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共同未来：关于地中海地区的新构想与展望
（五）（六）
原文信息
【标题】Rebuilding a Common Future：Ideas and Perspectives for a New Mediterranean
【日期】October 15, 2025
【机构】意大利国际政治研究所（ISPI）
【作者】意大利国际政治研究所（ISPI）
【链接】https://www.ispionline.it/wp-content/uploads/2025/10/MED-2025-Report-ISPI.pdf
编译信息
【译者】刘中民（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
【期数】第511期、512期
【日期】2025年11月4日
【内容提要】报告分为重建和平、重建安全、重建发展、重建社会四个部分，每部分由不同专家完成的若干篇分报告组成，其内容分别围绕新一轮巴以冲突及其外溢对和平、安全、发展、社会四大领域的影响以及战后重建的主要议题、机遇和挑战。报告试图超越危机的即时性，转而采用前瞻视角：在审视当前碎片化现状的同时，勾勒出可能的新地中海版图。报告的核心在于重建理念，但这里的重建被赋予最完整内涵：不仅是对战争破坏的物质重建，更是恢复共同体生活的根本原则，和平、安全、繁荣与韧性社会——这些是构建新地区秩序不可或缺的基石。报告意欲达成的双重目标是：清晰诊断当前面临的挑战，并勾勒未来数年的可能发展路径。为此，报告构建了全面框架，用以解读广阔地中海地区的格局变迁，并展望在何种条件下一个更加稳定、互联互通且具有前瞻性的地区秩序将逐步形成。
分报告III：重建繁荣
3.1 推动印度—地中海地区更紧密的互联互通（Nicola Missaglia，ISPI传播与出版部主任，研究员；Filippo Fasulo，ISPI地缘经济中心联合主任，亚洲中心高级研究员）
从印度经海湾和黎凡特延伸至欧洲的印度—地中海走廊，堪称全球化战略要道。全球大量货物、能源和数据都经此运输。苏伊士运河始终是这条通道最狭窄且最脆弱的咽喉要道。过去两年的危机充分暴露了该体系的脆弱性：哈马斯10月7日发动袭击后，以色列对加沙的军事行动打断了正常化进程；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附近发动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迫使集装箱航线改道。截至2025年初，苏伊士运河的过境量同比骤降超60%，收入也大幅下滑，这表明单一走廊的动荡会像滚雪球般波及整个体系：埃及2025年的运河收入同比也暴跌超60%。与此同时，2024年2月和2025年9月的海底电缆断裂事故，导致多条欧亚航线中断，影响云服务运行，暴露出过度集中的地理布局存在致命弱点。
然而，印度—地中海地区的发展从未停滞。在海上运输、陆路通道、能源网络和数字技术等各个层面，各国政府与投资者正不断开辟替代方案、创新路径。这些举措不仅关乎效率提升，更能为应对潜在的颠覆性挑战提供了保障。与此同时，这些举措也折射出地缘政治竞争的态势，但仍面临资金筹措、制度建设及治理机制等方面的短板。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学界所称的“走廊地缘政治”（“corridor geopolitics”）正在形成——即基础设施走廊作为国家争夺地缘经济影响力的重要工具，正被各国视为施展战略竞争的舞台。
越来越多的海上和陆路路线
