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10日，“全球反恐新态势及对中国的影响——暨‘9·11’事件十五年反思”研讨会在沪举行，中东所所长刘中民教授出席会议并作了题为“当前国际恐怖主义与国际反恐斗争的发展趋势”的发言。9月11日和12日，上海观察网和澎湃新闻网先后报道了刘中民教授及其他与会学者在此次研讨会上的学术观点，全文如下：
学者圆桌 | “9·11”15周年，我们面对怎样的世界
“9·11”事件15周年了，国际反恐出现了哪些新形势新变化？我们的世界是否更安全了？昨天，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危机管理·反恐研究中心与上海社科院西亚北非研究中心举办了“全球反恐新态势及对中国的影响——暨‘9·11’事件十五年反思研讨会”，与会学者的发言，也描绘出当今世界的反恐图景（部分发言摘编如下）。
吴心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所长）：
“9·11”恐怖袭击事件已经过了15年，这15年至少有三个重要的变化。
一是恐怖主义势力变得更加强大。这从“伊斯兰国”(IS）的发展就可以看得出来。当年对美国发动恐怖袭击的，是一个激进组织，而现在，我们要面对的IS，是一个政权，15年前，我们不会想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二是恐怖主义活动的范围更加广泛。亚洲、欧洲和非洲都已经连在一起，特别是近年来欧洲成为恐袭重灾区，这也是以前没有想到的。
三是现在恐怖主义的手段在升级，资源在扩大，社会基础在扩展。
恐怖主义势力的延蔓在升级，也在直接挑战中国的海外利益，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新形势。
傅小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安全与军控所所长兼反恐研究中心主任）：
现在反恐形势总的特点是，IS在全球扩散，国际恐怖极端势力在战乱动荡、地缘复杂的地区盘踞，热点地区的反恐问题更加严峻。
可以说，国际恐怖势力发展出现新的历史阶段。IS现象，实际上也是中东地区政治失衡、经济失衡、社会失秩的极端的病态反应。这种现象也极具传染性与破坏力，特别是对亚非贫困落后、民族宗教复杂的地区冲击特别大。
从恐怖主义力量与结构来看，体现出二元结构——IS控制伊拉克和叙利亚，并向外扩展所谓的“圣战”，并在伊叙以外建立分支，在亚非加盟的团伙有30多个；“9·11”的始作俑者“基地”组织，这些年来其分支也非常活跃。
从范围上来看，与“9·11”时比，现在发生恐怖袭击的国家，或者受灾国要更多更严重。
可以说，IS崛起以后，大致形成五个方面国际共性的安全威胁。一是IS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招兵买马，建立了暴恐政权，成立了国际恐怖主义新的策源地。二是IS 坐地收税，抢夺虐杀，有能力向其他地区的恐怖主义活动提供资金支持和战斗支持。第三，IS的极端意识形态蛊惑力大，吸引了很多外国圣战分子。第四，叙利亚以前是IS恐怖分子的集聚地，现在由集聚转为释放。因为IS 在叙利亚的生存地受到压缩之后，一些集聚到叙利亚的外国恐怖分子出现了从集聚到释放的新阶段，回流到各自母国。第五，IS的全球暴恐网络已经基本形成，欧洲多国本土防线连续被突破。恐怖袭击的方式也在升级换代。
美国反恐政策的变化
张家栋（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危机管理·反恐研究中心主任）：
“9·11”后，美国反恐政策的变化，既有一些宏观变化，也有一些微观变化。
可以说，美国对恐怖主义威胁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变化。
美国人真正关注恐怖威胁是从“9·11”开始，15年过去，华盛顿对恐怖主义威胁的认识也有所调整。我们可以发现，首先是，美国把恐怖主义威胁从一种非传统安全问题慢慢过渡为传统安全问题，变成了一个政府军队等宏观部门的工作，而不仅仅是传统上反恐部门的工作了。
