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碎片化到一体化：

后阿萨德时代叙利亚安全部门改革前景

 原文信息

【标题】From Fragmentation to Integration: Prospects for Security Sector Reform in Post−Assad Syria

【日期】October 17, 2025

【机构】英国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

     【作者】Wolf-Christian Paes, Lea Ellmanns, Edward Beales, Laith Alajlouni & Gregory Waters

【链接】https://www.iiss.org/research-paper/2025/10/from-fragmentation-to-integration-prospects-for-security-sector-reform-in-post-assad-syria/

 编译信息

【译者】岳汉景（上海政法学院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期数】第517期

【日期】2025年11月19日

【内容提要】报告深入剖析了2025年1月叙利亚过渡政府成立后数月内安全部门改革的初步尝试与严峻挑战。报告认为，尽管过渡当局迅速推动了名义上的武装力量整合，但这一进程实则由“沙姆解放组织”牢牢主导，且多流于表面。根深蒂固的教派矛盾、地方武装的割据现实、地区与国际行为体的激烈博弈，以及前政权人员的处置难题，共同构成了叙利亚在构建统一、专业且受全民信赖的安全力量道路上的巨大障碍。若不能通过包容、公正的政治过渡并配以实质性的国际支持来有效应对这些挑战，叙利亚恐难逃新一轮暴力循环的命运。

一、“革命”后叙利亚安全部门改革的路向

叙过渡当局成立后不久宣布决定解散阿萨德政权的所有机构，并将各武装派别整合为一支新的叙利亚军队，由大马士革的国防部统一指挥，但困难重重。

1. “革命”后的蜜月期

阿萨德政权垮台之初，并未发生大规模针对前政权人员的报复行为。为消除国内外的担忧，沙拉迅速与叙利亚各宗教和少数民族领袖（包括基督徒和德鲁兹派）接触，公开承诺绝不排斥其他教派，并负有保护之责。过渡当局宣布将所有武装派别整合至国防部麾下的新叙利亚军队中。

这一前景最初得到了大多数武装团体的欢迎，甚至连此前缺席“胜利大会”的叙利亚民主军（SDF）也于2025年3月同意就整合进行谈判。各派别期望其指挥官能在新军队中获得领导职位，并能领取更多的国家军饷。然而，叙利亚民主军和德鲁兹武装指挥官均坚持其部队结构必须保持完整，且不应被调离其传统控制区。过渡当局出于现实需要，默许了这种看似务实的“换帽子”方案，即试图将各非政权武装重组为国防部旗下的松散联盟，而非打造一支中央统一指挥的力量，同时将支付薪水的经济负担转移给大马士革。

2. 沿海地区的危机

新政府的整合政策将前政权安全机构成员完全排除在外。尽管普通士兵获得了大赦，但前叙利亚阿拉伯武装部队的职业军官和士官不仅感到前途无望，更担忧因战争罪行被起诉。他们中的许多人返回阿拉维派聚居的沿海地区，组建了新的武装团体。

2025年3月6日，这些叛乱分子在塔尔图斯和拉塔基亚省对政府检查站和军营发动了协调一致的袭击，造成了过渡当局安全人员超过200人死亡。大马士革政府迅速调遣额外部队前往沿海应对挑战。然而，逊尼派社区也在此刻自发地、未经政府命令地大规模动员，数千名武装平民，甚至包括外国圣战分子团体，涌向沿海地区。随之而来的超过96小时的冲突，演变成针对阿拉维派平民的暴力，导致超过1400名叙利亚人（主要为阿拉维派平民）丧生。人权观察员记录了令人震惊的酷刑、抢劫和谋杀案例。约四万阿拉维派人在暴力期间及之后逃往黎巴嫩。尽管沙拉迅速宣布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但此次事件深刻暴露了依赖训练不足的民兵在一个教派分裂的社会维持法律与秩序的致命缺陷，严重削弱了其他少数族裔对政府的信任，并损害了其国际声誉。

3. 南部的教派冲突与以色列干预

2025年7月，教派暴力在南部苏韦达省再次爆发。一名德鲁兹商人在苏韦达至大马士革高速公路上的临时检查站被逊尼派贝都因人抢劫。此事引发了一系列扣留人质和相互攻击的暴力循环。尽管当地德鲁兹和贝都因酋长试图调解，但战斗不止。政府派遣安全部队介入，但据报政府军对德鲁兹平民实施了教派暴力。一直对新政权持强烈批评态度的以色列决定干预，空袭了苏韦达和大马士革的政府军阵地，声称目的是阻止政府针对德鲁兹的行动。据联合国统计，约1000人在贝都因人、德鲁兹派和政府军之间的交火中丧生，其中包括至少539名德鲁兹平民。此后，苏韦达大部分地区处于有影响力的德鲁兹宗教领袖谢赫·希克马特·海吉里（Sheikh Hikmat al-Hijri）控制之下，其新建立的行政和安全机构甚至提出了自决或由以色列吞并的要求。