在西亚和地中海地区，海上贸易始终是经济命脉，苏伊士运河则是其关键动脉。然而持续的威胁与贸易多元化需求，促使海湾和地中海国家加快推进陆海联运发展。沙特的吉达伊斯兰港正在扩建集装箱码头和港口基础设施，而海湾地区的阿联酋杰贝阿里港（Jebel Ali）和哈利法港（Khalifa）也在持续扩建。利雅得的标志性项目是“陆桥”计划（Landbridge project）：约1500公里的铁路网（其中利雅得至吉达段约900公里），预算接近70亿美元，其目标是实现集装箱跨海运输三小时内完成。另一方面，伊拉克正在推进“发展之路”（Development Road）项目，通过约1200公里的铁路和公路，将大法乌港（Grand Faw Port）与土耳其及欧洲相连。成本预估普遍在170亿至200亿美元之间；安卡拉、多哈和阿布扎比已承诺提供战略支持。整个海湾地区，海湾合作委员会铁路项目正焕发新生机。
阿联酋—阿曼哈菲特铁路（UAE‒Oman Hafeet Rail）全长约300公里，从苏哈尔（Sohar）延伸至阿布扎比，于2024年签约，是海湾国家间首个实现一体化的跨境铁路段。
能源网
互联互通不仅关乎商品，更涉及电力供应。如今雄心勃勃的互联项目正致力于将海湾地区、黎凡特、埃及与欧洲整合进统一电网。沙特—埃及高压直流输电线路——3吉瓦（GW）容量、约1350公里线路——将实现亚喀巴湾双向输电，计划分阶段于2025年投入运营。在北非，伟大海洋电缆（the Great Sea,）、欧非电缆（EuroAfrica）和格雷盖（GREGY）等项目设计传输能力达2‒3吉瓦，横跨地中海，将北非与黎凡特电力接入欧洲电网。这些项目获得欧盟全球门户框架支持，但政治动荡导致部分项目进度放缓。与此同时，该地区近年来持续加码氢能领域。例如2023年，尼欧姆（NEOM）绿色氢能公司获得近85亿美元融资，且正在建设中，计划在本世纪20年代后半期将海湾地区可再生能源转化为可出口的绿色氨。此外，虽然海底电缆并不那么显眼，但战略意义同样重大——这些海底电缆承载着全球大部分数据流量。
障碍与竞争
这些项目不仅面临技术挑战，更需应对复杂的地缘政治局势。首要难题当属安全问题：胡塞武装的袭击迫使船只绕道非洲海域航行，导致航程延长、成本增加。加沙冲突使地区合作降温，推高风险。电缆中断暴露了在网络与物理维度的多重威胁。
排他性竞争也威胁着区域凝聚力。土耳其曾对绕过其领土的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IMEC）早期规划提出异议，转而力推伊拉克路线。埃及作为苏伊士运河的依赖国，对某些替代方案持谨慎态度。伊朗因被排除在多数海湾—地中海合作计划之外，转而投资自建走廊——例如国际南北运输走廊（The International North–South Transport Corridor，INSTC）——这凸显出走廊规划可能成为零和博弈。学者们警告，各国为争夺控制权而爆发的“走廊战争”正在悄然兴起。
融资与治理是诸多项目搁置的根源。大型走廊项目不仅需要资金，还需整合海关、互操作性的数字物流以及多国法律体系。海湾合作委员会铁路项目的停滞表明，协调摩擦可能阻碍愿景的实现。
印度—中东—欧洲走廊（IMEC）、印度—地中海及更广泛区域的情景分析
尽管印度—中东—欧洲走廊前景广阔，但其实施仍需明确路径。值得欣慰的是，继法国率先设立后，意大利于2025年也任命了其印度—中东—欧洲走廊特使，彰显出日益增强的外交担当。在欧洲，港口间的竞争（如的里雅斯特港与马赛港，Trieste vs. Marseille）应从对抗转向互补，形成良性竞争格局。
可能出现三种不同发展路径。第一种是渐进式推进模式，即在条件允许时分阶段建设通道：陆桥项目持续推进，哈菲特铁路建成通车，伊拉克加速推进国际公路运输（Transports Internationaux Routiers，TIR）海关系统建设，同时像非洲或美杜莎（Medusa）这样的跨国运输网络快速扩张。在此模式下，印度—中东—欧洲走廊的各条线路——例如阿联酋—印度通道——可能会以不同步速推进。
其次是一次陆桥复兴：（伊拉克的）“发展道路”计划获得进一步融资，使海湾货物能在几天内而不是几周内到达欧洲。这将是革命性的，但至少取决于三个条件：土耳其的支持、伊拉克的稳定和资本流动稳定。
