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11日，上外中东研究所刘中民教授在澎湃新闻网发表评论文章《“不同路的盟友”：亦敌亦友、忽敌忽友的美土关系》，全文如下：
“不同路的盟友”：亦敌亦友、忽敌忽友的美土关系
10月31日，在意大利罗马参加G20峰会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会后双方都发表了书面声明。土耳其方面的声明表示，两国同意组建联合机制以推动双边关系发展，探讨了能够实现贸易增长的举措，强调将以北约（NATO）框架内的战略伙伴关系作为基础发展关系。美国方面的声明则称，拜登表示两国应发展建设性关系，扩大合作领域，有效管控分歧。拜登表达了对土耳其从俄罗斯采购S-400防控导弹系统的忧虑，强调应重视民主、人权和法治。从双方侧重点不同的声明尤其是美国的声明中，显然可以发现土美盟友之间的严重分歧。
就在美土领导人会晤前，土耳其与西方十国刚刚发生外交危机。10月18日，美法德等西方十国驻土耳其大使发表联合声明，敦促土方释放被监押的土耳其商人卡瓦拉；10月23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宣布西方十国大使为“不受欢迎的人”，事实上暗含对其驱逐出境的警告。尽管这场风波以双方的妥协很快得到平息，但土耳其与西方的深刻矛盾远没有得到化解。在访问非洲期间，埃尔多安将批判的矛头直指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主导的国际政治体系，强调当今国际政治体系十分不公平，土耳其正在积极与这种不平等作斗争。上述两大事件尽管多有埃尔多安的政治表演成分在内，但也足以反映土耳其与当今世界关系的复杂矛盾。
自2002年正义与发展党在土耳其长期执政以来，土耳其在当今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日趋引人注目，且令外部世界难以理解。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政府抓住全球化衰退前的机遇，实现了土耳其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国力快速增长。与此同时，土耳其内政外交也剧烈变动，乃至其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国际战略都有重大变化。而外交领域的巨大变化是从追随和加入西方向介入和主导周边地区事务转变，但其结果是土耳其与西方和周边地区国家关系的双重恶化。美国兰德公司的报告讽刺地把土耳其外交的这种变化概括为从“零问题”（zero problems）到“宝贵的孤独”（precious loneliness）。
当然，土耳其外交绝不孤独，相反可以说是异常活跃，但同时也是麻烦迭起、风波不断。在东地中海、中东、高加索地区，土耳其与希腊、塞浦路斯、埃及、以色列、沙特、伊拉克、叙利亚、亚美尼亚等国家外交摩擦乃至对抗不断，并且广泛介入叙利亚内战、巴以冲突、利比亚内战、纳卡冲突等地区冲突；在与西方的关系中，土耳其与美国、欧洲的矛盾摩擦遍及双方的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以及地区热点问题之中。
土耳其与美国关系严重倒退，使外界对双方的盟友关系产生广泛的质疑，并出现了“亦敌亦友”、“非友非敌”、“忽敌忽友”等对美土关系的界定，甚至有观点用“友敌”（Frenemy）来指代双方充满矛盾和摩擦的盟友关系。
进入新世纪尤其是2011年“阿拉伯之春”以来，伊拉克战争、库尔德问题、叙利亚危机、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居伦运动和2016年未遂政变、土耳其采购俄罗斯S-400防空导弹系统，以及土耳其国内威权政治强化引发的人权和价值观领域的深层次矛盾，都使土耳其与美国的盟友关系发生严重倒退，并在特朗普执政时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拜登执政后，土耳其与美国的关系也没有出现回暖的迹象。2021年2月9日，美国国会50名参议员联合要求拜登政府对土耳其采取强硬外交路线；2021年2月20日，埃尔多安对外表示，土耳其与美国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呼吁与拜登政府开展更多合作，同时希望能够从美国引渡居伦。4月24日，拜登将奥斯曼帝国20世纪初屠杀亚美尼亚人的行为定义为“种族灭绝”。由此，拜登成为在亚美尼亚大屠杀纪念日声明中，首位使用“种族灭绝”字眼的美国总统。这表明美土关系仍未出现明显的缓和迹象。埃尔多安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甚至表示，土耳其“和拜登政府的关系是历届美国政府开局最差”。
