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助斧头之后：为阿富汗的自力更生规划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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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After the Aid Axe: Charting a Path to Self-reliance in Afghanistan

【日期】October 2, 2025

【机构】国际危机组织（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作者】国际危机组织（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链接】https://www.crisisgroup.org/sites/default/files/2025-10/350-afghanistan-self-reliance.pdf

 编译信息

【译者】文少彪（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

【期数】第504期、第505期

【日期】2025年10月26日

【内容提要】报告对阿富汗当前经济困境进行了系统性剖析。2022‒2025年间，撰写该报告的成员通过实地调研，与包括塔利班官员、援助工作者、企业人士、医疗人员等进行了广泛交流，在此基础上形成40页左右的长篇报告。该报告主要聚焦于塔利班2021年重新掌权后，阿富汗经济从崩溃到勉强维持的“新常态”，以及国际援助急剧减少带来的深远影响。报告强调，阿富汗的贫困危机并非单纯的内部治理问题，而是外部因素（如制裁、援助中断）与内部政策（如对妇女权利的限制）交织的结果。报告的核心论点包括：国际社会对塔利班的经济胁迫策略虽旨在推动政权变革，但实际加剧了阿富汗民众尤其是妇女和女孩的苦难；随着美国和其他主要捐助国在2024‒2025年大幅削减人道主义援助，阿富汗面临“援助断崖”风险，这不仅无法动摇塔利班的韧性，反而可能引发区域不稳定，包括恐怖主义复燃和移民潮。报告呼吁欧洲和邻国主导阿富汗经济复苏对话，推动有序退出援助、放松制裁，并促进区域贸易，以帮助阿富汗实现自力更生。这份报告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承认塔利班的顽固，但指出他们在经济领域的务实性；建议西方国家不要输出乌托邦式的解决方案和设定遥不可及的政治目标，而是强调“以阿富汗人民福祉为先”。

一、阿富汗贫困的历史脉络与战后冲击

阿富汗自18世纪以来长期依赖农业经济，频繁遭受干旱、战争和外部干预的冲击。1969‒1972年的干旱杀死约500,000人。1979年苏联入侵以来，持续的冲突摧毁了农业基础。自2001年美军入侵阿富汗到2021年的20年间，美国虽带来了巨额援助，但阿富汗贫困率从2007年的34%升至2019年的47%，未能实现可持续增长。实际上，援助扭曲经济、助长腐败、加剧贫富差距，战争经济惠及建筑、物流、安全监督者等群体，但多数农村人口的收入停滞。

2021年塔利班回归后，城市就业因前政府项目关闭而锐减，饥荒警告虽被夸大，但大多数阿富汗人难以满足基本需求。来自外部的发展援助骤停，阿富汗中央银行失去外汇储备，经济缩水20%，本币贬值28%，55%的阿富汗人面临急性粮食不安全。尽管2022‒2023年国际社会迅速响应，联合国通过空运现金绕过受制裁的银行系统，投入创纪录的38亿美元，较2020年增长415%。此外，外部汇款和毒品贸易的隐性收入，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货币。这些因素帮助阿富汗避免了大规模饥荒。在此期间，阿富汗经济进入“新常态”：商业活动低迷，饥饿有所缓解。事实上，外部的援助效果被高估，未能完全抵消西方制裁的负面影响。2024‒2025年来自国际社会的援助大幅下降，仅2024年外部援助就减少58%以上，2025年初特朗普重返白宫，基本上停止了美国对外援助项目，导致阿富汗数百医疗设施停摆、水系统维护失败，影响300多万人，尤其是妇女和女孩，进一步加剧阿富汗的危机。

二、国际对阿富汗经济政策转变

2021年塔利班重新掌权后，国际社会对阿富汗经济政策从紧急救援转向经济胁迫的复杂转变。西方国家的策略在人道主义援助与政治目标之间摇摆，国际社会面临两难：支持阿富汗经济可能强化未获承认的政权，削弱对塔利班的施压；但切断援助又加剧平民苦难，尤其是妇女和女孩。西方政策的核心目标是通过经济手段迫使塔利班接受“包容性”政府、尊重妇女权利并履行国际义务。然而，这一策略在实践中的效果适得其反，导致经济孤立加剧，援助疲劳显现。