第三是能源数字网络：随着互联通道陆续上线、氢能源出口规模扩大，该地区将发展成为横跨三大洲的贸易、能源与数据枢纽。这是最具韧性的方案，但同时也对资本投入、协调机制和安全保障提出最高要求。印度—中东—欧洲走廊已成为政治象征，但其真正价值不仅在于开辟新的互联互通通道，更在于倡导的三大原则：多模式融合、能源与数字双支柱、以及对区域结构性核心地位的认同。然而仅靠印度—中东—欧洲走廊无法实现韧性。唯有通过构建海陆空能源与数字网络的多重保障体系——并确保邻国感受到被包容而非被边缘化——印度—地中海地区才能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强大且共享的区域。
“一带一路”因素
若不考虑“一带一路”倡议（BRI），关于印度—地中海互联互通的任何分析都是不完整的。对于沙特或阿联酋等许多地区国家而言，加入印度—中东—欧洲走廊并不意味着要拒绝“一带一路”倡议：它们通过同时参与这两个框架来规避风险。这在实践中就是“走廊地缘政治”：各国利用重叠的走廊来分散影响力并避免过度依赖。然而风险在于平行而非协同，因为走廊可能相互竞争而非汇聚。印度—中东—欧洲走廊和欧洲支持的项目常被呈现为对“一带一路”的制衡。然而，更深层次的挑战不在于选择要遵循的走廊，而在于确保所有框架相互连接，彼此强化而非相互竞争。
路在前方
总而言之，印度—地中海地区正经历着一场重塑互联互通格局的变革：新建的铁路、港口、输电线路和海底电缆有望将该地区各部分紧密连接。然而，脆弱性仍是根本性问题。只要加沙战争持续，即便最雄心勃勃的走廊规划也将黯然失色——苏伊士运河的运输量将受阻，网络风险将加剧。结束这场战争至关重要（美国政府近期公布的路线图或许能提供部分解决方案），但仅靠和平还远远不够。该地区的未来取决于更深层次的使命：以合作取代竞争，共享海上与海底安全，建立互操作的海关与物流体系，共同出资建设互联通道，以及形成将的里雅斯特与马赛、海法与比雷埃夫斯、吉达与苏哈尔视为统一网络节点而非对立方的思维模式。若各国领导人、企业和机构真正致力于治理、透明度和包容性投资，印度—地中海地区或许能从雄心勃勃的项目群岛，蜕变为充满韧性的共享繁荣空间。
3.2 从能源到基建：中国在中东北非地区的影响力持续扩大（佘刚正，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系副教授兼海外安全中心主任）
过去20年间，中国在中东北非的存在已从相对有限的贸易角色演变为涵盖能源、基础设施和数字互联的多维度伙伴关系。尽管2013年的“一带一路”倡议（BRI）在规模和雄心上标志着一个转折点，但中国战略家和地区观察家都强调，北京的参与不仅出于商业考量，更源于在动荡地区寻求平衡秩序的更广泛追求。与此同时，中国在中东北非地区的未来角色也将取决于其“创造性参与”地区事务的能力——在平衡能源利益、外交信誉和技术影响力的同时，避免陷入该地区（或至少是其相当一部分）的破坏性冲突循环中。
本文通过聚焦能源、基建和数字技术三大关键领域，系统梳理中国在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发展轨迹，将其置于构建新地中海地区共同未来的宏大图景中。研究指出，中国在该地区的多维度参与正在重塑区域政治经济格局，若能妥善管理，将有助于打造一个更加稳定和谐的地中海合作空间。
从石油依赖到建立更绿色的伙伴关系
自20世纪九十年代全球化浪潮达到顶峰时，中国加速经济发展，能源问题便成为中阿关系的基石之一。数十年来，海湾产油国持续扩大对华石油进口份额，到2020年代初，中东地区原油进口量已占中国总进口量的近半数。以卡塔尔“27年液化天然气协议”为代表的长期供应合同，印证了双方对长期互依关系的愿景。同时，中国国有企业在伊拉克的布局不断巩固，据称目前掌控着该国三分之一的探明油气储量和超过三分之二的产能。
然而中国专家早已洞悉这种能源依赖的战略风险。北京的讨论着重指出，美国屡次将能源合作武器化——例如将中国采购伊朗石油与更广泛的贸易谈判挂钩。这凸显了过度依赖能源的风险，以及在供应商和能源来源上实现多元化的重要性。尽管石油仍可能维系双边关系，但对越来越多关注能源或中东事务的中国专家而言，真正的未来在于为合作奠定更清洁、更可持续的基础。