但在长期的历史中，美国认为保持与土耳其的战略伙伴关系一直是美国在地中海和中东地区战略的核心因素。在中东、高加索和中亚这三个土耳其有重要影响的地区，土耳其一直是北约的强大盟友。
美国兰德公司2020年发布的报告《土耳其的民族主义话语：对美土战略伙伴关系和美军的意义》（Turkey's Nationalist Course: Implications for the U.S.-Turkish Strategic Partnership and the U.S. Army）指出，美国和土耳其长期以来一直在一系列全球问题上进行合作，包括打击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加强能源安全以及促进繁荣与发展。但是，近年来，美土伙伴关系日趋紧张，其原因在于美国和土耳其的国家利益和对各种挑战的评估及政策应对都出现了重大分歧。
那么，土耳其与美国的关系缘何演变至此，双方关系是否会走向彻底破裂呢？本文通过简要地回顾历史，分析美土关系的复杂性及其根源和前景。
1923年成立的土耳其共和国是西方宰割奥斯曼帝国和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的双重产物。尽管奥斯曼帝国解体留下了包括土耳其问题在内的“东方问题”，但致力于民族独立和复兴的凯末尔主义却坚定地把西方化作为其国家的战略导向，土耳其也由此开启了融入西方的曲折进程。但时至今日，土耳其非但没有完成西方化的进程并被挡在欧盟大门外，其国家定位也发生在东西方之间平衡甚或寻求“东向”的战略困惑和战略游移，乃至呈现出“亦东亦西”、“忽东忽西”甚至“不东不西”的尴尬局面。
笔者认为，土耳其地缘位置和历史文化上联通东西的特点与其长期坚持的西方化战略选择之间的内在张力，以及土耳其西方化战略受挫后进行战略平衡和转向的困惑，亦即加入西方困难重重但又心有不甘，为平衡和反击西方寻求东向但又难以割舍西方，是制约土耳其与美国和西方盟友关系的框架，即地缘政治、历史传统和土耳其战略方向的二元性决定了土耳其作为西方盟友身份的复杂性和冲突性。
土耳其与美国的盟友关系也需要置于上述框架下进行认知。自二战结束美土在冷战体制下建立盟友关系开始，双方的盟友关系从未达到过毫无罅隙的地步，其总体演变大致可以划分为从矛盾出现到逐步扩大再到日趋尖锐三个大的时期。
冷战时期：美土盟友关系相对最紧密，但也有利益分歧和矛盾
土耳其对外战略方向选择的困惑在二战中便开始显现。当时，同盟国中的苏、英对土耳其的中立政策严重不满，而美国罗斯福政府认为土耳其中立便是对盟军的重大支持，因为土耳其承受着来自德国等轴心国的巨大压力。这是土耳其与美国走向盟友关系的开始，但从开始土耳其就身处美苏等大国的夹缝中。随着冷战开始，美国推行马歇尔计划、杜鲁门主义，土耳其都是重要一环；1952年土耳其加入北约，成为西方抵抗苏联的前沿阵地，美国在土建立了多处军事基地。此后土耳其成为美国在巴尔干、中东和高加索地区的重要“战略支点”。在1947年土耳其海峡危机期间，美国甚至派“罗斯福号”航母协助土耳其抵制苏联在土耳其海峡自由航行的要求。
但是，美土关系很快就出现了美国霸权控制和土耳其寻求国家自主的矛盾张力。这里列举两例：在1961年美国肯尼迪政府处理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土耳其配合美国撤除了布置在土耳其的朱庇特弹道导弹（PGM-19 Jupiter），以换取苏联放弃在古巴部署导弹的计划，但这是美苏事先抛开土耳其进行的私下交易，使土耳其倍感屈辱，对美国的不信任感由此产生。又如，在1963年塞浦路斯危机爆发后，由于担心土耳其军事介入，美国总统约翰逊在1964年6月致信土耳其总理伊诺努，要求土耳其必须放弃军事介入塞浦路斯，否则美国将停止对土耳其的军事支持。这就是著名的“约翰逊信件”，再度令土耳其深感屈辱。
