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共同未来：关于地中海地区的新构想与展望
（一）（二）
原文信息
【标题】Rebuilding a Common Future：Ideas and Perspectives for a New Mediterranean
【日期】October 15, 2025
【机构】意大利国际政治研究所（ISPI）
【作者】意大利国际政治研究所（ISPI）
【链接】https://www.ispionline.it/wp-content/uploads/2025/10/MED-2025-Report-ISPI.pdf
编译信息
【译者】刘中民（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
【期数】第507期、508期
【日期】2025年10月31日
【内容提要】报告分为重建和平、重建安全、重建发展、重建社会四个部分，每部分由不同专家完成的若干篇分报告组成，其内容分别围绕新一轮巴以冲突及其外溢对和平、安全、发展、社会四大领域的影响以及战后重建的主要议题、机遇和挑战。报告试图超越危机的即时性，转而采用前瞻视角：在审视当前碎片化现状的同时，勾勒出可能的新地中海版图。报告的核心在于重建理念，但这里的重建被赋予最完整内涵：不仅是对战争破坏的物质重建，更是恢复共同体生活的根本原则，和平、安全、繁荣与韧性社会——这些是构建新地区秩序不可或缺的基石。报告意欲达成的双重目标是：清晰诊断当前面临的挑战，并勾勒未来数年的可能发展路径。为此，报告构建了全面框架，用以解读广阔地中海地区的格局变迁，并展望在何种条件下一个更加稳定、互联互通且具有前瞻性的地区秩序将逐步形成。
分报告I：重建和平
1.1 重建中东秩序（Valeria Talbot，意大利国际政治研究所/ISPI中东和北非中心主任）
从一开始，人们就清楚地意识到10月7日将成为中东局势的转折点。然而，哈马斯袭击引发的震动及其在加沙地带引发的以色列的后续反应，其规模之大都远超预期。中东地区在经历了长达十余年的激烈地缘政治博弈后，刚刚才进入缓和阶段。2024年12月叙利亚巴沙尔·阿萨德政权的倒台，更清晰地揭示了加沙战争对中东地区力量平衡的影响。两年已过去，尽管新中东秩序的轮廓仍不明朗，但地区局势的发展趋势表明，这种重组将明显偏离以往的地缘政治格局，安全考量很可能继续凌驾于和平追求之上。
以色列图谋重塑中东
10月7日之后，这场最初针对哈马斯的战争逐渐演变为与伊朗及其“抵抗轴心”（Axis of Resistance）的全面对抗。这些势力借冲突之机，打着声援巴勒斯坦事业的旗号，对以色列施加更大压力。因此，这场源于以色列自卫与国家安全需求的冲突，很快演变为重塑地区战略格局的契机。加沙战争爆发一年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公开表示：“我们正在改变中东的战略格局……随着力量平衡的转变，我们的地区可能出现新的联盟，因为以色列正在赢得胜利。我们的敌人和朋友都重新认识到以色列的真实面貌——一个强大、坚定且充满力量的国家。”尽管以色列对中东的长远规划仍不明确，但如今它俨然成为地区霸主，而伊朗的影响力则大幅衰退。阿拉伯国家尤其是海湾国家处境愈发尴尬。它们将伊朗及其代理人遭受的战略挫败视为可喜之果，但是对以色列在重塑地区地缘政治格局时表现出的强硬单边主义深感忧虑，这与海湾君主国强调外交和经济合作而非军事行动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
伊朗在新月地带的衰落
伊朗影响力的衰退与抵抗轴心的衰弱相伴而生——这个轴心是德黑兰数十年来在中东实施“前沿防御”（“forward defence”）战略的依托——成为过去两年最引人注目的发展之一。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内外哈马斯以及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行动，大幅削弱了伊朗通过代理人实施进攻的能力，也削弱了其在黎凡特地区的战略纵深。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倒台堪称重大转折，它切断了伊朗从伊拉克到黎巴嫩的地区力量投射的关键环节，此时的伊朗正显得愈发脆弱。10月7日事件后，德黑兰采取的矛盾策略——一方面推行缓和外交，另一方面通过代理人和盟友对以色列发动攻击——反而适得其反，使该国更频繁地在国内外遭受以色列的精准打击。