因此，中国企业已成为该地区能源转型的重要推手。中国能源工程集团、晶科能源和TCL中环等行业巨头已在沙特的可再生能源项目中投资数十亿美元，而在阿联酋，中国企业的参与更是全球最大单体太阳能园区的核心力量。融资格局也印证了这一转变：2016至2023年间，中东和北非地区约43%的中国能源融资流向清洁能源领域，其中太阳能占据主导地位。尽管化石燃料仍占主导地位，但趋势曲线清晰显示出转型拐点。
面对经济多元化需求与气候变化双重压力的地区政府，中国在可再生能源项目融资与实施方面的支持，与沙特“2030愿景”等本土战略形成互补。对中方而言，这些合作项目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对波动性石油市场的依赖，更彰显了中国作为全球绿色转型伙伴的积极形象。
通过互联互通巩固影响力
如果说能源纽带代表连续性，那么基础设施则体现了中国参与的变革维度。自2010年代以来，尤其是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BRI）启动后，中国建筑公司已遍布整个地区。到2024年，它们在该地区获得了价值近900亿美元的合同——占所有项目授予量的四分之一以上，而十年前这一数字还不到200亿美元。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CSCEC）、中国电力建设集团（PowerChina）和中石化（Sinopec）等七家公司主导该领域，从埃及的新首都建设到海湾地区的大型公共工程，提供全方位服务。
基础设施建设绝非单纯的经济行为，更是维系长期合作的基石。海湾君主国视中国合作伙伴为实现经济多元化的关键力量，而北非和黎凡特地区正经历战后重建或财政危机的国家，则依赖中国在资金投入上不附加政治条件的开放态度。阿尔及利亚的案例颇具代表性：自21世纪初以来，中国企业已建成数千公里的高速公路和机场、住宅及公共建筑，深刻影响着该国的发展轨迹。不过这些项目并非没有风险。质量、透明度和债务可持续性等担忧在该地区普遍存在，同时中国自身也对过度扩张持谨慎态度。但相较于西方或多边机构，中国常被视为更具响应力且更具成本效益等特质，这些特质使其基建外交具有持久吸引力。
数字丝绸之路的崛起
中国地中海战略中最新且最具活力的组成部分是数字领域。在“数字丝绸之路”的旗帜下，中国科技公司已在该地区快速扩张的数字经济中建立了稳固的立足点。华为、阿里巴巴和腾讯已在海湾和北非地区建立了数据中心和研究机构，支持当地政府在人工智能、云计算和智慧城市方面的雄心。北斗导航系统常被视为全球定位系统（GPS）的竞争对手，目前也在多个中东和北非国家被整合到民用甚至国防应用中。
中国模式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其投资规模，更在于其对本土环境的灵活适应能力。中国企业不会生搬硬套地输出标准化模式，而是根据地区合作伙伴的数字化战略需求量身定制解决方案。这种务实态度与中东和北非地区政府不谋而合——这些国家亟需快速推进数字化进程，但又不愿承受欧美合作模式中常见的政治附加条件。
然而，担忧依然存在。中国数字基础设施的扩张引发了西方国家的质疑，以及在较小程度上引发地区国家对数据安全、主权和长期依赖的担忧。对北京而言，其“创造性参与”不仅应涉及技术供给，更需应对数字治理带来的政治与伦理困境。对中东和北非国家而言，关键任务在于如何利用外国技术加速发展，同时避免过度依赖单一外部供应商。
外交与战略平衡
除了参与具体领域合作外，中国在中东和北非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必须置于更广泛的外交格局中考量。通过中阿合作论坛等平台，北京在能源、基建和数字创新领域推动合作，同时强调主权和不干涉原则。近期的高调举措——如促成2023年沙特与伊朗关系回暖、主办巴勒斯坦派系对话——表明中国虽持谨慎态度，但已展现出作为政治调解者的意愿。该地区近期动荡局势，尤其是伊朗与以色列的冲突以及美国的迟疑态度，反而为中国创造了更多发展空间。可以说，中国最有效的利益推进方式并非单方面选边站队，而是通过构建平衡机制，在可能范围内推动经济合作与调解斡旋。
