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渡时期的叙利亚：
详解塑造叙利亚政治的本地和跨国行为体
原文信息
【标题】Syria in Transition：Mapping the Local and Transnational Actors Shaping Politics in Syria
【日期】August 27, 2025
【机构】丹麦国际问题研究所（DIIS）
【作者】Hetav Rojan
【链接】https://pure.diis.dk/ws/files/27781088/Syria_in_transition_DIIS_Report_2025_08.pdf
编译信息
【译者】岳汉景（上海政法学院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期数】第492期
【日期】2025年9月21日
【内容提要】报告认为，如今的叙利亚以分裂而非统一为特征。其境内有多个权力中心，这些权力中心往往并行运作，有时还会相互竞争。该国的领土由不同的政治当局和武装行为体管控，它们各自推行不同的制度模式和政治议程。尽管存在紧张局势，但出现的妥协迹象表明，叙国内各派正从对抗转向有条件对话，这一转变虽脆弱但已初现端倪。尽管暴力仍在持续，但叙未来的轮廓越来越多地由正式谈判和地方治理所塑造，因此局势正从军事僵局转向政治竞争。外部行为体继续在决定叙利亚发展轨迹方面发挥核心作用。俄罗斯、伊朗、土耳其、沙特、卡塔尔、以色列、美国等国分别支持叙境内的不同实体。对于大多数行为体而言，其目标是保持对该国不断演变的政治秩序的战略影响力。对以色列和土耳其等国来说，这意味着追求领土变更和兼并，以塑造有利于自身的结果。所有这些国家都在与叙利亚次国家当局进行接触并提供服务，在某些情况下还支持政治对话。由于认识到如今对叙利亚的影响力更多地依赖于政治参与而非军事成果，因此外部势力正在重新调整对叙策略。
1.“沙姆解放组织”（HTS）：叙利亚的新权力掮客
2025年3月30日傍晚，叙利亚宣布成立新的过渡政府。内阁中的几个职位由伊德利卜地区被“沙姆解放组织”操控的叙利亚救国政府（SSG）时期的知名精英人物担任。新内阁还包括临时总统的家族成员，有一名女性、库尔德人、基督徒，甚至还有一些阿萨德执政时期的部长。“沙姆解放组织”武装部队名义上并入国防部一事远未完成，其虽然在表面上已被军事解散（militarily disbanded），但实际上仍有效控制着大马士革的关键国家机构。“沙姆解放组织”既是当前过渡进程的动力，也是制约因素。
1.1 从叛乱分子到执政者
“沙姆解放组织”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12年成立的“努斯拉阵线”（JaN）。该组织由朱拉尼创立，是伊拉克“基地”组织（AQI）在叙利亚的分支。最初，“努斯拉阵线”在巴格达迪的领导下迅速成为叙利亚战场上的一支强大反叛力量，借助伊拉克“基地”组织的网络获取资金、武器和人力。2013年，“努斯拉阵线”与其母组织之间的关系开始恶化。到2016年年中，“努斯拉阵线”更名为“征服沙姆阵线”（JFS），并宣布脱离“基地”组织。在此基础上，2017年朱拉尼组建“沙姆解放组织”并公开明确地与“基地”组织划清界限。此时，该组织已经控制了叙利亚西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并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国家伊斯兰主义计划的核心，试图与全球圣战网络形象拉开距离。
后来“沙姆解放组织”将自己定义为一个专注于本地的伊斯兰权威机构，强调对伊德利卜省的控制。2017年成立的叙利亚救国政府正式确立了这一转变，为“沙姆解放组织”提供了一个民事行政部门，使其能够履行税收、监管和内部安全等治理职能。这一举措不仅仅是象征性的，它标志着“沙姆解放组织”权威的制度化以及向官僚治理的转变。“沙姆解放组织”在伊德利卜统治时期的许多相同模式——强大的行政权力、精心策划的多元主义和中央集权的行政管理——如今在大马士革也清晰可见。
1.2 “沙姆解放组织”的跨国关系
“沙姆解放组织”（HTS）在伊德利卜的统治得益于土耳其通过阿斯塔纳进程提供的稳定环境。双方虽意识形态不同，但因共同警惕叙利亚北部库尔德武装而形成战略默契。叙利亚新领导层正通过接触沙特和俄罗斯以保持对土耳其的战略灵活性。HTS希望沙特提供资金和叙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途径，允许俄罗斯保留其军事及官僚影响力，以减少对土耳其的过度依赖，提升自主性。