此外，伊朗试图通过从传统影子战争转向与以色列直接对抗来恢复威慑能力，这一举措反而凸显了两国在军事与技术能力上的不对称性。2024年4月，伊朗为报复以色列袭击其大马士革领事馆（向以色列）发射了300多枚导弹，随后在10月初又因真主党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遇刺事件发动了第二轮导弹袭击。这一态势在2025年6月持续12天的战争中得到了印证。尽管伊朗和以色列都宣称取得胜利，但冲突升级进一步暴露了伊朗在防御、进攻和威慑能力上的严重失衡。另一方面，伊朗核计划在关键核设施遭袭后的处境及其未来走向仍不明朗。尽管遭受重大损失，伊朗领导层仍展现出顽强韧性，似乎仍牢牢控制着权力。最终，停火并未带来持久和平。若伊朗执意将核威慑作为防范未来攻击的手段，此举可能成为两国长期敌对关系的新篇章。鉴于伊朗虽已削弱但仍具区域影响力，与其进行接触显然比重启军事行动更为明智。
海湾君主制面临十字路口：游走于在以色列与伊朗之间
近年来，特别是在2023年3月利雅得与德黑兰实现和解之后，海湾阿拉伯国家与伊朗主要遵循外交互动的路径。尽管海湾君主国都希望遏制伊朗的影响力，但它们绝不会放任以色列单方面重新定义地区格局，也不会允许出现不符合其议程和经济、安全优先事项的安排。对这些国家而言，避免地区局势升级始终是首要任务——因为地区稳定是经济繁荣的前提，也是实现其“愿景”计划（即摆脱对碳氢化合物依赖的多元化战略）的关键，这些战略需要吸引大量外资。
然而，如今伊朗优先选择外交和解与经济合作的策略，与以色列偏爱军事行动和单边干涉的立场形成鲜明对比。伊朗在6月为期12天的战争后袭击卡塔尔美军基地，尤其是9月以色列对处于多哈的哈马斯领导层发动空袭，这些事件暴露出海湾国家安全战略的脆弱性。一个作为美国主要非北约盟友的海湾国家在短短数月内两次成为攻击目标，这一事实不可避免地引发了海湾君主国对美国作为安全守护者的可信度产生严重质疑，同时也对其遏制以色列、化解中东冲突的能力提出挑战。海湾国家领导人还意识到，他们在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五月访美期间承诺向美国经济注入数万亿美元资金，但并不能自动转化为对美国政策的影响力。
与此同时，海湾君主国正面临双重挑战：一方面美国作为安全担保国的公信力持续削弱，另一方面以色列单方面调整地区力量格局。这些国家不得不在复杂多变的战略环境中艰难求生。在维护地区稳定、推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他们逐渐意识到，地区安全既不能完全依赖外部力量，也不能通过武力强行实现。在此背景下，海湾君主国或许能发挥独特作用——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务实的外交策略，成为推动地区平衡的潜在调解者。
中东地区正经历重大的地缘政治格局调整，显而易见，单靠军事优势难以维系持久稳定。若想避免局势再度升级与动荡，就必须采取更具包容性与平衡性的地区秩序构建方案。这需要重振外交活力，优先通过调解化解地区冲突。唯有将安全需求与政治解决方案及外交手段有机结合，中东地区才能突破当前动荡困局，迈向更加可持续且均衡的国际秩序。
1.2 以色列—巴勒斯坦：解除占领优先（Hugh Lovatt，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ECFR高级政策研究员）
三十多年前，奥斯陆协议曾是希望的灯塔，它承诺通过两国方案为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平铺平道路。然而以色列的行动却将这一梦想变成了噩梦——一个以种族隔离、种族清洗和持续冲突为特征的根深蒂固的一国的现实（one-state reality）。
以色列对占领的偏好