因此，从历史纵深的角度来看土耳其购买俄罗斯S-400导弹系统，寻求摆脱美国控制的战略自主也就不足为奇了。
冷战结束至“阿拉伯之春”前：美土基本友好，但分歧日趋突出
冷战结束后，苏联解体导致土耳其对美国的战略价值有所下降，但双方战略伙伴关系并未改变。冷战结束初期，土耳其仍把与美国的盟友关系置于其外交的优先地位，并积极支持和参与美国在中东战略行动。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土耳其全力支持美国的行动。“9.11事件”后，在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中，土耳其也对美国的“反恐战争”予以配合，并作为北约成员国在阿富汗战争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土耳其积极支持美国军事行动的期待之一在于美国帮助土耳其加入欧盟，但土耳其在入盟问题上遭遇严重挫折，使土耳其对美国和欧洲即西方的失望情绪不断加剧。与此同时，土耳其入盟受挫也使土耳其的身份困惑加剧，导致对西方的信任和西向战略发生动摇。
土耳其寻求战略自主和向中东回归的意识不断加强，并在2003年正义与发展党执政后表现出对美国和西方的强烈战略自主，这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得到了鲜明体现。2003年3月1日，土耳其议会否决了美军过境土耳其对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的议案（264票支持，250票反对，未达到所需要的绝对多数）。美国政府和军方对此严重不满，立即停止了对土耳其60亿美元的援助和高达240亿美元的贷款，导致土耳其股市下滑12%。土耳其总理阿卜杜拉・居尔受此影响辞职。随后，埃尔多安任总理，土耳其与美国的关系进入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多事之秋。
最近十年：美土关系矛盾领域更加广泛、斗争更趋尖锐
最近十年来，土耳其与美国盟友关系中的摩擦与纷争甚至是外交危机，可谓层出不穷，连绵不绝。但归纳起来，美土矛盾纷争主要包括在地区热点问题上的严重分歧，土耳其国内威权政治强化引发双方在价值观特别是人权领域的矛盾斗争，以及土耳其与俄罗斯关系走近特别是土耳其购买俄罗斯S-400导弹防御系统问题。
第一，在地区热点问题上的严重分歧。
最近十年来，土耳其与美国在叙利亚危机、打击“伊斯兰国”、巴以冲突等中东地区几乎所有重大问题上都存在严重分歧。在叙利亚问题和打击“伊斯兰国”问题上双方的核心矛盾集中在美国对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支持。事实上，美土围绕库尔德问题的矛盾始于2003年伊拉克战争，而叙利亚危机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矛盾。土耳其担心伊拉克战争和叙利亚危机中美国对伊、叙境内库尔德力量的支持及库尔德力量壮大，对土耳其的库尔德问题产生不利影响，土耳其多次越境进入伊拉克和叙利亚打击库尔德武装。这也构成土耳其叙利亚政策发生转折，转向参与俄罗斯主导（土耳其、伊朗参加）的叙利亚和谈阿斯塔纳机制的原因所在。在巴以冲突问题上，土耳其强烈的反以色列立场，也与美国偏袒以色列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此外，美土在伊朗核问题、东地中海地区油气资源争端问题也存在严重分歧。
第二，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以来，特别2016年土耳其未遂政变后，土耳其国内威权政治强化引发美土在价值观特别是人权领域的矛盾斗争不断加剧。
美国兰德公司的报告《土耳其的民族主义话语：对美土战略伙伴关系和美军的意义》指出，自2008年以来，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系统地加强了文官政府对军队权力的削弱，在军人晋升和任用过程中发挥根本作用，监督对军事人员的清洗，更多地加强对军队指挥和控制部门的法律权力；在2016年未遂政变后，正义与发展党政府通过实施紧急状态，并多次延长到2018年7月，加速大规模镇压和系统清除政府机构内的居伦运动的成员，关闭了居伦运动的民间社会网络，并没收了与该运动及其追随者的公司资产；2017年，通过全民公投使总统制得以实现，2018年6月24日的总统选举使政治权力集中在一个强大的总统和占主导地位的政党手中。埃尔多安将土耳其民族主义作为他的指导意识形态，同时采取措施扩大宗教在公共生活中的作用，使他的对手和大部分支持世俗秩序的人们边缘化。埃尔多安自2003年以来一直领导着国家，他将至少担任总统至2023年，之后仍有资格获得第三次五年任期。