卡塔尔通过投资基础设施与美土协同介入。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首选访问沙特，并于2025年5月在利雅得会晤美国总统，促成美国解除制裁。沙特与阿联酋积极与HTS政府建交，以遏制伊朗和土耳其，重塑地区平衡。约旦主持阿拉伯联络会议并关注水资源安全。伊拉克则聚焦于共同反恐及库尔德问题。俄罗斯力图保留军事基地，但叙利亚要求其支付战争赔偿并引渡巴沙尔·阿萨德。伊朗与HTS政府基于相互需求保持务实工作关系。中国支持政治过渡，侧重安全风险与经济影响力。美国虽有条件解除制裁，但仍担忧HTS武装整合、叙利亚民主军（SDF）地位及巴勒斯坦激进分子问题。以色列采取安全导向策略，结合军事行动与有限外交，并通过美国表达其偏好，包括支持俄罗斯在叙军事存在以制衡土耳其。
2. 叙库尔德人相关政治力量
在叙利亚北部部分地区出现的实际上的库尔德人自治（后来组建为北叙利亚和东叙利亚自治政府），极大地改变了库尔德人的政治地位。叙库尔德地区实际上的自治与其相关政治力量的形成及活动有密切关系。
2.1 民主联盟党（PYD）
叙利亚库尔德政治中最强大的力量是民主联盟党。该党拥有重要的政治权力，并通过高效的行政系统维持广泛的基层网络。PYD的军事力量主要来自其武装分支人民保护部队（YPG）。YPG的军事能力在维护库尔德自治、对抗土耳其和残余“伊斯兰国”组织威胁以及在更广泛的叙利亚政治对话中争取政治杠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YPG的领导层相对不透明，这与其游击战起源和社区意识形态有关。它并未公开一位单一的最高指挥官，而是由一个总指挥部运作。自2015年以来，YPG实际上已被整合到叙利亚民主军的统一指挥之下。
2.2 叙利亚民主委员会（SDC）及其武装力量叙利亚民主军
SDC及其武装力量叙利亚民主军（SDF）于2015年出现，这是对一个战略困境的务实回应：美国需要一个有能力的当地伙伴来领导针对“伊斯兰国”组织的地面作战，而库尔德人领导的人民保护部队（YPG）需要国际合法性以及物资支持。作为一个由库尔德人、阿拉伯人和基督徒战士组成的多民族联盟，SDF使美国得以深化其参与度，同时又不正式与被土耳其视为库尔德工人党（PKK）代理人的YPG结盟。
为了说明叙利亚库尔德问题的跨国性质，值得关注当地人用来描述该地区的术语。这个地区通常被称为“罗贾瓦”（Rojava），即西库尔德斯坦。这一称呼反映了叙利亚的政治斗争是更广泛的库尔德叙事的一部分。它将该地区与伊拉克（巴士拉，或称南库尔德斯坦）、土耳其（巴库尔，或称北库尔德斯坦）和伊朗（罗赫杰拉特，或称东库尔德斯坦）库尔德人的类似不满和愿望联系起来，强调了一种超越国界的共同身份感和不满情绪。
2.3 库尔德全国委员会（KNC）
与叙利亚民主联盟党相比，KNC代表了叙利亚库尔德政治中的一个对立派别。该组织于2011年在伊拉克库尔德领导人马苏德·巴尔扎尼的庇护下成立，是由十多个叙利亚库尔德政党组成的联盟，这些政党在历史上与巴尔扎尼领导的库尔德斯坦民主党（KDP）结盟，并反对库尔德工人党/叙利亚民主联盟党集团。在叙利亚境内，由于民主联盟党的压制，库尔德国全国委员会的行动能力有限。其许多领导人居住在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或土耳其。然而，对于寻求替代叙利亚民主联盟党在库尔德政治中主导地位的外部行为体而言，它仍发挥着一定作用。跨国关系方面，KNC是叙利亚反对派联盟认可的库尔德机构，而西方和阿拉伯国家曾将叙利亚反对派联盟视为在巴沙尔·阿萨德统治下的合法反对派行为体。作为反对派代表团的一部分，库尔德全国委员会的代表参加了日内瓦谈判和其他协商会议，从而获得了叙利亚民主联盟党所没有的合法性，后者的参与受到土耳其的阻挠。
3. 苏韦达省（Suwayda）在叙利亚转型中的作用
叙利亚南部苏韦达省的政治文化长期以来受到地方自治偏好和有限参与中央权力倾向的影响。除了占多数的德鲁兹人外，该省还包括基督教和逊尼派穆斯林少数群体以及切尔克斯人等较小的群体。虽然名义上受政权控制，苏韦达省发展了平行的地方安全机构，既不完全反对也不完全支持大马士革，从而在避免分裂的同时保持了相对稳定。
3.1 德鲁兹社区（Druze Communities）