早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暴力袭击之前，以色列对两国方案的支持就已经开始动摇。此后，许多曾支持两国方案的人士如今认为，在当前形势下推行该方案风险过高。去年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目前仅有21%的以色列犹太人支持两国方案（相比之下，巴勒斯坦人支持率为40%）。以色列人不再纠结如何最好地结束长达数十年的占领，而是将重心转向如何在不吸纳数百万巴勒斯坦人、不危及他们眼中国家民主与犹太特性之间微妙平衡的前提下，维持对巴勒斯坦人的控制。当前以色列辩论中存在两个阵营：中左翼和温和右翼（centre left and soft right）的“控制派”（“control camp”）主张将以色列（连同其大部分定居点）与巴勒斯坦人分离，后者（巴勒斯坦）仅在以色列安全管控下获得有限自治权——这种局面与1993年奥斯陆和平进程启动前巴勒斯坦领土的状况如出一辙；而右翼的“主权派”（“sovereignty camp”）则主张无限制扩张定居点并大规模剥夺巴勒斯坦人土地，最终目标是在不授予巴勒斯坦居民公民权的情况下，将以色列主权延伸至约旦河西岸。该方案获得42%以色列犹太人支持，实质上将使种族隔离制度合法化。
定居者的挑战
在实地推进中，定居者运动凭借其政治主导地位和对以色列政府的控制，加速并扩大了在耶路撒冷E1走廊及约旦河西岸纵深地带的定居点建设。正如以色列部长们所言，其目标是将定居者人口翻倍，阻断巴勒斯坦建国的可行之路。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也重新点燃了极右翼势力的幻想——企图将定居点复归加沙地带，并强制驱逐数百万巴勒斯坦人迁往海外。尽管定居点建设具有破坏性，但至少在理论上并非不可逆转。2005年，在阿里埃勒·沙龙总理执政期间，以色列政府曾从加沙撤离约9000名定居者。历史还提供了其他相关例证，例如安哥拉独立战争期间撤离该国的25万葡萄牙定居者。
归根结底，最关键的是去殖民化能否获得政治认可，或者说能否被视作必要之举。这正是两国方案面临的根本性障碍。以色列民众不仅缺乏结束占领的意愿和认知，更基于“唯有长期控制巴勒斯坦才能保障安全”的危险观念朝着错误方向发展。如今定居者人口已突破70万大关，形成了强大的支持占领势力。即便部分定居点通过土地交换协议得以保留，2005年加沙撤离事件也暴露出，与定居者运动公开对抗会带来多大的国内代价和动荡——这正是沙龙用来破坏和平进程的惯用伎俩。
每新增一个定居者，未来政府为实现两国方案所需承担的政治代价就会增加。除非以色列公众舆论发生根本性转变，或全国性地否定定居者运动，否则任何以色列政府都难以承受驱逐定居者的政治代价。
虽然目前无法实现两国方案，但要达成让双方享有平等权利与安全的单一国家方案同样困难重重。不出所料，这种方案将导致以色列军事优势和犹太特性丧失，因此并未获得以色列民众的广泛支持。自10月7日袭击事件以来，所谓单一国家共存（co-existence in one-state）的构想更是彻底破灭，仅有14%的以色列犹太人和25%的巴勒斯坦人对此表示认同。
为解决这一矛盾，有人提出了建立以色列-巴勒斯坦联邦的构想。该方案旨在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个民族在一个国家内独立共存，享有完全的行动自由。然而这类提案仅获得有限的以色列民众支持（以色列犹太人中支持率为12%，而巴勒斯坦人中支持率达35%）。与其他方案一样，联邦制构想也面临相同的核心障碍——以色列始终拒绝任何有利于巴勒斯坦人的领土或政治妥协。
超越奥斯陆框架：欧洲的作用是什么
欧洲的应对策略是重申对两国方案的声援，却在实际行动上鲜有作为。除了持续谴责以色列定居点外，以法国为首的多国浪潮——包括澳大利亚等国——近期承认巴勒斯坦独立，加入已逾140个承认巴勒斯坦的行列。这一姗姗来迟的举措传递出支持巴勒斯坦自决权的重要信号。但若缺乏同步努力解决以色列对无限期占领的深层支持，单凭此举收效甚微。目前尚不明确只有外部干预才能改变以色列的计划。欧洲在此方面可发挥关键作用，通过明确展示以色列当前政策的代价来施压。
