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共同未来：关于地中海地区的新构想与展望
（三）（四）
原文信息
【标题】Rebuilding a Common Future：Ideas and Perspectives for a New Mediterranean
【日期】October 15, 2025
【机构】意大利国际政治研究所（ISPI）
【作者】意大利国际政治研究所（ISPI）
【链接】https://www.ispionline.it/wp-content/uploads/2025/10/MED-2025-Report-ISPI.pdf
编译信息
【译者】刘中民（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
【期数】第509期、510期
【日期】2025年11月2日
【内容提要】报告分为重建和平、重建安全、重建发展、重建社会四个部分，每部分由不同专家完成的若干篇分报告组成，其内容分别围绕新一轮巴以冲突及其外溢对和平、安全、发展、社会四大领域的影响以及战后重建的主要议题、机遇和挑战。报告试图超越危机的即时性，转而采用前瞻视角：在审视当前碎片化现状的同时，勾勒出可能的新地中海版图。报告的核心在于重建理念，但这里的重建被赋予最完整内涵：不仅是对战争破坏的物质重建，更是恢复共同体生活的根本原则，和平、安全、繁荣与韧性社会——这些是构建新地区秩序不可或缺的基石。报告意欲达成的双重目标是：清晰诊断当前面临的挑战，并勾勒未来数年的可能发展路径。为此，报告构建了全面框架，用以解读广阔地中海地区的格局变迁，并展望在何种条件下一个更加稳定、互联互通且具有前瞻性的地区秩序将逐步形成。
分报告II：重建安全
2.1 伊朗−以色列战争后：汲取哪些教训？（Ali Vaez，国际危机组织/ICG伊朗项目主任兼总裁高级顾问）
以色列于2025年6月13日发起为期十二天的“雄狮崛起”（Operation Rising Lion）军事行动，确立三大核心目标：对伊朗核计划实施决定性打击（以色列官员曾警告该计划已逼近“不可逆的临界点”）；摧毁伊朗弹道导弹库；遏制德黑兰通过直接或代理人手段在地区扩张影响力。部分以色列领导人甚至希望此次打击能动摇伊朗政权根基，甚至引发其垮台，呼吁伊朗人民奋起反抗统治者。另一个未明言的目标可能是破坏核外交进程——此次军事行动恰在美国与伊朗原定在阿曼举行会谈前两天展开。此次行动不仅暴露了以色列大动干戈的意愿，更显示出其在国内外几乎不受约束的军事行动能力。这场战争还凸显了以色列裹挟美国介入中东冲突的能力，尽管特朗普总统长期反对在中东制造新的纠纷。6月22日，美军战机对伊朗核设施投下大量“地堡炸弹”（“bunker buster”）。次日，德黑兰以精准制导导弹打击卡塔尔“乌代德”（al-Udeid）美军基地作为报复——通过提前向多哈和华盛顿发出预警，刻意将伤亡人数降至最低。察觉到局势失控的特朗普于6月23日宣布分阶段停火，敦促以色列撤军，而此时其轰炸机正准备执行最后一次出击。
12天战争结束后，伊朗与以色列及美国之间维持着脆弱的停火协议。尽管中东地区侥幸避免了更严重的战火，但这场冲突已形成危险态势，可能为未来更大规模的战争埋下隐患。德黑兰、耶路撒冷和华盛顿三方都宣称取得了胜利，但各方说法中矛盾重重。由于各方势力尚未完全站稳脚跟，三国首都的鹰派势力仍可大肆鼓吹重启军备竞赛。若战火重燃，6月勉强遏制的危险升级风险将再度抬头。外交仍是避免冲突重燃的最可靠途径。唯有通过解决核问题的协议，将当前停火转化为持久的互不侵犯条约，才能化解当前危机，为地区稳定奠定基础。
漏洞百出的胜利故事
在充满戏剧性的胜利叙事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赞此次军事行动取得压倒性胜利。以色列官员宣称，美以联军的联合打击使伊朗核计划倒退数年，击毙多名高级科学家，并摧毁了800至1000枚弹道导弹及大部分发射基础设施。在为期12天的行动中，以军战机在伊朗领空执行了上千次飞行任务，击毙数十名伊朗高级指挥官，充分展现了摩萨德对伊朗安全部门的深度渗透。以色列成功拦截了伊朗的大部分反制导弹和无人机，化解了其多数反击。特拉维夫方面认为，伊朗的地区影响力进一步削弱——仅也门胡塞武装试图介入，而真主党则明显保持中立。