（一）扼杀经济与救人：制裁与人道豁免的矛盾

1. 制裁机制与经济孤立。塔利班掌权后，西方迅速切断发展援助，利用现有制裁框架施加经济压力。联合国维持对塔利班的制裁，美国保留其恐怖主义标签，同时发布广义许可（General License）允许人道主义贸易，但拒绝正式承认塔利班政权，导致喀布尔无法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世界银行的支持。制裁延伸至金融领域，冻结阿富汗中央银行约70亿美元外汇储备，致使银行系统瘫痪，国际交易受阻。2021年冬季，经济活动几近停滞，外汇短缺引发挤兑，阿富汗尼贬值28%，55%人口面临急性粮食不安全。

2. 人道主义豁免的有限实施。为避免人道主义灾难，西方国家推出有限豁免。美国2021年发布发展豁免（General License 20），允许特定人道项目，但其他国家如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仅支持基本需求（如食品和医疗），拒绝发展援助。加拿大2023年6月通过法案，将救命和基本需求许可分开，但截至2024年未发放一例许可。联合国人道协调厅（OCHA）官员抱怨，发展倡议因政策限制难以重启；一名美国高官私下表示，若塔利班允许女孩上学，西方或考虑更大合作。

3. “寒蝉效应”与实际影响。狭义豁免引发“寒蝉效应”（chilling effect），银行和私营部门因担心政策反弹而回避与阿富汗交易。例如，一家阿富汗银行高管描述，尝试向美国软件公司汇款300万美元失败，耗时数月，最终通过走私货币完成支付。2021年经济寒意加剧，儿童劳动、童婚和器官贩卖（如肾脏交易）激增，凸显制裁对平民的间接伤害。2022年1月奥斯陆会谈中，塔利班承诺重开女子中学和大学，换取西方解冻部分冻结资产和金融松绑，西方捐助国一度宣称支持经济复兴，但塔利班随后违诺，谈判破裂。

这一“交换”模式——女孩教育换经济支持——成为西方政策的核心，但执行中充满矛盾。制裁旨在削弱塔利班，却首先伤害最脆弱群体。危机组织访谈显示，2021年底，联合国人道官员警告，制裁若不调整，可能导致“系统性崩溃”。一名西方外交官承认，经济胁迫逻辑的下一步取决于塔利班社会让步，但缺乏明确路线图，政策陷入僵局。

（二）极端的谨慎：援助转向与政治考量

1. 政策转向的背景。2022年后，塔利班违反奥斯陆承诺，关闭女子学校，限制妇女在NGO和媒体中的工作，西方捐助国担忧援助间接支持塔利班政权，迅速收紧政策。欧盟2022年夏季暂停所有新发展项目，美国随后跟进，援助重点转向人道主义紧急救援，避开任何可能被视为经济支持的领域。这一转变反映了政治考量凌驾经济考量的趋势，捐助国坚持“无包容性政府无发展援助”的原则，但对“包容性”的定义模糊不清。

2. 政治口号与战略缺失。一名西方高级官员在访谈中将此定义称为“反射性口号”，缺乏战略思维。奥斯陆会谈后，西方使团转而聚焦人权议题，避开经济讨论，塔利班则认为被“欺骗”，进一步关闭女子学校，宣称教育为“内部事务”。这一僵持导致双边信任进一步恶化，经济合作前景渺茫。

3. 捐助疲劳与援助减少。2023年起，全球经济压力（如乌克兰危机）和国内预算紧缩加剧捐助疲劳。联合国2023年呼吁42亿美元援助，仅募集40%；2024年目标降至30亿美元，募集率更低。2025年，特朗普上台后迅速停止美国援助项目，加速援助退潮。小型让步（如部分资产解冻或银行豁免）本可稳定经济并增加西方杠杆，但捐助国担心“奖励”塔利班，错失机会。危机组织援引援助工作者的话：“我们只是在救急，却无法建立长期稳定”，企业人士则担忧“没有投资就没有就业”。

极度谨慎的政策导致援助效率下降，2024年人道支持从峰值38亿美元减少58%以上，2025年数百医疗设施停摆，水系统维护失败，影响300多万人。妇女和女孩因失去服务而受害最深，汇款增长和非法经济虽提供缓冲，但无法弥补服务缺口。报告警告，援助疲劳若持续，可能促使数百万阿富汗人陷入贫困，增加区域不稳定风险。

（三）拜登谈判：秘密尝试与有限成果

1. 谈判背景与目标。2022‒2024年，拜登政府通过特使托马斯·韦斯特（Thomas West）与塔利班进行秘密经济谈判，旨在人道主义援助之外建立经济合作桥梁。谈判地点多在喀布尔，涉及冻结资产、制裁豁免和贸易恢复，但全程高度保密，成果有限。2022年谈判聚焦70亿美元冻结资产，塔利班要求全额解冻，美国坚持仅解冻一半用于人道主义，并以女孩教育为条件。