最直接的打击目标是以色列的定居点政策，这仍是其以领土扩张和征服为基础构建“大以色列”的主要推手。欧洲若能与国际伙伴携手，通过禁止定居点相关产品及金融旅游服务、将以色列定居点排除在所有双边协议之外、制裁定居点相关组织（包括定居点市政当局），并全力支持国际刑事法院（ICC）和国际法院（ICJ）等问责机制，就能更有力地遏制这种非自由主义的未来图景。此举不仅旨在切断支撑定居点的财政资金流，更要使欧洲国家与以色列国际法违规行为的影响绝缘，并得到社会保障。唯有当以色列民众面临在对外关系与定居点政策之间的抉择时，变革终将到来。迄今为止，以色列在剥夺巴勒斯坦人权利的同时，仍能深化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在取得实质性政治进展前，这种局面必须改变。增加占领成本还需聚焦以色列自身，进一步证明维持现有关系与剥夺巴勒斯坦人权利是不可调和的。在这方面，欧洲虽有重要筹码，却因缺乏政治共识而难以充分施展。问题的核心在于欧盟与以色列的联系国协定（Association Agreement），这是双方经济和文化关系的基石。即便只是部分暂停，也可能使以色列出口产品失去优惠贸易关税，并阻碍其参与欧盟旗舰项目“地平线欧洲”（Horizon Europe）研究合作计划。
抵达“去占领化”（De-Occupation）的道路
过去两年间，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双方的创伤愈合进程受阻，敌意持续升温，使得和平进程陷入僵局。要实现任何外交突破，首先需要加沙地带达成可持续停火协议，并促使以色列战略格局发生根本性转变——这两项任务都应成为欧洲的优先事项。然而，这个关键转折点也为欧洲提供了超越失败的奥斯陆协议框架的契机。无论最终以两国方案、单一国家方案还是其他形式的解决方案收场，欧洲都能通过确保未来和平进程建立在平等与共同安全的基础之上，为实现去占领化奠定基础——这正是持久和平的核心要义。
1.3 叙利亚：开辟新道路（Lina Khatib，英国查塔姆研究所副研究员，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访问学者）
2024年12月叙利亚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倒台后，欢庆气氛已转变为对该国稳定和政治过渡的担忧。
没人料到，饱受半个多世纪极权统治之苦的叙利亚，竟会突然从独裁政权蜕变为自由国家。其他阿拉伯国家在独裁者倒台后也历经艰难，但其经济与安全遭受的破坏程度，远不及叙利亚在阿萨德统治时期所经历的惨状。
因此，一个经济崩溃、历经十五年战争造成广泛破坏、境内缺乏真正政党、存在国内外武装势力角逐、国家基础设施（服务供给与安全保障）全面崩塌、教派矛盾持续的国家，注定难以摆脱阿萨德时代的阴影，实现自我革新。
然而，国际社会认为叙利亚冲突在阿萨德倒台前已陷入“僵局”，因此2024年12月8日阿萨德下台的消息令许多人感到意外。从政策层面看，这意味着在阿萨德倒台后的初期阶段，鲜有国家做好准备向叙利亚提供关键支持。
国内与国际挑战的交汇
许多西方国家不得不迅速采取行动应对。他们对叙利亚的政治变革表示欢迎，派遣代表团与叙利亚临时总统艾哈迈德·沙拉会面。随后，欧盟、英国和美国相继解除对叙利亚的制裁——这些制裁措施是在阿萨德执政期间实施的。此举对帮助叙利亚人民至关重要，该国民众正面临流离失所、高失业率、物价上涨和燃料短缺等日常挑战。
然而，叙利亚的过渡正面临若干重大障碍，必须紧急且同步地加以解决，而叙利亚单凭一己之力难以实现这一目标。这些问题不仅涉及经济领域，更凸显了叙利亚国内与国际事务的持续交织。
阿萨德曾是伊朗在中东实现扩张野心的中流砥柱。随着其倒台和黎巴嫩真主党被以色列击败，伊朗与真主党决心阻止国际社会推动叙利亚的过渡进程取得成功。2025年3月，前政权军官发动叛乱，对抗艾哈迈德·沙拉政府的安全部队，随后亲政府势力对阿拉维派社区实施屠杀，这些事件完全落入伊朗和真主党的掌控之中。
促使前阿萨德政府官员与伊朗及真主党结盟的一个关键因素是，沙拉阿掌权后决定解散阿拉伯叙利亚军和安全部门，这一过程类似于2003年萨达姆·侯赛因下台后伊拉克经历的去复兴党化。这些前军官们不仅失去收入来源，更积怨已久。迄今为止，沙拉阿还基本将阿拉维派（以及其他被排除在外的群体）排除在自己组建的叙利亚治理委员会和机构之外。这种排他性加剧了阿拉维派及其他少数群体（包括德鲁兹人）的不满情绪。这种内外因素的叠加，直接导致了2025年3月在西海岸发生的政府安全部队遇袭事件。与此同时，沙拉阿的上台也激发了曾支持其反阿萨德军事行动的逊尼派圣战分子的斗志。这些极端分子对阿拉维派、德鲁兹人等少数群体，乃至温和派逊尼派都怀有深仇大恨。最终，这些圣战分子不仅对政府部队的袭击实施报复，屠杀阿拉维派平民，还在2025年7月的苏韦达地区对德鲁兹人实施了大规模屠杀。