第二个认识的变化，美国原先将恐怖活动视为偶发性的事件，现在则将其视为一种常态性的事件。最近美国的民调显示，绝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恐怖主义的威胁将长期共存。当“9·11”事件爆发的时候，人们主要是震惊这样的事件突然发生，现在则已经是司空见惯的“新常态”了。
第三个认识的变化，是认为恐怖主义是一种可应对的威胁变化到一种不可应对的威胁。过去美国人看待恐怖主义威胁，认为其他国家要么不民主或者社会治理不好，或者是各种能力弱，而美国是有可能应对的，小布什的反恐政策不仅仅是在反恐怖，其实是全球性的战略棋局——应对恐怖主义威胁、扩大美国的战略存在。当时的美国人认为，历史上从来没有进入的区域就是阿富汗和中亚，现在可以借反恐进去，是一个历史性的机遇，可以借机改变中亚改变中东。现在这种认识基本结束，美国也认为这恐怕是一种不可应对不可消除的威胁。
第四个变化，是外源性的威胁过渡到内源性的威胁。“9·11”之前美国也出现过一些恐怖事件，但美国国内的媒体宣传不一定定义为恐怖主义，比如说极右事件。“9·11”事件虽然规模大、伤害大，但对于美国人的信念打击是小的，并没有动摇其对自己的制度文化、社会稳定性的信心。因为恐怖分子来于外部，利用美国本土的安全漏洞才实施了恐怖袭击。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越来越多的美国恐怖事件显露出本土化特征，甚至还有美国的极端分子和恐怖分子，成为国际恐怖组织的核心力量，这就动摇了美国人的政治信心。这种挑战，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族群关系的冲击非常大。某种程度上，美国大选中的特朗普现象也部分是这一转变后果的反映。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反恐政策也发生了变化，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奥巴马任期前期。奥巴马当年的竞选口号就是“改变”，奥巴马的政策，处处都跟他的前任小布什不同：当时美国的反恐政策，有五个特征——一是从全球到局部；二是把小布什的打击一切恐怖主义变成了特定性的打击反美的恐怖主义；三是奥巴马把反恐战争变成一种战役和战术，更多强调运用高科技的、高精尖的、特种战的手段，而不是大规模的军事存在部署，尤其是地面军事部署；四是把反恐逐渐变为反叛乱和国家精神。奥巴马认为阿富汗问题不是恐怖问题而是叛乱问题，与此同时也把反恐怖逐渐变为传统的安全问题，不再视为一个个案问题，而是整体性问题的反映。
第二阶段是奥巴马执政的后期。一开始他很不主张军事力量，最近他似乎又重新回到老路，重新强调军事力量打击恐怖主义，包括进行一些军事行动；第二是重新强调反恐概念；第三个是重新把反恐怖与地缘政治相结合，特别体现在中东战场上与俄罗斯的博弈；第四个是把反恐与解决一系列的军事矛盾和社会矛盾相结合，过去美国人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他们觉得自己的制度很好，没有问题，现在美国也被迫承认这一点了。
但总体来看，美国承担国际反恐责任的能力和意愿都在下降，这一定程度上也造成国际反恐合作群龙无首，世界恐怖主义整体的形势将会继续恶化。
王震（上海社科院副研究员）：
我最近关注的是全球反恐战争的转型问题，全球反恐战争的转型，很重要根源就是美国反恐战争的调整，因为它的政策调整直接联动全球反恐战争的变化，就是全球反恐正在进入新阶段。
美国的调整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我们可见的包括从伊拉克撤军，淡化军事色彩，还有一个层面往往被大家忽视，就是认识的变化，美国对很多问题的看法发生了改变。比如说现在美国提“反恐”提得比较少，更多的是提“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慢慢用这个概念来取代原先的概念。
现在马上就要大选，领导人更替之后美国的反恐政策可能就会调整，调整的幅度会多大，值得关注，因为美国政策调整还会引起一系列变化。
欧洲为何成了重灾区