2. 议题扩展与分歧。2023年，谈判扩展至矿产和能源开发，塔利班拒绝外国企业参与，除非确保本地利益。区域合作（如与中国、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连通）也被提及，但美国担心塔利班庇护“基地组织”，谈判受阻。拜登政府内部分歧明显，国务院主张经济接触以稳定局势，国防部则持怀疑态度，强调安全优先。

3. 具体行动与僵局。2022年9月，美国将35亿美元转至瑞士信托基金，计划用于人道援助，但塔利班拒绝承认其合法性，拒绝配合审计。2024年9月最后一次会谈仅同意继续谈判，未达成实质性协议。拜登政府的遗产仅限于维持人道通道，未能解锁经济困境。一名塔利班官员在访谈中表示，美国“表现出诚意”，但社会让步“非谈判基础”。

危机组织认为，谈判建立了一定信任，但缺乏突破。拜登团队未能协调国内分歧或说服盟友，塔利班则利用谈判拖延时间。报告指出，秘密性质限制了多边支持，拜登政策在2024年大选前未能形成持续性成果。

（四）多哈进程：多边努力的缓慢推进

1. 进程启动与目标。2023年起，联合国主导多哈经济谈判，汇集美国、欧盟、中国、巴基斯坦、土耳其、伊朗和俄罗斯，目标是协调援助退出和经济可持续发展。2024年6月会议聚焦出口收入和银行改革，但成员国立场分歧严重：西方坚持妇女权利条件，中、俄、巴基斯坦主张无条件贸易，塔利班拒绝将经济议题“政治化”。

2. 关键进展与挑战。2023年，联合国协调员瑟纳尔勒奥卢（Sinirlioğlu）提交报告，提出“路线图”正常化经济，建议从人道援助转向发展、恢复基础设施和贸易。2023年12月，安理会“积极注意”报告，2024年6月多哈会谈吸引25个以上国家官员与塔利班会面，但未发布公报。后续经济和禁毒工作组于2024年底起草“步步为营”计划，2025年召开了1月的准备会和2月的虚拟峰会，塔利班承诺制定新法律、进行反洗钱审计，并推出妇女企业家项目。

3. 妇女议题与僵局。妇女参与成为焦点，西方要求更大社会让步（如女孩教育），塔利班则坚持经济优先。2025年6‒7月，谈判因分歧停滞，进程进展缓慢。危机组织认为，多哈进程潜力巨大，但缺乏协调和执行力，建议聚焦可达成领域，如反毒品贸易和矿业开发。

报告强调，多边框架需加速，联合国应推动具体退出策略，确保援助减少不导致灾难。成员国分歧（如西方条件vs.东方务实）是主要障碍，塔利班的参与意愿取决于经济利益，而非社会改革。

三、塔利班回应

自2021年掌权以来，塔利班面临经济崩溃和国际孤立的双重压力。发展援助中断、制裁加剧及外汇储备冻结使阿富汗经济萎缩20%，55%人口陷入急性粮食不安全。尽管如此，塔利班展现出一定的治理韧性，试图通过经济规划和务实外交重塑国家形象。然而，其社会政策（如限制妇女权利）与经济目标间的矛盾，限制了国际合作前景。

（一）塔利班的经济计划：务实目标与执行挑战

1. 五年计划与目标。塔利班于2023年推出2023‒2028年五年经济计划，旨在减少对国际援助的依赖，促进经济自给自足。计划的核心是发展农业和矿业两大支柱，设定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增长5%的目标。这一计划反映了塔利班对经济稳定的初步认识，试图通过政策调整扭转2021年经济崩溃的局面。措施包括制定新商业法、加强反腐败措施以及在一定框架内支持妇女企业家参与经济活动。塔利班承诺遵守国际银行规则，并寻求与全球经济体系重新接轨。

2. 务实与局限并存。该计划显示出塔利班在经济治理上的务实态度。例如，塔利班官员在访谈中表示，愿意采纳国际标准以吸引投资，尤其是在矿产资源开发领域（阿富汗矿产价值估计高达1万亿美元）。2024年，塔利班开始起草商业法规，试图为私营部门提供法律保障。然而，执行面临多重障碍。首先，缺乏专业人才成为瓶颈，塔利班政府中多为前游击队员，经济管理经验不足。其次，计划未明确融资来源，依赖外部投资但受制裁限制，进展缓慢。危机组织指出，五年计划更像一个“繁荣愿景”，而非可操作的蓝图。

