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侨民群体在埃及商业活动中的
生成逻辑与运作模式
原文信息
【标题】Arab Diaspora Business Communities in Egypt
【日期】September 24, 2025
【机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马尔科姆·H·克尔·卡内基中东中心（Malcolm H. Kerr Carnegie Middle East Center）
【作者】Nur Arafeh, Yezid Sayigh
【链接】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research/2025/09/arab-diaspora-business-communities-in-egypt?lang=en
编译信息
【译者】刘寰宇,李意（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
【期数】第500期
【日期】2025年10月16日
【内容提要】报告聚焦埃及的阿拉伯侨民商业群体，旨在揭示社会资本与制度约束在移民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机制。近年来，随着叙利亚、利比亚、苏丹与也门持续动荡，大量侨民及其资本流入埃及，形成多层次、异质化的商业群体。这些侨民企业在推动东道国市场活力的同时，也暴露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实践之间的鸿沟。该报告从比较视角梳理叙利亚、利比亚、苏丹与也门四个侨民群体在埃及商业活动中的生成逻辑与运作模式，揭示出资本性质和社会关系网络在决定其经济地位与发展前景中的关键作用。研究指出，社会资本在弥合制度缺陷与保障经济活动方面具有重要功能，但同时也加剧了侨民群体间及群体内部的不平等结构。
一、引言
近年来，埃及持续推进营商环境改革，虽在多个方面取得显著进展，但其正式商业部门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个人关系运作，并受到官僚主义障碍的制约。同时，非正规经济在整体社会经济的企业结构中依然占据着较大比重。本研究集中考察在埃及营商的不同阿拉伯侨民商业群体，揭示出这些侨民企业在应对埃及商业体系的结构性挑战时，往往也会面临获得信贷、争取经营许可和通过审批流程等困难。对于侨民企业而言，其中基于亲属、同乡与商业网络的关系的社会资本发挥着关键的作用。
二、埃及商业环境与制度框架现状
埃及自2017年以来推行了一系列旨在改善营商环境与吸引外资的政策改革，官方在法律与制度设计层面呈现出一定的开放意图。如当局针对外资的激励措施与专门的投资管理机构为大型企业提供了较为明确的准入通道；设立中小微企业署、调整投资法律为外来投资创造便利通道。但在实际运行中，官僚主义、审批自由裁量与安全审查影响了这些政策的成效。官僚程序的复杂性、获得安全许可的要求、以及对外籍企业的额外审查，仍然使得外来小微企业在注册与合规上承受较高成本，因此更加依赖包括亲属网络、社区协会与宗族式互助的社会资本以获取客户、原料渠道与行政帮助，从而形成一种既受制于正式制度又深植于非正式惯例的“熟人化”市场运行逻辑。
对本地与外来企业而言，进入市场不仅需要资金与技术，更须深度融入当地的社会网络，以弥合法规执行中的不确定性。这一点在侨民企业中尤为凸显，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埃及政府签发的居留许可和入境签证，其合法身份由此得以维系。然而，这种法律与身份上的不确定性限制了侨民企业在人员流动、长期规划、业务扩展及多元化经营等方面的能力，并对其商业决策与发展路径产生深远影响。企业规模在侨民经济的生存与发展中具有决定性作用：大型侨民企业若能获得投资签证或长期居留身份，通常能够顺利进入正规经济体系，并开展品牌建设与跨境经营；中小型及微型企业则往往被迫依附于非正规或半正式的经营模式，在信贷获取、长期合约和市场准入等方面受到诸多限制。在行政程序复杂且执行随意的环境中，具备更强社会资本或与权力网络存在联系的行为体能获得更多商业优势；缺乏此类资源的弱势主体，则容易被排除在主流经济活动之外并长期处于边缘地位。
三、埃及主要侨民商业群体的比较分析
（一）叙利亚侨民商业群体