余建华（上海社科院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
本·拉丹被击毙并不意味着恐怖主义失去滋生的土壤，特别是最近两年，一些欧洲国家的反恐形势给世人的感觉是急剧恶化。
今天的欧洲恐怖袭击危机，已经不同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现在由意识形态而起的恐袭大为减少，比较多的是极右排外型，还有民族分裂主义，但更多的是来自综合极端恐怖袭击，背景与近年来欧洲出现的移民和难民问题相关。
以法国为例，法国是欧洲最庞大的穆斯林移民群体聚居地区，宗教、社会、文化、经济方面的原因，造成这些移民群体沦为社会边缘，特别是移民的后代，这些移民青年文化教育程度低，受歧视受排斥，陷入了失业和贫困、社会阶层固化的恶化循环，加上这些年伴随着欧债危机、经济不振，他们失业率较高、社会福利减少，与主流社会的关系日趋紧张，摩擦冲突不断，这些年由于中东周边动荡，加上难民和非法移民，这些人的社会困境更加凸显，与欧洲社会主流矛盾日趋激烈，因此很容易被极端思想煽动发动恐怖袭击。
现在，欧洲的恐怖袭击还呈现“独狼”化的态势，但“独狼”并不“独”，因为背后有相应的国际背景。欧洲的恐怖袭击，已经不仅仅是与欧债危机、移民难民危机、伊斯兰极端势力猖獗有联系，也说明欧洲国家社会治理和中东政策的失当。深层次上，在欧洲所谓言论和新闻自由的情况下，对伊斯兰文明缺乏相应的尊重，也是今天欧洲遭遇恐怖主义危机的重要的社会文化根源。
而从国际上讲，包括西亚北非的中东明显是全球恐怖主义最严重的策源地、重灾区，中东目前这一轮恐袭高涨期，一方面是伊拉克战争以来美国出于霸权地位考虑，对中东干预政策的后果，还有就是域内外大国出于地缘政治角逐目的，在反恐问题上执行多重标准，在中东新老问题治理上失当，当然处于转型期的中东国家自身的一些问题也是一个因素。
总之，我们可以把今天欧洲和中东反恐面临的严峻局势，视为一种全球化进程中社会治理、国家治理、国际热点治理失当下的产物，所以说反恐需要综合施策，标本兼治，我们对反恐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要有充分的预期。
傅小强：
欧洲连续受到袭击，成为恐怖主义高发地区，有它的特殊原因，简单来讲，一个，把叙利亚利比亚打乱了，这就把恐怖主义的妖魔鬼怪都释放出来了；第二个，是有社会的土壤，法国、英国都面临着穆斯林移民和族群社会的融合问题；第三个原因是很多恐怖分子极端分子从欧洲流入。
王震：
欧洲为什么频频遭遇恐袭，有几个因素，一个是地理上跟中东非常接近，这是绕不开的，再一个就是对恐怖袭击的防范是失衡的，这跟美国相比是短板。还有就是支持美国，包括很多国家都参与了打击IS行动，你打了就会受到报复。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欧洲现在是仅次于中东的第二大极端分子往中东输送的源头。目前欧洲与中东的人员流动是双向的，一方面是中东往欧洲释放大量的难民，另外一方面就是欧洲往中东战场输送大量的“圣战”分子。
南亚、中亚反恐形势堪忧
杜幼康（复旦大学巴基斯坦研究中心主任）：
南亚恐怖主义形势可用“点多、面广、根深”来概括。
点多。“9·11”之前，在南亚地区称得上恐怖组织的屈指可数，但现在比较多。
面广。现在的恐怖组织遍布南亚，而且各个地方都发动了不少恐怖袭击。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孟加拉国是恐怖活动的重灾区。除此之外，马尔代夫近期也将成为IS活动的主要对象或者主要目标国。
根深。南亚地区是21世纪伊斯兰中心运动的两大发源地之一。20世纪伊斯兰圣战运动主战场也是在阿富汗。美国以反恐为由发动阿富汗战争，也引起了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南亚国家的强烈反弹。IS势力在南亚快速蔓延有土壤。
我个人认为南亚地区的反恐形势相当严峻。第一，由于历史和社会等等原因，巴阿边界地区的“基地组织”残余是一大祸患，这块地方一定程度上是南亚和全球范围内发动重大恐怖活动的策源地。而由于印巴争端，两个主要国家在恐怖主义概念上存在重大分歧。