华盛顿也宣扬胜利。特朗普政府大肆渲染对福尔道核设施使用30000磅级GBU-57“地堡粉碎者”导弹的史无前例之举，将此次打击标榜为彻底摧毁伊朗核计划的行动。特朗普及其幕僚不断重复这一说辞，对情报评估的悲观论调嗤之以鼻，还指责批评者刻意淡化美国的军事成就。
相比之下，德黑兰将胜利定义为生存。对伊朗领导人而言，既能抵御两个核大国的联合攻击，又能对以色列城市发动反击，这本身就是一种韧性。尽管损失惨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等高层政治人物却毫发无损。伊朗的导弹袭击虽大多被拦截，却证明其能对以色列经济和民众造成实质性打击。国家机器运转正常，基本服务持续运转，尽管局势持续紧张，但并未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对于承受巨大压力的政权而言，这足以证明其正当性。
尽管三者都故作姿态，但经不起推敲。以色列和美国无法确定损害的程度即阻止伊朗核计划的时间：有评估指出，伊朗可能在数月内恢复核计划的关键环节。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被迫暂停核查，导致德黑兰的浓缩铀库存下落不明，对其暗中活动的担忧进一步加剧。伊朗方面虽标榜韧性，却面临防空系统老化、安全机构遭深度渗透以及对手气焰高涨的困境。任何重建尝试都可能引发新一轮打击。
将脆弱的停火转变为持久的协议
在此背景下，第二轮战争的危险性急剧上升。以色列可能再次采取“割草”（“mow the grass”）的策略，通过周期性打击伊朗核计划和导弹库来削弱其核武库。内塔尼亚胡或将借助特朗普政府和共和党内部的鹰派声音，再次指望华盛顿的支持。国内政治考量也可能促使特朗普重启对抗，尤其是总统已将自身信誉押在所谓“彻底摧毁”伊朗核设施的承诺上。
伊朗强硬派则辩称美国不可信，他们指出在外交谈判仍在进行时遭到了打击。德黑兰可能寻求核模糊性，甚至急于实现核的武器化，将其作为威慑的唯一保证——这些举动几乎肯定会招致以色列或美国的进一步攻击。
这场持续12天的战争未必会演变成更大的灾难。以下的“三点计划”或许能提供一条出路：
•通过外交手段稳定停火。华盛顿与德黑兰应在联合国安理会框架下重启谈判，要求伊朗暂停铀浓缩活动并恢复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检查权限，同时要求美方和以色列克制军事打击。
•重新审视核问题。与其要求伊朗彻底放弃铀浓缩，不如各方建立一个由海湾国家和其他地区大国参与的铀浓缩多边联盟，伊朗在国际监督下进行参与，以换取制裁的解除。
•实现互不侵犯承诺。以色列与伊朗可达成互惠协议——互不攻击对方，不支持德黑兰发动攻击，也不对伊朗实施公开或秘密的军事行动——该协议需获得美国的保障，并逐步解除对伊朗的制裁。
达成这样的协议绝非易事。三国政府仍在消化6月事件的教训，国内鹰派可能认为谈判徒劳无功。但替代方案——重启战争、实施更严厉制裁或核武器突破——都更为危险。对伊朗而言，放弃摧毁以色列的执念转而聚焦国内，将是一种战略现实的无声宣言。对以色列来说，持续升级冲突恐将疏远美国并动摇脆弱地区的稳定。对特朗普而言，此刻正是将脆弱停火转化为持久协议的难得契机——这一成就或将定义其总统任期。
2.2 解锁我们的领导力，重建中东安全（Merissa Khurma，美国贝克研究所非驻所研究员）
根据《2025年全球和平指数》，中东地区仍是全球最不“和平”的区域。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持续作战已逾七百天，也门冲突长期未解且胡塞武装与以色列持续对峙，叙利亚局势高度紧张并频发族裔暴力事件，黎凡特地区经济普遍脆弱。这些因素使得该地区安全形势持续恶化，对周边相对稳定的国家构成严峻挑战。