共同未来面临的挑战和前景
综合来看，这些趋势既凸显了中国在地中海事务中的机遇，也暴露了其中的困境。一方面，北京与地区优先事项高度契合：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推动经济多元化，基础设施项目满足迫切的发展需求，数字化平台与雄心勃勃的现代化议程相辅相成。另一方面，风险依然存在：某些项目可能引发债务或质量问题的担忧，依赖中国技术或会损害数字主权，而介入伊朗核问题、以巴冲突等敏感政治议题，也可能使中国陷入地区竞争漩涡。
尽管如此，中国的发展雄心与地中海国家的愿景交汇在一起，为构建共同未来提供了肥沃土壤。对中东和北非国家而言，中国既是西方伙伴关系的可靠替代方案，又可作为务实合作与主权尊重的有力补充。对中方来说，地中海不仅是能源命脉的关键通道，更是检验其“中间地带”战略的试验场——这一战略既关乎新兴大国竞争格局，也关乎构建互联互通与合作共赢的多极世界秩序。
3.3 海湾国家的国防工业：催化创新（Eleonora Ardemagni，ISPI高级研究员）
在海湾合作委员会（GCC）成员国中，国防工业建设已成为推动技术创新的催化剂：在这一进程中，伙伴关系与教育能发挥决定性作用。这些国家的转型绝非仅限于军事层面，特别是阿联酋、沙特以及在较小程度上卡塔尔等国逐步转型为防务生产国，其背后还蕴含着经济与地缘政治考量。尽管这条道路复杂且需长期坚持，但海湾阿拉伯国家正通过国际防务合作、海合会内部协作以及技术教育项目，在该领域持续发力。实际上，真正的挑战在于培养新一代国防专家，使其能够研发出具备市场竞争力且精准满足国防需求的高科技产品。在此框架下，教育成为通过国防实现共同繁荣的关键。这种模式不仅能为海合会地区乃至整个地中海区域创造双赢局面，更能催生创新成果。
发展国防工业：经济、军事和地缘政治原因
自2010年代中期以来，国防工业的发展在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的后石油经济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直到近年，海湾阿拉伯国家才开始加速本土国防产业的发展。以沙特为例，其军事开支本地化比例从2018年的4%显著攀升至2024年的19%，但仍远未达到2030年50%的宏伟目标。尽管阿联酋和卡塔尔尚未公布本地化数据，但阿联酋国防工业集团EDGE在2025年宣布，其产品组合中超过80%（220余种）已在阿联酋完成本土化生产。
国防工业本地化战略服务于经济、军事及地缘政治三大目标：首先，通过发展本土国防工业推动经济多元化，助力非石油经济增长并为国防出口创造机遇；其次，提升国防自主能力。海湾国家长期致力于转型，寻求具备自给自足的多维度安全防护能力，以应对来自国家及非国家行为体的复合威胁；最后，通过军工产业本土化强化海湾国家在地区与国际秩序中的地位，沙特、阿联酋和卡塔尔均将自身定位为地区中坚力量。
将人工智能和先进技术置于国防工业发展的核心
在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国防工业的建立与政府推动的公私合作计划相结合，标志着真正的范式转变。数十年来，这些国家仅是国防消费国：目前，尽管它们仍继续从国外采购装备，但其中一些国家已逐步转型为国防生产国和出口国。根据阿联酋EDGE的数据，2024年该集团将20%的产品从中东（如科威特）和非洲出口至拉丁美洲（如巴西）和欧洲（如匈牙利），出口合同总额达23亿美元。这重新定义了迄今为止塑造其外交政策的采购驱动型依赖模式，尤其是对美国的依赖。具体而言，补偿性投资成为改变范式的关键，这得益于对国防相关计划的直接再投资，旨在建设国家工业和提升劳动力能力。从这个角度看，吸引海外高技能人才并非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终极目标：鉴于人力资本的稀缺性，海湾领导人意识到的长期挑战是通过技术教育和研发计划培养本国专家。以沙特军事工业公司（SAMI）为例，截至2023年，其约7000名员工中71%为沙特籍员工。