第二，原先的平衡被打破。美国对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投入都在削减，这意味着遏制当地的恐怖势力的力量或者资金、人员都在明显缩水。这种情况下内外的恐怖主义反而是气势比以前更旺盛，再加上新的IS加入。
第三，形不成合力。南亚主要国家不够精诚合作。
李立凡（上海社科院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恐怖主义在中亚，特别是IS在中亚的发展最快，主要是通过思想上的诱惑，重金招募人们去中东作战。此外，该地区大量的极端思想支持者参与了在中东的“圣战”，而且很多中亚人员开始回流。
事实上，在IS的网站上，包括东伊运、东突、中亚圣战者等，有20多个组织表示现在效忠IS。数据显示，截止到2015年9月，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仅哈萨克斯坦就抓获40余名到伊拉克、叙利亚参战的哈萨克斯坦人。
全球恐怖主义的新特点和挑战
刘中民（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
当前全球恐怖主义发展，有几个特点。
第一，危机的复合化。今天的恐怖主义问题越来越多地和一个国家内部的治理问题，一个地区的安全结构问题，以及全球治理、全球安全结构联系在一起。这也使得它与其他危机的密切联动，或者是与其他问题的传导效益，或者是叠加产生的效应，就变得更加复杂。
第二，全球和地区之间的联动性。这种联动我觉得体现在几个流上，第一个就是意识形态流，也就是以IS为核心的国际恐怖主义意识形态的生产者，能够通过目前全球互联网时代的媒体，尤其是在欧亚大陆迅速地传递。还有就是人员招募链，资金供给链，信息传递链，武器采购链，在欧亚大陆尤其是中东，到中亚南亚东南亚形成密切联动或者是也可称之为动荡弧地带，形成从意识形态、人员，到信息、武器的联动带。
第三个问题，意识形态的体系化。如果把“基地”称之为恐怖主义2.0，那么IS就是3.0版。当年的“基地”更多是躲在山洞里，今天的IS则集中了伊斯兰世界的一批在神学上有造诣的宗教人士，把伊斯兰神学服务于他的意识形态构建，远远超过“基地”意识形态的构建。
最后一点，就是准国家化和叛乱组织化。当年的塔利班已经体现出谋求实现治理，IS比他们更进了一步，在社会经济领域，基础设施建设教育提供这些领域已经具备一定国家治理的能力。
来源：上海观察网
反恐15年极端组织在亚非加剧扩散，地缘政治掣肘全球反恐
纽约时间2016年9月11日8点46分，据美国广播公司（ABC）报道，纽约归零地（ground zero）开始了关于“9·11”恐袭的周年纪念活动。15年前，正是在这一时刻，“基地”组织成员驾驶着波音767飞机撞向世贸中心北塔。自此，“9·11”成了美国国土安全与世界反恐的代名词。
“9·11”之后，以反恐为由，美国充当了世界反恐“盟主”、成立联邦国土安全部、发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在“基地”组织日渐式微的情况下转向打击恐怖组织“伊斯兰国（IS）”，一系列师出有名的行动却引发外界“越反越恐”的质疑。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余建华指出，与2012年相比，2015年全球恐怖袭击数量增加74%，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了195%，这几年进入到恐怖事件猖獗抬头、疯狂扩张期。
而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显示，比起“9·11”恐怖袭击刚刚发生的2001年，如今有更多的美国成年人认为恐怖主义的威胁在加剧，有1/3的调查人群认为美国在面临恐怖主义威胁方面，形势并没有好转。
围绕这样的世界反恐趋势、带着这样的质疑，全球反恐新态势及对中国的影响——暨“9·11”事件十五周年反思研讨会于9月10日在上海召开，该研讨会由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危机管理·反恐研究中心与上海社科院西亚北非研究中心共同主办，反恐问题学术领域专家与反恐实务部门专家会聚一堂，就当前世界反恐大势及其突出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