政治和社会包容性的必要性
叙利亚境内骇人听闻的流血冲突凸显出亟需解决诸多可能破坏国家过渡进程的关键问题。尽管沙拉政权的安全部队很可能并未指示其附属组织大规模屠杀平民，但沿海地区和苏韦达发生的事件至少暴露出安全部队的软肋——它们始终未能阻止此类袭击。与此相关的是，外国和叙利亚本土的圣战分子正以教派对立的视角看待叙利亚的政治过渡。叙利亚需要国际支持推进安全部门改革，以提升安全部队的纪律性和作战能力。若不能建立强有力的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机制，叙利亚政府恐将难以遏制极端势力。
但仅靠安全措施是远远不够的。更核心的问题在于政治代表权和社会凝聚力。叙利亚所有族群都应能在政治体制中拥有发言权。黎巴嫩和伊拉克那种宗派式代表机制并非良方，实践证明这种模式只会加剧分裂而非促进团结。尽管沙拉已承诺扩大政治包容性，但尚未落实为具体行动。国际社会自叙利亚过渡期伊始就强调包容性治理的重要性，强调亟需投入经济资源并实施能力建设措施，以确保叙利亚在这些方面落实健全的政策与实践。否则，社会矛盾升级为新一轮内战的风险将真实存在。
与此相关的关键议题是支持过渡性司法与社区凝聚力建设，以防止叙利亚持续存在的受害者心态引发新一轮报复性杀戮。叙利亚政府已承诺对西部和苏韦达地区发生的骇人事件负责。但政府官员在评论这些事件时使用的部分措辞具有分裂性，使政府显得像是冲突方而非国家权威机构。仅举办为期一天的全国对话会议是远远不够的。政府需要与民间社会紧密合作，重建叙利亚社会内部以及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信任。国际社会可通过资金支持、项目规划以及借鉴南非等经历战后和解国家的经验教训来提供帮助。
国际参与的必要性
除了国内挑战，叙利亚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国势力的利益。国际社会必须密切关注伊朗在中东地区的破坏稳定活动，并与以色列和土耳其保持接触——这两个国家都将叙利亚局势的转变视为推进自身利益的契机，即扩大其政治或军事影响力。
海湾阿拉伯国家热衷于支持叙利亚的稳定，它们将是西方制定叙利亚全面稳定计划的最佳合作伙伴，该计划应将上述所有事项结合在一起并由叙利亚主导。
现在不是国际社会等待叙利亚局势发展再采取行动的时候，而是帮助叙利亚人引导国家走向积极方向的良机，也是国际社会应认真与叙利亚及其邻国接触的时机。
1.4 战后黎巴嫩：前进的道路（Joseph Daher，德国波恩国际冲突研究中心/BICC副研究员）
2024年9月中旬至11月底，黎巴嫩再次爆发以色列军队发动的惨烈战争，造成逾3000人丧生、大规模破坏。2024年11月27日，真主党与以色列终于达成停火协议。然而以色列军队拒不遵守停火协议，持续在黎全国范围内发动袭击，摧毁基础设施、实施轰炸并杀害平民。据报告，2024年11月底至2025年7月底期间，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超过4500次，轰炸导致逾220人丧生。特拉维夫在2025年2月18日设定的完全撤军最后期限到期后，仍继续占领黎巴嫩南部五个战略要地。世界银行估算，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战争经济成本约为140亿美元，重建与恢复总成本预计达110亿美元。停火协议达成仅数周后，叙利亚政权于2024年12月垮台，这一事件对黎巴嫩及整个地区产生了重大影响。
通过解除真主党武装来实现主权吗？
在此背景下，黎巴嫩武装部队（LAF）前总司令约瑟夫·奥恩当选新任总统，数周后由纳瓦夫·萨拉姆总理领导的新政府正式成立。随着真主党势力日渐式微，加之伊朗地区影响力持续下滑，黎巴嫩、地区及国际各方势力纷纷呼吁真主党解除武装。与此同时，这些势力愈发强调必须通过国家垄断暴力来实现黎巴嫩主权。各方指责真主党扩充军备及其与伊朗的同盟关系，是导致黎巴嫩主权缺失、国家安全受威胁及经济繁荣停滞的罪魁祸首。2025年8月初，这些呼声最终转化为黎巴嫩政府的决策——要求武装部队制定计划，确保所有武器在年底前全面收归国有。但真主党秘书长奈姆·卡塞姆及该党其他官员此后多次公开表示反对这一决定，强调绝不会允许其继续推进，尤其考虑到以色列持续侵犯黎巴嫩主权并占领黎巴嫩领土（更不应解除武装）。伊朗方面也在年底前批评了黎巴嫩政府的决定，并呼吁开展“友好、全面且严肃的对话”。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阿里·拉里贾尼明确表示，伊朗“将继续支持真主党”。