3. 社会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塔利班内部承认，社会政策的限制对经济构成长期威胁。特别是宗教领袖对女孩教育的禁令被视为“经济矮化”的根源。一名塔利班高级官员在2024年访谈中坦言：“如果女孩不能接受教育，未来劳动力将严重不足，经济无法可持续发展。”尽管计划中提及妇女企业家机会，但限于宗教框架，实际参与度低。例如，妇女只能在家中经营小规模生意，难以融入主流经济。这与国际捐助国的期望（如奥斯陆会谈中要求的女孩教育）形成冲突，进一步阻碍了经济援助的恢复。

国际观察家对该计划持谨慎态度。世界银行2025年报告指出，5%增长目标在当前制裁和基础设施破损的情况下“极难实现”，除非国际社会放松限制。塔利班内部也存在分歧，埃米尔（最高领袖）倾向集中权力，模糊政策方向，导致商业界担忧法律的不确定性。危机组织访谈显示，私营部门对计划的信心有限，投资意愿低迷。

（二）透明度争议：治理障碍与国际压力

1. 拒绝公开预算的理由。塔利班拒绝公开国家预算，理由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稳定”。政府声称，公开财务数据可能暴露脆弱性，招致外部干预或内部动荡。然而，这一立场引发国际捐助国和私营部门的广泛担忧。联合国2024年报告指出，缺乏透明度可能掩盖洗钱和腐败行为，例如毒品贸易收益未纳入正规预算。危机组织实地调查发现，塔利班将部分收入用于军事和宗教活动，而非公共服务，削弱了经济重建的合法性。

2. 渐进式开放与宗教阻力。面对压力，塔利班在2024年同意对部分财政进行国际审计，涉及人道主义项目的资金使用。这一让步被视为对多哈进程的回应，旨在重塑国际形象。然而，宗教领袖的反对限制了全面透明。塔利班官员辩称，透明度是对本国国民负责，而非对外妥协，强调其治理模式不同于西方标准。危机组织分析指出，塔利班继承的前政府依赖外部支持，缺乏自给自足的财政基础，透明度不足进一步加剧了这一依赖。

3. 区域比较与投资障碍。报告通过区域比较指出，邻国如巴基斯坦和伊朗也存在财政不透明问题，但这些国家通过自有收入维持运转，而塔利班依赖汇款（2024年达35亿美元）和非法经济。国际投资者因缺乏数据而避开阿，2025年矿产开发项目因融资困难停滞。例如，一中资企业因无法核实塔利班承诺的税收优惠而中止合作。透明度争议成为塔利班重返国际经济体系的主要障碍。

（三）塔利班在多哈进程中的立场：经济优先与社会顽固

1. 积极参与和条件化态度。塔利班在联合国主导的多哈经济谈判（2023年起）中表现出一定积极态度，寻求通过经济合作换取制裁缓解。2024年6月多哈会谈中，塔利班与25个以上国家官员会面，焦点是重返世界贸易组织（WTO）和实现自给自足。在2025年2月的虚拟峰会，塔利班承诺制定新法律、进行反洗钱审计，并推出妇女企业家试点项目，显示出对国际标准的初步接受。

2. 反恐合作与资产解冻。塔利班提出以反恐合作换取70亿美元冻结资产的解冻，声称已打击“伊斯兰国”分支以证明诚意。然而，西方国家要求更广泛的合作（如移交“基地组织”成员），谈判陷入僵局。塔利班坚称，反恐是其内部事务，资产解冻不应附带政治条件。这一立场在2025年7月多哈后续会议中导致进展停滞。

3. 拒绝社会改革与经济重点。尽管经济上开放，塔利班在社会政策上保持顽固，拒绝接受妇女权利或教育改革的要求。2024年，塔利班重申女子教育为“内部事务”，抵制西方条件。危机组织分析认为，塔利班将经济议题与社会议题严格分离，优先考虑短期稳定而非长期发展。一名塔利班谈判代表表示：“如果西方解冻资产和解除制裁，我们不需要援助。”

报告指出，经济谈判可成为推动社会改革的杠杆点。例如，妇女企业家项目的试点若获成功，可能为女孩教育铺路。然而，当前塔利班的立场限制了多哈进程的深度。危机组织建议，国际社会应聚焦可达成领域（如矿业和反毒），逐步建立信任，为社会对话创造条件。