叙利亚侨民商业群体的发展历程是金融资本与社会资本共同作用的缩影，同时也深刻揭示了复杂的政治经济因素对企业命运的交织性影响。叙利亚商人在埃及开展商业活动可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自2011年叙利亚冲突爆发以来，叙利亚商人开始大规模涌入埃及，其投资集中于食品饮料、纺织与家具等劳动密集型与贸易密集型行业。根据2018年的数据统计估计，叙利亚侨商在埃及的投资总额达8−10亿美元。截至2023年，已有约3万名叙利亚企业主迁居埃及。
叙利亚商人在进入埃及市场时常动用在叙利亚时积累的那些社会关系以获取信息、法律与行政支持。他们倾向于以代理或面向侨民市场的小规模经营模式起步，随后借助关系网逐步扩大并转向面向更广泛公众的业务。许多商人先以为叙利亚社区服务的小店立足，积累资本与信誉后再以自己的名义注册企业再进入服务埃及本地需求的市场。叙利亚企业内部的规模分化由其社会资本程度所决定，其中大型企业凭借跨国网络、法律顾问与埃及本地合作者，能够取得投资签证、长期居留与较为稳定的市场准入，而规模较小者则更倾向于采取不在官方注册或半正式的运营模式，依赖社区内部的信任与口碑维持营收。
自2013年埃及政权更迭以来，埃及对叙利亚移民的审查与监管趋严。2024年6月底，埃及突然停止延长部分旅游签证，直接影响到依赖旅游签证滞留的商人，政策的不确定性使得叙利亚商人的法律地位的模糊性进一步加剧。法律地位的脆弱性成为小微企业能否正规化并长期经营的关键约束。面对制度性障碍，叙利亚商人普遍采取“选择性正规化”的策略，选择在必要时通过埃及本国人的名义注册某些业务以规避准入限制，同时在另一些环节保持非正式运作以节约成本与规避复杂的合规负担。这种将正式制度特征与事实性非正规实践相结合的策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适应埃及“熟人化市场”的路径依赖性。总体而言，社会资本既为叙利亚企业提供了进入市场与扩张的通道，也加深了群体内部因规模与网络差异而产生的分层。社会资本随企业规模的提升而增值，使得大型企业能更有效地将制度模糊性转化为商业优势，而小微企业则长期受制于法律不确定性与融资渠道受限，处境更为脆弱。
（二）利比亚侨民商业群体
利比亚侨民商业群体在埃及的存在表现出与叙利亚侨民截然不同的结构性特征，其核心在于国家资本的延伸与跨国化的运作模式。利比亚对外投资长期以公共部门为主导，利比亚投资局（LIA）及其下属机构通过复杂且不透明的子公司，在埃及的旅游、房地产、金融和农业等领域进行了大规模投资布局。这种以公共资金驱动的跨国商业活动，既为利比亚资本在区域内的再配置提供了渠道，也使得利比亚侨民群体往往不是典型的“创业型侨民”，而是承载国家意志与派系利益的跨国企业网络。
利比亚私营部门自身长期薄弱，长期以来在国家经济结构中占比偏低，导致真正具备持续跨境操作能力的企业多为那些长期在海外经营、拥有深厚家族资本与国际资源的大型企业或个人，他们往往凭借与利比亚政权或精英的特殊关系，充当公私之间的中介，利用国家资源规避制裁与资金流动限制。在埃及的利比亚投资既有通过主权或准主权机构运作的大额投资，也有部分源于与旧政权关系密切的个人利用国库资金进行的私有化式投资，呈现出国家化与家族化并存的特征。2011年利比亚内战后，这些资产与控制权演变为派系竞争的对象，从而将利比亚在埃及的经济利益政治化。与此同时，这些以公共资金或国家机构为依托的投资形式，进一步巩固了既有的精英主导结构，压缩了普通私营企业在双边经贸关系中实现实质成长的空间，也带来了所有权与控制权争夺的政治隐患，尤其是这些海外资产及其控制权成为敌对派系争夺的焦点。
部分利比亚跨国经营者为了规避埃及市场的制度性障碍与区域政治风险，选择将总部或主要运营据点设在阿联酋，从而形成在阿联酋—埃及—利比亚三角枢纽间游走的跨国网络。这些网络利用更为便利的行政环境与税收优势，既保障了资本的流动性，也为其在埃及的长期存在提供了后盾。不仅如此，利比亚商界精英还通过媒体与公共话语场投资，试图在区域舆论与政治竞争中争取支持与合法性。总体而言，利比亚侨民在埃及的商业活动不是一种简单的民间经济延伸，而是国家资金、家族资本与跨国策略交织形成的复合体。这种模式在为埃及市场带来投资机会的同时，也将利比亚国内政治分裂的外溢效应和所有权争夺的复杂性带入两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之中，使得利比亚在埃及的商业存在既具有战略价值，也伴随着高度的不确定性与政策敏感性。
（三）苏丹侨民商业群体