要重建中东地区的安全格局，必须首先结束加沙地带的战争——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竞选期间作出的承诺。“我最引以为豪的遗产将是缔造和平者的使命”，他在2025年1月的就职演说中如此宣称。自上任以来，特朗普政府在中东外交领域主要聚焦两大方向：一是通过谈判促成以色列人质获释并实施停火协议，二是推动与伊朗达成限制其核计划的协议。特朗普总统委派特使史蒂夫·维特科夫统筹这两条战线，政府认为这是实现中东安全、和平与繁荣的必由之路。扩大《亚伯拉罕协议》的范围无疑是特朗普政府的核心政策目标。然而，过去数月间，政府在这两条战线及协议扩展方面进展甚微。
更深入地了解特朗普在中东的足迹
为了更好地理解塑造该地区和相应美国政策的动态，需要更仔细地研究四个关键问题：加沙战争、伊朗、叙利亚和与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关系。
首先，时至今日，该地区仍深受以色列在加沙持续战争的影响。这场战争导致数万巴勒斯坦平民丧生——其中包括超过1.8万名儿童——并引发了一场“全面饥荒”，加剧了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愤慨，同时增强了全球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声援。美国及其他欧洲国家因战争在该地区民众中的支持度持续下滑，2025年“阿拉伯晴雨表”调查的数据印证了这一点。此外，特朗普总统曾表示以色列必须“完成任务”，并称内塔尼亚胡总理重新占领加沙地带的计划“基本上由以色列说了算”，这进一步巩固了美国这个关键盟友在高度动荡地区的军事主导地位。因此，特朗普提出的“中东和平”愿景似乎与沙特领导的阿拉伯联盟22个成员国支持的框架相悖——该联盟最近在联合国两国方案会议上重申阿拉伯和平倡议，将其视为实现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唯一“可行框架”。此外，特朗普政府对联合国大会9月通过的承认巴勒斯坦国决议表示强烈反对。美国国务卿马可·卢比奥批评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决定是“鲁莽之举”，称此举“只会助长哈马斯的宣传攻势，阻碍和平进程”。截至目前，联合国已有超过70%的成员国承认巴勒斯坦国。目前尚无迹象表明本届美国政府会支持巴勒斯坦建国。不过正如总统特使史蒂夫·维特科夫所言，若加沙战争能在2025年底前结束，或许就能看到曙光。但对多数人而言，这个问题仍悬而未决。
其次，美国出人意料地在6月加入以色列对伊朗的12天战争，通过一系列空袭摧毁了伊朗的三处核设施，特朗普总统甚至将此吹捧为“惊人的军事胜利”。在内政层面，美国对伊朗核计划的首次军事打击被包装成政府“以实力求和平”政策的组成部分，旨在安抚其主张不干涉主义的“美国优先”阵营。在中东地区，这场战争犹如一记警钟，暴露出特朗普政府中东政策的不可预测性——毕竟总统本人正致力于促成伊朗核协议，还亲自委派特使史蒂夫·维特科夫负责此事。对伊朗而言，这场战争代价高昂，无疑严重拖累了其核计划。然而，这个神权政体不仅存活下来，还进一步巩固了其高压统治。对以色列来说，伊朗的核威胁尚未完全消除，消除这一威胁仍是“国家安全的核心目标”，可能需要再次采取军事行动，这正是该地区许多人的预期。
第三，在叙利亚问题上，特朗普政府接纳了看似改革的新领导人、前反叛武装头目艾哈迈德·沙拉，并推进终止对叙制裁计划，将其视为支持叙利亚实现“稳定与和平”进程的关键举措。美国是否具备战略耐心和有力政策来支持叙利亚的复苏重建之路，仍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令人遗憾的是，尽管特朗普政府不断敦促叙利亚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但迄今为止仍未阻止以色列袭击叙军事设施和资产。这种自相矛盾的态度削弱了特朗普对大马士革新政府的支持，也损害了美国在该地区的安全利益。事实上，虽然沙拉在近期采访中宣称叙利亚对邻国采取“零问题”政策，但他明确拒绝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并解释称以色列占领的叙利亚领土需要类似1974年脱离接触协议的安排。这进一步削弱了特朗普政府所设想的亚伯拉罕协议雄心勃勃的扩张计划。