四、打破僵局

自2021年塔利班掌权以来，国际援助从2022年的38亿美元峰值下降至2024年的58%以上，2025年初特朗普停止美国项目进一步加剧危机。援助减少导致公共服务崩溃，妇女和女孩首当其冲，面临医疗、教育和水卫系统的缺失。报告警告，若无干预，2026年可能出现大规模贫困、移民潮和恐怖主义复燃风险。

（一）援助切断的风险：公共服务崩溃与社会影响

1. 服务中断的直接后果。援助骤停对阿富汗公共服务造成毁灭性打击。2025年，至少422家医疗设施关闭，影响超过300万人，孕产妇每两小时因可预防并发症死亡一人，44万妇女失去生殖健康服务。水系统因缺乏维护而失效，农业灌溉项目停滞，农村居民被迫长途跋涉获取水源和医疗。联合国2025年中期报告指出，北部省份如巴达赫尚的营养不良率已升至紧急水平，儿童死亡率显著增加。

2. 妇女与女孩的脆弱性。妇女和女孩是援助切断的最大受害者。塔利班限制她们的就业和教育机会，使其难以应对服务缺失。例如，一名赫拉特援助工作者描述，2025年夏季，缺医少药导致产后感染激增，农村妇女因无法出行而无法获得紧急护理。危机组织访谈显示，妇女被迫回归传统角色，增加童婚和家庭暴力案例，社会性别差距进一步扩大。

3. 经济缓冲与不足。尽管存在一定缓冲，汇款增长（2024年达35亿美元，超过人道援助两倍）和非正式经济（包括毒品贸易）缓解了部分压力，但远不足以填补服务缺口。国际农业发展基金2025年数据表明，农业产值因灌溉不足下降15%，农村贫困率从2023年的60%升至65%。世界银行预测2025年GDP增长2.5%，但这一乐观估计未考虑服务崩溃的上行风险。

4. 区域不稳定与长期威胁。援助切断可能引发区域性连锁反应。塔利班警告，突如其来的援助中断将推动移民潮，2025年已有证据显示向伊朗和土耳其的非法跨境人数增加。毒品禁令若因经济压力松动，可能导致鸦片产量反弹，滋生非法武装。危机组织分析，经济停滞可能为“伊斯兰国”分支提供生存空间，2025年喀布尔郊区暴力事件已呈上升趋势。一名塔利班官员坦言：“如果援助停止，社会动荡将超出我们的控制。”

（二）援助后生活：自力更生的三步策略

1. 支持经济，投资与贸易拓展。实现自力更生需从根本上支持阿富汗经济。报告建议优先投资农业和矿业，农业占就业的60%，矿产资源价值估算达1万亿美元。国际社会可通过技术援助提升灌溉效率，恢复2021年前的粮食自给率。矿业开发需吸引外资，例如中国“一带一路”框架下的铜矿和锂矿项目，但需塔利班提供透明合同。区域贸易是关键。2024年，巴基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跨境贸易占阿富汗出口的30%，但关税壁垒限制增长。报告建议降低关税，建立工业园区，促进劳务出口。塔利班可受益于税收增加，但需平衡与国际标准的兼容性。访谈显示，私营部门对贸易前景持谨慎乐观，但需银行支持。

2. 谈判退出策略，有序移交与能力建设。援助退出需有序进行，避免服务真空。报告提出通过多哈进程谈判具体策略，将人道项目逐步移交塔利班管理。2025年试点项目已在赫拉特启动，培训地方官员管理水井维护，效果初显，但规模有限。联合国建议设立“基本服务包”，包括医疗和教育的基础设施，但资金缺口达5亿美元。能力建设是核心。塔利班缺乏管理复杂系统的经验，需国际专家提供短期培训。例如，2024年世界银行援助培训了50名农业官员，粮食产量小幅回升。报告强调，退出策略应避免以性别政策为条件，建议人权议题作为“横贯主题”，以免谈判破裂。

3. 放松政策，制裁调整与金融解冻。政策松绑是自力更生的前提。报告赞扬美国2021年通用许可20号（GL20）允许发展援助，建议欧盟调整联合国制裁解读，扩大至商业和基础设施修复。瑞士信托基金（存放35亿美元冻结资产）可解冻利息稳定货币，但需塔利班同意透明审计和反洗钱措施。金融连通是关键。2025年，国际银行因“去风险”政策拒绝阿富汗交易，汇款成本高企。报告建议培训伊斯兰银行，协助阿富汗重返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并豁免恰巴哈尔港（Chabahar）贸易限制。欧洲和中东国家可注资基金，换取董事会席位，监督资金使用。一名喀布尔银行家表示：“如果银行连通恢复，中小企业将重现活力。”