尽管获得了美国以及欧洲和区域行为体的支持，黎巴嫩政府通过解除真主党武装实现主权的决策实施仍面临多重挑战。事实上，委派黎巴嫩武装部队（LAF）执行此类任务存在明显短板。首先，该部队缺乏作战能力，且严重依赖包括多哈和华盛顿在内的国际援助来维持部队供给、为车辆提供燃料及装备维护。其政策目标自然与这些外援资金密切相关。这种对外援的依赖也使人们质疑黎巴嫩武装部队能否在政策和行动中保持独立自主，反而容易受制于这些外部势力的压力与条件。例如，阿拉伯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援助条件主要以解除真主党武装为前提，而非单纯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协议。其次，此类进程不仅可能加剧黎巴嫩武装部队内部的政治教派矛盾，更可能引发全国范围的紧张局势。
在这些动态背景下，黎巴嫩军队短期内难以与以色列的军事优势抗衡，这主要归因于特拉维夫在中东事务中对华盛顿政策的主导地位，以及华盛顿对以色列持续不断的巨额军事支持。问题的症结在于整体战略方向：试图通过国家暴力垄断手段来“实现”主权。但无论是黎巴嫩现政府还是主要政治力量，都未将社会经济发展、人权保障、更具代表性和民主的政治体制等议题纳入规划。
政治和社会经济挑战仍未得到解决
自2019年10月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黎巴嫩广大民众持续遭受重创。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该国贫困人口比例在2012至2022年间激增两倍多，从12%攀升至44%。与此同时，自2019年10月起，绝大多数储户无法正常取款，而黎巴嫩镑作为国家货币在恶性通货膨胀中贬值超98%，导致工资本质价值大幅缩水。
与此同时，黎巴嫩的教派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政治体制在民主资质和经济发展保障方面都暴露出局限，该体制正面临黎巴嫩民众的广泛质疑。然而，在多重危机中，执政的教派主义、新自由主义政党仍牢牢掌控着国家机构。这种局面不仅源于这些政党惯用的暴力镇压手段，更关键的是其通过庇护网络和裙带关系来巩固自身支持基础，同时维持社会多数群体的被动态度。例如，掌控政府部门成为教派主义政党分配资源（如财政援助、特定地区的公共投资或就业岗位）的关键手段，以此巩固其民众基础。
黎巴嫩教派统治阶层还试图保护新自由主义体系的支柱——私营银行业。主要的基于教派的、新自由主义执政党至今一直阻挠对银行及其关联政客行为的真正问责。这些执政的教派化政党不愿接受任何对银行权力的真正挑战，这实际上是为了维护他们从中获利的政治经济体系，以及维持其统治地位的权力结构。最新例证是2025年3月，所有执政的教派化新自由主义政党与银行业主要势力几乎一致支持卡里姆·苏艾德当选黎巴嫩新任央行行长。包括真主党在内的教派统治势力，与银行业游说团体一样，都在极力回避西方国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的结构性改革。
在黎巴嫩宗派政治体系与新自由主义体制下，社会经济指标持续恶化，民主制度存在诸多缺陷，这种背景下，黎巴嫩国家自下而上实现主权的能力可谓微乎其微。换言之，由于政府无力保障民众基本生活条件、安全保障及决策参与权，国家在黎巴嫩民众中的合法性已大打折扣。这种局面促使民众阶层转向宗派政党与新自由主义政党寻求支持——这些政党部分通过提供各类服务或就业岗位来获取民众认同。其中，真主党为黎巴嫩什叶派重要群体构建的庞大机构网络与服务体系，正是典型例证。
尽管真主党面临多重内外挑战，但它仍是黎巴嫩什叶派民众中最受欢迎的政党。这主要得益于其强大的政治组织架构、严明的纪律作风以及持续获得的伊朗支持。与此同时，黎巴嫩缺乏包容性民主政治选择、深陷经济危机以及国家治理失灵等问题，反而为其提供了有利条件。
全面改革的必要性