苏丹侨民商业群体在埃及的经历呈现出明显的分化与双轨化。自2023年4月国内武装冲突爆发以来，约有120万苏丹平民涌入埃及，他们与此前已居住在埃及的约400万苏丹侨民汇合，大多以自营小生意维持生计。这些小微企业的活动范围通常是费萨尔区等生活成本较低、苏丹社群密集的城市区域，以餐馆、咖啡馆、杂货店、美容院等家庭式经营模式为主，销售的产品多为来自苏丹或周边市场，主要服务对象是埃及的苏丹社区。苏丹侨民的微型经济模式高度依赖内部社会网络以获得客户、廉价供货和临时劳力，且大多处于非正规或半正规经营状态，既难以获得信贷也易受居留问题与租金上涨的冲击。苏丹持续的战争导致苏丹货币贬值和储蓄缩水，短期内推高了租金与运营成本，使得多数新侨民的营生更为艰难。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在2023年内战前拥有雄厚金融储备、离岸银行账户与跨国网络的中大型苏丹企业，它们能够利用既有的跨境联系将资本、货物转移到埃及或设立分支，通过与埃及本土企业建立合作或合资关系维持供销链与品牌运营，并借助在阿联酋等地的外汇账户规避脆弱的苏丹本国金融体系可能带来的系统性风险。规模较大的企业常能取得较为稳定的居留与投资签证，从而实现人员与物资在埃及和第三国之间的自由流动。依赖旅游签证或无合法身份运营的小微企业，普遍面临出行受限、签证成本高企及身份不稳定等多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自2025年初以来，埃当局调整了苏丹公民的投资签证的政策，新签证的发放一度中止，导致企业主对其在埃及的长期规划充满不确定性。
中大型苏丹企业日益采用专业化的市场策略，包括品牌建设、社交媒体推广、承接政府及私营部门分包项目、举办商业市集并参与双边商业论坛等，希望以此突破仅面向侨民的相对有限的市场局限，逐步拓展至面向中高收入埃及消费者的细分市场。它们常与埃及制造商或分销网络合作，采用委托加工或合资等方式降低进入门槛并分享监管风险。总体而言，苏丹侨民企业的发展呈现出以生存为核心的微型非正规经营与以增长为导向的中大型正规化扩张两种主要路径。不同类型企业间的结构性差异，是评估侨民群体长期留存、可能的回流趋势及其对埃及地方经济影响的重要参考维度。
（四）也门侨民商业群体
也门侨民商业群体在埃及的商业表现并不均衡。大量来自也门的投资最初由较为富裕的移民及其跨国网络推动。早期的也门中产及富裕阶层凭借深厚的家族资本与跨国联系，成功在开罗等城市建立起稳固的企业。自2014年起，随着也门社区规模扩大并吸纳更多资源有限的新移民，以生计为导向的小微企业数量显著增加并呈现出两个重要特征：一是较多项目集中于零售、进出口、食品、家禽、纺织、房地产与服务等劳动或贸易密集型部门；二是既有大型企业倾向于利用投资与自由区的优惠政策或通过与埃及国有/私营大企业的合作承接工程与项目。
也门商业群体内部存在明显分层：少数资本雄厚的企业能够通过银行与海外汇款渠道获得融资，并参与诸如开罗新行政首都等大型房地产项目（据估计，在2014−2019年间，也门在埃及的房地产投资已超过数十亿美元）；而大多数中小微企业则因信贷受限、启动资金不足与市场准入难以真正扩大规模。值得一提的是，也门社团在组织化方面已出现制度性努力，如2021年成立的也门商业委员会及若干社区协会，它们在帮助企业获取信息、对接市场与推动若干项目正规化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此外，由欧盟资助的“Masar Egaby”等项目通过提供创业培训与小额启动资助，为资源匮乏的也门商业群体提供了有限但重要的支持。
战争、疫情与全球经济冲击进一步放大了也门商业群体的脆弱性：资金外流、消费者购买力下降与外汇兑换难题，使得依赖侨汇与小额流动资本的企业更易陷入经营困境。总体而言，也门侨民企业既不是全面融入埃及正规体系、也非完全处于边缘化的非正规状态。它们在社会资本的支撑下，采取折衷的“选择性正规化”策略：一方面在能负担合规成本与借助关系时走正规化路径；另一方面，在难以承受时则以非正式方式维持运营。这一策略既使得部分企业实现了可持续发展，也使得绝大多数微小企业长期暴露在制度与市场的双重风险之下。
四、结论
本研究报告基于对叙利亚、利比亚、苏丹和也门四个阿拉伯侨民商业群体在埃及的实证研究与比较分析，揭示了不同来源侨民在埃及商业活动中的整体格局与差异特征。埃及的市场机遇与制度性模糊并存，这一环境使侨民企业在获得生存与扩张空间的同时，也深受制度脆弱性与身份不确定性的制约。研究发现，四个侨民群体在市场进入、社会嵌入与发展上升的路径上呈现出明显分化，这种差异并非单纯由民族或文化因素所致，而是由三类关键因素共同塑造：一是金融与离岸资本的规模；二是当地关系网络的社会资本能力；三是母国的经济政治背景。正是这三重资源结构的不同组合导致了各侨民群体在埃及市场中的定位及其潜在脆弱性。
（本简报仅提供参考译文，以作交流之用，文中陈述和观点不代表编译者和编译机构的立场。如需引用，请注明原文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