性姿态，尤其是在相关人道主义与法律危机已持续一年半以上、而欧盟此前始终未采取任何实质性行动的背景下。
欧盟这种迟疑不决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其一贯的外交风格——通过拖延决策来降低争议政策的实际效力，使政策更具象征意义而非操作价值。其核心目的在于淡化政策冲击、弱化外部压力，并以象征性表态替代实质性转变，以缓和内部政治和舆论矛盾。除欧盟自身在投票机制和政治协商中的制度性障碍外，由于成员国在对以立场上的分歧，该决策在实践中还面临诸多政治阻力。此外，以色列及其在欧洲活跃的游说网络也构成阻碍该议程推进的重要外部力量。
在面对国际压力时，以色列试图通过有限让步营造合作姿态，例如允许部分援助物资和卡车进入加沙。然而，正如联合国部分官员所指出，这些援助“不过是杯水车薪”，远不足以缓解当地严峻的人道主义危机。以色列此举更多出于战术考量，旨在转移外界对其封锁政策的批评，削弱国际社会施压的道义基础与政治强度。实质上，这种有限的“合作”背后隐藏的真实目的，是阻止真正意义上的人道通道建立，继续将援助工具化、军事化与政治化，使之成为对加沙乃至整个巴勒斯坦人民持续施压的手段，而非纯粹的人道救援行为。
以色列一方面试图强调欧洲对其所处的复杂安全环境缺乏深入理解，借此为自身政策辩护。同时动用一切可用手段与外交筹码，以阻止欧盟在制裁或中止伙伴关系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因为一旦欧盟启动此类措施，不仅将对以色列构成重大外交打击，甚至可能导致其长期以来在国际体系中所享有的“国际豁免权”遭到实质性削弱。
尤需关注的是，当前欧盟内部关于对以政策的审议，恰逢联合国将在法国和沙特倡议下，于今年6月召开“两国方案”国际会议。在这一关键节点上，若欧盟对以色列采取实质性惩罚措施，其政治影响与舆论效应将被放大。
为阻止欧盟推进相关决议，以色列很可能继续诉诸“反犹主义”指控这一策略性话语工具，将欧洲日益批判性的立场诠释为对历史上反犹主义倾向的延续与复兴。通过这一话语构建，以色列试图将自身置于国际批评之外，为其政策塑造一种不可质疑的合法性，进而实现政策层面的“神圣化”与“豁免权”。与此同时，以色列亦可能借助其在欧洲广泛分布的媒体资源、宣传机制以及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相关组织，通过合法性话语与法律渠道对欧盟内部的政策制定过程施加影响，从而干预成员国在对以政策上的判断与决策方向。
然而，从欧盟层面来看，此类决策仍受到复杂的制度约束，包括表决机制、成员国间的共识原则以及对以立场的高度分歧等因素。因此，目前尚难就欧盟是否会形成统一且具实效性的对以政策转变作出明确判断。政策走向的最终结果将取决于多重变量的交互作用，主要包括欧盟内部政治格局的演变、成员国之间立场的协调程度，以及以色列是否能够成功阻止原定于今年6月在联合国框架下“两国方案”国际会议的召开与推进。
即便欧盟最终如预期通过相关决议，其对以色列政策的实际影响，仍将受到以色列国内政治结构的制约。当前，以极右翼“定居者阵营”与“利库德集团”为核心、由内塔尼亚胡主导的执政联盟，普遍将当下的国际格局视为彻底“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终结“两国方案”的历史性机遇。该联盟的政策取向以“决断计划”为战略蓝本。该计划由极端宗教锡安主义领导人于2017年提出，并于2018年获得以色列主要政治力量的正式背书，主张在约旦河西岸实现全面的安全控制与定居点扩张，明确否定巴勒斯坦建国的可能性，并通过边缘化甚至替代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削弱其合法性与治理能力。这一战略已被系统化地落实于以色列在加沙与西岸的政策实践中，具体体现为领土整合、行政重构以及对巴勒斯坦政治与治理架构的持续压缩与重塑。
尽管未来仍充满不确定性，仍可期待欧盟坚持当前对以色列政策的转向，摆脱长期以来受以色列主导的叙事框架，推动包括中止伙伴关系在内的实质性制裁措施。此类举措不仅有助于重申欧盟对国际法、国际人道法及多边主义外交原则的承诺，也为国际社会切实履行其对巴勒斯坦人民及其合法权利的道义与法律责任提供制度支撑。欧洲立场的初步转变，或可视为推动巴以冲突走向公正解决的重要起点，也有望成为国际正义回归的契机，为巴勒斯坦人民的正当诉求注入新的希望。
尽管以色列及阿拉伯媒体普遍指出，自以色列对加沙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其国际声誉与地位持续恶化，目前包括欧盟、加拿大、英国等国家在政策层面已显现出一定的调整意向，美国的沉默亦可被视为某种形式的默认，但迄今为止，这些外部压力尚未形成足以迫使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人民实施大规模杀戮与人为饥饿政策的有效力量。相关举措仍停留在政治信号与象征性表态层面，尚未真正转化为具备实质遏制力的现实行动。这种“低强度回应”尚不足以构成对以色列的有效约束，使其能够在缺乏实质制衡的国际环境中，持续违反国际法，挑战国际社会意志，破坏国际人道秩序与普遍人权准则。
如果以色列最终成功化解当前的外部压力，规避其在对巴勒斯坦人民实施严重侵害行为中应承担的国际责任，那么这一结果势必将进一步助长其地区扩张战略，特别是在黎巴嫩、叙利亚，甚至可能波及其他周边国家。
在此背景下，巴勒斯坦问题被边缘化的风险将显著上升，区域局势的不稳定性亦将随之加剧，进而引发安全真空、冲突外溢与地缘风险等的连锁反应。这不仅将深刻破坏中东地区本已脆弱的安全结构，也将对全球秩序与国际法治构成重大挑战。因此，如何有效遏制以色列的单边扩张势头，维护国际法原则与区域稳定，应成为欧洲及整个国际社会优先关注的紧迫议题。
（本简报仅提供参考译文，以作交流之用，文中陈述和观点不代表编译者和编译机构的立场。如需引用，请注明原文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