2011年抗议活动爆发时，德鲁兹组织基本上置身于冲突之外，既不与反对派结盟，也不完全支持政府。2014年成立的“尊严守护者”（Men of Dignity）这一德鲁兹民兵组织反映了这种中间路线：防御性质明显，对政权和伊斯兰势力都持谨慎态度。苏韦达省军事委员会是一个关键的德鲁兹组织，公开拒绝外部民兵（包括HTS）的影响，并呼吁建立一个承认少数族裔地区特殊需求的权力下放的叙利亚国家。这种行政上的独立性和制度上的自力更生影响了德鲁兹现在的谈判立场。社区领袖正在寻求一种整合模式，该模式既要体现现有的治理实践，又能确保在象征性融入国家框架的同时持续保持地方自治。然而，各方势力正试图将德鲁兹的叙事引向不同方向。苏韦达与约旦接壤且靠近以色列，这使得德鲁兹人处于地区安全利益的交汇点。尽管德鲁兹人避免与这两个国家中的任何一个建立直接联盟，但这些对外关系，再加上该社群有序的地方治理，增强了他们相对于大马士革的谈判地位。
虽然以色列公开宣称自己是叙利亚德鲁兹少数民族的保护者，但这种姿态在苏韦达省的德鲁兹社群中遭到了深度怀疑。尽管有一部分人表现出对以色列示好的开放态度，但其他部分人则拒绝外部庇护。以色列的真实想法是，在其边境沿线培育易于掌控的飞地，并建立一个从戈兰高地延伸至叙利亚南部、甚至可能抵达库尔德人控制区的缓冲地带。
3.2 南部作战室（Southern Operations Room）
南部作战室（SOR）汇集了一群松散的阿拉伯和德鲁兹武装派系，它们的合作更多是由共同的地理位置和一个崩溃的中央政权的命运所塑造，而非意识形态的一致。在推翻巴沙尔·阿萨德政权的前几天，SOR协调了对大马士革的军事推进，并主导了叙利亚南部攻势。该组织第一个进入大马士革，并拘留时任总理贾拉利进行审问。在接管后不久，SOR为了避免与HTS发生冲突，将大马士革的控制权交给了HTS。在叙过渡政府的压力下，它在2025年6月解散。德鲁兹武装行为者如何通过融入国家军事结构演变为专业安全部队，不仅取决于他们与大马士革和逊尼派多数的关系，还取决于以色列继续将部分德鲁兹社区作为战略缓冲或伙伴的程度。
4. 作为叙过渡政府破坏者的行为体
在叙利亚转型过程中，存在着旨在破坏和阻碍任何形式统一国家秩序巩固的“破坏者”行为体。这些行为体并非为了建设，而是通过利用权力真空和社会矛盾来侵蚀公众对新兴政治框架的信心，从而促成政治瘫痪的局面。
4.1 “伊斯兰国”组织
“伊斯兰国”组织已失去领土，转变为分散的叛乱组织，但仍是持续的破坏性力量。其袭击次数在2025年虽处于历史低位，但自美军部分撤军后有所增加，并开始向叙利亚民主军（SDF）控制区外扩张。其采取机会主义袭击方式，特别是针对宗教圣地等象征性目标，以挑起教派间暴力、破坏政府信誉并阻碍和解进程。美国资金可能削减以及“伊斯兰国”组织被扣押者营地将由SDF移交叙利亚中央政府的计划，可能引发新的安全风险和管理真空。该组织依靠分散、隐蔽的跨国金融网络（如哈瓦拉、加密货币、黄金洗钱）维持全球运作能力，但其核心协调能力因关键人物被杀而受削弱。
4.2 阿萨德效忠派团体（Assad‒Loyalist Groups）
该团体并非统一的政治力量，而是由前政权官员、安全人员和阿拉维派民兵组成的松散、碎片化的武装网络。其行为动机主要受宗派怨恨、对被边缘化的恐惧和逃避问责驱动，而非连贯的政治议程。通过暴力和虚假信息破坏过渡时期的秩序。2025年3月贾布尔袭击事件引发的报复性暴力循环，暴露了过渡政府对其盟友控制力薄弱和缺乏有效问责机制的问题，严重威胁社会凝聚力。
4.3 叙利亚国民军（SNA）
其名义上隶属于叙利亚过渡政府，但实际上是一个由土耳其支持和协调的、内部派系林立、指挥分裂的民兵组织联盟。其由叙利亚自由军发展而来，主要服务于土耳其的战略目标（如打击库尔德武装、建立缓冲区），而非叙利亚的革命理想。其部分派系被指控存在侵犯人权和报复性暴力行为。其内部混乱、缺乏统一指挥以及与“沙姆解放组织”的竞争关系，使其成为一个不可预测且具有分裂性的安全行为体，阻碍了稳定的战后安全架构的形成。
4.4 叙利亚真主党
其为从黎巴嫩的“抵抗力量”转变为介入叙利亚冲突的地区准军事组织，军事能力得到增强，但对伊朗的依赖也加深。真主党面临多重压力：以色列的猛烈报复（因加沙战争），叙利亚新政府打击伊朗影响力的行动（试图切断其后勤和战略纵深），以及伊朗自身面临的制约。其行动空间正在缩小，需要进行防御性调整。其在叙利亚的未来影响力取决于其后勤适应能力和在变化的地区格局中保持政治相关性的能力。
4.5 萨拉亚捍卫圣训组织（Saraya Ansar al‒Sunna）
其为新出现的（2024末至2025初）强硬萨拉菲圣战派别，由从HTS叛逃的人员组成。其强烈谴责HTS的治理为叛教，对“伊斯兰国”组织抱有同情，采取极端立场，声称对2025年6月大马士革教堂袭击负责，以此抗议宗教政策。其代表了在过渡时期试图重新定位的极端意识形态小团体，增加了局势的不稳定性，但其实力和长期目标尚不清晰。
（本简报仅提供参考译文，以作交流之用，文中陈述和观点不代表编译者和编译机构的立场。如需引用，请注明原文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