沿海地区和苏韦达省发生的事件清晰地揭示了沙拉安全部门改革路径的局限性：政府军力量过于分散薄弱，无法有效控制全国；地方民兵继续填补安全真空；在经历数十年独裁和长期内战后，教派矛盾极易点燃，而地方力量往往无法控制；面对挑战，从首都派遣逊尼派民兵（有时伴随武装平民）的做法，屡屡导致针对少数派平民的暴行。未能遣散各种民兵和建立非宗派安全部队，加剧了社区间的紧张关系，严重威胁着叙利亚的成功转型。

二、争夺影响力——区域和国际行为体在叙利亚的角色

阿萨德政权的垮台以及过渡当局的建立改变了中东的安全格局，但并未终结区域和国际行为体对叙利亚未来的争夺。

1. 支持性邻国：土耳其

作为与叙利亚共享最长陆路边境的国家，土耳其的核心利益在于遏制叙利亚北部的库尔德工人党关联团体特别是叙利亚民主军，并为数百万叙利亚难民的返回创造条件。安卡拉凭借其在叙利亚北部的军事存在、对叙利亚国民军（SNA）等地方民兵的赞助、强大的情报能力以及对叙利亚经济复苏至关重要的跨境贸易的控制，而拥有显著的战略杠杆。土耳其总体支持大马士革新政府，希望看到一个中央集权、统一的叙利亚，以实现其在阿萨德时期未能实现的目标。

2. 从犹豫到对抗：伊朗和以色列

伊朗将叙利亚的过渡视为重大战略失败和对其实施代理人威慑战略的严峻考验。据估计，德黑兰为维持阿萨德政权和实现其在叙利亚的战略目标（包括维持通往地中海的通道、保障对真主党的供应线、威慑以色列）已投入300-500亿美元。伊朗被指控通过代理团体（如在沿海地区动员阿拉维派反对过渡政府）和社交媒体宣传来破坏叙利亚稳定，并有证据显示其仍在向真主党转运武器。

以色列则成为新政府最公开敌对的邻国，对其性质、野心和区域结盟深感不信任。以色列更倾向于一个软弱、去中心化的叙利亚，这使其能够与特定少数群体保持联系，并在该国南部建立非军事化缓冲区。为此，以色列实施了数百次针对政府设施和阵地的空袭，夺取了南部领土，并支持当地德鲁兹民兵，以阻挠政府扩展其国内权威。同时，以色列也与新政府进行安全谈判，希望叙利亚能按以色列的条件实现和平，但遭大马士革拒绝。

3. 其他区域与国际行为体

约旦、黎巴嫩、伊拉克和海合会。这些邻近的阿拉伯国家态度务实，主要关注边境安全、难民回归和从叙利亚经济复苏中获益。其中，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主导着海合会与大马士革的接触。沙特将此次过渡视为显示其地区领导地位，遏制伊朗、以色列和土耳其影响力的机遇。卡塔尔则因其一贯支持叙利亚“革命”的历史以及与叙伊斯兰主义者的长期关系，成为最支持沙拉政府的海合会国家。

欧盟与美国。欧盟视阿萨德垮台为限制伊朗和俄罗斯影响力、促进叙难民回归以缓解欧洲内部政治压力的重大战略机遇。美政策则受更广泛的脱身战略驱动，试图通过与土耳其、叙利亚民主军的牢固关系以及解除制裁来达成目标。

俄罗斯与中国。阿萨德倒台严重削弱了俄罗斯在叙的影响力，但其仍迫切希望保留其在塔尔图斯和赫梅米姆的军事存在，以保障其进入东地中海。中国的关切则主要集中于叙利亚的“东伊运”组织对其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预计其参与叙战后重建将以沙拉政府明确打击“东伊运”为前提。

复杂的区域和国际利益网络，特别是伊朗、以色列和土耳其之间的激烈竞争，以及美国脱身的愿望与欧洲相对被动的态度，将极大地制约叙安全部门改革进程的成功。该进程能否取得进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马士革能否领导一个包容、公正的政治过渡，并务实处理其民族和宗教多样性带来的挑战。

三、叙利亚主要武装派别图谱

随着阿萨德政权垮台，叙大量非国家武装团体正处在整合到国防部新结构的过程中。

1. “沙姆解放组织”

前身是“努斯拉阵线”，由沙拉（当时化名阿布·穆罕默德·朱拉尼）领导。2016年脱离“基地”组织并更名为“征服阵线”，最终于2017年合并多个革命派别形成“沙姆解放组织”，旨在打造更有效的反阿萨德战斗力量。

“沙姆解放组织”构成了过渡政府的核心。许多“沙姆解放组织”或其统治伊德利卜时的“叙利亚救国政府”（SSG）成员担任政府要职。通过建立税收制度、控制边境口岸、垄断基础服务并最终建立沙姆银行，该组织拥有了相对多元和制度化的财政收入来源。