因此，美国国内有观点认为，土耳其已经背离了美国倡导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社会等价值观，走向了专制和集权，更不再是中东和伊斯兰世界的“民主灯塔”，这是美土矛盾加剧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根源。目前土耳其与美国围绕居伦运动领导人的斗争（土耳其要求引渡定居美国的居伦遭美多次拒绝）、美国和西方多次要求土耳其释放其监押的政治犯（包括最近美国等西方十国敦促土方释放被监押的土耳其商人卡瓦拉），都是土美双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矛盾的具体体现。
第三，土耳其购买部署俄罗斯S-400防空导弹系统并由此遭到美国制裁，使得美土两国彻底成为“不同路的盟友”。
2017年土耳其表示购买俄罗斯S-400防空导弹系统的企图时，美国便警告将中止土耳其参与新一代F-35战斗机项目的权利，并威胁对其进行制裁。土耳其则威胁关闭英吉利克（İncirlik）空军基地等军事基地。2020年10月，土耳其在黑海海岸测试S-400防空导弹系统，并成功追踪美式F-16战机；12月14日，美国政府宣布对土耳其实施制裁，以惩罚其采购S-400防空导弹系统。这是美国首次将《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CAATSA）相关条款适用于北约盟友。美国专家指出，美土关系的未来将走向非敌非友，或者说美土已经成为“不同路的盟友”。（详尽论述参见魏敏：《中东变局下美国与土耳其关系变化及前景》，载《当代世界》2021年第3期）
同盟不同路：美土将维持斗争不断却无法割舍的同盟关系
尽管美土矛盾纷争，但由于土耳其特殊的地位以及双方的彼此需要，美土关系或将继续维持斗争不断却无法割舍的同盟关系。
首先，土耳其作为美国的北约盟友，仍具有其他国家无法替代的价值。土耳其联通欧洲、巴尔干、中东、高加索和中亚的战略位置，是任何其他国家都难以取代的；土耳其拥有的北约第二大军事力量，更是北约必须倚重的。
其次，土耳其的军事基地在美国和北约的军事安全体系中发挥着突出作用，而北约对于土耳其安全同样至关重要。美国兰德公司的报告指出，北约联盟在土耳其的国家安全战略和防御体系中仍发挥着核心作用。土耳其仍在积极参与北约联盟的政治机构、综合军事机构及其演习计划，并继续为北约常备军和快速反应部队（NATO Response Force）的行动作出重大贡献。土耳其的英吉利克和科尼亚（Konya）空军基地驻有来自其他北约国家部队，在伊兹密尔（Izmir）驻有北约盟军陆军联合司令部（NATO Allied Land Command）部队，在库吉克（Kürecik）部署着美国雷达预警装置，该雷达是欧洲导弹防御运行系统的一部分。近年来，当地区紧张局势加剧时，土耳其也迅速向美国和其他北约盟友寻求军事支持。
最后，最为美国所忌惮的土俄关系无法走向超越土美关系的同盟关系。在美国专家看来，土俄在叙利亚的外交和军事协调、土耳其购买俄罗斯S-400导弹防御系统是土俄关系发展的切实表现，但双方也存在重大摩擦和分歧。事实也的确如此，土耳其与俄罗斯在许多问题上的合作本质上都是功能性和议题性的合作，双方在包括叙利亚问题的许多地区问题上也存在尖锐矛盾。
通过历史回顾和前景展望，土耳其与美国即使有再多矛盾、纷争和恩怨，也都还没有改变双方盟友关系的性质。土耳其与欧洲、俄罗斯乃至中国等大国力量之间同样既存在合作，也存在纷争。土耳其的角色和命运多被看作是历史宿命，但这并非无法摆脱的历史命运，因为当前土耳其的身份迷失和战略困惑，无疑与埃尔多安及其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的战略选择密切相关。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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