最后，对于海湾合作委员会（GCC）的关键美国盟友——沙特、卡塔尔和阿联酋而言，这些国家曾承诺向美国经济投入超过2万亿美元资金。但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尤其是针对加沙、伊朗的政策，以及在多哈乃至整个地区给予以色列应对任何威胁的“全权授权”（“carte blanche”），显然与海湾国家的预期大相径庭。它们从中得到的教训是：或许“接近特朗普”这种投资带来的特权，并不总能转化为对他的政策施加影响力。以色列在多哈的军事打击挑战了这个拥有美国在中东最大军事基地的盟友主权，严重削弱了卡塔尔作为调解者的角色，动摇了海湾合作委员会对美国安全保障的信心。这种情绪同样蔓延至约旦、伊拉克和埃及等其他关键盟友。正如迪拜的一位智库负责人在12日战争期间所言：“现在玩火的疯子是以色列，而不是伊朗”。这句话精准地描绘了该地区对以色列“永无止境的战争狂热”的焦虑。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更倾向于外交途径，它们正通过与伊朗接触、与哈马斯调解以及支持阿拉伯和平倡议等方式为此作出贡献。对海湾合作委员会而言，地区安全、和平与稳定是实现其宏伟经济愿景和经济多元化计划的关键要素。因此，它们对美国本届政府的投资没有得到回报。
重建中东安全之路：建议
重建中东安全需要美国政府积极介入，既要具备政治意愿，也要保持战略耐心，为外交道路持续投入。面对特朗普政府日益孤立且难以预测的政策走向，地区领导人特别是海湾阿拉伯国家应主动提出全面和平方案。正如沙特在阿拉伯和平倡议中所做的那样，他们可以借助与特朗普总统的关系结束加沙战争，并与欧洲及其他地区伙伴合作，增强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治理能力。约旦和埃及尤其需要在支持巴勒斯坦治理、教育和医疗领域发挥关键作用。此外，与坚持和平共处和两国方案的巴勒斯坦及以色列民间组织合作至关重要，即便这些声音在战争喧嚣中微弱。就伊朗问题而言，海湾阿拉伯国家有机会在美伊之间进行调解，尽管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在叙利亚问题上，特朗普政府已采取重要建设性举措巩固沙拉政府。现在，该政府在实施政策时必须与欧盟、关键欧洲盟友及叙利亚邻国协调，并鼓励以色列支持这些努力。在地方层面，历经14年内战仍保持韧性和运作能力的叙利亚民间社会组织，可在重建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他们的声音需要被倾听，他们的努力需要得到支持。尽管这些干预措施并非灵丹妙药，但它们带来了希望的曙光，为中东人民提供了战后应得的喘息机会。
2.3 俄罗斯在中东地区：一个不断变化的角色（Samuel Ramani，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RUSI副研究员、盘古风险咨询公司首席执行官）
2022年2月俄罗斯乌克兰冲突爆发后，外界对俄在后苏联地区以外的地缘政治衰落的预测层出不穷。人们预计，人力和战争物资短缺将迫使俄罗斯将关键资源从非洲转向乌克兰。西方国家施加的压力与国际社会对俄的道义谴责，预计将削弱莫斯科在中东和北非（MENA）地区及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软实力。
这些西方的普遍预测最终未能实现。尽管2022年3月联合国大会全民公投中，绝大多数中东和非洲国家投票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行径，但俄罗斯并未因此遭受经济制裁或外交孤立。2023年6月瓦格纳集团（Wagner Group）的叛乱事件，仅导致俄罗斯在非洲的安全人员领导层进行改组。2024年12月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被推翻，也未能迫使俄罗斯交出其在拉塔基亚沿海地区的军事设施。
俄罗斯在2022年后持续活跃于中东和北非地区及非洲，其战略存在更多体现为延续而非变革，这为评估其长期影响力轨迹提供了更清晰的视角。短期内，莫斯科通过精心操控的不稳定局势维持优势。该国试图借助地区危机，以缓和局势的力量和潜在安全守护者的姿态示人，但成效参差不齐。俄罗斯的地缘战略野心远超其日益有限的物质资源，其核心诉求在于抗衡西方霸权。