这些问题表明，若仅寄望于通过强化黎巴嫩武装部队（LAF）来实现自上而下的主权强化，注定是条失败之路。要维护黎巴嫩主权，需着力解决以下关键问题：推行强调公民意识与平等理念的世俗制度；制定经济多元化战略，重点发展工业制造和农业等生产型经济领域；建立渐进式财政体系。这类改革将通过赢得更广泛民众的信任，从基层提升黎巴嫩国家的主权，这是迈向一个在本地民众中享有合法性主权国家的首要路径。这很可能是黎巴嫩未来面临的最大挑战。
1.5 加沙重建（Ugo Tramballi，意大利国际政治研究所/ISPI高级顾问）
以色列极端主义的代表人物、财政部长贝扎莱尔·斯莫特里奇在9月称，加沙地带正迎来“房地产大丰收”。他所指的不仅是加沙，还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将该地区打造成“中东里维埃拉”（“Riviera of the Middle East”）的计划。早在2025年2月，特朗普就曾评估过美国在加沙获得“长期所有权地位”的可能性。
即便在“特朗普计划”20项要点被公之于众并引发媒体关注后，要谈论真正的重建或估算所需数十亿美元资金仍显得不切实际。经无可争议的来源、且在实地清晰可见的情况都证实破坏规模令人震惊。根据联合国卫星中心（UNOSAT）——联合国提供卫星影像的项目——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7月，加沙地带共有192,812处受损建筑，其中102,067栋被彻底摧毁，17,421栋严重损毁。
但乐观是希望的生命线，而希望是人类需要相信未来、从而生存下去的根基。正因如此，加沙重建工作值得持续关注。事实上，比贝扎莱尔·斯莫特里奇的野心和一个建立在对原住民种族清洗基础上的里维埃拉旅游胜地更好的选择是存在的。这些选择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更具可行性，在道德上也更合理。
巴勒斯坦复兴（Palestine Emerging）
或许，首个且最具可行性的方案来自巴勒斯坦复兴（Palestine Emerging）。该倡议由一个名为“巴勒斯坦重建与经济伙伴关系”（Palestinian Reconstruction and Economic Partnership，PREP）的公益联盟于2024年在伦敦发起。联盟汇聚了来自私营企业及部分公共机构的百余名领袖，成员涵盖建筑师、工程师、城市规划师、金融机构代表以及民间社会成员，包括本地巴勒斯坦人、海外侨民、欧洲人和美国人。
巴勒斯坦复兴方案指出，加沙地带的全面重建预计要到2050年才能完成。这一进程将分阶段推进：2030年前需完成最紧迫的任务——主要是清除战争破坏并修复基础设施；2040年前拆除加沙的隔离墙，实现地区互联互通；到2050年，目前约560万人口的加沙地带居民与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将共同受益于黎凡特地区的地区贸易和国际贸易。
然而，巴勒斯坦复兴方案并未明确说明实施该项目所需的资金。更关键的是，该计划提交于2024年春季，当时无人能预判战争的持续时间和最终结果。据世界银行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当时的估算，加沙地带重建成本高达530亿美元。但如今这个预测早已过时。
悬而未决的阿拉伯计划
直到特朗普在2025年2月预言“加沙里维埃拉”时，阿拉伯世界才终于提出重建加沙的方案。一个月后公布的“阿拉伯计划”显示，这个埃及主导的项目涉及处于拉马拉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其依据是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估算。该计划预算高达530亿美元，将分三个阶段重建加沙地带。
第一阶段，称为“临时措施”：6个月内提供30亿美元；在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下成立技术官僚委员会；清理和建设——建造20万套住房，修复6万套住房。
第二阶段，名为“重建”：30个月内耗资200亿美元；为全体居民提供住房，恢复供水、排污、电信、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