在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中，国防工业发展与创新战略密不可分，这些国家正逐步在创新领域占据重要地位：利雅得、阿布扎比和多哈都力争在全球技术竞赛中拔得头筹。为此，海湾国家持续加大在尖端科技、人工智能（AI）、半导体及战略矿产领域的投入，吸引外资并构建国际伙伴关系。以沙特为例，该国已为人工智能相关投资划拨400亿美元，并计划到2025年中期在沙特矿业领域吸引320亿美元投资。此外，阿联酋于2025年启动“星门计划”（the Stargate Project）——这项由美国OpenAI公司联合阿布扎比投资公司MGX和日本软银（SoftBank）共同发起的5000亿美元私营部门投资计划，聚焦于人工智能领域。据阿布扎比商会数据显示，2023年6月至2024年6月间，该酋长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增长61%。最后，卡塔尔2025年计划在未来十年内投入10亿美元发展量子计算技术，仅美国卡塔尔投资局就宣布将在未来十年内投入5000亿美元，重点布局人工智能和数据中心领域。
这些努力不仅对能源转型和数字化转型至关重要，更是推动国防领域尖端创新的关键。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正致力于将人工智能技术融入众多本土制造的国防产品中。从采购趋势中也能看出这一点，考虑到这些国家在军队规模和风险管控方面的限制，这种趋势愈发明显。然而，在国防领域自主研发人工智能方面，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仍需长期努力。在向完全本土化解决方案迈进的过程中，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是最大化资源与专业知识的最可靠途径。例如，阿联酋的EDGE公司正与意大利芬坎蒂尼（Fincantieri）集团合作，共同研发无人驾驶水下系统。
海合会国家国防工业合作：为何成为政治分水岭
尽管在金融和工业领域并未引发重大变革，但海合会成员国国防工业领域的合作却成为政治分水岭。近年来，海合会国家的国防企业与跨国集团的合作关系才逐渐成形，成功化解了过往的分歧与顾虑。虽然合作尚处萌芽阶段，但战略方向已初现端倪。2021年，沙特阿美旗下的萨米（SAMI）公司与阿联酋制造商NIMR（隶属EDGE集团）签署合资协议，共同研发军用交通工具，该协议后续升级为生产许可。在相同合作框架下，卡塔尔巴尔赞控股公司（Qatar Barzan Holdings）——这家国有国防企业2024年与萨米公司已达成初步协议联合开发国防产品，2025年则与EDGE集团展开合作。
对于海合会成员国而言，在国防制造等敏感领域开展合作，意味着要优先选择互利共赢的策略而非陷入猜忌与对抗。通过组建合资企业可以推动工业发展，阿联酋尤其可以发挥示范作用，助力海合会中技术相对落后的国防工业实现跨越式发展。从政治层面看，这种合作能促进邻国间技术诀窍的积累与共享，推动各国领导人切实推进“海湾合作委员会地区安全愿景”的具体实施与内涵深化。
国防创造繁荣的政策选择
基于上述背景，可探讨以下政策建议：
•加强海合会成员国间的联合国防工业合作。为实现防务协调最大化，海合会成员国可加大对选定的尖端防务项目进行联合投资。此举不仅能提升合作信心、知识共享与能力协同，更能有效应对共同挑战，为构建海合会国防工业文化奠定基础。
•在海合会成员国的国防工业中建立良性生产—教育机制。例如，可以把海合会成员国国防产品销售利润的一部分再投资于国内的技术教育，从而直接支持该领域专业国家工作人员的培养。