这些因素表明，俄罗斯在地区秩序中的角色不太可能在乌克兰战争后发生变化，因为它无法现实地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反西方的大国，或者作为一个务实的伙伴与西方一起应对安全挑战。
俄罗斯在中东北非地区影响力的优势
自冷战落幕以来，中东和北非地区强国逐步推行多向外交政策。西方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的误判，以及对巴沙尔政权在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时反应迟缓，加速了这一多极化趋势。俄罗斯趁中东地区秩序转型之机，成功跻身该地区各大强国的关键战略伙伴行列。
俄罗斯作为地区重要参与者所展现出的韧性，在其2022年后与关键伙伴的贸易扩张中显而易见。2024年，俄罗斯与阿联酋的贸易额飙升至115亿美元，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承诺未来五年将双边贸易关系翻倍。得益于持续的小麦出口、核能领域的战略投资以及苏伊士运河经济区的发展，俄罗斯与埃及的贸易额已达到90亿美元。俄罗斯与沙特、土耳其的商业往来也呈现出同样强劲的增长势头。
俄罗斯还利用其主导多极世界秩序的立场，加强了与中东和北非地区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关键伙伴的关系。金砖国家将埃及、埃塞俄比亚和阿联酋纳入成员的举措，进一步推动了俄罗斯削弱美国美元霸权的努力。即便在非金砖国家或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基于多极理念的俄方伙伴关系也蓬勃发展。与土耳其情报局长易卜拉欣·卡林公开预测的全球权力从西方向东方转移趋势相呼应，土耳其将与俄罗斯建立更紧密关系视为其“战略自主”愿景的核心支柱。
俄罗斯力量投射能力的局限性
尽管俄罗斯成功避免了孤立，但其在危机中施展外交或军事影响力的能力却有所下降。传统上，莫斯科通过采取“与所有国家为友、不与任何国家为敌、不与任何国家结盟”的中东外交策略来应对地区竞争。然而近年来，俄罗斯逐渐演变为一个日益偏袒特定阵营的参与者。由于以色列批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支持巴勒斯坦自决权带来的软实力优势，克里姆林宫已急剧转向反以色列立场。
这一转变使俄罗斯长期谋求在以色列与地区其他势力冲突中充当公正调解人的雄心壮志化为泡影。2025年6月以色列与伊朗爆发的12天战争中，俄罗斯的软弱应对暴露了其国际地位的下滑。战争爆发的头24小时内，俄罗斯总统普京先后与伊朗总统佩泽什齐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了话。但普京既未能将这种穿梭外交转化为仲裁角色，也未能将对伊朗的声援转化为实质性支持。
随着俄罗斯武器装备在实战中的表现不尽如人意，加之对防务合作实施二级制裁的风险不断攀升，俄罗斯在地区安全市场上的历史主导地位已不复存在。俄罗斯将叙利亚拱手让给“沙姆解放组织”（HTS）的举动，进一步削弱了其取代美国成为地区安全主导者的野心。这意味着俄罗斯在区域安全事务中的角色，如今主要局限于支持利比亚、马里和中非共和国等脆弱国家的威权政权或潜在独裁者。
俄罗斯在中东北非地区地缘政治地位的前景
随着俄乌战争使俄罗斯的经济和军事资源被逼至极限，其在中东和北非地区及非洲的军事存在很可能将采取收缩态势。巴沙尔政权倒台后，俄罗斯媒体多次强调该国在后苏联地区以外投射影响力的有限能力。即便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这个曾是瓦格纳集团首领叶夫根尼·普里戈津指挥下快速扩张的前沿阵地——俄罗斯也对进入新战区保持克制。自2022年2月以来，俄罗斯仅向布基纳法索、尼日尔和赤道几内亚新部署了少量军队，主要精力集中于将瓦格纳雇佣兵整合进国家指挥体系。