第三阶段名为“治理”，届时由技术官僚委员会接管。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表示，若条件允许，选举可在次年举行。若战争结束且计划按期推进（约5年后），届时阿巴斯将年满95岁，但尚不确定他是否会参选。
加沙作为地中海枢纽
这份被戏称为“伟大”的加沙重建、经济加速与转型信托计划（The Gaza Reconstitution, Economic Accele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Trust，简称“伟大计划”），最初在特朗普政府内部流传，后于2025年8月底由《华盛顿邮报》披露，堪称描绘加沙未来蓝图的宏大构想。该计划主张由美国主导建立多边托管机制，最终实现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改革。不过，所有这些愿景都建立在“哈马斯解除武装”这一前提之上。若能解散以色列现政府，将为实现这一构想提供助力——尽管该计划设计者并未提及这一前提条件。
“伟大”信托方案计划筹集700亿至1000亿美元的公共投资，预计将带动350亿至650亿美元的私人投资。重建期间，将为加沙地带的居民提供临时住房，并承诺实施一项跨国搬迁计划，并提供优惠的“搬迁方案。”
与拥有多个“颠覆性”项目的巴勒斯坦复兴计划类似，“伟大”计划同样夸夸其谈。它提出了十大基础设施类超级项目。几乎所有重建方案都将加沙地带视为地区发展蓝图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贸易枢纽及运输路线形成网络。2035年加沙地区的愿景是将该地带定位为连接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IMEC）与地中海的桥梁。
归根结底，这份备受瞩目的“伟大”信托计划绝非简单的“里维埃拉计划”。不过，它似乎暗含着特朗普式计划的意识形态回响。协议特别强调其“战略利益”：“实现重大收益，加速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IMEC）进程，巩固亚伯拉罕协议的地区架构，强化在东地中海的控制权，并确保美国工业能从海湾地区获取价值1.3万亿美元的稀土矿产资源。”
与此同时，联合国于9月初发布了《关于和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和实施两国方案的纽约宣言》（“New York Declaration on the Peaceful Settlement of 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wo-State Solution”）。这份文件堪称行动指南，为解决长期冲突提供了公平方案，涵盖安全措施、人道主义响应、加沙重建、约旦河西岸人道主义状况、巴勒斯坦国家建设以及改革议程等议题。虽然这份清单看似熟悉，却完美体现了当前亟待解决的事项，但与其他案例类似，它并未给出具体实施路径。
无论计划多么美好、可行、不可行或机会主义，任何计划都面临着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持续的战争以及哈马斯和以色列政府固执、危险的行为。
特朗普的加沙20点计划
最后，近期提出的“特朗普计划”在加沙地带的稳定与重建方案，最有可能打破僵局。不过目前该计划更多是政治倡议，而非真正的经济、技术和社会项目。除了为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这位因参与2003年伊拉克战争而遭阿拉伯民众反感的前首相——安排了重要角色外，和平与重建工作将交由阿拉伯内阁负责。该内阁主要由巴勒斯坦技术官僚组成，但目前不会由总部设在拉马拉的马哈茂德·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任命代表。其首要任务是彻底改革这个深陷腐败与低效泥潭的体系。
事实上，如今美国政府提出的这项最新计划已无可替代。无论你是否认同，这都是最接近——或者说最不遥远——终结我们两年来目睹的恐怖局面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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