•推动公私合作计划，助力阿拉伯国家相关专业毕业生在海合会成员国的国防工业领域发展科研事业。随着海湾阿拉伯国家陆续组建本国专家团队，这些国家仍需在中短期内吸引海外人才。政府与军工企业可携手开展“人才发掘计划”，在阿拉伯国家发掘有潜力的相关专业毕业生和职场新人，为其在海合会成员国的专业发展和就业提供支持，同时允许他们在完成五至十年的海外工作后，将所学技能带回祖国。
•在海合会成员国、中东、北非及欧洲的国防企业与机构负责人之间推动非正式会议和主题研讨会的举办，以交流关于地中海地区国防工业优先事项的见解。该地区政府与行业领袖都致力于识别并开发国防创新技术，以更好地保护地中海地区免受多领域威胁。除了国防企业间的竞争外，为机构和企业决策者创造交流、网络构建与讨论的机会，在不同于商业导向的国防展览框架内，提供新的见解和建议。
3.4 在气候危机中分享能源转型（Aldo Liga，ISPI中东和北非中心研究员）
2024年夏天的严酷考验，清晰展现了地中海地区受气候危机冲击的严重程度。作为公认的气候变化重灾区，该地区气温增速比全球平均水平快20%，接连遭遇极端高温、严重干旱和致命性野火，给当地环境造成毁灭性破坏。这些灾害引发连锁反应，导致生态环境恶化、民众流离失所、粮食安全堪忧以及水资源短缺等问题。
尽管气候变化引发的破坏带来了巨大的人员伤亡、政治动荡和经济损失，但该地区的气候适应与减缓措施仍面临动力减弱的风险。事实上，尽管该地区已连续两届举办联合国气候大会，但当前国际局势——充斥着战争、互信缺失和基于规则的秩序瓦解——正使人们忽视了协调一致的多边气候行动这一当务之急。
在这些悲惨的情况下，减轻气候变化的努力、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和能源系统的脱碳，以及在地中海北岸进行的能源转型和正在进行的南方能源转型之间创造新的协同增效，显得越来越紧迫。
部署能源转型：雄心与现实
尽管中东和北非地区凭借全球最高的太阳辐射量之一，有望成为全球最大可再生能源生产地，但该地区目前仅占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的不到1%，仍是亟需加强合作以实现《巴黎协定》目标的关键区域。
在此背景下，多个中东和北非国家正着手制定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宏伟蓝图。摩洛哥以38.7%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在整个地区能源转型中名列前茅。过去数十年间，该国已建立起完善的绿色转型生态系统，不仅构建了多元化的制度框架，还制定了具体战略来开发绿色氢能和关键原材料供应潜力。然而，该国仍未实现既定目标：五年前就应达到42%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就其他北非国家的能源转型而言，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利比亚在可再生能源应用方面成效甚微，甚至几乎毫无进展，而埃及则重申了2030年实现42%可再生能源占比的目标。不过，政府将该国打造成（可再生能源）能源枢纽的愿景，正因持续停电、天然气短缺和进口需求激增而蒙上阴影。
海湾地区是能源转型的又一重要枢纽。在“愿景”框架下设定雄心勃勃目标后，阿联酋和沙特近期公布了新项目，旨在加速可再生能源应用，特别是通过太阳能和电池电站满足自身用电需求，同时释放更多石油和天然气用于出口。此外，海湾地区的私营企业如阿克瓦电力（ACWA Power）、马斯达尔（Masdar）和塔卡电力（TAQA Power）已成为推动区域能源转型的关键力量，其海外投资规模持续扩大，从摩洛哥到叙利亚。事实上，海湾地区是受气候变化影响最显著的区域之一：许多经济多元化项目（如旅游业）面临海平面上升的威胁。2024年6月，麦加的热浪导致逾1300名朝觐者丧生。
绿色能源互联前景引发热议