一旦乌克兰问题达成和平协议，俄罗斯将获得更多资源用于部署到全球南方地区。由于俄罗斯推行多极化战略始于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1996年出任外长，中东和非洲成为克里姆林宫投射力量的主战场。关键问题在于，俄罗斯的军事行动是否会持续对西方国家构成公开威胁，以及威胁程度如何。
若能达成包含全面制裁解除的和平协议，俄罗斯与西方合作或将部分重启。俄罗斯与西方官员就利比亚和苏丹冲突解决展开的对话有望重启。俄罗斯的农产品出口和可再生能源投资或将拓展至与西方关系更为密切的国家。这种态势与克里米亚并入前俄罗斯在全球南方活动的合作与对抗平衡特征如出一辙。
若乌克兰战争以冻结冲突告终，而俄罗斯与西方在北约维和部队、冻结资产转移等议题上的紧张关系持续升级，即便有限合作也可能难以实现。俄罗斯或将继续以明确的反对新殖民主义立场，将自身在中东和北非地区及非洲的存在合理化，并对西方目标发动多线作战。随着俄罗斯将全球南方地区用作试验场，其推行威权统治的策略与非法移民武器化将愈演愈烈。当普京试图缓解战争后失业可能引发的动荡时，俄罗斯社会仍将高度军事化。这将使俄罗斯得以渗透新脆弱国家，并在矿产能源资源丰富的地区扩大军事力量。
自俄乌冲突以来，俄罗斯在中东和北非地区及非洲始终保持着“准大国”地位。莫斯科刻意回避战时孤立政策，导致其在两大区域的影响力远超实际体量，却以牺牲经济深度、外交筹码和安全介入为代价。尽管俄罗斯在中东和北非地区影响力的未来走向取决于战争后二点和解进程，但其与西方国家实现关系缓和的可能性仍微乎其微。
2.4 红海不安全及其对全球稳定的影响（Mirette Mabrouk，美国中东研究所/MEI埃及和非洲之角项目创始主任和高级研究员）
自圣经时代起红海便既是机遇的摇篮，也是冲突的温床。摩西为躲避法老大军，曾在《圣经》中奇迹般分开红海水域。虽然此后局势不再如此剑拔弩张，但过去几十年间，各类非国家行为体确实大展拳脚。2008至2017年间，索马里海盗肆虐海域，2011年活动高峰期曾发生237起事件，给全球经济造成70亿美元损失。2023年10月加沙冲突爆发后，也门胡塞武装开始攻击“以色列”船只，声称以此支持巴勒斯坦人。但实际攻击多属无差别打击，截至2025年6月，胡塞武装已袭击100余艘船只。这些袭击重创海上贸易，进而冲击全球市场，更引发以、美对也门的报复性打击。正当市场以为局势已到最糟时，胡塞武装制造的混乱反而助长了索马里海盗的死灰复燃。
苏伊士运河：至关重要却始终脆弱
红海虽不及周边水域那般浩瀚，却坐拥得天独厚的地理战略优势，可直通非洲、亚洲、欧洲及中东和北非地区。其核心枢纽苏伊士运河堪称亚洲与欧洲之间的最快通道。这条战略要道不仅是地中海东部与北部、印度洋与南部之间的两大咽喉要道之一，更承载着全球航运命脉。在加沙冲突爆发前，全球约12%−15%的海运贸易（含30%的集装箱运输）和9%的海上石油都需经此航道。然而，如同所有战略要道，运河也存在重大安全隐患，这些隐患对全球贸易影响深远。1956年10月埃及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后，法国、以色列和英国联合发动军事打击，导致运河关闭五个月并引发全球航运中断。尽管最终美国介入化解危机，但这次事件使运河的战略重要性得到充分印证。正如赫尔瓦和里法伊所言，后续的运河关闭与航运中断事件，始终在不断强化着这条水道的战略价值。
胡塞武装为回应以色列对加沙的军事行动而发动的最新袭击，使苏伊士运河的脆弱性暴露无遗。截至2025年3月，埃及已流失80亿美元资金——对于埃及的外汇储备水平而言，这堪称灾难性数字。苏伊士运河管理局数据显示，2024年收入暴跌逾三分之二，预计仅39.91亿美元，较2023年102.5亿美元的历史峰值大幅下滑。随着航运公司改道选择更长且风险更高的好望角航线，运输成本飙升，由于航程时间延长导致运力缩减，停靠港口更是陷入严重拥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指出，这些因素共同推高了航运公司的运营成本，最终将压力转嫁给消费者，可能引发通胀加剧。破坏不仅限于全球贸易，还扰乱了也门的和平谈判，加剧了冲突，并扰乱了对非洲之角的援助。美国领导的阻止胡塞武装的海上行动“繁荣卫士行动”基本上是无效的。