极端组织加剧扩散
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安全与军控所所长兼反恐研究中心主任傅小强看来，极端组织在各方联合清剿下仍加剧扩散。
以IS为例，它除了控制伊拉克和叙利亚的部分地区，目前还在伊叙两国以外建立了12个分支，其在亚非的加盟团伙有30多个。另外，作为“9·11”事件的始作俑者，虽然自2010年本·拉登被击毙以来，“基地”组织比起以前较少被提及，但它本身及其分支的情况更为复杂。以目前叙利亚局势为观察点，眼看IS有进入残局之势，但“征服阵线”的问题又浮出水面。与此同时，IS、“基地”组织一明一暗、各自牵头，两者虽然目的有所差异，但具体到争夺政权、基层骨干联手作案方面，这两个组织又有共性、甚至还有合作的情况。
从活动范围上来看，与“9·11”时代相比，近年来欧洲多国连续受到恐怖袭击；逊尼派穆斯林相对聚居的车臣、克什米尔地区，伊斯兰教影响较大、教俗矛盾突出的积贫积弱东西北非地区都成为恐怖主义日趋频繁的活动范围。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巴基斯坦研究中心主任杜幼康指出：“9·11”之前，在南亚地区称得上恐怖组织的团体可以说是屈指可数，现在恐怖组织却遍布南亚，单就IS而言，它现在在巴基斯坦、阿富汗、印度、孟加拉国，甚至是马尔代夫，都有不同程度的活动，而且在各个地方都发动不少恐怖袭击。如果这些恐怖主义活动再与本地区固有的民族矛盾、国家矛盾——比如印巴矛盾交织在一起，这一地区的反恐形势就将很不乐观。
7月23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发生一起自杀式爆炸袭击，造成300余人伤亡。多家中外媒体指出，这是15年来阿富汗所遇伤亡最惨重的袭击。IS随后宣称为这起袭击负责，这也是这一极端组织首次在喀布尔发动恐怖袭击。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刘中民综合评述恐怖主义组织结构和活动趋势时这样说：以IS为核心的国际恐怖主义意识形态的生产者能够通过全球互联网使得极端思想广泛传播，并在欧亚大陆形成人员招募链条、资金供给链条、信息传递链条、武器采购链条的联动带。
刘中民表示，IS的构成并非乌合之众，对比起当年的“基地”组织，今天IS“首都”拉卡集中了一帮颇有造诣的神学学者，把伊斯兰神学服务于IS的意识形态构建。
恐怖主义蔓延下的欧美社会矛盾
《查理周刊》恐袭、巴黎恐袭、布鲁塞尔恐袭、尼斯海滩恐袭……接续发生在欧洲的恐怖袭击事件让人们发出这样的疑问：欧洲怎么了？
对此，余建华评论道，欧洲特别是西欧从总体的恐怖袭击次数和伤亡情况来看，受到的攻击是有限的。“但欧洲平时给人经济发达、社会安宁的印象，特别是（接二连三恐袭事件）对于这些国家和国际社会在政治外交方面的强烈冲击，以及媒体集中报道的放大效应，使得这些地方被看作西方社会遭到恐袭最严重的地区，也被看作今天国际社会恐袭作用的重灾区。”
余建华进一步指出，综观现代恐怖主义浪潮，其实从1968年到1997年，欧洲才是全球恐怖主义活动的中心、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第一爆发区，超过中东和拉美，这是由于当时欧洲受到美苏冷战时期极左极右社会意识形态、民族分裂运动以及中东地区冲击的综合因素影响。但今天发生在欧洲的恐袭已与以往不同，恐袭频率明显降低，意识形态的作用也在淡化，反倒是欧洲极右排外势力的作用在凸显，这与欧洲的移民、难民危机有关。
比如法国是欧洲穆斯林移民数量最庞大的国家，但移民融入问题，欧债危机、经济不振使得这些移民与主流社会的矛盾进一步加深。“独狼”式的袭击方式就是这一因素的产物，这也使得这些地区的社会治理问题、主流舆论对伊斯兰文化的尊重与否引发关注，这一现象可引发全球化进程中对国家社会治理和国际热点问题治理的反思，国际反恐因而也需要综合施策、标本兼治。