2. 叙利亚民主军

成立于2015年，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军事联盟，以库尔德人民保护部队（YPG）和妇女保护部队（YPJ）为骨干，受到美国领导的国际联盟大力支持。至2024年底，控制叙利亚约40%的领土，包含该国大部分农田和石油资源，战斗人员估计在7万至10万之间（包括内部安全部队）。其政治对应机构是北和东叙利亚民主自治政府（DAANES），实施基于性别平等和民族宗教多样性的“激进民主”治理模式。

叙利亚民主军于2025年3月与沙拉签署了美国斡旋的整合协议，但坚持要求作为国防部内一个独立自主的军事结构存在，并继续驻守其东北部传统区域，这一要求被过渡政府拒绝。整合进程缓慢，部分源于叙利亚民主军对其被排除在3月13日的《宪法宣言》制定过程之外感到不满。叙利亚民主军自身高度组织化的政治军事结构与“沙姆解放组织”主导的中央化系统存在冲突，其妇女部队（YPJ）和区域自治要求也可能成为深度整合的障碍。

3. 叙利亚国民军

2017年在土耳其支持下于阿勒颇成立，是一个由40多个武装派别组成的松散联盟，约有3万名战斗人员，内部派系林立，缺乏统一的意识形态凝聚力。其主要作战对象是土耳其视为恐怖组织的叙利亚民主军，反阿萨德政权仅是其边缘任务。

叙国民军同意整合并隶属于国防部。沙拉对叙国民军做出了显著让步，其大部分单位基本保持完整但被并入不同的师，部分重要派系指挥官被任命为高级职务。然而，整合远未完成，部分叙国民军（尤其是受土耳其偏爱的第二军团）仍深受土影响。尽管自2025年6月起改为通过叙利亚政府的一款应用程序发放叙，国民军战斗人员的薪水至今仍主要由土耳其和卡塔尔支付。叙国民军与叙民主军之间的历史积怨和持续紧张是也阻碍安全部门凝聚力的重大挑战。

4. 其他关键团体

政权残余。由溃散的叙利亚阿拉伯武装部队官兵和沙比哈（shabiha）民兵组成，核心是意识形态上忠于阿拉维派统治的前政权精英，并利用经济需求和安全担忧招募失业的前士兵和阿拉维派青年。其意识形态核心是深度反逊尼派教派主义和追求阿拉维派对沿海地区乃至全国的控制，而非呼吁阿萨德回归。他们得到海外阿拉维派网络、流亡的前政权官员以及通过真主党提供资金和武器的伊朗的支持。2025年3月6日的大规模起义被镇压后，通过与当地阿拉维派酋长和前军官的谈判，其活动有所减少，但根本的政治和经济不满仍未解决，持续构成叛乱威胁。

“伊斯兰国”组织。据联合国估计，2025年初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仍有高达3000名活跃战斗员，主要分布在叙利亚沙漠（Badiyat al-Sham）和杰济拉（Jazira）地区。该组织利用政权更迭后的混乱，袭击武器库，并持续策划从叙利亚民主军控制的监狱和难民营解救被拘留者。“伊斯兰国”组织拥有复杂的去中心化全球网络和约1000万美元的储备资金，并开始转向用加密货币转移资金。鉴于其与“沙姆解放组织”的长期血腥敌对历史，“伊斯兰国”组织将继续对叙利亚的安全构成重大且持续的威胁。

结论

截至2025年秋，推翻阿萨德政权的叙利亚过渡当局虽然在掌声中上台，但是正面临各种严峻挑战。资源极度匮乏的沙拉政府，必须在重振中央权威与满足各少数派别安全关切之间找到平衡。在安全部门改革领域，几个战略困境尤为突出：整合模式的内在风险；前政府军人员的处置困境；少数派信任缺失与警察力量薄弱；未来军力结构与资源困局。

尤为值得警惕的是，由于改革过程缺乏透明度与文职监督，且国防部要职均由“沙姆解放组织”忠诚者占据，新安全力量存在重蹈覆辙，沦为新的政治控制与庇护工具的风险。这样的组织不仅无法获得全体叙利亚人的认可作为“中立”的安全提供者，而且也难以有效抵御内外威胁。

尽管至关重要，但国际社会对叙安全部门改革的支持却相当有限，远逊于其他类似处境的后冲突国家。叙利亚未能获得联合国、欧盟或北约的实质性支持，也缺乏像美国或英国这样的主要捐助国来提供技术与物质援助。海湾国家虽资金雄厚且提供政治支持，但缺乏管理此类复杂进程的经验与专业知识。而新政府至今也未展现出对国际多边参与的开放态度，更倾向于双边关系。因此，当前的改革进程究竟是引领叙利亚走向稳定，还是将其拖入新一轮的暴力循环，仍有待观察。

（本简报仅提供参考译文，以作交流之用，文中陈述和观点不代表编译者和编译机构的立场。如需引用，请注明原文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