（三）中国与区域：兑现承诺与区域合作

1. 中国的谨慎角色。中国因中亚安全担忧对阿富汗投资谨慎。2024年，中阿油气合作因塔利班取消合同受阻，但“一带一路”框架下路电项目潜力巨大。报告建议中国增加矿产投资，2025年锂矿谈判若成功可创10亿美元收入。中国还可调解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冲突，促成贸易预测增长20%。

2. 其他区域玩家。2024年乌兹别克斯坦电能供应占阿富汗需求的15%，新输电线可进一步扩展。俄罗斯推动铁矿开发，土库曼斯坦加速天然气管道建设。区域劳工迁移政策可吸纳阿富汗劳动力，2025年伊朗已接纳5万名临时工，汇款增幅显著。报告强调，区域合作需克服政治分歧，如巴基斯坦对塔利班的支持与伊朗的竞争。

五、结论

自2021年掌权以来，塔利班试图重塑阿富汗与全球经济的联系，但国际回应模糊而矛盾。西方国家因塔利班的“野蛮政策”——尤其是对妇女和女孩的系统性限制——拒绝实质性经济合作。2025年，援助退潮成为现实。美国及其他主要捐助国因国内预算压力和地缘政治优先（如乌克兰危机）减少投入，特朗普2.0政策加速了这一趋势。联合国2024年30亿美元援助目标募集率不足，2025年形势更严峻。西方坚持将妇女权利作为经济合作的条件，2022年奥斯陆会谈和2023‒2025年多哈进程因塔利班拒绝女孩教育受阻。中国、俄罗斯和巴基斯坦主张无条件贸易，强调经济稳定。塔利班正在采取双轨策略：经济上承诺国际标准，在社会政策上坚持内部事务优先。2025年7月以来多哈进程停滞，反映了这一分歧的复杂性。对此，报告提出诸多政策建议，凸显务实合作与自力更生路径。报告认为，外部捐助国无法也不应包办解决方案，但当前时机适合采取“现实且有原则”的新方法，优先考虑阿富汗人民的福祉，而非遥不可及的政治目标，具体建议包括以下几点：

一是有序退出援助，保障基本服务。援助退潮不可逆，关键在于有序实施。报告建议通过多哈进程谈判退出策略，逐步将人道项目移交塔利班，确保医疗、水电等基本服务不中断。2025年赫拉特试点培训地方官员维护水井，显示其可行性。联合国“基本服务包”需5亿美元资金，可由区域国家填补。退出应避免以性别政策为条件，将人权作为“横贯主题”维持谈判连续性。

二是促进就业与妇女参与。就业是减贫核心。报告倡导投资农业（占就业60%）和矿业（价值1万亿美元），通过技术援助提升生产率。妇女参与可绕过社会限制，支持家庭企业。2024年塔利班试点妇女企业家项目若获支持，可扩展至纺织业，创造10万岗位。危机组织访谈显示，私营部门需银行和贸易支持。

三是解锁贸易与金融。政策松绑是关键。报告建议美国、欧盟调整制裁范围，豁免领域扩大至商业和基建。瑞士信托基金（35亿美元）可解冻利息稳定货币，但需塔利班透明审计。金融连通需培训伊斯兰银行，重返FATF，并豁免恰巴哈尔港贸易。基础设施投资（如中国“一带一路”）可重振阿富汗经济。

四是设立最低目标与最佳愿景。最低目标是减轻限制，允许发展豁免和银行交易。最佳愿景是重新评估制裁，结束经济惩罚，恢复全球联系。一名喀布尔银行家表示：“解冻资产将重启中小企业。”

五是发挥区域与国际角色。美国退出后，欧洲、中东和亚洲需领导合作。 2025年，欧洲可调整欧盟制裁，中东（如阿联酋）可增投，亚洲（如中国）可扩大“一带一路”。联合国应加速多哈进程，聚焦反毒和矿业。区域合作（如乌兹别克斯坦电供、俄罗斯铁矿）可增强连通性，但需克服政治分歧。

（本简报仅提供参考译文，以作交流之用，文中陈述和观点不代表编译者和编译机构的立场。如需引用，请注明原文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