在复旦大学“一带一路”联合研究中心主任、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张家栋看来，当今发生在美国的一些恐袭事件在一定程度上也与欧洲类似——现在美国许多恐袭是由本土的极端分子或恐怖分子实施的，这些人未必是移民，但也成为了国际恐怖组织的核心的力量，比如像安瓦尔·奥拉基这样的人物——这对美国政治社会文化的冲击极大。
今年6月在奥兰多制造出美国历史上最大枪击案的嫌犯奥马尔·马丁就属于这一类人群。马丁为阿富汗裔美国人，作案前在与美国911应急电话的对话中称自己“对IS效忠”，IS在事后也认领了这次恐袭。然而，至今为止也没有证据显示IS直接参与策划此次袭击或是为该嫌犯提供过支持。
对于这样一种现象，张家栋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解释道，IS成员的界限并不清晰，IS也认可广义范围的成员，这些人虽未经正式培训，但IS对这些人是持默认态度的。
“越反越恐”？
对于“越反越恐”这一观点，张家栋提出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待这个问题。
张家栋指出，美国人真正关注恐怖主义威胁从“9·11”开始，15年过去他们的认识也调整得非常多。奥巴马政府的反恐措施从只打击反美恐怖主义、军事收缩到参与军事打击、强调反恐概念，将反恐与地缘政治结合与俄罗斯博弈。
张家栋对澎湃新闻指出，各国联合行动的障碍固然使得世界恐怖主义整的形势将会继续恶化，但纵观历史发展的整个趋势，冲突、动荡与和平、安稳是交替出现的。二战之后，大国间的关系相对稳定，大的战争打不起来，取而代之的是小规模的战争和包括恐怖主义在内的冲突。民族主义、极左思想、恐怖主义都曾在历史上经历过几次轮替，但总是有退潮的时候。
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所宗教学研究室主任邱文平告诉澎湃新闻，还是要回到“文明冲突”问题上来，历经数次社会革命的欧美完成了政教分离，但伊斯兰世界并没有。经历“颜色革命”的中东仍旧动荡不安，如同一盘散沙，出现了宗教回潮的现象，目前经济崩溃、人口剧增、社会矛盾突出，面对域外大国势力的插手，面对以基督教文明为代表的西方展开的意识形态的争夺，势必抵抗。
有“文化基督徒”的概念，或许还可以确立“文化穆斯林”的概念，在不同意识形态世界搭建世俗文化、世俗文明的桥梁，或许更行之有效。
傅小强也认为，地缘政治因素掣肘全球反恐行动。虽然国际社会在打击IS问题上的共识在增加，但对IS对各自的威胁认识程度不同，导致了很难形成同仇敌忾的共举，美国、欧盟、俄罗斯和中国形成的是志愿者联盟，如同“九龙治水”，实际上很难协调一致达到整体效益。
“9·11 ”之后，虽然美国以“盟主”的身份引领了全世界反恐联盟的形成，但现在，美国认为本国所面临威胁不如欧洲，国内安全形势基本可控。较之“9·11 ”时期，美国对待反恐问题更强调国内驻防线。总体来说，美国的反恐政策在收缩、淡化军事；而在欧洲，反恐力量不足、内外反恐压力加剧成为欧洲必须面对的现实；俄罗斯反恐主要是在撬动地缘战，跟美国做一些交易，在具体打击恐怖主义方面很难有很大收效。
在跨国反恐合作方面，具体到哪个组织该打哪个组织该防，就牵扯到复杂的考验。关于这一点，从土耳其在叙利亚北部的反恐行动就看得出来，土耳其更多是借着反恐的名义，来打击对它有威胁的库尔德人。
不过与此同时傅小强对澎湃新闻指出，在反恐问题上大国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并不完全对立，大国间也是有共识存在的，比如在刚刚结束的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上中美在反恐问题上达成的一些共识。
G20杭州峰会中美达成35项共识，在反恐方面，中美双方均认为恐怖主义对国际和地区稳定与安全的威胁进一步上升，中美加强反恐领域合作的必要性、紧迫性增强。中美双方同意本着相互尊重、平等合作原则，加强在反恐情报信息交流、打击网络恐怖主义、防范外国恐怖作战分子跨境流窜、反恐怖融资、去极端化等具体领域务实合作。在反恐合作方面，美方根据美13224号行政令将“东伊运”重新列为恐怖组织并支持将该组织列入联合国1267委员会综合制裁清单，中方对此表示赞赏。
来源：澎湃新闻网