随着中东和北非地区发展可再生能源，将“部分”可再生能源“共享”以支持（地中海）北岸能源转型的构想，在欧洲和地中海南部的公共讨论中逐渐升温。这种“共享”转型意味着通过一条横跨地中海的“绿色能源主干网”，将可再生能源生产的绿色氢气和电力进行出口。近年来，欧盟与中东及北非国家签署了多项国际能源合作协定，旨在连接双方电网或建设新设施。然而，这些项目自宣布实施多年后，许多仍未能如期落地。
高压直流输电（HVDC）将作为电力出口的“高速公路”崭露头角，能够有效平衡可再生能源的间歇性、需求波动及潜在短缺。然而目前地中海南北两岸之间尚未建成高压直流输电线路，仅在西班牙与摩洛哥之间有两条高压交流输电线路。进一步扩展该网络将面临诸多挑战，其中首要问题是对项目可行性和高昂成本的质疑。例如今年6月，英国政府宣布将不支持Xlinks项目——这条拟建的海底电缆旨在将摩洛哥的风能和太阳能输送到德文郡海岸。（英国）决定终止该项目的背后，既有资金问题，也有“与交付和安全相关的高风险”考量。
另一个挑战涉及可再生能源的可行性问题。其中最前沿的项目之一是连接意大利与突尼斯的海底电缆埃尔梅德（Elmed）即将启动建设。然而突尼斯既没有显著的绿色电力产能，也没有电力盈余。并非只有这个北非国家处于这种特殊境地。例如，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计划改造天然气管道以出口绿色氢气，这种做法似乎与能源转型的紧迫性不相符合，因为这两个国家目前既不生产绿色氢气，也不具备其他可再生能源。
最后，地缘政治问题可以总结如下：希腊、塞浦路斯和以色列电网之间的海上互联项目因海上争端而暂停，而希腊、塞浦路斯和埃及之间的欧洲—非洲互联项目也从未启动。
当前，实现区域电力一体化的唯一具体举措是埃及与沙特正在建设的输电电缆。该电缆设计输电容量达3000兆瓦（MW），预计未来数月内将投入运营。作为该地区规模最大的电力互联项目，这条电缆标志着区域电力合作的重要里程碑，不仅将促进可再生能源的跨境输送，还可能推动地中海沿岸国家电网的深度互联。
在多重危机时期加强合作
加速能源转型、构建地中海能源支柱，对欧盟和中东及北非地区实现脱碳、缓解气候危机至关重要。然而，中东地区持续冲突与国际秩序的动荡，使气候行动的多边努力举步维艰，难以达成雄心勃勃的气候目标。
加沙地带持续的战争使以色列与其邻国在能源转型领域的合作计划陷入停滞，例如与约旦达成的以海水淡化换取太阳能的协议。此外，这场战争对碳足迹的影响虽难以量化，却十分显著，不仅导致加沙地带环境遭受毁灭性破坏，更使当地的绿色能源基础设施遭到彻底摧毁。
与此同时，中东和北非地区的能源转型可能因特朗普重返政坛而面临全球气候行动的连锁反应。除了退出《巴黎协定》外，美国总统决定削减发展援助的举措，或将对本地区多国的能源转型进程产生深远影响——要知道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此前已在该地区资助了多个可再生能源项目。
综上所述，在当前形势下，如何为更广泛的地中海地区能源转型注入新动能，并推动新型可再生能源互联网络的建设？尽管前景堪忧、障碍重重，但能源转型仍将是本地区各国共同面临的世纪挑战。在此阶段，欧盟凭借长期的财政投入和地理邻近优势，成为最能支持该地区转型努力的外部行动者——这种邻近性使共享转型成果成为共同利益。尽管欧盟因未能就加沙持续冲突形成统一立场而饱受批评，但通过持续努力推进这一关乎地区国家当下与未来繁荣的关键领域，仍可重振其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欧盟应进一步加大气候减缓与适应资金投入（尽管中东和北非地区面临极端气候风险，却是全球气候资金接收最少的地区之一），支持区域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完善监管框架与治理结构，并推出创新融资机制以促进跨境合作。在当前严峻形势下，欧盟与该地区在能源转型领域开展更协调、更广泛的合作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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