如此复杂而又至关重要的地区
外部观察者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是将整个地区简单地视为安全问题。这种认知在西方国家尤为突出，部分原因在于其他地区——包括海湾国家、中东北非地区的其他部分，甚至中国——都通过投资或战略联盟等方式深度参与红海和非洲之角事务。实际上，该地区就像一场地缘战略棋局，众多参与者和复杂棋子在此博弈。
就连参与者的身份特征也存在动态变化。人们或许会认为沿岸国家最具影响力：吉布提、埃及、厄立特里亚、沙特、苏丹和也门。然而国际棋盘上总是增加新的参与者。通过蒂朗海峡可通往红海的有两个国家：以色列和约旦。其中以色列在海上事务上与埃及和沙特的关系尤为复杂。最南端的索马里濒临亚丁湾，与阿曼隔海相望。局势还因其他非红海沿岸国家的介入而复杂化——比如阿拉伯湾的阿联酋，以及完全丧失红海通道却极度渴望掌控（红海）的内陆国家埃塞俄比亚。后者在1993年厄立特里亚通过长达数十年的血腥战争最终获得红海通道后，便失去了这一战略要地。最后且同样重要的是伊朗，这个国家深谙利用地区冲突的门道，通过代理人组织（其中以胡塞武装最为突出）来扩大影响力。
虽然这个地缘战略拼图已经足够复杂，但它至少有一个优势，即玩家能够直接在所有参与者之间绘制地理线，以帮助澄清关系和战略目标。然而，当需要考虑那些与该地区完全没有直接地理联系的国家的地缘政治投资时，比如中国、欧洲和北美，情况就变得复杂得多。莱恩（Rynn）和尼克尔斯（Nickels）将该地区描述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中的“腰带扣”（“the belt buckle”）。他们还指出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海上冲突相对而言是新趋势。他们表示，地区冲突“是由粮食和燃料供应等陆地关切所塑造的，而诸如苏丹或也门战争之类的冲突，主要发生在红海一侧的国内、国家之间或邻国之间……[这些冲突]并未聚焦于海上资产或港口通道”。然而，这一局面正在发生变化。非国家行为体——例如索马里的青年党和也门的胡塞武装——构成了特别令人担忧的问题。它们使得跨区域外交与合作变得极其困难，甚至不可能，导致一种极其危险的和平；这种和平难以维持，却容易被打破。或许正是出于对这种不稳定的认识，红海正受到地区和国际实体的严密巡逻。
国际协作是实现红海安全的关键
红海作为战略要地，其航运安全绝非偶然可期。尽管埃及和沙特海军常年在此巡逻，但双方还通过多项合作机制共同维护海上秩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联合海上力量（CMF）计划。这个由美国主导的多国海军联盟自2001年成立以来，最初主要负责亚丁湾、阿拉伯海及印度洋周边海域的安全保障。2022年4月17日，联盟又专门组建了红海联合特遣队（CTF 153）。目前拥有30多个成员国的联合海上力量，通过开展反海盗行动、保护航道安全、维护海上贸易秩序等任务，持续为地区稳定保驾护航。2025年4月，埃及海军第二次接掌联合海上力量联合特遣队的指挥权，成效显著。这项“一石二鸟”的举措不仅彰显了国际合作与情报共享的重要性，更为西方国家提供了展现其安全投资理念的舞台，避免了传统帝国主义思维的束缚。
在维护这条重要水道的和平方面，跨国安全合作与情报共享至关重要。这种合作需要深入、一致且主动。然而对西方国家，尤其是欧盟成员国而言，这种合作也演变为微妙的外交平衡术。地区各方已学会对多边主义持保留态度，小范围多边与双边关系正蓬勃发展。海湾国家尤其擅长将自身参与度与区域战略目标相协调。但外交手段依然不可或缺——正如解决冲突根源同样重要。尽管胡塞武装与美国达成的停火协议曾确保安全稳定，但西方国家始终需要海上通道来保障贸易、燃料和关键矿产供应，不应将区域合作视为理所当然。无论是防范胡塞武装，还是遏制外国拖网渔船过度捕捞导致索马里人铤而走险的海盗行为，共同维护海域安全都是良好开端。
（本简报仅提供参考译文，以作交流之用，文中陈述和观点不代表编译者和编译机构的立场。如需引用，请注明原文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